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天虎：论陈独秀的北伐战略思想

       北伐，顾名思义即南方的政治势力以“正统”自居，征伐北方的“非正统”政治势力，以完成国家统一，实现对全国统治的政治军事行动。大革命时期的北伐，主要是指1924年孙中山领导的最后一次北伐和1926年开始的由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北伐战争。针对这两次北伐，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曾发表过不少言论，体现了其对于北伐问题较为深邃的战略思考。




       暂缓北伐，当务之急是肃清内部


       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篡夺后，中华民国的政治中心转到北京，实际上政权为北洋军阀势力所掌控。袁世凯在位时，为了实现皇帝梦，先后废除《临时约法》，解散国会，而其倒台后的继任者也没有真正恢复《临时约法》的意图。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为了尽可能的保卫辛亥革命成果，维护民主共和的外衣，先后进行了两次护法运动，依靠南方军阀势力对北洋军阀集团进行北伐。但是，由于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依靠一派军阀打另一派军阀根本行不通，因而两次护法运动均以失败而告终。就军事斗争的结果而言，孙中山主张进行的北伐，可谓屡屡受挫。但是，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孙中山，并没有因一时的失败而气馁，而是不失时机地继续北伐事业。


       1924年9月，直系军阀江苏齐燮元和皖系军阀卢永祥发生战争。东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准备入关联合皖系，夺取北京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认为广东革命势力应当介入这场战争，协同皖、奉两系推翻直系的统治，以召开国民会议，组织国民政府，谋中国的统一与建设。于是，“孙中山作出决定，动员追随广州革命政府的湘军、滇军、桂军等各方军队，再次北伐；并且立即在韶关建立大本营，誓师北伐，命令先头部队进入赣南，向直系的江西方本仁部发起进攻”。然而，已成为中国革命策源地的广州革命政权，引起了敌对势力的极度仇视，受到严重的挑衅和威胁。英国为确保与扩大其在广东的利益和势力，一面向盘踞东江地区的广东军阀陈炯明提供军援，以进攻广州；一面策动和支援以陈廉伯为首的广州豪商组织商团军扩大武装力量和闹事，配合陈炯明行动，试图内外夹攻，颠覆广州革命政权。在这种情况下，陈廉伯策动广州豪商和市郊等处的豪绅势力，发动总罢市，在广州首先发难。英国也直接向广州革命政府施加压力，扬言要出兵干涉。在这种压力下，原支持革命政府的驻广州的滇军，转而与商团勾结；国民党内部的右派，也极力主张向商团妥协。


       在这样的危机下，陈独秀对建立在后方极度不稳基础上的北伐提出了严肃批评。他指出，广东商团在“动辄以罢市反抗革命政府”之余，又“竟至违抗政府命令，自设联防总部，竟至私运大批军火”，对革命政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他们与“香港政府、北方政府（即北洋军阀政府——引者注）、陈炯明”乃是“一串的货色”，其中的“串子”便是陈炯明。因为陈炯明“将中山先生外交政策向香港政府告密”，香港政府又“帮助陈炯明在香港、汕头间的交通及陈派以香港为攻击广州的策源地”，“省港商人尤其是二陈（陈廉伯、陈席儒）向来”“倾向北政府”，“拥护陈炯明”，“罢市反抗革命政府”，“这都是明显的事实”。他进一步分析指出，就这些敌人对于革命政权威胁的大小而言，“现在这种反革命的商团军势力”乃是“真正心腹之患”，其次是东江的陈炯明，再次才是北洋军阀政府。基于此，陈独秀向“革命政府”提出“军事计划”：“第一步是解散商团军，第二步是讨伐陈炯明，第三步才说得上北伐。”因此，“国民党目前重要的工作，不是侈言北伐，而是肃清党内的反动分子和境内的反动势力”。最后，陈独秀以反讽的手法指出：“自己内部一塌又糊涂，还北伐个什么？”可见，陈独秀没有从根本上反对孙中山的北伐，只是认为在此时北伐乃是避重就轻，没有抓住关键。这是在分析局势、提出军事计划基础上具有建设性的批评。


       在陈独秀看来，北伐必须以巩固的后方为前提。广州革命政府总军事顾问、著名军事家加伦将军在谈及孙中山的这次北伐时也表露了类似思想。他指出，此次北伐失败“与其说是因为在前进道路上遇到抵抗，不如说是因为后方遭到攻击”，“经验表明，除非有巩固的后方（广东）以及各邻省出现有利于北伐的形势，北伐才能成功”，“这两个条件目前一个也不具备，因此，北伐的问题只能暂时搁置起来，先解决国民党牢牢控制广东和肃清陈炯明的问题”。不难发现，陈独秀与加伦在关于北伐问题上可谓英雄所见略同。然而，从提出的时间先后来看，陈独秀的“军事计划”是在1924年8月20日，发表《肃清内部》一文是在同年10月29日，而加伦则是在1924年10月底抵达广州的，第二年1月10日才书面表述对于“肃清内部”的看法，陈显然要早于加。


       1924年10月，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力劝和帮助下，在国民党内许多人士，尤其是“军校的绝大多数师生”的“强烈要求”下，孙中山决心采取断然措施，平息商团叛乱。1925年1月15日，国民党中央又做出了停止北伐的决定。随后，通过平定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叛乱以及第二次东征彻底歼灭陈炯明势力，这才使广州革命政权得到巩固，建立了统一的广东革命根据地。将大革命推向高潮的北伐战争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由此可见，陈独秀对于广东革命形势的分析以及提出的军事战略计划，其正确性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


       至此，孙中山的军事斗争经验不免被引起怀疑。难道孙中山连战争需要稳固后方这一军事上的一般规律都不了解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孙中山之所以做出北伐的决定，就策略而言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北洋军阀分裂混战，是可以利用的好时机，加上有“三角反直同盟”，使其感到易于取得胜利。正如孙中山所说：“这次战争是北方自己大分裂，予我们南方以极大的机会，可以收革命最后的大成功。”我们应该“赶快一致北伐，取得武汉。我们得了武汉之后，如果奉军的力量不能取得北京，我们便要过黄河，直取北京，巩固共和”。二是对广东革命根据地一度失去信心，希望通过北伐，为革命另辟一个新天地。孙中山于1924年9月9日在给蒋介石的信中指出：“广东一地，现陷于可致吾人于死之因有三”，即“英国之压迫”，“东江敌人之反攻”，“客军贪横，造出种种罪孽”。“有此三死因，则此地不能一刻再居，所以宜速舍去一切，另谋生路”。而“现在之生路，即以北伐为最善”。可见，孙中山不是认为后方不需要巩固，而是认为广东没有巩固的希望，而且又有军阀分裂混战的大好时机，因此还不如破釜沉舟，志在必得。


       与孙中山相反，陈独秀则认为，一方面，江浙战争是军阀混战，“无论对于参加战争之任何方，若有人为偏袒之言动，都是牺牲人民利益来助宰制势力张目”，另一方面，国民党内“反动分子仍不等数”，广东境内“反动势力”也很嚣张，这就决定了“急需积极地采用肃清内部的政策”，因此“国民党必须停止北伐”。可见，思考北伐立足点的差异，决定了陈独秀与孙中山对北伐所取态度的大相径庭：孙主张破釜沉舟，积极北伐，饮马黄河；陈则主张肃清内部，暂缓北伐。历史实践证明，在此问题上真理在后者而不在前者。




       基于防御的北伐战略


       进入1926年，广东革命政府通过一系列革命措施，不但使广东全省得到了统一和巩固，而且与广西统一的进程也大大向前推进了。为此，陈独秀一改原来对北伐的批评，转而主张进行北伐，而且应立即进行。这从当年3月2日其与布勃诺夫使团的交谈中可窥见一斑。


       在谈话中，陈独秀主要从战略角度对北伐进行了论说。他主张北伐的战略目标应是“拯救现有的力量”。为此，陈独秀认为，即使在广东省“造成巩固的局势约需半年时间，在广东现在还有反革命力量，军队里的政治工作尚未安排就绪，财政状况远不美满”的情况下，仍可以派出远征军，讨伐吴佩孚。因为，他“注意的不是北伐这一为争取全国的民族解放、为国家联合而采取的巨大的武装行动，而是别的事情，就是‘不能把从广东派遣远征军这件事理解为我们必定要从事革命”。换言之，在陈独秀看来，北伐并不等于革命全部，而只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以图最终实现国民革命在全国胜利而推行的一种策略罢了。


       在北伐的战略任务上，陈独秀主张首先消灭吴佩孚（也仅谈及吴佩孚）。这是因为，就政治角度而言，是否吃掉吴佩孚对于革命关系重大：“如不打败吴佩孚，吴将同奉军签订停战协定。他将在战胜国民军并同英国取得联系以后再打击他的主要敌人——广州。如能粉碎吴佩孚，就将赢得政治上的大胜利”。就军事角度而言，“吴佩孚虽具有几乎是中国军阀的首领的威望，但他的兵力不多”，因而易于对其首先取得军事胜利。在陈独秀看来，消灭吴佩孚实际上也是可能的。一方面，敌人存在利于我的缺点。首先，就整个军阀集团而言，他们并不是统一而是“分散孤立的”，这就使我们“可以同某些将军达成协议，把他们争取到国民革命军方面来”，以实现对其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其次，“奉军尚未占领天津”，这为我们孤立吴佩孚并消灭之提供了“良机”。另一方面，我方也有打败吴佩孚的实力：根据江西的全部消息和我们一位来自湖南同志的报告，那里是有力量的，同广东进行联系以后是可以利用来反对吴佩孚的，假如我们从天津得到1万名士兵（即从冯的国民军那里），从湖南得到2万名，广东派出2万名，那就足以粉碎吴佩孚了。


       陈独秀之所以主张“立即北伐”，并对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作有限规定，主要是基于其对时局的考察。1926年1月11日，张作霖以讨伐魏益三为名，首先发起对国民军的进攻。紧接着，26日，吴佩孚坐镇汉口，令寇英杰北上河南。二三月间，奉军先后进占秦皇岛、滦州；直军相继攻占开封、郑州，国民军全部溃败；直鲁军则由山东西进，逼近天津；晋军阎锡山亦参加了围攻。奉、直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使北方再度完全处于军阀反动统治之下，且威胁到广州国民政府的安全。可见，陈独秀的“立即北伐”战略，实际上是从保证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安全出发，提出的一种积极防御措施，即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在进攻中图生存。正如陈独秀自己所设想的：“军队消灭吴佩孚以后，就可以返回广东，在那里建立应有的秩序。”


       进攻和防御，是战争最基本的两种作战形式。陈独秀的“立即北伐”主张，在手段上采用的是进攻，但目的却是防御。这种防御是攻势防御，是积极防御，是为著名军事家和军事思想家们所共同倡行的战略思想。为了让“立即北伐”思想成为国民政府的真正行动，陈独秀不但在中共全党内明确了自己的主张，而且发表相关文章，并多次致电、写信给国民党高层，说明利害，贡献计策。在致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四电一函”中，陈独秀明确指出，“要乘吴佩孚实力尚未稳固时，加以打击，否则他将南伐，广东便没有积聚实力之可能”。但是，由于受到“政治斗争的冲击”，“从‘中山舰事件到5月底之间”，北伐的准备工作“进展缓慢”。正为陈独秀所言中，此间吴佩孚开始了“南伐”。为应对危局，1926年5月中旬，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借此契机，陈独秀发表了《南方形势与国民党》一文，再次督促国民政府出师北伐。陈独秀认为，在吴佩孚向南进攻的情势下，南方的形势“十分严重”。基于此，他指出此次全会“重大的责任，即是为国民政府决定各种方略，以抗此次吴佩孚之进攻”，并提出应对策略：“不但是要两广迅速出兵援湘，并且对邻省若江西若福建，都要有适当的策略，并且对北方的国民军，河南、湖北、四川以及山东、江苏间的军事政治变化，都要充分注意，尤其要果决迅速的（地）肃清广东内部反动的右派势力，使他们不至（于）乘广东出兵后发生阴谋。”


       需要指出的是，通观此间陈独秀关于北伐问题的言论不难发现，就北伐的战略目标而言，其谈得最多的是吴佩孚，几乎没有涉及其他军阀。这是因为，在陈独秀看来，北伐只是一种手段，目的只是为了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目前只依靠广东的实力是根本无法消灭所有军阀的，因此必须等到时机成熟，才能通过包括进一步北伐在内的全国民众的国民大革命，一举推翻军阀统治，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因此，在陈独秀思想深处，广东革命根据地所应采取的战略应该是防御，即使是北伐，也只是为了更好的防御而已，想通过北伐一举实现国民革命的成功，是根本办不到的。他的这一思想在国民政府正式誓师北伐之后其发表的《论国民政府之北伐》和相关言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正当国民革命军剑拔弩张，即刻倾巢出师北伐之时，为了贯彻共产国际“暂缓北伐”的意见，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发表了《论国民政府之北伐》（1926年7月7日），认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当前应该进行的“乃是怎样防御”，进行“防御战争”。而后，在关于北伐问题“答张人杰、符琇、黄世见、冥飞”的信中，他又进一步指陈了“此次北伐始终只能是防御战争”的意见。


       在陈独秀看来，国民政府内部的政治状况、实力及其军队战斗力和革命意识上，均表明此次北伐并不是革命势力“膨涨而向外发展”。同时，国民政府也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吴佩孚进攻广东必然得到张作霖的援助，他必定“以全力取湖南，再由湖南进攻广西，届时动摇不定的小军阀如赣邓（指邓如琢——引者注）、闽周（指周荫人——引者注），都必然决定态度，奉吴令一致向广东进攻；不但如此，还有香港帝国主义者封锁于外，陈林（指陈炯明、林虎——引者注）、魏邦平旧部，勾结土匪、土豪、官僚、买办，扰乱于内；如果竟至如此，国民政府能否支持下去，当然是个严重的问题”。因此，当前中心任务乃是“怎样防御吴佩孚之南伐，防御反赤军势力之扰害广东，防御广东内部买办、土豪、官僚、右派响应反赤”，此次北伐也只是“防御反赤的北方军阀势力希图消灭南方革命势力的战争”。陈独秀指出，成熟的北伐时期当是“在内须有坚固的民众基础，在外须有和敌人对抗的实力，民众的暴动已经非有充分的准备不可”。“真正完成国民革命的革命战争，还要待今后有充分准备的，第二次北伐、第三或第四次北伐”。




       北伐战略转变


       基于革命防御的考虑，陈独秀对北伐的必要性始终是赞成的，他公开发表自己的北伐意见，实际上希望其能起到逆耳谏言的作用，促使军事行动与民众运动相结合，使北伐战争成为革命的军事行动，以免沦为纯粹的“政权之争夺战”。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开展，陈独秀的战略思想也随之发生变化。


       进入湖南的北伐军在工农运动的紧密配合下，一路所向披靡，连克株洲、宁乡、湘潭、长沙，至8月下旬，结束湖南境内战事，进入湖北后先后取得汀泗桥大捷和贺胜桥大捷，10月10日，陷武昌。吴佩孚逃至河南信阳，主力基本被消灭。9月初，两湖战事尚未结束，北伐军总司令部决定向江西之孙传芳部发起进攻。从9月6日起，以第二、三、六军及第一军教导师为主，分兵三路向赣南、赣西、赣西北攻击，先后攻克赣州、萍水、宜春、修水、高安等地，进抵南昌附近。


       为了使革命群众明确吴佩孚主力被消灭后的努力方向，陈独秀发表了《我们现在怎样争斗？》一文。文中他明确指出，要实现由目前的军事斗争转为政治斗争，实现国内和平，“走上民主政治的路”，“使中国历史由半封建时代进到资本主义时代”，就必须消灭“目前中国半封建势力之代表”——“孙传芳势力”“奉张势力”。第一步是灭孙，第二步是灭张，“全国革命的民众及接近民众的军队，应该一致向着这个目标前进”。


       从文中我们可以发现，陈独秀对北伐的战略目标已不再是保守广东革命根据地，而是彻底铲除军阀，实现国民革命的胜利。战略任务已不是仅仅强调吃掉吴佩孚，而是竭力消灭孙、张两股反动军阀势力。战略方针仍是各个击破，但表述更清晰，即吴佩孚败后，先孙传芳，后张作霖。


       陈独秀的北伐战略之所以有转变，是因为革命形势的发展使其逐渐改变了原来对于北伐战争非革命军事行动的认识。北伐战争展开以来，北伐军在工农群众运动的支持配合下胜利进军，而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又推动了工农群众运动的蓬勃高涨。例如，“湖南农民运动自北伐军入长沙后，其发展之速，更有一日千里之势”。“统计自北伐军占据湖南以来（截至1926年12月——引者注），湖南工会之组织，人数由6万人增至14万人，由12县增至40县。就长沙而言，由18个工会增至72个，从2万人增至8万余人，确算是有广大的发展了”。这就使得北伐战争并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与民众运动密切结合了起来。于是，在陈独秀看来，“此次北伐”是“革命的军事行动”，是革命势力的向北发展，只要竭力发动民众起来响应北伐，实现工人、农民、兵士的联合暴动，一举实现国民革命的成功是有可能的。基于此，陈独秀开始认为北伐就是“中国民主运动”一种形式，就是革命势力向反动军阀势力的进攻，就是“和帝国主义军阀决死战”。


       陈独秀北伐战略思想的转变，实际上要求把支持北伐作为党的工作中心，即党要全力赞助北伐。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中共积极发动工农运动，配合、支援北伐军进军，这从中共中央局在1926年12月5日作的关于十一二月的报告中可见一斑：“此次北伐军入湘、入赣，得民众之援助极大，尤其是在江西方面，农民参战更为踊跃。如攻新喻时，北伐军已不支，农民用土炮（约200人）逐走敌人，北伐军遂得冲上；在邓家铺时，北伐军不愿追击，农民替北伐军追击；攻入南昌，退出南昌，皆得农民之助力不小。”“此外，如一路之送茶送饭，觅渡肩挑，或代觅米粮等，则到处如是，给北伐军以种种便利。”除此之外，中共还积极在北伐军、国民军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通过输送共产党员担任党代表等方式，向军队灌输革命理念、三民主义思想，力争使其革命化。同时，中共还积极参与领导东南各省自治运动，在上海更是先后发动了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总之，中共从政治、军事、思想等多方面进行了努力，目的乃是促使北伐战争实现完全胜利。


       就这样，陈独秀对北伐的态度经历着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不赞成孙中山北伐——派遣远征军立即北伐——不赞成国民政府倾巢出动匆促北伐——赞助北伐，成就革命。其战略思想经历着由防御到进攻的转变，因而笼统地说陈独秀的北伐观是积极还是消极是不符合实际的。


       陈独秀是北伐的支持者，不是反对者。首先，从理论上说，北伐本身，无情地鞭挞和武力讨伐了军阀的封建割据，迫使专横暴虐的军阀们心惊胆战，不敢公然肆无忌惮地倡言武力割据，更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实行复辟，其具有不容小视的重要意义。其在扫除军阀，完成国家统一方面，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有其一致性。其次，就陈独秀的言行而言，他也是不反对北伐的。1924年陈独秀发表《肃清内部》一文，提出了自己关于北伐的“军事计划”，是站在主张北伐的立场上向孙中山的谏言。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针对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作出了支持广州国民政府出兵北伐的决定，指出：“党现时最主要的责任，实在是各方面地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的往北发展。”陈独秀虽然因病未参加会议，但对会议精神是赞同的。3月14日，在陈独秀主持下，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指出：“党在最近将来政治上的第一责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同月，布勃诺夫使团到达上海与陈独秀会晤时，陈独秀“非常热心地谈到，国民革命军必须立即出师北伐”。《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是陈独秀在莫斯科派来贯彻“暂缓北伐”方针的维经斯基的“苦劝”下，“根据维经斯基的要求”写的。而且他也没有表露反对北伐，而只是不主张匆促倾巢北伐而已。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策应北伐军占领上海，更是陈独秀支持北伐在实践中的突出表现。




     （责任编辑：胡 北）




       来源：《党史纵览》2014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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