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在《新青年》创办一百周年之际，海内外围绕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进程及其评估展开讨论，召开了多场学术研讨会。2016年12月17—18日在胡适先生诞辰115周年之日海内外同仁聚会北大，以“胡适与中国新文化”为主题互相切磋，群贤毕至，盛况空前。再过两年，将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可以预见，学术界将有更大的动作迎接这个盛大的节日。回首“五四”以来百年中国走过的历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拓展21世纪中国的前程，我们也许需要做某种心理准备。借今天这个机会，我想谈三点个人的观察和看法，实际上是提出三个问题，与大家一起来思考。去年我给研究生上课时，计划仿照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研究班的形式，开设一个“五四运动史研究班”，第一次授课的主题就是今天论坛的主题“五四运动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我布置给学生七个题目作为他们的作业选题。这些选题是：五四运动史文献整理综述、革命话语中的五四、新时期五四运动史研究、台港地区五四运动史研究、日本五四运动史研究、欧美汉学界五四运动史研究、五四运动史研究的展望。学生们选择了其中五个选题作文。我想要了解五四运动史研究的新起点，就须清理它的学术史。围绕五四运动，近百年来学术界已积累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对于这些成果我们有必要加以清理。从文献材料看，迄今编辑、出版的历史文献可以分为五大类：第一类是档案，这类材料并不太多。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处合编的《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2月出版），收录了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北洋政府时期关于五四运动的档案资料。第二类是回忆录。1979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3月，上下册）。同年11月，该所又出版了《五四运动回忆录（续）》。正续编共收回忆文章近200篇。1999年，为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编辑《五四运动亲历记》一书（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5月）。陈占彪编辑《五四事件回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5月），所收材料来源主要有居留台湾的“五四青年”的“五四事件”回忆和新中国成立前报刊档案中的“五四事件”叙述。第三类是期刊、社团材料。对五四期刊进行系统介绍的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撰《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11月），该书共三集六册，主要收录五四时期具有进步、革命性质的期刊杂志目录和相关介绍，第一集介绍21种，第二集介绍 70种，第三集介绍66种。李强编辑《五四时期重要期刊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10月，全二十册），此书影印了“五四”时期二十二种重要期刊，所选印的期刊大都为过去未曾影印过的。张允侯、殷叙彝、洪清祥、王云开主编《五四时期的社团》（4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一书，此书收录了五四时期二十多个具有代表性的社团的资料。第四类是地方史料。据不完整统计，上海、北京、天津、重庆、山东、湖南、湖北、江西、四川、江苏、浙江、河南、广东等十多个省市整理、编辑了地方史中的五四运动史料。第五类是文选材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7月第一版，1979年5月重印）、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12月；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5月）、袁伟时编选《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等选本专门收集整理了这一方面的代表性文章。丁守和主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编选1840—1949年间具有“启蒙”意义的文献，分为上、中、下三卷，其中的中卷《五四启蒙运动（1915-1923）》，实际上是以“启蒙”为视角所编的五四运动文选。在材料上，五四运动史研究已具备了相当的基础。从历史叙事看，五四运动史长期受到革命话语的主控。中共的领导人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陈伯达，或左翼文化代表茅盾，围绕五四运动做了诸多论述。华岗的《五四运动史》、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第一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专论五四运动，在学术上对五四运动史做了符合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处理。国民党领导人或党史学家、哲学家，如孙中山、罗家伦、杭立武、贺麟等对五四运动也做了论述或发表了看法，以争夺五四话语权，孙中山在《致海外革命同志函》中对五四运动热情洋溢的赞扬即是一例。比较国共两党对五四运动的解释或评价，两者确有很大的不同。毛泽东称赞五四运动“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明显是扬五四运动贬辛亥革命。而孙中山晚年在《三民主义》演讲中对新文化运动颇有微词，甚至批评。早期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研究著作，以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1934）、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为代表，在分析框架、使用术语、思想倾向上都受到了革命话语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在思路上与革命话语相衔接。19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五四运动史研究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这不仅表现在观点表述上与此前有很大的变化，如对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对二梁（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历史评价和重新认识，而且在研究范围上，从比较集中于新文化主流派的领导人、社团、报刊，发散到各个阶层、各个社会层面。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彭明著《五四运动史》是新时期五四研究领域的第一部力作。与此同时，有关五四时期的期刊、社团、妇女解放、社会变动、政治文化、政党政派、文学艺术、科学、文化交流各方面都获得广泛、深入的研究，相关研究著作、博士论文、论文集累积多达上百种。十年一度纪念五四的活动，将五四运动史研究一步一步推向高潮。五四运动史仍然是新时期的一门显学。在海外，陈万雄著《五四新文化的源流》（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92），陈学然著《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义及本土意识》（香港：中华书局，2014），是香港学者奉献给五四运动史的两部代表作。汪荣祖编《五四研究论文集》（台北 :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为台湾研究五四运动史的第一部论文汇编，具有开风气的作用。周策纵等著、周阳山主编的《五四与中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0），着重收集海内外相关论著的译介，在海峡两岸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吕芳上、张哲郎编《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政治大学文学院， 1999），收入34篇论文，其中台湾学者15篇，香港1 篇，大陆学者13篇，美日韩5篇，这是台湾第一次主办大型的五四学术研讨会。2009年台湾“国家图书馆”编辑的《五四运动论著目录初稿》汇集了港台地区五四运动史研究成果目录，通过此书，可以大致了解台港地区五四运动史的基本状况。在日本，五四运动史在1960、70年代备受日本学术界重视，产生了不少的相关研究成果。1980年代以后，再创新绩。以狭间直树为代表的京都学派曾组织五四运动史研究班，出版了五四运动史系列研究报告，共五函15种。小野信尔著《五四运动在日本》（汲古书院，2002年）、《青春偶像——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汲古书院，2012年）两书，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辑、出版《五四运动史实的再检讨》（1986年），斋藤道彥著《五四运动的虚像与实像——1919年5月4日的北京》（中央大学出版部，1992年）是日本学者的代表性著作。可以说，在五四运动史研究领域，老一辈的日本学者不仅做出了其特有的贡献，而且颇具实力，在利用日文材料方面一展其长。在欧美，美籍华裔学者周策纵(Chow Tse-tsung)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Cambridge, 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是在他195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五四运动及其对中国政治思想的影响》（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its Influence upon China’s Socio-Political Development）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它是英文世界第一部五四运动史专著。该书已有三种中文译本。周策纵先生还编了一册《五四运动研究资料》（Research Guide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一书，清点了五四时期600余种报刊，每种刊物后标注了该刊的出版情况。这本书因印量少，鲜见人提及。1972年美国学者史华慈主编的论文集《五四运动的反思：研讨会》（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 Symposium，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1972），是1969年春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纪念五四运动五十周年会议的论文集，收录了六篇论文，从不同角度对五四运动性质、意义做了反思和重新评价。 美国学者研究五四运动史，多侧重于思想文化。这方面代表性的著作有：林毓生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9），它以陈独秀、胡适、鲁迅为案例，从反传统的角度对五四时期的整体性反传统主义做了诠释。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的《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源,1919—1937》（Revolution and History: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1919—1937,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是欧美学术界首次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费侠莉主编（Charlotte Furth ed）《改革的限度，民国时期保守派的研究论文》（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收录了13篇论文，对国粹派的刘师培、章炳麟、梁济，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和学者文人陶希圣、周作人等人物的思想分别进行研究，这些人物对待传统的态度殊不一致，统统归纳为保守派当然也并不恰当。舒衡哲（Vera Schwarcz ）著《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阐释了五四运动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影响，她将目光投向次一级的知识分子。王晴佳（Q.Edward Wang）的《在历史中创造中国：五四的历史取径》（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 The May Fourth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以五四时期的史学革新为主题，选择了梁启超、胡适、傅斯年、何炳松、姚从吾、罗家伦、陈寅恪等史学家为案例，探讨他们的跨文化经历是如何影响到他们的历史写作和对中国现代性的理解。此外，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丁文江、梁漱溟也有多种英文论著评介，如贾祖麟（Jerome B. Grieder）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7-1937.East Asian Series 46.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傅乐诗（Charlotte Furth）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Ting Wen-chiang: Science and China’s New Culture，Cambridge,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艾恺（Guy S.Alitto）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等，这些著作出版后，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欧洲，德国学者傅吾康（Wolfgang Franke）著《中国的文化革命：1919年的五四运动》（Chinese Kulturelle Revolution-- Die Bewegung vom 4 Mai 1919），1957年在慕尼黑出版。法国学者谢诺（Jean Chesneaux）著《1919—1927年的中国工人运动》（Le mouvement ouvrier chinois, de 1919 á1927）， 1962年在巴黎出版。前苏联学者Ю.М.加鲁什扬茨著《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Китай движение 4 мая 1919 года），1959年在莫斯科出版。英国学者米德（Rana Mitter）著《艰辛的革命：中国为现代世界的斗争》（A bitter revolution : China's struggle with the modern world，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这本书的日译本译成《五四运动的余响：20世纪中国与近代世界》。这些学者将五四运动史研究引入到上述欧洲各国，使五四运动史研究更具国际性意义。进入新世纪后，美国的五四运动史研究出现了典范转移，有两本论文集作值得一提。一本是Milena Dole elová-Velingerová， Oldřich Král 合编的论文集《文化资本的转移：中国的五四工程》（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China’s May Fourth Projec，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1），该书所收八篇论文从不同角度破除“五四”的神话，指出五四时期编织的文学史和新文学读本更多是出于新文化的构想而非历史真实，其目的是使“五四工程”更为合理化；他们认为对中国现代文学形成的复杂性需要重新认识，对周策纵、舒衡哲等学者以“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概念诠释五四的传统做法表示质疑和反思，提出“五四必须通过它的多重面相和多重方向来获得理解”。周启荣（Kai-wing Chow）教授等多人合撰的论文集《超越五四范式：探寻中国的现代性》（Beyond the May Fourth Paradigm: In Search of Chinese Modernity，Lexington Books，2008），该书是由提交2002年美国亚洲学研究协会年会新文化运动分组会议和2003年俄勒冈州立大学“中国现代化的多面性”会议的论文合编而成，除绪论与结论之外，正文分四个部分：（1）商业出版和文字改革；（2）性别与家庭；（3）国家、科学与文化；（4）现代性及其中国的批评者。它以“去五四中心化”（decenter May Fourth）为取向，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角度对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在各方面的进展作了新的探讨，所收诸文在其研究视角和选题上较过去都有新的拓展。通览迄今已有的国内外五四运动研究成果，可以说五四运动史研究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在如此众多的五四运动史研究成果中，如何寻找新的五四运动研究题材？如何从新的视角研究五四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剧烈变动？是我们进入这一领域需要思考，也感到焦虑的一个问题。 1938年陈独秀曾发表《“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回答了时人对五四运动时代的质疑。那时距五四运动发生不过二十年，如今又过去了八十年，形势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来自五四话语内外的争议和挑战可以说是前所未有。首先是来自五四话语本身的问题。以民主、科学相号召的“启蒙”话语逐渐消退。从1970年代末以来，主导五四话语的是启蒙话语。张扬民主、科学的正当性、合理性是“五四”话语之所以成为主流话语的基石。随着世界性翻滚的民粹主义浪潮，随着新自由主义面临的各种批评，民主政治的正当性、合理性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固然合理，体现了民意和平等性，但多数人的选择有时也非最好的政治选择。从“五四”以来，知识精英呼唤民主，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暴民政治也唤起人们对落实民主程序的反省。其次是来自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传统主义的挑战。应当说，相对于已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五四新文化不过才一百年时间，前者是大传统，后者是小传统。前者是旧传统，后者是新传统。张扬国粹、标榜民族文化复兴的“新国学”获得各种资源的支持，以强势的姿态出现在文化舞台上。1990年代以来，随着对中国新文化保守的、稳健的思路的新的发掘和有力表现，激进的思想相对受到抑制。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文化生态发生了较大变化。对古典文化的偏好日益占据文化的中心，去新化的倾向越来越受到各种鼓励，对新文化运动批评、恶诋的声浪自然愈演愈大。文化复古的后果之一是“去新化”。“去新化”对五四传统造成直接的冲击，中国文化几乎成为传统文化的代名。宗教势力的复活，正在填补意识形态崩解所造成的思想真空，各大宗教重新构建自己的信仰系统，由此也大大压缩了新文化的空间。古典主义与宗教势力曾在新文化的打击下，已经支离破碎，如今却又重新整合，新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新的危机。现今的时代已经无人再称之为“五四”时代。五四作为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也越来越被人们（至少是一部分人）淡化。有的学者更愿将中国近代文化变革的源头追溯到晚清或者20世纪初，从历史的角度看，新文学、白话文的萌动的确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个世纪60、70年代，在中国国内知识界高度评价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时，西方学者却对“五四”所具有的历史转折意义大打折扣，称“五四运动不可能被视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唯一决定性转折点”。文化保守主义发掘传统人文资源的合理性和做出的努力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肯定。尽管如此，也许我们的时代不便称呼“五四”时代，作为激烈反传统的“五四”传统虽被人们扬弃，已逐渐式微，但五四运动所张扬的民主、科学仍是一个有待沿承、发扬的传统。“五四”传统所包含的民主、科学合理性内核应为我们继承。民主、科学的普世价值不可否认。中国在追求民主、科学道路上尚有许多工作须做。如果说现今是“后五四时代”，只能从扬弃反传统的意义而言，五四运动张扬的民主、科学的现代意义尚远未消化，更没有穷尽。“五四”是一个象征，是一个具有符号意义的话题。我们纪念五四，但每个历史时期呈现的五四形象却不一致。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五四运动史研究领域的“启蒙话语”逐渐取代此前的革命话语。认定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是民主、科学，这是在新时期以后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开始出现的转向。这方面的代表作是《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通览这三大册论文，我们可以看出，民主、科学的思想价值重新得到确认，它不仅被当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而且被视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前进方向。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文化热”逐渐升温，对中西文化的讨论再次成为知识界关注的话题。1989年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界围绕五四运动的历史文化价值展开过热烈而富有争议的讨论，作为这一学术研讨会的成果，是中国社科院科研局编辑的论文集《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的建设》，它突显的是五四运动的文化建设意义。1999年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与1989年举办多场纪念性的学术研讨会的热烈气氛不同，这一年只有北大主办了一场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参与了这次研讨会的筹备和组织工作。因为1999年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这次会议的主题定为“五四运动与20世纪中国”，它带有世纪总结的意味。2009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北大与中国社科院分别举行了纪念五四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在新世纪以后迎来的第一个纪念五四的研讨会，北大的会议主题是“五四的历史与在历史中的五四”，它显示出对五四运动解释史的特别关切。五四运动不仅仅是一个有待研究的客观对象，而且因为叠加在它之上的重重评价、解释，成为一个是非难解的悬案，五四运动的解释史本身也是一个问题。这也就是我想提的第三个问题“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表达五四”。在筹划2019年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的学术活动时，寻找探讨五四的主题，重新探寻五四的意义，提出具有时代指向意义的话题，这是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为作者2017年4月22日提交给香港树仁大学主办“五四运动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的发言稿，收入本集时小作文字修改。收入欧阳哲生《学人的境界》，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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