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读简洁明快的文字,厌恶托沓啰嗦琐碎。 钟扬写书,从《金瓶梅》、《三国演义》古典文字研究作品,到《文人陈独秀》,论据妥贴,晓畅明白。可谓史有真实,文有丽采,哲有思辨,与俗文庸书迥异。史学家不易写出这样的文字,而从文学走近史学的钟扬,似乎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五四”三人行》从观点到写法,都有新异不凡之处,比前两本书更有看头。 《三人行》是写“五四”启蒙的书。 什么是启蒙? 启蒙,就是追求光明摆脱黑暗,崇尚知识鄙薄迷信,运用理性走向自由,倡导科学拒绝愚昧,实行民主铲除专制,以期再造文化复兴中华。简单地说,启蒙就是人把自己弄明白了,不糊涂了。 启蒙的敌人,一是民众中的愚昧;一是当权者的专制;把人权放在任何政治力之上,应当是启蒙之根本的根本诉求。 中国人的启蒙,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 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在那时的谠论伟行,至今令人神往,而可憎可恨的专制和愚昧,当人人痛而谴之。 陈独秀说: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思想主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五四”三人行,当由此而来。 蔡元培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护法”。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使新文化运动有了北京大学这块坚强阵地,而他则成为爱国青年的保护者。 陈独秀乃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的精神领袖,而不是什么“总司令”,五四运动根本没有什么司令部。 胡适之以其文学改良的主张、推行白话文、倡言重估一切价值,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 三人行,行在新文化运动与学生运动之间。五四行动前,他们是学生的精神导师,五四行动中他们是学生的模仿秀(陈独秀6月间,散发传单之举,则是对学生行为的最危险的模仿)。五四行动后,他们又致力于对“无纪律的胜利者”的疏导;新思潮的洪水,倘不疏导也会酿成灾难。胡适之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蔡元培的《洪水与猛兽》两文,主旨在此。 新文化运动是学生运动的精神源泉,学生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精神结晶,而保持启蒙的正确方向,维护精神结晶的纯正品质,非有疏导之力不可。 新文化运动中,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都是手段,唯一目的是再造文明,尤其是制度文明。 三人行,都在作再造文化的努力,但三个人的着力点不尽相同。 蔡元培,始终站在体制内,却与体制若即若离,多取“不合作主义”来坚守自己的教育理念。 陈独秀,始终站在体制外,弃当“终身反对派”,追求的是“反对党派”的合法化。 胡适之,虽终其一生不属任何党派,却是坚定的“有政府主义者”。无论是诤友还是诤臣,他都乐于充当制度文明的设计师。从如何当校长、如何当总统、党魁,以至如何建设联合国,他都有过设计。 时代变了,又似乎变得太慢,有些痼疾压根儿没变,甚至变本加厉。“鲁迅今朝如健在,不当右派须钳口”。前些年披露的毛泽东于1957年对上海文艺界的谈话,并不令人吃惊。蔡元培、胡适之、陈独秀三位五四人物若活到鼎革之后的1957年,他们的遭遇又怎样呢? 科学、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真精神,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五四三人行,就是五四精神的杰出创造者和体现者。对他们的评价,正好检验着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和历史走向。 前路多曲折,回头路却断不可走,那是一条不归之路。 2009年11月29日 北京亦庄水东书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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