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学术讨论会是由上海市党史学会、中共一大纪念馆和上海大学历史系三单位联合举办的,为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和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诞辰130周年而召开的,这是很必要的,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五四运动是由两大部分结合而成的,一是1915年由陈独秀首倡科学民主新文化运动,进行思想启蒙,反封建主义斗争;二是1919年五月四日发动的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反帝爱国运动。这两种运动相辅相成,即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启蒙与救亡汇合而成伟大的五四运动。当时走在反帝爱国运动前面的一些学生领袖,如北京大学的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易克嶷、许德珩、张国焘、黄日葵、邓中夏等,都亲身受到过由他们的老师陈独秀先生发起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过去常说: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这自然是对的,但也仅就中共方面而言的,其实五四运动的影响何止如此,就以社会团体而言,五四时期就成立了许许多多不同学派、不同主义的学术团体,五四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百家争鸣时期,其影响是深远的,但直接受其影响的主要是当时大中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那时还不具备深入到广大农村的条件。而且为时不数年救亡便压倒了启蒙(李泽厚语),武器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武器,真刀真枪地打了起来。国民党建立独裁政权,围剿共产党,鼓吹“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共产党转入农村,武装起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这都是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中国是个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农民占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他们信仰包青天,却从不想自己能作主。 于是民主问题退居到次要的地位,虽然有人发起过新启蒙但收效甚微。民主成为一种手段,需要时用一下,喊几声;不需要则弃之;妨碍自己时则反对之。恩格斯说过:一个大民族在没有取得民族独立之前,许多问题是很难解决的(大意如此),这就是救亡压倒启蒙的原因罢。 今天,我们早已争得了民族独立的地位,而民主却没有及时地提上日程,且一误再误,直到今天远没有建成完整的民主制度,这是我们今天纪念五四运动时切不可忽视的。 纪念五四运动应该重温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中的六条,由于时间关系,现在只说第一条,也是六条中最重要的一条:人,“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所谓人的解放、个性解放也是这个意思。这正是针对国人处于奴隶状况而言的。也如鲁迅所说:“中国人向来没有争到过做‘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个奴隶,到现在还如此。”中国历史无非是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引自《灯下漫笔》】后者是指所谓盛世,文景之治,贞观开元之治,即有所谓明君良臣之盛世也;前者指乱世,如“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被打翻在地的人,固然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而把别人打翻在地的人的奴隶命也朝不保夕,都是思想奴隶。今天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了,陈独秀说的那些话距现在亦快整整一百年了,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的发展和进步尤为显著,而民主的步伐却很迟缓。“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这些从历史经验和社会实践总结得来的真知灼见,曾多次载入中共重要会议的重要决议里。前年温家宝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说:“科学、民主、法制[治]、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这说明民主问题已提上日程。在纪念五四运动时,我们衷心希望早日建立起完整的民主制度。 为了实现这个几代人梦寐以求的伟大目标,有必要重温陈独秀说过的话,他不仅是教人“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他本人也的的确确做到了这一条。晚年,他从监狱里出来,流落到四川江津,寄人篱下,穷困潦倒,疾病缠身,在生活条件极其困难的状况下,他毅然坚持独立自主的精神,“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任建树等:《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6、217页】他始终关注民主问题,执著不放,结合他对苏俄社会的深思熟虑,发表了一整套关于民主问题的意见,大放异彩,远远超越了他在五四时期的民主见解。 他首先从人民斗争的视角观察近代民主制的由来,“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同上书,第354页】民主不是恩赐物,是人民争来的自主之果。他以发展的观点论证不同历史时期的民主,既有个性,又有共性或继承性。“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同上书,第353页】“民主的基本内容(法院外无捕人权,政府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权利等),无阶和资阶是一样的。”【同上书,第354页】但无产阶级的民主实施范围较资产阶级的“广”,而且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即英、法、美的民主制是“不彻底”的。【同上书,第355页】但陈独秀的论述并未到此为止,更重要的是他指明了只有“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同上书,第345页】(大众的民主是陈独秀对无产阶级的民主又一称呼——引者)“不幸十月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 【同上书,第354页】 当论证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时,他明确地指出:“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民主主义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同上书,第359页】陈独秀的这些见解与我们现在常说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是否不谋而合或基本上一致呢?我以为是的。 对于陈独秀晚年的民主见解,当时就有人不同意,当前的学术界也会有不同意见的,那就见仁见智罢,舆论一律是一律不起的。但对于他的精神:不畏强暴、不媚权势、不随大流,坚持独立自主,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精神是很值得敬仰和纪念的。 原载中共一大纪念馆:《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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