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铁健：科学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真精神——序石钟扬《五四三人行》

       我喜欢读简洁明快的文字，厌恶托沓啰嗦琐碎。

       钟扬写书，从《金瓶梅》、《三国演义》古典文字研究作品，到《文人陈独秀》，论据妥贴，晓畅明白。可谓史有真实，文有丽采，哲有思辨，与俗文庸书迥异。史学家不易写出这样的文字，而从文学走近史学的钟扬，似乎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五四”三人行》从观点到写法，都有新异不凡之处，比前两本书更有看头。

     《三人行》是写“五四”启蒙的书。

       什么是启蒙？

       启蒙，就是追求光明摆脱黑暗，崇尚知识鄙薄迷信，运用理性走向自由，倡导科学拒绝愚昧，实行民主铲除专制，以期再造文化复兴中华。简单地说，启蒙就是人把自己弄明白了，不糊涂了。

       启蒙的敌人，一是民众中的愚昧；一是当权者的专制；把人权放在任何政治力之上，应当是启蒙之根本的根本诉求。

       中国人的启蒙，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

       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在那时的谠论伟行，至今令人神往，而可憎可恨的专制和愚昧，当人人痛而谴之。

       陈独秀说：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思想主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五四”三人行，当由此而来。

       蔡元培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护法”。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使新文化运动有了北京大学这块坚强阵地，而他则成为爱国青年的保护者。

       陈独秀乃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的精神领袖，而不是什么“总司令”，五四运动根本没有什么司令部。

       胡适之以其文学改良的主张、推行白话文、倡言重估一切价值，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

       三人行，行在新文化运动与学生运动之间。五四行动前，他们是学生的精神导师，五四行动中他们是学生的模仿秀（陈独秀6月间，散发传单之举，则是对学生行为的最危险的模仿）。五四行动后，他们又致力于对“无纪律的胜利者”的疏导；新思潮的洪水，倘不疏导也会酿成灾难。胡适之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蔡元培的《洪水与猛兽》两文，主旨在此。

       新文化运动是学生运动的精神源泉，学生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精神结晶，而保持启蒙的正确方向，维护精神结晶的纯正品质，非有疏导之力不可。

       新文化运动中，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都是手段，唯一目的是再造文明，尤其是制度文明。

       三人行，都在作再造文化的努力，但三个人的着力点不尽相同。

       蔡元培，始终站在体制内，却与体制若即若离，多取“不合作主义”来坚守自己的教育理念。

       陈独秀，始终站在体制外，弃当“终身反对派”，追求的是“反对党派”的合法化。

       胡适之，虽终其一生不属任何党派，却是坚定的“有政府主义者”。无论是诤友还是诤臣，他都乐于充当制度文明的设计师。从如何当校长、如何当总统、党魁，以至如何建设联合国，他都有过设计。

       时代变了，又似乎变得太慢，有些痼疾压根儿没变，甚至变本加厉。“鲁迅今朝如健在，不当右派须钳口”。前些年披露的毛泽东于1957年对上海文艺界的谈话，并不令人吃惊。蔡元培、胡适之、陈独秀三位五四人物若活到鼎革之后的1957年，他们的遭遇又怎样呢？

       科学、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真精神，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五四三人行，就是五四精神的杰出创造者和体现者。对他们的评价，正好检验着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和历史走向。

       前路多曲折，回头路却断不可走，那是一条不归之路。






                      2009年11月29日  北京亦庄水东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