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5年10月10日，“五卅”过去几个月了，胡适从武汉讲演后，回到北京，旋又南下上海。三天后，上海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在日记中记道：“晚八时，仲翁来，……听见适之兄到了，非常高兴欢喜，坐谈了很久，约定明天午后四时和适之兄会谈。”第二天下午四点，胡适到了，陈独秀晚了一小时才来。两位老朋友见了面自然欣喜，但，汪原放日记记得清楚：“他们各有各的见解，各有各的意见。”到底是什么样的见解和意见呢？还是前些年的“问题与主义”。“仲翁当然重‘主义’，适兄仍旧重‘问题’”，汪本人呢？“我不响，但赞成仲翁。” 在汪氏的回忆中，到了1925年的11月，胡适和陈独秀的意见更见分歧。 一天下午，仲翁来了，和适之兄大谈。我和大哥也在听。 谈着，谈着，仲翁道：“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 适之兄生气了，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拿起司的克来，在地板上连连的笃了几下，说：“仲甫，你坐罢，我要出去有事哩。”一面只管下楼出去了。 仲翁坐了一会儿，一句话也没说，脸上有几分气恼。后来说：“我再来。”也去了。 这个场面的胡适很传神，也不多见。胡适留给人们的印象总是温和理性且矜持，至少陈胡冲突中的胡适不是这样。倒是易于激怒的陈独秀令人意外，他没有发作，只是生闷气。对比他年小且又是亲自介绍进北大的胡适，陈独秀看来比较容忍。 第二天，我的大叔知道了（笔者注：指汪孟邹，亚东图书馆的创办人），对着适之兄说：“适之，你怎么连帝国主义也不承认呢？不对吧？”适之兄放下脸来，一把扯着我大叔的袖子，连连扯了几下，说：“孟邹，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又穿上马褂只管出去了。 这是一个让胡适颇为激动的词：帝国主义。在这个词面前，胡适好像冷静不下来。不过，如果从以上引文仅涉及的四个人来看，在对帝国主义的不同态度上，比例是3:1，胡适是孤立的。这个孤立，可视为胡适在那个时代的处境。 1920年代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时代，刚刚过去的“五卅”，鼓荡起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热潮。当时，正在奉行合作的两个政党，老牌的国民党和年幼的共产党，联手推进“国民革命”，其首要任务，就是反帝。1923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出指示，第三条就是：“……要坚持我们早先采取的立场，即‘中国的中心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国内封建走狗的国民革命’。”作为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时代精神，胡适是自觉游离于它之外的。还是1922年，胡适在《努力》上发表《国际的中国》，就表明他和这种意识形态格格不入。 严格地说，胡适并非不承认帝国主义（在上海和陈独秀的争执不妨视为胡适的率性），如果我们返观胡适那个时期的文字，他没有避讳帝国主义这个词，他反对的其实是，反对当时的舆论形势把反帝视为时代任务的中心。也就是说，外交问题不是当时的首要，首要是自己的内政。针对当时流行的“弱国无外交”，胡适则指出“内乱之国无外交”。因为“外交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和内政有密切关系的”，“四分五裂的中国，破产的财政，疯狂秽污的政治，九个月换五个外交总长的外交，秽德彰闻的国会”，是没有外交可言的，同时也“是外交失败的最大原因”。 胡适的话指的是1923年的3月25日，这一天，上海举行反日大游行，参加者有160个团体，人数达五万。次日，北京大雨，大雨淋漓中，也举行了有几千人参加的大游行。这样的连锁大游行，显然不是自发，而是政治组织的。对此，胡适在《努力》“这一周”中以《外交与内政》为题，表示了自己的反对：“果然一个不爱管政治的民族，一听得外交问题，也都感奋兴起了！”然而，胡适的态度是“我们对于这种热情的表示，不但不发生乐观，只能发生感喟。”“我们老实承认，我们对于今日外交问题，实在鼓不起热心来作激昂慷慨的鼓吹。我们只希望国人从这种失败的外交状况上格外感觉早早澄清内政的迫切。” 胡适为什么在反帝上“鼓不起热心”？难道帝国主义不是一个事实的存在？ 是的，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自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显然是一个事实上的存在，即使到了1920年代，帝国主义依然是那个时代的问题。但，不得不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就1920年代言，经过八十年的流变，因帝国主义而造成的侵略危机不是更严重了，而是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化。 帝国主义，基于它的政治主张或实践，主要是通过夺取他国领土来建立自己的经济、政治霸权。这种侵略危机自1840年始，至1900年的八国联军，已经基本告一段落。随后签署的《辛丑条约》，不排除其中俄国、日本对中国的领土要求，但由于该条约由美英主导，它们注重的是商业利益和“门户开放”。因此，条约最终只是提出巨额赔款，并没有割地诉求。就赔款言，1908年，美国决定退还多收的庚子赔款，并明确希望以庚款兴学，清政府响应，遂有了后来的清华学堂乃至清华大学。1922年12月1日，英政府通知中国政府，表示从即日起，中国应付英国的庚款，英政府准备用于中英两国互有利益的用途上（以后亦主要用于教育）。除了不平等的条约依然存在，整个国际形势对中国来说，应当不坏。 1900至1922年，唯一出现领土危机的是1915年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向德国宣战，并出兵占领属于德国势力范围的山东半岛。随后，便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试图把德国在中国的权益转到自己名下。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结果“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让予日本。五四运动即因此而起。当然，中国不是“巴黎和会”唯一的失败者，失败的同时还有美国总统威尔逊，因为他没有兑现事前他对中国的承诺（这就导致了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对他的失望，并把希望转向了列宁）。然而，转机在于，1921年11月11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中国九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国际会议（史称“华盛顿会议”），其中议程之一，便是太平洋和远东问题。按照胡适对这个会议的评价：“这个会议确不是为替中国伸冤而召集的，然而中国的国民外交和美国的舆论竟能使华盛顿会议变成一个援助中国解决一部分中、日问题的机会。”这个机会给中国带来的益处是什么呢？不妨看看国民政府时代的两个蒋博士的回忆。一个蒋博士是当时还在美国留学的蒋廷黻，他有机会随同中国代表与会，从而目睹了一些会议上的情形，这是他对会议的表述： 我敢说，中国代表在华盛顿会议中所表现的非常杰出。在恢复主权方面，也略有进展。例如：在关税方面，中国虽未能恢复关税自主权，但列强却同意中国可以适度的调整税率。华盛顿会议同意中国于改善法院和司法行政后，列强考虑废除领事裁判权。还有，山东由日本交还中国。 蒋博士虽然不满威尔逊的承诺并未在华盛顿会议中得到根本兑现，但他还是做出了这样的结论： 尽管中国在关税、租界、治外法权等方面收获不大，但在恢复主权方面，华盛顿会议却是重要的一步。 另一个蒋博士是北大代校长蒋梦麟，这次他受国民党的支持，以非官方观察员的身份列席了“华盛顿会议”。蒋梦麟说： 美国因为不愿卷入欧洲纷扰的漩涡，已经从多事的欧陆撤退而召开华盛顿会议；九国公约就是在这次会议中签订的。此项公约取代了英日同盟，所谓山东问题，经过会外磋商后，亦告解决，日本对华的二十一条要求终于静悄悄地被放进坟墓。巴黎和会中曾决定把青岛赠送给日本，所谓山东问题就是因此而起的。 和胡适对这次会议的看法有所不同，蒋还说： 巴黎和会的决定使同情中国的美国政界人士也大伤脑筋，终至演化为棘手的政治问题。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以打抱不平自任，承诺为中国伸雪因凡尔赛和约而遭受的冤枉。因此，美国固然从欧洲脱身，却又卷入了太平洋的旋涡。二十年后的珍珠港事变即种因于此。 1922年2月4日，中国和日本在华盛顿签订了《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其附约。条约规定，日本将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将该地全部开为商埠；原驻青岛、胶济铁路及其支线的日军应立即撤退；青岛海关归还中国；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归还中国等。附约中规定了对日本人和外国侨民的许多特殊权利，但是中国通过该条约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 也就是说，1919年五四运动，北大学生一边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一边高呼“收回青岛”，“还我山东权利”。所有这些，如果无果于“巴黎和会”，那么这次却在美国主持的“华盛顿会议”中有了果。这样的结果，不得不承认，美国从中出了力。美国哪怕是有它自己的利益考量，比如要压住日本，不能让它在太平洋和中国的势力坐大；但，客观上，美国的做法有利于中国；同时，这里还不能排除美国本身（尤其是民间）对中国的同情。所以，在《国际的中国》中，胡适接着上文说：“会议的结果虽未必能完全满足我们的希望，但我们稍知当时情形的人，都该承认当日热心援助中国代表团的许多学者，舆论家，并不是替‘资本帝国主义’做走狗的。”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国内的反帝运动如火如荼。其反帝所指，首先就是美、英（包括日）。陈独秀1922年10月4日写《请看国际帝国主义怎样宰制中东路》，这个“国际帝国主义”的具体对象就是“英美帝国主义”。同一天，陈独秀另有一文，题目是《议员学者跑到美国帝国主义家里讨论宪法问题吗？》，批评北京的议员林宗孟和非议员胡适等到美国前公使芮恩施家中谈宪法。陈独秀敬告这些议员学者，“不要上美国帝国主义的当，”“不要于不知不觉中引导一部分人民或青年学子去亲美国帝国主义才好”，而且直接把前此结束的华盛顿会议称之为“宰割中国的华盛顿会议”。 今天读胡适的《国际的中国》，简直就是一篇“开放的中国”，它比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几乎提前了一个甲子。文章缘起于陈独秀在告全国宣言中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基本判断，在他们所作出的判断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目标：一是民主主义的革命，一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胡适赞成第一项，反对第二项。他说：“我们并不想替外国的‘资本帝国主义’作辩护……我们要知道：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与统一。”胡适这样阐释此问题： 投资者的心理，大多数是希望投资所在之国享有安宁与统一的。欧战以前，美国铁路的股票大多数在英国资本家的手里。这种投资，双方面全受利益；英国也不用顾虑投资的危险，美国也决不愁英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样的国际投资是不会发生国际问题的，因为这种投资就和国内的投资一样。国际投资所以发生问题，正因为投资所在之国不和平，无治安，不能保障投资者的利益与安全，故近人说，墨西哥，中国，波斯，近东诸国，可叫做“外交上的孤注，国际上的乱源”。 在胡适看来，投资国要想被投资国和平与治安，只有两条路，一是征服统治他们，一是让本国人民早日做到和平与统一。胡适承认，十年以前（即辛亥以前）列强对中国是想走第一条路。而现在，经过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老实说，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所以我们现在尽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国际侵略的恶梦。最要紧的是同心协力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我们觉得民主主义的革命成功之后，政治上了轨道，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有一大部分可以自然解除了。” 可以看出胡适在那个时代的基本思路。国际帝国主义基本不在他的视野内，他唯一关注的是国内政治。退一步，国际问题即使存在，但“攘外必先安内”，内的问题不解决，外才成为“外患”。 胡陈就中国问题的判断如此大相径庭，但，可以指出，在那个时代，舆论优势不在胡适方而在陈独秀方。即使把当时的问题放在今天，估计支持陈独秀的要远大于认同胡适的。帝国主义是中国20世纪的梦魇，1840—1900，已经构成国人难以擦抹的民族记忆。直到21世纪的今天，这个记忆的裂口依然如此深大。胡适上面那句话放在今天依然生效，这几年来，只要一碰到外交问题，这个民族马上就“感奋兴起”。 二 “帝国主义”一词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力量？ 作为一种话语，帝国主义不自本土而自苏俄。它一旦进入本土，就为当时两大政党所共奉。这两大政党都具有群众动员的性质，经由其广泛宣传，这一词汇登堂入室，一直深入到国人的头脑与血液，以迄于今。 1921年下半年，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接到共产国际的通知，派代表参加苏联举行的远东被压迫民族国际大会。中共派出的代表是张国焘，不妨看看他自己的记述：“马林曾正式通知我说，共产国际召集远东被压迫民族大会……反对列强的华盛顿会议；定于华盛顿会议举行之前一天（即十一月十一日）在伊尔库茨克举行（笔者注：实际是同一天。但，此会后来展期，地点亦改在莫斯科）。”这次会议的意义，与会后的张国焘表述得很清楚： 单就中国革命运动来说，它的影响确是相当重大的。最主要之点是：这次会议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商讨中，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换句话说，反帝国主义被视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 任务既明，便进入宣传鼓动。还是张国焘的叙述： 其他代表们回国以后，对反帝国主义这一点意见是一致的。当时一般中国人还不知帝国主义为何物，甚至像胡适这样著名学者也还认为反帝国主义是海外奇谈。后来经过中共的宣传和出席这次会议代表们的多方介绍，“反帝国主义”这个名词，不久就成为人所共知。不管后来中国革命起了一些什么变化，但这把“反帝国主义”的火，放得确实不小，它烧遍了中国，也蔓延到了东方各地。 插：张国焘回国后，向陈独秀们作了汇报，后者“欣然接受”，便发布了一个有关时局的主张和宣言。也正是这份宣言，导致胡适写出了《国际的中国》。张国焘的记忆真好！他说胡适指反帝为“海外奇谈”，这也正是胡适在该文中的措辞，只是误了一个字。胡适原本是说这份宣言对形势的观察“很像乡下人谈海外奇闻”。 “莫斯科会议”是和“华盛顿会议”对着干的，甚至连日期都要提前抢一天。这是20世纪美苏对立在国际擂台上的第一次表现。当“华盛顿会议”客观上作出了对中国有利的某些议决时，中国本土却掀起了反帝反美的声浪。当然，必须指出，“反帝国主义”像冬天里的一把火，执火者是中国人，点火者却是苏联。这次反华盛顿的会议，国民党也派代表（张秋白）参加。以上张国焘说反帝是由“出席这次会议代表们的多方介绍”，这个“们”其中就包括国民党。当时，苏联的策略是同时伸出两只手，一只手拉住年轻的张国焘们，另一只手则伸向势力更大的国民党。它甚至能够把反帝内容直接贯彻到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党纲中。比如，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一条是民族主义，这一条过去是排满。但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却按照苏联的意图作了新解释。当时人在中国的加拉罕就国民党一大致信苏联领导人，谈及民族主义时，说：“那里民族主义是按照共产国际的声明的精神解释的，而且还发挥了关于民族斗争的两个方面的意思，即一方面是同压制中国民族独立的帝国主义的斗争，另一方面是通过赋予中国境内各民族以自决权的办法实现各民族的解放。”这“两个方面”导致的直接结果，一是中华民族举国反帝即反美，另一是蒙古从中国国土上分离出去，然而这正是苏联的意图。对此，加拉罕志得意满：“我现在要强调的是，正是国民党处于我们的影响之下，正是国民党对我们的威望充满尊敬和崇拜，正是这个党，它如此驯服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 于是，国民党自一大始，出现了有史以来的捩转：反帝。有学者研究国民党一大时指出：“如此明确的反帝主张，在孙先生是第一次。”虽然反帝就是反美，“但是在十几天以前，孙先生刚刚与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做了既强硬又仍然抱着希望的谈话，这谈话，据鲍罗廷笔记，是很不高兴的。”鲍不高兴的原因，是国民党在美苏之间依违不定，还对美国抱存希望。当然，在苏联经援和军援的重诺下，孙中山对美国的希望最终破灭。还是这个鲍罗廷，在他后来向国内所作的《关于国民党》的汇报书中，明确指出：“在孙逸仙的脑子里对日本的幻想根深蒂固，他早就有建立中、日、苏俄联盟的思想。为此他经常说，必须使日本同英国疏远，日本与美国已经决裂，现在只剩下英国了。” 在陈独秀和孙中山联手打造中国大地上的反帝热潮时，胡适的《国际的中国》当然不合时宜，或者说，是时宜不合他。然而，在他和时宜之间，谁更多地拥有历史正确，这在今天都未必不是一道难题。不过，就当时而言，如果胡适仅仅代表他自己，那么，无论陈独秀还是孙中山，其力量都远远不是一个人。因此，正如上文所说，这样一个比例，不仅决定了那个时代的走向，也决定了胡适在那个时代的处境。 然而，胡适的主张还是引起了一定的关注，文章发表三个月后，在越飞写给国内的绝密信中，似乎可以看到他对胡适的某种回应：“世界帝国主义始终企图利用一切有利时机来更加残酷地奴役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近来甚嚣尘上的关于使中国‘国际化’和‘对中国财政进行国际监督’的议论不可能是完全偶然的。”其中“国际化”和财政在胡文的论述中都有所涉及。胡适的“国际化”在陈独秀那里直接就是“国际帝国主义”。针对陈文对国际帝国主义的七条控诉（包括东交民巷公使团问题、领事裁判权问题、外币流通问题、财政权操于总税务司问题、关税问题等），胡适在文章最后做了这样的回答： 这七项都是和国内政治问题有密切关系的。政治纷乱的时候，全国陷入无政府的时候，或者政权在武人奸人的手里的时候，人民只觉得租界与东交民巷是福地，外币是金不换的货币，总税务司是神人，海关邮政权在外人手里是中国的幸事！至于关税制度，国内无数的商人小百姓困压在那万恶的厘金制度之下，眼看一只江西瓷碗运到北京时成本不能不十倍二十倍于远从欧洲、日本来的瓷碗；他们埋怨的对象自然不是什么国际帝国主义而是那些卡员扦子手了。所以我们很诚恳的奉劝我们的朋友们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帝国主义的问题。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先决问题。 概言之，请民族主义让位于民主主义，用民主制度解决民族问题，这就是《国际的中国》一文最基本的思想表述。 胡适虽然反对陈独秀的反帝，但他并不会知道中国的反帝背后有一只苏联的手。那么，苏联为什么热衷于中国的反帝？这个问题，别说当时反帝的陈独秀孙中山不知道，也别说“反反帝”的胡适不知道，就是今天的我们，欲知其见不得人的秘密，也得等到1990年代苏联解体后原苏共中央大量档案的解密与开放。 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联在西方世界的地位极为孤立，它受到美英诸国的打压，因此它的头号敌人，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协约国。在苏联向西欧扩张的意图失败后，它把目光转向了东方，它需要把东方国家拉入自己的阵营，以改变自己在全世界的孤立地位。于是，中国首当其冲。其所以如此，不仅因为是近邻，是它和日本的一个缓冲空间，而且在战略上，“中国，毫无疑问是国际冲突的焦点和国际帝国主义最薄弱的地方”。可以体味一下什么叫“帝国主义最薄弱的地方”？在这个地方要点燃反帝的冲天大火，是不是要格外费一番心思。 这心思首先是从学生身上开始。1920年苏联西伯利亚当局在向共产国际的汇报中，说：“我们的上海分部利用这种影响对学生革命运动实行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领导，同时试图使学生运动从思想上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团体和商人团体划清界限，因为这些团体依靠民主美国来抵制日本的经济政治影响。与这种依靠美国的方针对立，我们提出了社会革命、面向劳动群众的方针，与最激进的一部分学生一起，同在美国受过教育的民主学生团体……作思想斗争。”由此可见，苏联策划的中国反帝运动，首要目标就是反美。 由学生而政党，由政党而政府，这是苏联运作中国的一道“草蛇灰线”。不过，这个政府不是执政的北京政府而是反对北京政府的孙中山广州政府。苏方为什么对这个政府感兴趣，请看他们的自白： 主要是广州政府可能被我们用作进行东方民族革命的工具，这场革命最终会把中国抛向协约国敌人的阵营。 把孙中山的中国作为反美的“工具”，以所谓民族革命，让中国成为美国的敌人：这就是苏联向远东伸出带着长毛的“咸湿手”的意图，如此赤裸，又如此真实。但，长期以来，它的形象，一直是我们的“老大哥”。 历史的诡异在于，苏联策动中国反帝，然而，1920年代，苏联对中国来说本身就是最大的帝国主义。只是反帝被苏联先在地定义为反美、反英、反日，它自己反而蝉蜕了这个对它来说更加名副其实的恶号。即以美苏而论，苏俄从中国攫去了多大的版图，而美国连一寸土地都没有侵占过。1900年以来，除了历史上遗留的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的危机基本上不存在。日本的“二十一条”是历史后遗，即使这个问题，在美国的斡旋下，亦于1922年基本化解。然而，戏剧性的是，正是这一年，苏联红军进入蒙古，使本来是中国的领土脱离中国从而成为苏联的殖民地。仅此而观，赤白之间，谁更帝国主义？ 让历史记住1922！ 这一年，中国在领土上回归了山东（因为美国），又丢失了蒙古（因为苏联）。也是这一年，英国决定退还中国庚款，苏联在中国策划反帝运动。应该说，是“华盛顿会议”使苏联人产生恐慌。1922年，在谈及中国的工作问题时，苏联人的目标很明确：“华盛顿会议就在援助中国的幌子下，推行奴役中国的政策”，因此，“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政策是……揭穿某些自称中国之友的国家（美国）的虚伪友谊。”苏联人成功了，从1922年起，美国几乎成为中国一个世纪的敌人。 案：1923年，蒋廷黻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他说：“当我离美返国时，我仔细回想沙费尔德教授的授课内容。当时，中国反帝国主义和不平等条约甚嚣尘上，但我一直不能像其他的国人那样仇恨帝国主义。”蒋是留美学生，受美帝国主义毒害不浅，这正是美国对中国的危害之在。1924年，陈独秀有《留美学生》文曰：“美国限制移民律，竟影响到中国赴美的留学生，以至未动身的不能动身，已动身的到了美国不能登岸，在普通感情上，我们应该愤恨美国，然而我却十分感谢美国。因为在一般留美学生成绩上看起来，几乎无一人不反对革命运动，几乎无一人不崇拜金钱与美国，这种人少一个好一个；若是美国简直不许一个中国人去留学，那才是为中国造福不浅。” 立此存照。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李晨） 来源：《炎黄春秋》2008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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