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庆施的家乡情

柯庆施是中共八大政治局委员，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他的老家在安徽歙县东北方与绩溪交界处的竹溪村。

柯庆施

竹溪村又名水竹坑，是一个群山环绕、碧水穿流的小山村。自从南宋绍定二年起，柯氏族人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公元1902年7月11日，柯庆施诞生在村中一个名叫栏栅里的古民居里。柯庆施的父亲名柯临久，是村中公益事业的领头人，也是村里唯一一所私立小学的创办者。

水竹坑村全景

      柯庆施的幼年是在父亲任校长的竹溪私立继述小学读书的，在这里柯庆施不但受到了文化启蒙教育，还受到父亲热爱乡土、造福村民公益意识的影响和关心时政、报效国家的爱国主义教育。1914年底，柯庆施初小毕业，翌年初考入了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省立二师位于休宁县万安镇，离竹溪村140多华里，柯庆施在那里度过四年半的学习生涯。他一如既往地关心时政、探求真理，并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期间，毅然参加了“徽州救国十人团”，被学校视为“思识一时误谬”而勒令停学。柯临久为了让儿子收心养性，送柯庆施到芜湖运漕与许佑卿的次女完婚，许佑卿是歙城斗山街人，时在运漕盐公堂当差。

    1919年秋，柯庆施踏着铺满落叶的小路，走出了竹溪这个古老的山庄，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然而，他的内心深处除了探知外部世界的渴望和对理想火一般的热情追求外，还有对身后这块土地执着的爱和对家人、对乡亲深切的眷念，愈久弥坚。

    婚后，柯庆施在运漕只呆了半年多，1920年4月，在歙人陶行知、姚文采等人的帮助下赴南京求学。不久，柯庆施就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积极开展社会调查，写了《南京人力车夫底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在陈独秀创办的《劳动界》杂志上发表。他还致信陈独秀，热情响应陈提出的主张和精神，信件发表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机关刊物《新青年》第八卷第三号上。1920年10月5日，柯庆施在给父母的信中说：“我于本星期五即十月八日将要到上海去，因为陈独秀先生写信来喊我，并说有要事待商。我此次到沪目的有二：一是到陈先生那儿去，看看是商量什么事情；一是到上海去筹款，准备明年到日本去。”现在我们知道柯庆施1920年10月8日在上海，经俞秀松介绍加入了刚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年底进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举办的外国语学社，同刘少奇、罗亦农等一起学习俄文，准备去苏联学习。

       1921年5月30日，柯庆施从苏联海参崴给双亲写了一封信，介绍了出国学习的行程情况。估计是由于保密的需要，柯庆施只是简单介绍了途中在青岛、烟台所见：“青岛街市颇清洁，房屋亦颇整齐，较之上海，实尤多矣。烟台则尚不如屯溪之热闹，然彼处绿茶之生意，每年实可观矣。”并说目的地是东京，说“儿虽素未乘过海船，但此次颇不觉其苦，亦不作呕，一切平安，请放心可也。余俟抵东京后再禀。”据有关史料关记载，1920年5月，第三共产国际决定建立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招生对象是苏联远东各少数民族和亚洲各国的革命青年，瞿秋白、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王一飞、柯庆施、彭述之等首批被派送到东方大学学习。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柯庆施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笫一次代表会议(简称远东劳动人民大会)，会议期间有幸见到了列宁。

       1922年夏，柯庆施回国到上海团中央工作，由张秋人介绍转党。1923年初，受陈独秀指派赴安庆开展建党建团工作。他在1月20日自北京寄给父母的信中说：“前由京中奉上一禀谅已收到，儿因他事急须往汉口一行，拟即于今晚动身，且年内（编者按：春节前）尚须前往安庆，故今冬返里之说，恐将不能成为事实。儿在外，身子颇平安，请放心。”在安庆，柯庆施持陈独秀的亲笔介绍信找到时任安徽省教育厅长的歙县人江彤侯，希望能安排个职业作掩护。当时江彤侯正在响应陶行知的号召组织平民教育运动，他在教育厅内设立了平民教育委员会，给柯庆施安排了一个位置。柯庆施又通过蔡晓舟，在新成立的《安徽新建设日报》社谋得一个编辑职位。2月13日，柯庆施致信父母说：“儿前由此地奉上一禀不知已收到否：念念。现报社已筹备就绪，赁定法政（校）街三号为社址，明正(月)初十定可出版。日前运漕来一信，谓儿妇明正（月）可来省城，现正在觅房，想正月底当可来此也。”信中所说的“儿妇”就是柯庆施的原配夫人许氏，柯庆施在运漕完婚后只在那里呆了半年，就赴南京求学了，以后更是天各一方，如今返回安徽工作期盼团聚。其实征程风险，日后仍是聚少离多，对此柯庆施有着清醒的思想准备，他在3月29日致柯临久的信中说：“男妇一月后或可来此。惟现在省政时有变化，不知是否能在此久住。”许氏一直到5月23日才由其母送至安庆。

       在安庆，柯庆施利用《新建设日报》这块阵地，转载《新青年》和党的机关报《向导》上的文章，宣传革命道理。他还利用教育会这个平台，团结了安庆、芜湖、蚌埠等地的一批进步青年，组织民主研究会，出宣传周刊和小报，开展游行演讲活动。5月9日组织发动了“勿忘国耻日”万人大游行，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在此基础上， 6月13日，社会主义青年团安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柯庆施当选为书记，嗣后，成功地组织和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对“国会”贿选直系军阀曹锟做总统的运动。12月，安徽第一个城市党支部在安庆万安局一号濮家大宅成立，柯庆施被推选为书记。柯庆施及其同事们在安徽卓有成效的工作，党中央及时给予了肯定和鼓励，陈独秀亲笔撰文，在《向导》第16期上发表了《安徽学界之奋斗》，称“安徽学界又算是全国之领袖”。安庆革命形势的日益高涨也震惊了曹锟等军阀势力，曹锟下令苏浙皖巡阅使齐燮元和安徽省督军马联甲派兵镇压，不久马联甲就从蚌埠移驻安庆，政治形势迅速恶化，《新建设日报》被迫停刊，江彤侯被免职，柯庆施等人遭通缉。1924年春，柯庆施转移到上海，当年10月，被党中央派往苏联海参崴工作，与妻子许氏再次长离。

       1927年初，柯庆施奉调回安庆，5月担任新建立的安徽临时省委书记。1929年底，受中共中央派遣赴湖北省通山县黄沙镇，同程子华等组织和策划了“大冶兵暴”，翌年担任新组建的红三军团第八军政治部主任。1931年，柯庆施在上海参加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是年冬，中共河北省委遭敌人破坏，柯庆施赴北平工作了一段时间。1932年初，返上海到中央军委工作，后任中共临时中央组织部负责人。6月7日，柯庆施从上海致信双亲报个平安：“久未奉禀请安，大人又为儿愁煞，罪甚罪甚。儿于年前赴北方迄至本月始返沪，一切均平安如常，乞勿挂念。运漕已有信去，儿以媳妇久寓彼处，终非办法，故决先接她来此暂住。此后或送回家中或另作安置，当再另筹妥法。”然而柯庆施与妻子又是一次短暂的相聚，即便这样短暂的相聚中，柯庆施也常常“因事他往”。他在7月9日致双亲的信中说：“前上一禀，迄未得复，不知是否收到？家中近况如何？儿极挂念，请即详细示之。儿不久将又他往，届时另奉函禀告。”10月29日给双亲的信中说：“儿前以俗事他往，以致久未致禀，殊觉愁怅万分。遇章先生藉知大人竟以念儿之故，精神不宁者数月，闻之今人惨痛无似！然儿之所以不能常致书家中，决不是儿之疏懒，要亦有儿之苦心也！敢乞大人原谅之而加意保养，是为至祷！”身许革命，忠孝难以两全，然对亲人的思念之情，跃然纸上。对于革命生涯的颠沛流离，他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在致父母的信中嘱咐道，今后来信可以寄到“上海公共租界浙江路三马路时报馆编辑部，王悟善先生收。既使儿不在沪上，王君亦可转寄也。”

       柯庆施始终惦记着家乡的经济社会状况，对乡亲的体恤牵挂之心，体现在家书的字里行间。1922年夏，歙县爆发特大山洪，灾情严重。1923年春，在安庆《新建设日报》就职的柯庆施积极疏通关系，争取赈灾款项。他在4月1日致柯临久的信中提到：“华洋义赈会发款事，已托江彤侯去问。因男固不满意老吕（按：指时任安徽省长吕调元），不愿去见他。” 5月7日，柯庆施再次致信柯临久说：“华洋义振会确曾发洋五千元救济歙南水灾，不知家乡方面已收到此款否？请火速示知，以便预备对付方法。”5月23日在致柯临久的信中再次提及：“华洋义赈会之款确已发出，但不知吾乡各地究竟分得若干？希将详细数目抄下以便预备对待方法。也许是因为柯庆施的一再叮嘱，柯临久极其认真地襄助了赈灾事项，受到了时任安徽国民政府省长吕调元亲书“善与人同”匾额的旌表。

       作为同是歙县人，陶行知、江彤侯、柯庆施对家乡的平民教育运动开展情况都尤为关注。1923年春，陶行知决定“把（南京）歙县试馆所有的收入全用在歙县的平民教育上”，江彤侯特地从中学挑选了一名思想鋭进、经验丰富、有开拓精神的校长，举荐到歙县任知事，这位校长就是曾在安徽省立一师、十一师当校长多年的汪淮。汪淮，字镜人，安徽舒城人，毕业于安徽高等师范，老同盟会员。此事事先江彤侯曾与柯庆施商谈过，并先期接触过几次，颇感满意。柯庆施在1923年5月25日致柯临久的信中说：“汪淮(镜人)来歙想已接事，彼在省时由江彤侯介绍曾会谈数次，彼亦曾请男，惟以彼行期太速故尚未复席。男于谈吐中觉彼较陈当胜多矣。”陈指陈炳经，为前任歙县知事。汪镜人果然不孚众望，到任后针对歙县的县情，迅速制定和推行了《歙民五训》，大力倡导平民教育、植树造林、禁赌、禁烟和女子放足，任职八个月，歙县的平民教育活动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展，呈现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受到了陶行知致信鼓励褒奖。

       柯庆施在家书中除了对双亲的问候外，还每每提及年幼弟妹和亲友们的学习进步。1920年10月5日，柯庆施从南京寄回的家书中问道：“诸位弟弟同妹妹现在还进学堂不？馥香同长生现在是否能够写信？慈弟、富弟现在想已进步好多了——最好叫他们写封信来给我，好看看他们现在究竟进步多少。”1924年2月11日，柯庆施在致父母的信中说：“慈弟、富弟均宜继续读书，高小毕业后之学费，儿当担负一部分或全部。”1932年7月10日，柯庆施在致父母信中说：“二弟改商就学甚善甚善，三、四两弟字亦颇有力，将来定可造就也。惟今日之就学必须以技能为中心，否则虽中学大学毕业，何将专术以谋生，而只造成一批识字之游民，为害个人当不必说，其洗畜社会将不堪设想。”

       1933年2月，柯庆施被派赴华北组织抗日义勇军，5月任中共河北前委书记，帮助冯玉祥组建抗日同盟军。在中共的有力支持和广大爱国民众的积极响应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一度发展到十几万人之众，但在侵华日军和国民党亲日派的双重夹击下，最终失败了。1934年9月至1935年2月，柯庆施从河北短暂回上海，担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书记。他于9月12日致信问候父母，并再次提及：“儿虽在外多年，且常有时不能寄家信，然儿固未尝一日忘记大人及叔父暨诸弟等。……如诸弟初中毕业后而来沪升学，则儿誓当力加帮助，使之不致中途失学。”11月12日，柯庆施再次致信“父母亲大人膝下”说:“三弟仍以再读数年书为宜，如实不能升学，则可在家中请人补习。首在国文，能有根底。其次则算术及科学均宜稍涉几门，并可多读参考书报以长智识，则此后出路当易设法也。家中各种书籍均备，如能用功自习当无难事也。深盼诸弟能自勉之。”

        此后柯庆施再次北上，担任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两年后去延安。由于环境和条件所限，此后再没有书信抵家，柯庆施的家人再也没有得到他的消息。留在上海的妻子许氏在生计十分窘迫时，得到其妹夫的父亲——徽商程耀庭的周济，不久程将许氏及其父母接到杭州，由其供养。嗣后因日军飞机屡来轰炸，程携许氏等人返歙县老家仁里村避难，不久许氏在对丈夫的思念和担惊挂虑中病死他乡，灵柩由其妹夫程居浩护送到竹溪村安葬。柯庆施的父亲于1942年辞世，而柯的二弟柯尚慈，即信中多次提到的“慈弟”，也于一年后病逝。柯尚慈生前曾接其父任竹溪继述小学的校长，柯庆施的三弟柯尚功、四弟柯洛敏（即柯尚勤）也都曾在继述小学任过教。柯洛敏的妻子洪吉兰于1947年参加了地下党，担任了新四军皖浙游击队的通讯员，后来柯洛敏亦参加了游击队，并在游击队里通过收听新华社的广播，得知了大哥柯庆施被任命为新解放的石门市（即现在的石家庄市）市长的消息。

       1949年4月28日，柯庆施奉调南下，担任刚解放的南京市军管会委员，5月担任南京市副市长，翌年5月担任市长。他到南京不久即同家乡取得了联系，接到了在歙县中学任职员的三弟柯尚功的来信，柯庆施立即回信表示“喜出望外”。父亲和二弟的相继去世，未免使他有些感伤，但继母洪多云身体尚健，使他由衷地感到高兴，并立即请他的一位亲戚，专程到歙县竹溪村接继母来安度晚年。

       继母洪氏是1950年春节前到南京的，同来的还有二弟柯尚慈的遗腹子柯友诚、四弟柯洛敏的女儿柯和丽等，那时的友诚同和丽都很小，是由亲戚一根扁担两个箩筐挑着去的。柯庆施见到继母的第一句话，就是用浓浓的歙县南乡口音喊了一句“姆妈”，他离开家乡已三十多年了，大部分家乡话都讲不来了，而这句“姆妈”一直蕴藏在他的心底，这里面饱含着多年来对双亲的思念，也包含了对家乡的无限情感。

       柯庆施的继母洪多云是歙县三阳村人，家中女孩排行老三。三阳和竹溪同属歙县旱南地区，相隔二十里。洪多云的家庭是徽商世家，她从小曾随父亲到北京呆过，会京腔京韵地念叨几句北京童谣，也断文识字，算是见多识广了。柯临久元配方氏去世后，洪多云进了柯家，行了结婚大礼后，婆婆就两手牵着一对儿女交给洪氏，这是她始料未及的，这对儿女就是柯庆施与他的妹妹馥香。深明大义的洪多云很快接受了这个事实，担负起照料这对儿女的责任，尤其小心照料柯庆施这个“家里最娇贵的宝贝”，因为柯庆施不仅是长子，且他前头还曾经走掉两位早夭的哥哥。洪氏除了尽媳妇之道照料婆婆和丈夫外，还为柯庆施兄妹缝补浆洗操劳，十岁左右的大孩子正值好动好蹦时期，非常费鞋，加上一大家子人的缝补家务，洪氏时不时地还把三阳村的四妹找来帮她为柯庆施做鞋。无奈柯庆施陷于先后丧失生母和祖母的情感悲痛中，对继母的到来总持排斥心理，正如1940年他在延安时的《自传》中所披露的：“我生母在我五六岁时就死了，我即同祖母一道，十岁时祖母又死去，遂使我同后母的接触密切，而逐渐产生了对后母的恶感，十四、五岁以后我就从未喊过她一句妈妈”。

        后来有人推测这是他最终离家出走的主要原因，其实这种看法片面，柯庆施在《自传》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五四’运动爆发后，我们这批人首先受到很大的影响，于是我们在学校里也开起会来，组织什么救国十人团，发了通电等，这个运动给我们影响最大的还在于思想上的推进，我们就看到《新青年》、《新潮》等杂志，……这个时期，好像是加了油（思想上的）一般，使我们的思想与学校当局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矛盾，于是冲突更甚。”以致最后被校方勒令停学。停学后的柯庆施没有屈服，而“我父亲企图用结婚的方法来把我留在家里，当时我的确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时期。第一，那时继续求学，思想上要求进步的心很切；第二，我同我后母关系不好，见面都不大说话；第三，旧式的婚姻我已开始不满意，……结婚后因我坚持要去南京，并且经过章衣萍找陶行知写信来劝我父亲与岳父（陶行知是我的同乡），结果遂达到去南京的志愿（按：时在一九二0年春）。”从柯庆施的自述中不难看出，离家到运漕结婚并不能让柯庆施“收心”，他的出走主要是追求进步，追求真理，寻求救国济民之路。

柯庆施后来不止一次地说，小时候因为不懂事，做了一些伤害妈妈（即继母）感情的事情，现在想起来十分内疚。在南京公务繁忙之际，柯庆施总是尽量抽空陪陪继母，他对继母十分尊重。现年95岁的柯敦厚老先生回忆道：“记得1950年1月到南京，柯庆施同母亲（即继母洪氏）一起在家门口里等我，对家乡来人十分亲切。我带去冻米糖、雪饼，他非常高兴，讲几十年未吃过了，使我一下子没有拘束感。柯庆施讲今晚吃文兰（柯的妻子于文兰）做的水饺，明天吃我妈妈过年才做的菜。吃饭间，柯母亲讲柯的头同别人不一样，一边高低，柯庆施就把帽子摘掉让我们看。我讲想参观师范学校，柯庆施马上打电话联系。……我住了两晚，一次柯母讲到柯尚功在部队行军很苦，柯庆施讲就是要经得住艰苦，比起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要好多了。”

柯庆施的三弟柯尚功、四弟柯洛敏都为洪氏所出，柯庆施到南京不久，就亲笔去信勉励他们要努力学习，争取进步。不久三弟柯尚功参加了解放大军，随即步行进军西南，历尽千辛万苦。柯庆施工作繁忙，嘱夫人于文兰几次代他去信鼓励。于文兰在1949年11月29日的信中热情地说道：“从湖北来的信与汘口来的信都接到了，知你们一路上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我们都替你们高兴得‘手舞足蹈’。……另外报告你一喜信，志诚回去去接母亲与和尚（按：柯友诚小名）来，你听到后一定很高兴的，想你一定更安心地努力学习了。想你接到这封信以后，母亲亦就到了南京。”在1950年4月6日的信中说道：“知你在行军当中，那样艰苦作风的精神，使我很钦佩的，尤其你刚从家中出来，第一次出门的人，很能吃苦，同时又善于学习，使我们应该向你学习。另外望你在工作中不要忘掉学习。你近来身体怎样，念念。母亲大人已来了两个多月，她老人家自来南京后亦胖了，精神很好，请勿念。”1951年6月4日的信中写道：“来信收到，深知你已在进步，甚慰。并希勿以进步而骄，还须继续前进为盼。”柯尚功后来留在成都解放军西南军区后勤军需部粮秣处工作，1958年转业到安徽省物资局，文革中下放到歙县老家，后来到县树脂厂担任财务科长，1981年离休，2009年90高龄时病逝。

       四弟柯洛敏解放时24岁，当时游击队已改为解放军皖浙支队，他担任文化教员。因为年纪尚轻，柯庆施介绍他到华北大学学习，根据本人的专长和要求被分到文艺系，结业后分配到中央音工团，曾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演出。后来根据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需要，柯庆施建议他到天津拖拉机学校学习机械技术，毕业后分配到洛阳拖拉机厂，由于该厂尚在筹建，先到郑州技工学校当教员。1959年歙县掀起大办工业的热潮，柯洛敏应家乡需要回来担任县技工学校教师，后来任机械厂副厂长。1986年在县政协离休，2000年病逝。柯洛敏的妻子洪吉兰很早就投身革命，但文化程度较低，柯庆施介绍她住到时任国家一机部部长、天津市市长黄敬家中，拜托黄敬找人为她补习功课，拟进一步培养深造。后因柯的继母洪氏在南京住不习惯，要回歙县老家居住，洪吉兰不得已返乡好照顾婆婆。

解放前柯临久为行善办公益，尤其是独资建造通往绩溪石板路上的三拱桥，耗尽了家财，后三拱桥被洪水冲垮，柯临久心力交瘁之下一病不起，撒手人寰，家道从此式微，到解放时竟欠下了不少债务。柯庆施夫妇就从自己的津贴费结余中拿出一些粮款，用于偿还老家的旧债。柯的继母洪氏回到歙县老家后，柯庆施一直坚持按月把其生活费寄到四弟媳洪吉兰处，请四弟夫妇照顾好老人。1963年洪氏在歙县病逝，丧葬费也是柯庆施夫妇寄来的。柯庆施二弟柯尚慈早年病逝，家境较困难，二弟媳又得了血丝虫病（粗腿病），柯庆施把她接到南京治病，并把柯尚慈的遗腹子柯友诚留在身边念书。后来柯友诚回歙县上中学后，他的生活及学习费用一直由柯庆施夫妇承担，一直到读大学。柯庆施还把大妹妹馥香的女儿潘福宝留在身边念书、把二妹妹柯金香的女儿吴赤珠介绍到南京纺织厂当女工，还为一些到南京找工作的亲友提供食宿帮助，家中常常有一大家子人吃饭。

      柯庆施是个重情义的人，他始终没有忘记他的结发前妻许氏，尽管那时是父母包办，但毕竟共同度过了一段患难岁月。在他由于革命工作需要北上后，许氏得到其妹夫程居浩一家的照料，柯庆施对此非常感激，解放后特将程居浩的儿子程家治、女儿程美珍接到南京身边供养读书，一直到中专毕业先后走上了国防工业的岗位。

对于老家来的亲友们，柯庆施夫妇总是热情接待，尽力帮忙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但从未为亲属谋取过任何特权，所需费用也都是自己承担。

从1954年4月起，柯庆施就从南京调到上海担任市委第一书记，此后又兼任上海市市长和华东局第一书记，对于阔别多年而又近在咫尺的家乡，柯庆施几次想回去看一看，但都未能如愿。据他的四弟柯洛敏回忆，最早一次约在五十年代前期，当时柯庆施在杭州疗养，拟由杭徽公路回竹溪返里一探，但因老杭徽公路路况不好，加之下车后还要走18华里山路，翻山爬坡，经护理医生竭力劝阻未能成行；第二次是在五十年代中、后期，柯庆施拟偕夫人于文兰一同回竹溪探望，当时歙县为外运竹溪一带所砍伐的木材，正在修西村（距竹溪尚有五华里）通往杭徽线的公路，但社会上却风传是为柯庆施回乡而修路，柯庆施闻知无不遗憾地放弃了这次计划，说共产党人岂能被误认为搞衣锦还乡；第三次是1962年4月中旬，柯庆施到杭州开会，决定会前抽空探探老家，顺便对农村工作做些实地调查，不料行前胆囊炎发作，不得巳请华东局农办给歙县县委挂电话，请县委安排竹溪村几个老农去杭州见见面，谈谈家乡情况。县委即由分管农业的书记李仲奎带队，请竹溪村的老农柯金全、柯炎顺和支部书记柯观有一同前往，同行的还有柯庆施的四弟媳洪吉兰和她的两个女儿和丽、小皖。根据李仲奎书记的当时笔录，他们于4月13日到达杭州，在杭州住了五天。柯庆施抱病先后同他们分别会见了四次，听取了有关情况汇报并作了指示。

       四月的西湖，春光明媚，柳绿桃红。在家乡来人抵达杭州的当天，柯庆施特意在西湖安排了一艘游艇接待众乡亲，让大家放松心情，畅所欲言。游艇舱内宽敞明亮，大家围坐在一张长桌子旁，柯庆施亲切地向柯观有等人一一问起村里老乡亲、老伙伴的近况，回忆起童年时的一些趣事，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柯庆施还用手指在桌上比画出水竹坑村的道路、亭舍、人家、祠堂的位置和走向。他是1919年17岁时离开家乡的，四十多年了，对家乡的记忆仍然那样清晰，乡亲们都佩服他惊人的记忆力，更感觉到家乡一直在他的心中。

       柯庆施十分牵挂家乡人民的生活、生产情况，他关切地向老农柯金全问到：“今年生活怎么样？吃多少粮食？够不够？”柯金全答复说：“今年生活比去年好，队里安排了每月二十一斤，白己还可以贴一点。”柯问：“贴什么?”柯金全说：“开了一点荒，搞了一点自留地。”当柯庆施得知金全的自留地只能贴补100多斤粮食时，说“怎么只搞这一点”，然后又询问柯观有、柯炎顺种植自留地的情况。柯庆施指出，可以开荒种点粮食，但不能砍树毁林，关键是要提高粮食单产，方法是“多养猪，多积肥，还要种六月黄豆，种油菜，加工饼肥”。说到这里，又关切地问起村里的养猪情况，当听到由于大跃进时期的“大呼隆”、“瞎指挥”，统一耕种，把六月黄豆“砍”掉了，还取消了家庭养猪，生猪存栏数目锐减，李书记汇报说全县生猪存栏数从1958年的十七、八万头降至现在的两万头时，柯庆施生气地说：“你们尽胡闹！六月黄豆是要种的，有油有饼，可以多收玉米；平原地区要种油菜，种黄豆，还要多养猪。肥料多了，产量也就提高了。”

       接着，柯庆施进一步了解了水竹坑村现在有多少人口、劳动力多少、去年粮食产量多少？村书记柯观有答复说：“去年水稻单产三百多斤。1957年、1958年水稻单产可以达到480斤至500斤。”柯庆施认真核实道：“你吹！我不相信。”柯观有急了，说：“那时不吹，养的猪多，每户一至二头，全村一百多头，粪肥多，还有饼肥，粮食的确收了那么多。”柯庆施转问两位老农是否属实，他们都说差不多。柯庆施指出山区要因地制宜，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还要重视发展林木和多种经济作物，他说：“山林生产、茶叶、油桐、油茶等作物要恢复起来，要恢复过去的办法，林粮轮作，把树林养起来。”并一再要求县委要加强调查研究，搞个办法，订出制度，搞好种粮、造林协调发展。

       看到柯庆施对家乡如此关切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村书记和两位老农的话匣子也打开了，毫无拘束地反映了一些问题，如反映村里有几百人的国家砍伐队是“破坏队”，把村子周边的树都砍光了，放木材还把水坝冲垮了，导致粮田受旱。柯庆施严肃地批评李书记：“尽是你们搞的，就是胡来！砍伐队把树砍了，坝也冲了，为什么还要保留呢？这件事。我已经和你们省委讲过了。”并当即吩咐秘书陈文打电话给安徽省，再讲一下这件事。柯庆施沉重地说：“这几年山林都搞光了，这样下去还得了，把子孙饭都吃光了！吃山要养山，山要越养越富么，现在是越搞越穷。山区生产怎么搞，你们回去后一定要好好研究一下。”好多年后，时任县林业局副局长的朱志远回忆说，当时因“大办工业、大办钢铁需要木材，上级下达砍伐任务每年要19-20万立方米，副省长孟亦奇坐镇歙县砍伐木材，砍伐队有5千人之多，水竹坑采伐队就有八百人，我兼副指挥长，原外水口的一片大枫树都被采伐了。1962年柯老严厉批评乱砍伐的行为后，县里决定在水竹坑设国有林场，发展林业。因单独设林场面积不够，还并了邻处一千亩国有山场办起了水竹坑林场”。

       柯庆施十分关心农副产品流通方面的情况，他仔细询问了茶叶的产量和收购价格情况、枇杷的加工和销售运输情况，还问起水竹坑过去在外面做生意的有多少人，现在回来多少人？大家一一作了回答后，柯庆施意味深长地说：“过去徽州在外面的人很多，‘无徽不成镇’嘛！歙县是做茶叶生意的多，休宁是开布店的多，黟县做当铺，绩溪开馆子。”并指出要把农副产品的流通搞活，“要把歙县的枇杷运出去，过去能运，现在也要设法运出去！”

    游湖途中路过一些有名的景点时，柯庆施总是停下话头，向乡亲们作些介绍。大家还登上一处景点，柯庆施嘱咐工作人员给山里来的农民兄弟们多留些影，并欣然和大家一起合影。

       第二天柯庆施突然腹痛严重，经医生诊断为胆囊炎急性发作，采取药物、禁食等外科保守治疗方法，但必须卧床休息。接到市委通知，于文兰带着女儿六六、小妹从上海赶来了。柯庆施让于文兰带着女儿先到省委交际处看望乡亲们，然后派车接洪吉兰和女儿们到他养病的刘庄三号楼见面。柯庆施躺在床上，和蔼地说他的病无大碍，休息几天就会好的。他再次问起家乡老百姓的生活情况，洪吉兰告诉说，这几年老百姓的生活十分困难，尤其是吃不饱。侄子柯友诚在歙县中学读书，每天在学校里吃过饭还要到家里来找些吃的，有一次洪奇怪地问他在学校里没吃饭吗，友诚一言不发，第二天眼泪叮叮地从学校里带回一瓷缸水煮山芋干片，水多山芋片少。说着洪吉兰打开随身带来的竹筒（山区人外出劳动带饭菜用的），说这就是中学生们吃的水煮山芋干片，水已经倒掉了，这是干货，她还拿出几个山芋粉馒头，说这就是她所在单位食堂的主食，并讲这还算是好些的，不少老百姓、农民连这样的都还吃不上呢。看着那些发了霉的山芋干片和那几个黑糊糊的山芋粉馒头，柯庆施的心情十分沉重。后来听说，他还把这些东西给了其他领导看。

        午饭时间，柯庆施留洪吉兰母女在刘庄吃了一顿饭，菜肴很简单，一尾鱼、一盘青菜、一碗汤。歙县老家来人都是在省委交际处是吃包伙的，伙食标准分高、中、低三档，大家订的是中档标准，菜肴比刘庄还好些。柯庆施的秘书陈文告诉老乡们说，你们吃的比柯书记还要好些，还说大家的食宿费除了县委李书记和驾驶员回单位报销外，水竹坑村的三位老农和柯庆施的亲属都由柯老自费开支。

这回赴杭州头尾5天，柯庆施尽管身体不适，还同县领导和村里老农们前后谈了四次话，除了群众的生活、生产问题，还有工作方法问题、干部作风问题等，李仲奎书记都一一作了笔录。柯庆施一再嘱咐李书记并转告歙县的其他领导：一定要关心群众的生活、生产问题；一定要重视调查研究，发展山区经济要因地制宜、多种并举；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浮夸，不要大呼隆、瞎指挥。临分手时，柯庆施再次叮嘱李书记：“做干部的要好好调查研究，多做一些具体工作，少出坏点子！过去乱出点子搞坏了，今后不能再出坏点子了。”

柯庆施不仅关心家乡的农业和农民生活，还十分关怀家乡的工业建设。早在全国解放后不久，他就预见到全国很快要掀起一个工业化的高潮，他不仅建议时在中央音工团工作的四弟柯洛敏到天津第一拖拉机学校学习机械技术，还支持柯洛敏返乡支援家乡的工业建设。柯洛敏的爱人洪吉兰当时在县委工交部工作，多次往返上海争取工业项目、机械设备和技术人员。1960年前后，县纱管厂和县仪表厂（当时称五金厂）分别在上海内迁的车木六厂和一家螺丝加工企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县机械厂在上海调进7台“明精式”车床和一台C615车床、一台C620车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县染织厂在上海调入50台爱迪生织布机的基础上新成立了……。与之同时还有上海支援过来的大批技术人才和知识青年，不少日后成了歙县工业建设的中坚骨干力量。

（著作：汪太戈  提供：柯宏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