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9月13日，中共中央在驻地上海创办了一份公开发行的党报——《向导》周报。该报历时5年，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破裂、大革命兴起和失败的整个过程，成为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报刊中存在时间最长、出版连续性最持久的一份报纸，为中国革命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指导国民革命而创办 从1922年9月13日创刊，到1927年7月18日停刊，《向导》周报共出版201期，载文1474篇（不包括“寸铁”短文），累计346万余字。1927年因国民党反动派相继制造“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上海和武汉等地陷入白色恐怖之中，被迫在7月18日停刊。 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之初，曾以《新青年》为党的思想理论刊物，也曾以《共产党》亮明自己的旗帜。然而，从1921年7月党的一大到1922年7月党的二大后的一年多时间内，中共中央尚无一份公开发行的机关报。随着党的二大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和民主联合战线的方针，尤其是8月下旬杭州西湖会议确定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创办一份公开发行的中共中央党报以指导即将到来的民主革命，就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1922年初，中共一大中央局曾建议在北京创办《远东日报》作为党的中央机关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目前在北京创办《远东日报》的条件还不成熟，应该在上海办一个周报。 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大多曾撰稿 1922年7月，党的二大决定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宣传部部长蔡和森筹备创办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并任主编。蔡和森早年赴法勤工俭学，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是第一个旗帜鲜明地提出“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主张的人，政治合格，思想过硬，理论功底深厚。为了《向导》，蔡和森可谓殚精竭虑，常常不顾哮喘病缠身，夜以继日地工作。在出版的201期《向导》中，他主编了116期，超过半数，因此他也被誉为“《向导》的灵魂”。《向导》创刊后公开发行，成为当时具有舆论指导地位的党中央机关报，也成为四亿中国同胞思想心灵上的“向导”。彭述之、瞿秋白先后继任《向导》主编。瞿秋白共撰文60余篇，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提出新型知识分子应当成为“社会的喉舌”“平民的先锋”，要把自己的命运与工农群众联结在一起，以工农群众为革命的主力军。 参与《向导》周报编辑的有陈独秀、李大钊、高君宇、张太雷、向警予、罗章龙、赵世炎、尹宽等，他们既负责编辑、组稿、通讯和联络工作，也负责撰稿，常用“记者”名义写“按语”或回答读者来信。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是《向导》的核心人物，他筹办出版《向导》周报，制定《向导》周报的办刊方针，题写刊名，撰写发刊词。在总201期中有155期登载了他的文章。《向导》自第55期起设“寸铁”栏目，主要登载短小精悍的论说文，言辞犀利、尖锐，其主要撰稿人是陈独秀。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用“ctl”“ct”的笔名为《向导》撰文，以《遍及全国的国民党》《新闻的侵略》为代表。 此外，党的其他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大多曾在《向导》发表文章。赵世炎在兼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和职工委员会书记期间，用“罗敬”“乐生”的笔名撰写了《白色恐怖的北方反动政局》《北方政局新变化之征兆》等文章，评述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下的政治形势。罗亦农曾以农民国际代表的身份在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发言，并写成《“五一”纪念与农民》等文章在《向导》上发表。毛泽东在《向导》第31-32期发表《北京政变与商人》，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刊载于《向导》。周恩来在《向导》第92期发表《最近二月广州政象之概观》，李立三、王若飞等也发表一些重要文章。郑超麟1924年从莫斯科回国后，长期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任秘书，负责《向导》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为《向导》撰写、翻译文章80余篇。据郑超麟回忆，“读者来信”专栏中给读者的回复，多是他写的。 在上海出版了前五期 《向导》周报系16开本，刊头下标明为“周报”。开始每期八页，从142期起增加到12页，至144期又增加到16页。文字容量每期12000字左右，后增至24000字左右。总发行机构设于老西门肇浜路兰发里3号（今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复兴东路1047弄3号）。原地址因旧改征收已拆除，拆迁前的2016年6月30日，上海东方卫视曾专门报道过《向导》周报旧址。 《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并出版了前五期，奠定了此后五年内容主旨和格式风格的基础。 第一期即《向导》创刊号，于1922年9月13日面世，共8个页面，除报头外，其余内容采用的是当时报刊通用的右起竖排格式。就其整体编排格式而言，创刊号无封面、封底，也无目次表。首页顶端居中是四号黑体铅字排印的英文名称“the guide weekly”，英文刊名下方是陈独秀手书的特号行书中文刊名“向导”，皆横排居中。中文刊名“向导”下方为出刊周期、总发行所等，横排；右侧为出版时间和定价，左侧为分售处，皆为竖排，现收藏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第一期《向导》发刊词出自陈独秀之手，明确提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推倒军阀统治，为建立统一、和平、自由、独立的中国而奋斗。” 从第二期起，《向导》把宣传党的纲领和政策放在首要地位。主要发表时事政治评论文章，以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指导群众斗争为主要任务。设有“中国一周”“世界一周”“通信”和“读者之声”等栏目。《向导》初刊时不分栏目，第3期起始设“通信”栏目，第7期起设“时事评论”“读者之声”栏目，以与较长的文章分开。“时事评论”栏目的设立体现了刊物舆论指导的宗旨；“通信”“读者之声”属于读者参与性强的栏目，增强了编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与交流。 第三期因受到反动军阀政府的压迫和查封，发行工作只能秘密进行。《向导》周报创刊时只有4家分售处：广州昌兴马路28号、上海亚东图书馆、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和长沙文化书社，第4期增加到10家，并在法国巴黎、德国柏林也设有分售处，最多时有30多处分售处。虽然《向导》屡遭反动军阀和地方政府的查封，但总能迅速开辟新的分售处，这一点贯穿于《向导》的整个发展历程中，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向导》周报前4期都没有标注期号，第5期始有标注。首页下半部为正文，竖排版，标题用较大字号，篇篇相接。《向导》的这一编排格式，与更早的中共刊物《共产党》月刊相似，与《新青年》季刊、《前锋》有异。起初，《向导》的发行数量不大，约1000份左右，1925年增至3000份，出版到28期时，每期平均印5000-6000份。后来发行量增加到3万份，在社会上已颇具影响。 《向导》周报在上海先出版了5期，就被租界当局查封。从第6期起，随中共中央机关秘密迁到北京后门内景山东街中老胡同一号出版。1923年3月上旬，因北京白色恐怖越演越烈，中共中央南迁广州，《向导》周报编辑部自第21期起，离京迁往广州。从第26期起总发行所迁至杭州马坡巷法政学校。随后一年多时间里，总发行在广州、杭州之间徘徊。 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中共中央机关迁回上海。此后，从1924年10月起，《向导》第86期又迁回上海，在英租界上海大学编辑出版，但很快引起工部局的注意，12月9日，上海工部局警务处和静安寺捕房派人搜查了上海大学等处，没收了大量书籍、报刊。为安全起见，《向导》不得不将上海通讯处改在杭州。此后，《向导》的发行通讯处不断在杭州、广州、北京、开封等地更换，但一直在上海出版，直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迁往武汉。 《向导》周报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与破裂、大革命兴起与失败的全部过程，涉及中国共产党几乎所有的创建者和党的早期领导人，成为党内最具权威的指导意见。《向导》周报历来好评如潮：“黑暗的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唤醒了四万万踏在国内外强盗脚下的苦难同胞”，“真敢替受压迫的工农阶级呼冤而确能指示民众以革命大路”，为中国人民指明了革命前行的方向，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发行的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中发行时间最长且连续出版的刊物。 （作者为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上观新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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