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秀简明春秋（1879-1942）之二

1920年

1月份

委托恽代英翻译考茨基的早期著作《阶级斗争》。此间曾把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相提并论，一律尊为“持论底榜样”。

1月初，广东军政府政务会议议决，从广东关余里拨款100万元，筹办西南大学。负责筹办的有汪精卫、章士钊等，他们迭次函邀陈独秀来沪，共商西南大学的筹办事宜。陈独秀，秘密离京南下，于1月29日到达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月31日）此间，主张创办工人刊物，写了《告新文化运动诸同志》一文，主张办刊面向工人群众。另外，开始对中华工业协会、中华总工会等团体进行调查。

2月2日，乘“大通轮”， 溯 江而上，于4日下午抵达汉口。文华大学协进会和武汉学生联合会都派代表冒雪渡江迎接。当晚陈独秀留宿文华大学，备受款待，并结识了该校校工郑凯卿（中共发起组成立之后，郑被发展成为中共党员）。

2月5日下午三时出席协进会在文华大学举行的欢迎会，并即席演说《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

2月6日上午9时，在文华大学第四讲堂举行的毕业典礼上，作《知识教育与情感教育问题的演说》。

2月7日上午9时，应汉口青年会的邀请，在武汉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新教育之精神》，听众除学生外，还有省议员等。演讲完毕后同议员刘俊夫等五人交谈教育意见。陈独秀主张“吾国欲图教育事业发展，须实行强迫教育之计划”。

2月8日下午2时，堤口下段保安会举行欢迎大会，到会数百人。陈独秀演说，希望武汉市民，（一）能为外交后盾；（二）能谋工商业之发达。会后又参加保安会举行的小型座谈会，陈独秀主张武汉市实行自治。数会后，应武昌学界周煦春等人宴请于普海楼，席间陈独秀畅谈文字改革，主张中国文字实行“注音字母”。当晚乘车北上返京。（“愤恨湖北当局者压迫言论之自由”）

2月9日下午，抵达北京。准备写几封请柬，约胡适和其他几位朋友晤面一叙。正写时，一警察进来询问了一番。于是先躲到胡适家，后到李大钊家。李大钊当即决定护送他出走。化装出行到天津，陈上了火车后，李大钊才回北京。在途中，两人“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

2月12日，抵达上海，下榻惠中旅馆，生病五六日。后寄居亚东图书馆。（他本打算去广州筹办西南大学的，但后来，西南大学终因经费无着落，未及筹办便成泡影。）

2月27日，出席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到会的有王光祁、汪孟邹等二十余人）

3月，他决计将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六号编辑成《劳动节纪念号》，并向周作人写信约稿。除直接写信向友人约稿外，还写信给高君宇，请他“托在太原的朋友调查那底劳动状况”。他对产业最集中的上海的劳动状况“特别注意，有托朋友调查的，有登报征求又派人亲自调查的”，“在调查的时候，承许多劳动者指导和帮助”，也有工人自己写作投稿的。

3月20日，在青年会演说《文化运动是什么？》

3月29日，应江苏省教育会之邀，演讲教育问题。（到会者约千余人，是近几次讲演会最盛大的一次）演讲时，陈独秀侧重指出教育上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两大弊病。

3月31日，孙中山宴请陈独秀，由胡汉明、廖仲恺、戴传贤作陪。（孙陈两人首次见面）（一个多月后，孙中山在陈独秀主编的《劳动节纪念号》（即《新青年》第七卷六号）亲笔题写“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同年11月，两人又出席祝贺上海机器工会成立。）

4月间，迁居到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这是陈独秀的住处，也是《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和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诞生地）。

4月间，俄共(布)远东局派遣维经斯基率代表团来华，代表团的成员有库兹涅佐娃、马马耶夫和翻译杨明斋。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等人“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维经斯基到达上海以后，首先会见陈独秀，又由陈独秀的介绍会见了当时宣传社会主义的《星期评论》编辑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以及研究系的报纸《时事新报》的负责人张东荪，他们举行了多次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除了上述的一些成员，还有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经过座谈了解中国革命情况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现状，商讨发起建立共产党的问题。【 陈独秀在开始建党时，首先同李大钊接洽，他写信给张申府谈建党的事，征求对党的名称的意见，并嘱咐张：“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关于党的名称，李大钊复信给陈独秀说，共产国际的意思是“就叫共产党” 】

4月2日，出席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演说《劳动者的觉悟》。

4月16日，出席中华工业协会各业代表与各部干事联席会议，被推为教育主任，即席演讲上海工界现状，强调注重工人义务教育，并自愿担任义务教授。

4月18日，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界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和药业友谊联合会7团体召开联席会议，筹备“五一”节。陈独秀首先提出将纪念会的名称定为“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用各工会名义发起，并由各工会推出三人为筹备代表，分任进行”，然后演说劳工要旨：注重各业分会之组织，并须急谋工人本身之利益，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会上推举陈独秀等为筹备世界劳动节大会顾问。

4月26日，筹备会议议决于5月1日下午在西门体育场举行庆祝大会，休工一天。

4月28日，工界发表宣言：“我们上海工人今年举行破天荒的‘五一’运动， …… 唤起中国工人觉悟”，以“改善中国工人的生活，增进中国工人的知识，表现中国工人的人格”。“五一”节庆祝大会，初有5000工人前来参加，因体育场为军警霸占，被迫四次改换开会地点，最后在靶子场后面的荒地上举行大会，庄严地提出了“三八制”的要求。当晚，7团体发表宣言，抗议军阀的压迫，并致函答谢苏俄政府对华宣言。 上海工人第一次大规模地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以及所提出的口号和发布的宣言，都是在陈独秀的指导下进行的。陈独秀在参加上述工会团体的活动时，很快就发觉这些工会是由“小政客发起的”，办工会的人“总是穿长衣的先生们多，穿短衣的工人很少很少”。因此，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之前后，陈独秀即着手筹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真正的工会。

4月21日，在中国公学演讲《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一是人民直接行动；二是牺牲的精神。

4月26日写信给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十二位在京的主要撰稿人，提出《新育年》。以后拟如何办法”，“是否继续出版”的问题。如果继续出版的话，关于“编辑人的问题，（一）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二)由在京一人担任；(三)由弟在沪担任。为时已迫，以上各条，请速赐复”。 （ 《新青年》和它的主编正式转向了科学社会主义，而且有愈来愈多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它撰稿，这在《新育年》编辑部北京同人里引起强烈的反响。陈独秀觉察到这种反响，于是写信 ）

6月间，“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井起草党纲十余条，明确提出“用劳农专政相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

7月19日，再举行筹备会，“这次会议为未来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会上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坚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

8月份，陈望道“费了平生译书的五倍工夫”，将《共产党宣言》全文译出，经陈独秀、李汉俊“校对”后出版。此间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这时的发起人，一共是8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杨明斋和李达。每次开会时，吴廷康(维经斯基化名)都来参加”。开会地点在陈独秀的住处——渔阳里2号。上海发起组会议“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陈独秀为加快建党的步伐，他函约王乐乎在济南组织(王本人未加入组织，向陈推荐了王尽美和邓恩铭等几位青年组党)；陈公博在广州组织；张申府在法国组织；施存统在日本组织；毛泽东在长沙组织；派刘伯垂(在沪时由陈独秀介绍入党)回武汉组织。“这样，上海的组织事实上成为一个总部，而各地的组织是支部了”。

8月15日，由陈独秀与李汉俊发起，《劳动界》（周刊）创刊（1921年1月23日，陈独秀离沪到广州后停刊，空出版了24期）。

8月22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地点设在渔阳里6号，陈独秀指派上海发起组中最年轻的党员俞秀松担任青年团的书记。

8月底，张国焘(7月中旬到沪，住陈独秀处)由沪返京。陈独秀要他将上海的建党意见转告李大钊，即“上海小组将担负苏、皖、浙等省的组织和发展”，希望李大钊“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李大钊对于这些意见“略经考虑，即无保留的表示赞成”，“认为上海所拟议的要点都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从此，南陈北李携手创建中国共产党。

9月份， 党的第一所学校——外国语学社（校址设在渔阳里6号）开办，以公开办学的名义掩护革命工作。学校的负责人是杨明斋，教授俄文，李达、李汉俊、袁振英分别教授日文、法文、英文。有时陈独秀也来校讲课。学生的来源是由陈独秀等及外埠党员同志直接或间接地介绍来的。

9月1日，《新青年》出版第八卷第一号起，便成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由编辑部同人自行组织新青年社，直接办理编辑印刷发行一切事务”。总发行所设在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279号，编辑部仍设在陈独秀的住处渔阳里2号。把思想界的泰斗《新青年》改办为中共发起组的机关刊物，这是陈独秀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大贡献，也只有他才能作出这一贡献。

10月3日，上海机器工会假渔阳里6号召开发起会，各厂代表80人到会。会议主席李中报告发起会的宗旨是“谋会员之利益，除会员之痛苦”，组织真正的工会。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等人到会，被接纳为名誉会员。陈独秀被推举为工会经募处主任，在会上发表演说，明确指出矿工、铁道工、机器工工会，是现在世界上三个“很有势力”的团体，如能“彻底联络”，那末社会上一切物件，都要受他的支配，就是政府也不得不受其支配”。会议讨论了机器工会的章程，并由李中和陈独秀起草。

10月10日，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与工商友谊会联合创办的《伙友》创刊，新青年社发行。（11月中旬，第六期出版后，便和中共上海发起组完全脱离了关系）

【 陈独秀在上述工人刊物及其他报刊上发表了约20篇关于工人运动的文章。1.宣传了工人的重要社会地位；2.宣传剩余价值学说，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3.宣传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4.批判错误言论；5.揭露招牌工会，号召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 】

11月，中共上海发起组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规定了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阶级。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的目标，工农必须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镇压资产阶级，建设共产主义。并“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

11月7日，由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创刊，它的王要撰稿人都是上海发起组的成员。第一期第一篇文章是陈独秀写的《短言》，也就是该刊的发刊词，它明确宣称：“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选。……什么民主政治，什么代议政治，都是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一切生产工具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政权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这篇《短言》，正如毛泽东所说是一篇“颇不愧旗帜鲜明”的宣言。

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召开成立大会，到会约1000人。陈独秀在会上再次指出工人团体，须完全由工人组织，“万勿容资本家厕身其间，不然仅一资本家式的假工会而已”。（ 上海机器工会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从此上海工人才有了真正的工人自己的团体。12月间，中共上海发起组又领导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会 ）

12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上发表《独秀致罗素先生底信》，说：中国要发展教育及工业“这是不待讨论的；但是有一件要讨论的事，就是还仍旧用资本主义发达教育及工业，或是用社会主义?……近来中国有些资本家的政党的机关报屡次称赞你的主张：‘中国第一宜讲教育，第二宜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我们不知道这话是你说的，还是别人弄错了呢?我想这件事关系中国改造之方针很重要，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入”。又《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主张社会革命，反对社会改良，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12月10日前后，陈独秀写信给李大钊、钱玄同、胡适之、高一涵、周豫才、周启明等九位同人，说他“日内即赴广州，此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另外加入编辑部者，为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三人”。对新青年的编辑事宜做了安排。

12月16日夜，陈独秀即将登轮赴粤之时，又写信给胡适之、高一涵，重申“《新青年》编辑事有陈望道君负责，发行事有苏新甫君可负责。这是封打招呼的信，编辑和发行工作的人选均已确定，在这个既定的安排之下，可“稍改内容”。不过，陈独秀还是希望联络北京同人，请他们“多做文章”的。

12月17日晨，陈独秀登轮赴广州，同行的有袁振英等。船行经香港，停泊于码头，时有三位青年李义宝、林昌炽、张仁道慕名“到船上会见陈，并携带《真善美》刊物给陈看。他看了以后倍加赞许，鼓励三人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后来这三位青年都成长为香港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党组织的发起人。

12月25日，陈独秀抵达广州，下榻大东酒店。不久即定居在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十一号三层楼房的第二层，门口贴着一张字条，上书“看云楼”三字。这是陈独秀为自己的住所起的雅号。所谓“云”，许是借南海蓝天的白云喻指政治风云的变幻吧！陈独秀初到广州时，“看云楼“云集各界人士，纷纷邀请他发表演说。他把演说看作为传播新思想的重要方式，几乎是有求必应，单是1921年1月间，大型演说就有七次之多。

1921年

春，在陈独秀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中共广东支部，党员除陈独秀外，还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成立支部时，陈独秀特地指出，不能让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共产党组织内部的情况也不给他们知道”。（批判无政府主义）

1月间，陈独秀为加强对全省教育工作的领导，提出了《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省教育委员会为全省教育最高行政机关。委员会由政务委员和事务委员组成。政务委员八人，由省长委任四人．由全省大学校长、学长，各专门学校、师范学校校长及大学教授互选四人。委员长由全体委员互选产生，总揽全会事务。省长任命的委员，倘经委员会多数认为不适当时，得请省长改任。为发展教育事业，陈独秀还制订了教育经费年度核算表。总计费用为357万元(不合县办教育事业)，其中学校经费为215万元，社会教育费90万元，特别费(包括行政费、留学生费、建筑费)52万元。这个预算表不久就为孙中山总裁和陈炯明省长所批准。 【 陈独秀对广东教育事业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创办宣讲员养成所2.开办工人夜校3.首创中学男女同校。此外，还创办了注音字母教导团，培养中小学国文教师100余人。开办俄语学校，由俄人米诺尔及其夫人任教等等。陈独秀办事果断激进，雷厉风行，在进行上述各项工作之同时，着手筹建西南大学、市民大学、编译局、通俗图书馆、幼稚园等。还创刊了《劳动与妇女》周刊，努力宣传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展开论战。 】

1月2日，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新教育是什么?》。

1月中旬，广东省长公署设立省教育委员会，陈独秀、汪桔卫、戴传贤、许水清被委任为政务委员。

1月15日，在公立法政学校演讲《社会主义批评》。

1月20日，在省教育会演讲《教育与社会》。

1月22日上午，在省立第一中学讲《中学生之将来》。同日下午，在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演讲《工业学校与劳动运动》。

1月23日，在女师演讲《如何才是正当的人生》。

1月29日，在省女界联合会演讲《女子问题与社会主义》。

3月8日，政学会机关报上海《中华新报》借“广州归客谈”之口，整篇地披载上述的那些谣言，于是《广东群报》不得不连续发表文章进行揭露。

3月18日，陈独秀也在该报发表《辟谣——告政学会诸人》。

3月25日，上海《民国日报》转载此文，说：“我在广州各校的演说，众环共听；各处的演说辞，回回都登在报上，众目共见；有无该报所谓禽兽学说，……用不着我辩证的。”“我们虽然不主张为人父母翁姑的专拿孝的名义来无理压迫子女儿媳底正当行为，却不曾反对子女儿媳孝敬父母翁姑，更不说孝是万恶之首，要去仇他。…—至于，百善淫为先’这句话．我想除了极不堪的政客，做淫小说的新闻记者，和姬玄众多的大腹贾以外，没有人肯主张罢”后来，陈独秀又在《民国日报》上连续三天登载《启事》，说“曾有无耻的懦夫，不敢与我正面为敌，躲在人背后，造下流谣言，中伤我。……兹持声明：今后各处倘有印刷物公然传载此类谣言者，即认为有意损害鄙人名誉，立即诉诸法庭，以做邪僻，决不取以前置之不理态度”。公开的揭露、坚决的驳斥和京沪稳三地大报的声讨．彻底粉碎了无耻之徒所散布的无耻的谣言。

7月间，中共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推举陈独秀为中央书记。于是陈独秀决定回上海。

在教育工作方面，使陈独秀感到最棘手的是权限和经费问题，这两条在来粤之前原是约定好了的，但侵犯教育行政权的事仍时有发生。5月中旬，廉州中学校长辞职。钦廉善后处擅自委任由某人接任，且竟然得到了省署的同意。这使“陈独秀恼怒异常，…—力驳省署办理之非”。关于筹办大学预科及第一师范．虽然己开出预算，择定地点，但经费“未能按期照发，诸事难以捆置”，陈独秀感到在这种情况下，“若留恋不去，拥此虚名，不独无以对粤人，且无以对自己，故顿萌退志”。同时，上海方面，李汉俊等人于5月间派包惠僧来广州，要他回沪主持党的工作。

8月17日，致函陈炯明，辞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职。陈炯明从广西桂林回电，“极力挽留”，并劝说陈独秀“仍望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为要。至于一切障碍，我当为委员会扫除之，……又批其辞呈云：该委员贞固有为，风深情重，所请辞职，应毋庸议云。”陈独秀辞职不获准，只得借词医治胃病请假离粤。

9月9日，广东省教育委员会职员举行祖饯大会，为陈独秀饯行。

在从广州回上海的船上，包惠僧问陈独秀“中国革命怎么革法”?陈说共产主义在中国怎样进行还要摸索，“由于各个国家情况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态也各异，在中国是什么样子还要看发展”。又说：“做为共产党员首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其次是发动工人，组织工人，武装工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剥削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段话所表述的思想与“一大”通过的《纲领》是相一致的，都是把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当前中国革命的直接任务。

9月中旬，陈独秀回到了上海，又住在老渔阳里2号。从这时起，他就没有职业了，也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如果说他有职业的话，那就是以革命为职业了。 他的经济主要来源于1922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独秀文存》的版费。亚东图书馆是他经常出入的地方，他没钱用了就来到亚东。（陈独秀到达上海的第二天便同马林见面会谈，表示坚决不愿意戴第三国际的帽子）

10月4日，下午2时许，陈独秀和他的妻子高君曼以及正在陈宅聚会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一共5人，都被法租界当局捕去，《新青年》等印刷品也被搜去。

10月26日，在多方营救下，陈独秀获释 。

11 月间，陈独秀签发《中央通告》，提出从现在至明年7月以前的工作计划，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须超过两千名；“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必须有切实的联络”；中央局宣传部必须出版共产主义书籍二十种以上。“关于劳动运动，决议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青年及妇女运动，各区也应“切实注意”。中共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各项工作。

是年底，蔡和森、李立三从法国回到上海，经中共中央批准为党员，陈独秀将蔡留在中央工作，派李立三到湖南从事工运，后来又派徐梅坤到商务印书馆工作。（ 陈独秀这时很重视工人运动，当陇海铁路罢工取得胜利以后，陈独秀写信给罗章龙，说“陇海罢工捷报先传，……这是我党初显伸手的重大事件，已派大汉(即李震瀛)等北来，盼兄放手做去，勿稍停步，如有需要，当尽力所及，作君后盾。”据不完全的统计，从1921年11月至1922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出版的报刊上发表了l0多篇专门论述工人运动的文章。此外，陈独秀还结合工运斗争的实际情况，及时地撰写了许多篇战斗性的短文。）

1922年

3月9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第四号发布《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号召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反对现代基督教和基督教会。同期发表《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章程》和《非基督教学生同盟通电》。中共中央局为了领导这场运动，“建立由七个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制定了详细的运动计划，可归纳为以下五点：1，组建合法的非基督教青年同盟，其中央机构设在上海；2，制定同盟章程；3，召开非基督教组织代表大会；4，通过派我们的同志以基督教代表身份参加会议从内部破坏基督教代表大会；5．通过派我们的同志参加基督教同盟地方组织来瓦解基督教同盟。”陈独秀参与了基督教运动的领导。这场运动是中共建立之后领导的第一场学生运动。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没能举行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游行示威活动，斗争较缓和，没能阻止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的召开，但它进行了一次较广泛的非宗教宣传，为1924年再次开展非基督教运动打下了思想基础。

4月2日，陈独秀《致周作人钱玄同诸君信》，4月7日见于《觉悟》。这封信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一)信教自由，反对宗教也该有自由。可是“非基督教学生开会已被禁止”，我们的自由在哪里?(二)“私人言论的反对，与政府的法律制裁不同。”(三)信中最后一段话：“基督教有许多强有力的后盾，又何劳公等为之要求自由？公等真尊重自由么？请尊重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测”这段话刚柔并济，精采之至。“强有力的后盾”，指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弱者”，指被侵略被压迫的中国人民。陈独秀站在“弱者”的立场上谈论自由问题，支持非基督教运动和批评周作人等人。 自由，是个非常动人的字眼，谁若忽视了现实社会中的“强者”与“弱者”的对立，抽象地发议论，其结果必定是有意无意地站到了“强者”的一边。

4月6日，写信给吴廷康(维经斯基的化名)，提出反对加入国民党的理由。

4月下旬，来到广州（第二次）。（1921年10月，上海一地的罢工次数比上月多三分之一，而且没有一处罢工不取得胜利。为了进一步促进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共决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4 月23日，在《觉悟》上发表《再致周作人先生信》，历数了周作人前不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主要用意有两个方面：一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二是希望周作人珍惜自己的过去，希望他“平生最敬爱的朋友”勿向“多数强者献媚”，能把面孔再“翻转”回来，站在青年学生一边，支持非基督教运动。

5 月1日，各地代表与广州工人举行五一节庆祝大会，陈独秀即席演说《劳动节的由来及意义》，会后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大会通过了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通讯机关。（这等于公认劳动组合书记部位全国工运的唯一领导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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