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十五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并坚持发扬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作风。”的确，从党的诞生开始，中国共产党在作风建设方面，就有着较高的起点，而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在这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 1920年初，陈独秀在上海开始对工人群众进行革命启蒙教育，他主张创办工人刊物，并把上海作为工人运动的基地和建党的中心。他认为“上海工商业都很发达，新文化运动将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到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把劳动者当作同类的‘人’看待，不要当作机器、牛、马、奴隶看待。”陈独秀对上海原有的中华工业协会、中华总工会等团体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些工会是由“小政客发起的”，办工会的人“总是穿长衣的先生们多，穿短衣的工人很少很少”。这些团体大都为资本家、工头或政客所把持，不是真正的工人团体。因此，陈独秀着手筹办工人刊物《劳动界》、《伙友》（周刊），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真正的工会。他将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六号编辑成《劳动节纪念号》，有孙中山等16人的题字，其中有9人是名不见经传的劳苦工人。如怡和纱厂绒毯车间工人武毓源的题字是：“不劳动者人类之公敌也”。植树工人刘朗山的题字是：“黜逐强权劳动自治”。先施大菜间工人王澄波的题字是：“不劳动者口中之道德神圣皆伪也”。怡和纱厂工人周传勋的题字是：“不自食其力者社会之绝物也”。等等。除工人题字外，还刊登了33幅工人劳动状况的照片。这期刊物对国内劳动状况调查的文章，约占全部篇幅的三分之二。4月2日，陈独秀出席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作了题为《劳动者的觉悟》的演说。他指出，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他们是社会的“台柱子”，“因为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是没有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存在。”陈独秀还亲自指导筹备“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这是上海工人第一次大规模地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 李大钊同样强调密切联系群众。他反复教育大家：“不要脱离群众”，“只有深入群众才能领导群众，只有不脱离群众才能指挥群众。”在同反动军阀政府的斗争中，李大钊总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1926年3月18日，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纠集英、美、法等八国以最后通牒方式向中国挑衅，李大钊领导10多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示威大会。李大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号召大家“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他充满激情的演说教育了广大群众，一致通过了驳回最后通牒以及驱逐八国公使等决议。随后2000多人的请愿团再次向政府请愿。反动军警用子弹、刺刀和大刀对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了大屠杀。当天，死伤240多人，李大钊也受了伤。但他沉着果断地指挥和掩护群众撤退，在敌人的枪声响了30分钟后，李大钊才同最后一批群众撤离。1926年3月18日这一天，被鲁迅称为“最黑暗的一天”。 正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密切联系群众，同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才使得初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群众中生根、开花，迅速发展壮大。 二 陈独秀、李大钊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应当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陈独秀、李大钊都因故未能出席。“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纲提出：“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坚决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断绝一切联系”。陈独秀从广州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后，学习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结合中国国情，于1922年6月15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分析了中国的现状和社会性质，他明确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处于受压迫的地位，军阀和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是中国现阶段的革命对象。他分析了国内民主派的力量，指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他还提出：“在无产阶级未能取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陈独秀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的基本原则，为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作好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在1922年7月16日到23日的“二大”上，陈独秀等人起草的大会宣言，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方针。这个民主革命纲领，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各阶层群众的战斗旗帜，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当时的革命斗争起到了极大的指导作用。 在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方面，陈独秀、李大钊同样为全党作出了表率。 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作了自我批评：“陈独秀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他很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与此同时，他对中央委员会和个别中央委员也作了批评。 李大钊也是开展自我批评的楷模。1922年5月，胡适起草了《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了好人政府主义，主张不分党派，由全国所公认的好人，建立一个“好人政府”，作为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要求。他还提出了具体的政治主张：即南北议和、尊重国会、制定宪法、废督裁兵、整顿官制、改革选举制度、财政公开等。这个政治主张完全是充满书生气的空想，在当时的中国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胡适首先同李大钊商量，李大钊认为这是当时混乱局势中一种差强人意的办法，于是同意担任《我们的政治主张》的提议人。而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讨论此事时，一致认为，“好人政府”的主张会阻碍革命思潮发展，将群众引入改良幻想的歧途。为了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态度，陈独秀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反对“好人政府”的主张，批评一切改良妥协的倾向。李大钊得知中央的主张后，经过深入思考，认为中央的主张是正确而合时的，立即作了自我批评，并把《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的印刷品分送给主张“好人政府”的朋友，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取得了大家的谅解。在李大钊的带领下，北京全体党员会议通过决议，批评了“好人政府”，一致拥护中共中央的立场。 三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也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根本目的。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直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虽然还不是执政党，但是由于国共合作，一些党员在国民党地方党部和地方政府中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有了一定的权力，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针对党内的不良倾向，1926年8月4日，陈独秀亲自签发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反腐败文件：《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这份文件指出：五卅运动以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的党乘着革命的高潮，有突飞的发展，这自然是一件可喜的现象。但同时投机腐败分子之混入，也恐是一件难免的事，尤其在比较接近政权的地方或政治、军事工作较发展的地方，更易有此现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特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很坚决地清洗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奋斗，才能坚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中共中央特别训令各级党部：“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望各级党部于接此信后，立即执行，并将结果具报中央局，是为至要。”为了捍卫党的纯洁性，陈独秀同腐败分子进行了坚决斗争，决不姑息，决不包庇。1926年12月2日，陈独秀发出《中央局给江西地方信》，要求“严厉取缔党中机会主义做官热的倾向”，指出几个热衷于当官的江西同志“之腐败堕落，充分表现机会主义的倾向”。强调：“当立即限期命令他辞职，如果过期不理立即登报公开开除。还有不服从党的命令而自由猎官猎高位的人，亦须严重警告，不听即断然公开开除。”陈独秀代表党中央采取的严厉措施，保证了党的纯洁性，同非无产阶级政党划清了界限。 在坚决反腐败的同时，李大钊、陈独秀以身作则，过着清贫的生活。 李大钊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收入不菲。但他把大部分工资用于党的事业，用于接济他人，以致使他的家庭常有断炊之虞。为了避免这种窘境，发薪水时他不得不预先扣下一部分交给妻子。李大钊“生时仅可供家食，殁后则一贫如洗，棺椁衣衾，皆为友助”，确实是艰苦奋斗的光辉榜样。 为了一心一意搞革命，陈独秀放弃了大学教授的优厚待遇，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全身心地扑在革命事业上。他的生活十分清苦，妻子多病，还要抚养孩子，经济拮据，全家的生活主要依靠《独秀文存》的版税收入勉强维持，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亚东图书馆的老板汪孟邹知道他的生活很苦，对别人说：陈独秀“真是一个硬汉，他从来不开口要钱。我看见他坐的时间长了，总要问他一句：‘要一点钱罢？’他点点头。他拿了一元、两元，再坐一会儿，回去了”。据汪原放回忆，每次陈独秀到亚东图书馆，汪原放的母亲或婶母总要煮面条或炒蛋炒饭给陈独秀吃。汪原放说：“我的母亲、婶母常说，他苦呵！没有什么好的吃呵！一碗面，他总觉得是很好吃的！” 四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充分发扬民主，维护集中统一，是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环节。陈独秀在建立党的民主集中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担任中共中央负责人后，明确主张：“中国共产党不采取党魁制，如孙中山先生之任国民党总理那样，而采取民主的委员制，从委员中推选一个书记来负联络之责，其他委员分担宣传、组织等各方面的工作，权力不应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他强调委员制适合中国国情，指出，设立书记，遇事公决，不仅可以确立党的民主生活，而且可以杜绝个人独裁以及官僚式的流弊。由于陈独秀有较高的威望，开会时，大家十分尊重他的意见。陈独秀早有察觉，绝不把自己凌驾于党的组织之上。在1924年5月的中央扩大会议上，陈独秀明确表示：如果中央的政策多取决于他的意见，难免会发生偏差，因此要求会议给予纠正。他注意调动每个党员的积极性，鼓励大家发表不同意见，不搞一言堂。他起草的中央文件，总是请所有同志提出修改意见，注意集中大家的智慧，这种做法已经成为党的优良传统。 李大钊的民主作风，也受到党员们的一致好评。罗章龙回忆李大钊说：“他在工作中，以身作则，贯彻党内民主，实行集体领导。他坚持原则，服从中央，根绝派性，排除宗派思想。在他带领下，北方区组织长期稳定，团结一致，发扬正气，严斥奸佞，形成了一整套有关合理使用干部的人事制度，使北方区委成为一个艰苦朴素、忠心革命，既是指导北方地区各项活动的运筹帷幄的决策机关，又是一个执行决议的坚强战斗集体。”“守常同志谦虚谨慎，作风民主，很尊重群众的意见……使用干部，大胆放手，对同志十分信任……在教育党员方面，守常总是主张革命原则，一秉大公至正，主张团结，既不损害同志，也不放松批评……” 包惠僧回忆李大钊时写道：他在我们同志中，年龄最长，地位最高，所以我们在工作中遇着困难就去找他，他没有哪一次不是热情地接待我们的。他对同志们的意见总是虚心听取，慎重考虑。他从没有因为自己的工作忙，把区党委给他的工作任务推出来或者压下去。 （责任编辑 林 耀） 来源：《炎黄春秋》2002年第1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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