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至1927年，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全国。人们通常将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称为“大革命”或“国民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是引发和推动这场运动的主导因素。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对于由共产国际提出的国共合作方针的态度，经历了坚决反对、有条件接受和在中共三大上正式通过这样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本文试对这一问题，作一简单梳理。 一、陈独秀与马林关于国共合作方式的最初争论 早在1920年6月，列宁在为共产国际二大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就提出：在绝对保持独立性的前提下，“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①。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究竟哪些力量是革命的民主派，不仅中国共产党，而且共产国际与苏俄的认识都经过一个曲折的过程。 共产国际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不断地派出使者到中国寻找同盟者。但在最初，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实行的是联合吴佩孚、陈炯明，疏远孙中山的政策。 共产国际实行这样的政策主要是为吴佩孚、陈炯明的假象所迷惑。1920年吴佩孚通过直皖战争掌握北京政府大权后，伪装进步，曾表示愿与苏俄改善关系，同意接纳远东共和国的优林使团到北京，并通知原沙俄驻中国的使馆停止活动。接着他取消了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反对苏俄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派张斯麟赴远东共和国同苏俄谈判。1922年，吴佩孚又发出通电，主张劳动立法和保护劳工。同样，陈炯明1918年率援粤闽军击败闽督李厚基后，占领汀州、漳州、龙岩等大片地区，建立西南护法区。1919年底，陈炯明在漳州办《闽星报》，称颂社会主义，赞扬俄国十月革命。俄共党员维经斯基、波塔波夫等相继到过漳州，他们都极力赞美陈炯明。共产国际研究和指导远东革命运动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简报》，在第7期的一篇文章中报道华南形势时，不仅错误地估计了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矛盾的性质，而且表露了明显的褒贬倾向，把陈炯明称作“中国最先进最有名望的人之一”，而把孙中山说成是“巧妙的外交家，谨小慎微的政治家，根本不是什么革命者”，说孙中山“在中国舆论界尤其革命知识分子中和劳动人民中的威望正在消失”，“他既远离发展中的正在摆脱封建束缚的年轻的中国资产阶级，又远离劳动群众”②。 共产国际采取联合吴佩孚、陈炯明的政策，还出于苏俄民族利益的考虑。苏俄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处境艰难，希望在中国寻找一个同盟者，以实现中俄睦邻关系。这个同盟者不仅必须对苏俄友好，不会侵犯苏联的边界，还须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共产国际认为吴、陈具备这些条件，而孙中山则不具备。 事与愿违，共产国际与吴佩孚、陈炯明结盟的意图很快成为泡影。1922年6月，陈炯明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叛变革命，他的名字从共产国际可以结盟的候选人名单中被勾掉。而在北方实行联合吴佩孚的政策在1921年下半年也遇到困难：北京政府参加了华盛顿会议；优林使团坚持苏俄在中东铁路的权益，而且苏俄红军未经北京政府的同意就开进外蒙，驻兵库伦，使双方关系不断恶化。1923年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制造“二七惨案”。中国工人阶级的鲜血使共产国际认识到，吴佩孚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是极端反动的军阀刽子手。至此，经过曲折的过程和血的代价，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陈炯明的政策才得以改变，转而开始重视并最终采纳马林的建议，全力支持孙中山和国民党，促成国共合作。 其实，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后，对国民党本身的涣散是认识不足的，也无意对国民党进行改组，而是热衷于北伐，希望用武力消灭北洋军阀，并且幻想英、美政府能够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援助，以支持其北伐事业的完成。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曾先后派代表来中国与孙中山接触。由陈独秀介绍，1921年12月10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带着翻译张太雷，经过湖南，前去广西桂林拜访孙中山。马林与孙中山进行了三次长谈。在谈到承认俄国与联俄的可能性时，孙中山认为，在北伐还未完成前，联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过早地联俄会立即引起列强的干涉。马林则认为，国民党进行的民族主义宣传也必然会导致这种干涉，劝说孙中山实行联俄政策。但马林当时并未说服孙中山，孙中山只是表示“允许在其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③。 会见孙中山后，马林又到广州等地考察。通过与国民党领导人的接触，他对国民党颇有好感，认为孙中山可以和苏俄建立友好关系，国民党的党纲使得“各种不同的团体都能加入进去”。基于这种认识，马林回到上海后，便向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国共合作问题，建议中共放弃对于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通过这一切，会获得通向南方工人和士兵的更方便的门径。党则不需放弃独立。”④ 马林关于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建议，立即遭到陈独秀的反对。1922年4月6日，陈独秀致信维经斯基，阐述自己反对马林提出的共产党及青年团加入国民党的六条理由。该信全文如下： 吴廷康(即维经斯基——引者注)先生： 兹特启者，马林君提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 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 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 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六条意见为荷。⑤ 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遭陈独秀拒绝后，于4月24日离开上海返回莫斯科。7月11日，他提交了《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再次提出中共应采取加入国民党的途径实现同国民党的合作。共产国际很快采纳马林的建议，要求共产党人支持国民党。马林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于8月回到上海。这时中共二大刚刚闭幕，大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并决定邀请国民党等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这样，就改变了中共一大文件中关于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的规定。但是，共产党此时提出的与国民党的联合方式，是一种两党并行的外部联合。 1922年6月陈炯明的叛变，是促使孙中山痛下改组国民党决心的一个契机，也是孙中山一生革命事业中所遭受的最惨重的失败。他没料到“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深感国民党内部成分过于复杂，“人格太不齐”，初生改组国民党之意。这时，英、美帝国主义却落井下石，逼迫孙中山避难所乘的军舰离开白鹅潭。在孙中山处于一生中最艰难困苦之际，共产国际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多种方式给孙中山以宝贵的支持和援助。 马林携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来到上海。8月25日，在李大钊陪同下，马林在上海法国租界再次会见孙中山，双方商谈了改组国民党、联合苏俄，并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等问题。马林告知孙中山，共产国际领导人已经通知中国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同时，马林劝孙中山不要单纯用军事行动去收复广州，而要以上海为基地，开展群众性的宣传运动；并建议孙中山“要使上海成为一个在全国城市工人中以及在农民中积极开展宣传工作的中心”⑥。经过马林等人的艰苦工作，孙中山决定以俄为师，同意和中国共产党实行“党内合作”，改组国民党，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二、陈独秀在西湖会议上“有条件地服从”共产国际提出的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 到达上海的马林从中共中央了解到中共二大通过的各项决议后，批评联合战线是“空洞不能实行的左倾思想”，并说明孙中山不赞成联合战线的思想，只同意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他强调，共产国际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办法，认为这是实现联合战线的可行途径。他提议，中共中央不妨再召集一次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为了解决中共对待国共合作问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22年8月29日至30日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 马林是这次会议中的主要发言者。会上，他总是避免提到中共二大的情况。他坚持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其主要理由大致是：（1）中国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只能有一个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绝不能有社会主义的革命，而且现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其所能起的作用都还很小。（2）不能说孙中山的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它是中国现在一个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政党，而且是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3）孙中山可以而且只能容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决不会与中共建立一个平行的联合战线。（4）中共必须学习共产国际在西欧工会运动中所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的联合战线的经验，中共须尊重共产国际的意向。（5）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 张国焘和蔡和森发言反对马林这种主张。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共加入进去无异与资产阶级相混合，会丧失它的独立性”。 陈独秀反对马林的主张，“而且发言甚多”。他强调说：“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的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他举例说，一个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将有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但他同时声明：“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至多只能申述我们不赞同的意见。” 马林表示，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陈独秀继而提出“只能有条件地服从”，即孙中山要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从他等原有的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中共党员才能加入进去。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他也要反对”。 李大钊虽同情张国焘和蔡和森的某些看法，也称许陈独秀所提出的条件，但基本上是“附和马林”的。他也判断联合战线不易实现，采取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是实现联合战线的易于通行的办法。 结果，此次西湖会议并未以文字形式，而是“以一种互相谅解的形式，通过了陈独秀先生所提国民党取消打手模以后，中共的少数负责同志可以根据党的指示加入国民党为党员的决定”。“这种决定显然对马林原有的中共党员无条件无限制加入国民党的主张，已作了相当的修正。”⑦ 对西湖会议前及西湖会议上关于国共合作方式的争论，陈独秀在1929年12月10日的《告全党同志书》中是这样描述的： “本党创立之初虽极幼稚，然在列宁主义的国际指导之下，尚未曾做出很大的错误，如坚决地领导工人斗争和对于国民党阶级性之认识。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由国际召集的远东劳动人民大会，中国方面是由本党领导国民党及其他各社团的代表进行的，大会决议在东方殖民地国家应进行民主革命的斗争和在革命中进行农民苏维埃的组织。于是中国党的第二次大会（一九二二年）遂决议了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政策，并根据此议决发表时局主张。同时青年国际代表达林来中国，向国民党提出民主革命派联合战线政策。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严词拒绝了，他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大会散会不久，共产国际即派代表马林来中国，要求中共中央全体委员在西湖开会，提议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指李大钊——引者注）、张特立（指张国焘——引者注）、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议，其主要的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⑧ 可见，在西湖会议上，陈独秀是迫于“国际纪律”不得不同意以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在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中，这恐怕是陈独秀第一次违背自己心愿屈服于共产国际的旨意。 为了以实际行动支持共产国际的决定，陈独秀在会后不仅率先加入国民党，而且发表多篇文章，一律按照马林的观点公开地宣传国民党。虽然陈独秀也曾提出过一些不合共产国际观点的意见，但由于当时他在党内的特殊地位和崇高声望，因而他在公开场合的态度转变，十分有力地推动了党内其他同志的转变，大大加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 三、陈独秀主持中共三大正式确立国共合作方针 1923年1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赞同越飞的旨在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政策，并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由布哈林起草的、采纳马林和维经斯基修改意见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 陈独秀参加完共产国际四大刚刚回到国内，共产国际执委会1月12日决议随后到达。决议全面表述了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国共合作问题的观点，指出：中国国民党“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尽管决议再度强调，共产党人要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建立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并称这是“重要而特殊的任务”。但是，决议又特别提醒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国民党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以便“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期将它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⑨。 共产国际作出此决议是由多方面原因促成的，其中包括外交方面的原因。因为苏联驻北京的代表在两年中未能从中国政府方面争取到建立正式关系、解决外蒙古地位、苏联军队驻留外蒙古领土及中东铁路等一系列问题对他们有利的意见。而苏联认为，这些问题对他们来讲，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 维经斯基评价这一决议“诚然是非常妥协的”⑩，对于给予孙中山国民党援助持有不同看法。他在1923年1月25日和3月8日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的信中汇报说，在远东地区当地党的人士当中，包括远东革命委员会主席、远东局书记和集团军军长，对越飞采取的主要面向孙逸仙的策略采取否定的态度。他认为，俄共（布）不能无条件地支持孙中山的联盟，支持孙中山应该是有附加条件的，即第一，国民党的政治纲领要以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关于目前时局的声明》为基础；第二，孙中山要与现在的同盟者张作霖和段祺瑞划清界限。⑪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同意维经斯基的意见，为此，他于1923年4月4日分别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和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写信陈述与维经斯基同样的看法，责怪引导俄共（布）中央局作出“错误判断”的马林。他批评马林用“天方夜谭”式的精神报道国民党，为孙中山的立场和国民党的现状涂脂抹粉，蒙骗俄共（布）中央局。萨法罗夫要求把马林从中国召回，并请求政治局“重新审查所作的决定”⑫。 根据现有的材料看，萨法罗夫想改变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给予孙中山国民党援助的建议，没有得到回应。以下事实可以证明：1923年4月，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反对同孙中山和国民党合作的人在布哈林的报告中受到了当众批评。俄共（布）中央向代表大会作出的报告强调指出：国民党是不受外国资本主义影响的唯一的国民政党，因此，俄共（布）对它的支持“是我们在中国的工作所必需的”⑬。5月1日越飞给孙中山的电报，以及根据斯大林的建议于7月31日通过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顾问的决定，也体现了同样的精神。 5月2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由维经斯基起草、布哈林修改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该指示重申要严格遵循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作出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和1月12日通过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并对土地革命和农民问题赋予特殊的地位，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地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所以，“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应当力求实现工农联盟”。指示信还列举了中国土地革命的具体口号，即：“没收地主土地，没收寺庙土地并将其无偿分给农民；歉收年不收地租；废除现行征税制度；取消各省间的包税和税卡；废除包税制度；铲除旧官僚统治；建立农民自治机构，并由此机构负责分配没收的土地；等等。”这些口号后来为中国共产党所接受，但对于国民党来说，则是难以接受的。该指示信还第一次提出争取工人阶级政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作用的要求，指出：“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巩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⑭。这意味着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实行共产党在国民党内起领导作用的方针。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方针明显地暴露出其矛盾性：一方面，全力支持国民党，要求共产党这个“小团体”加入国民党，但另一方面又提出共产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共产国际政策中的这一矛盾在现实斗争中表现得越来越尖锐。 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中共三大的指示信以维经斯基的名义寄给陈独秀，但设在上海的莫斯科与中共邮件的转收人、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上海办事处主任会计维尔德7月18日才收到此信。⑮此时中共三大已经闭幕，所以，这封指示信自然不可能对中共三大的决策产生影响。 中共三大的“筹备工作主要由第三国际代表和二届中央委员会主持”。会前，国际代表马林事先找各地代表谈话，特别是工人代表，“内容主要是交代和解释国共合作的必要性”。除此之外，“马林还向代表谈到了下届中央的组织安排，党章和决议的准备情况，并不厌其烦地反复说明要这样做的理由”⑯。 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1923年1月12日决议精神，陈独秀为中共三大起草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在会上仅以5票的优势（21票赞成，16票反对）通过，这反映了党内对这一决议的真实态度。参加会议的徐梅坤回忆说：“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及共产党员是否加入国民党”，“这个问题争论得很激烈，一个多星期的会议，大部分时间是辩论这个问题”⑰。 中共三大最终正式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中共三大还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至此，陈独秀最终同意以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这也是当时能够为孙中山和国民党所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这样，国共两党就能够在孙中山这面颇有号召力的革命旗帜下，通过共同努力，广泛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加速推进民主革命的进程。这既有利于国民党的改造，使国民党获得新生；又有利于共产党走上更广阔的政治舞台，得到锻炼和发展。 （此文收录于广州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共三大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作者时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注：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页。 ② 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研究所：《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428页。 ③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页。 ④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页、第21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1至第32页。 ⑥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第28至第29页。 ⑦ 以上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41-244页。 ⑧ 《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6至第87页。 ⑨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第76至第77页。 ⑩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28页。 ⑪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03至第204、第229页。 ⑫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39至第248页。 ⑬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页。 ⑭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第78至第79页。 ⑮ 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63页。 ⑯ 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70至第271页。 ⑰ 徐梅坤：《参加中共“三大”》，《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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