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延年的“形象”

超燃的《觉醒年代》中，陈独秀父子三人的形象大放光彩。陈延年、陈乔年二人作为“觉醒的青春”的象征更是在观众或者读者心目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那么陈延年的实际形象，当时人是如何记忆的呢？

　　　　　　　　　　　一

陈独秀的老乡、老朋友、老革命党人、对二人自小形象便十分熟悉的潘赞化这样描述二人，陈延年“自幼，气宇深沉，不苟言笑，私塾读书，聪颖过人”；乔年“性情活泼，好谈笑，有朝气，充沛革命乐观主义者。无事打打闹闹，一片孩气，天真烂漫。但讨论问题时，则一本正经，毫不放松，辩论批评，绝不马虎，是则是，非则非，正义凛然也。到了他生气的时候，话也不说了，面也不笑了”（《陈独秀研究资料》第１辑，安庆市历史学会、安庆市图书馆１９８１年１月编印第２０３页）。

他的这种印象也得到了二人弟弟陈松年的印证，“延年个子不高，浓眉大眼，皮肤粗黑，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个读书人的样子，但实际上，他读书十分用功，头脑也聪明，记忆力极强。据家里大人们讲，他读起书来日夜不停，好像着了迷一样”，乔年“皮肤白皙，身材瘦削，像个白面书生。他的性格开朗，调皮，喜欢说笑打闹。乔年同延年感情很好，从童年时，一直到从国外留学回来为止，乔年都同延年在一起，随延年读书”（《兄弟碧血映红旗》，徐克学　万峰岩　何翔编著，黄山书社２０１２年９月第１版第１０１－１０２页）。

二人的这种“形象”一直“延续”到了后来革命同事甚至敌人的“记忆里”。

亚东图书馆经理、曾由陈乔年介绍入党、并担任过武汉时期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的汪原放也是这样描述，“他（本文作者注：指陈独秀）从北京写信给我叔叔（指汪孟邹），要亚东图书馆从他的稿费中每月付给延年、乔年俩人十元钱，供他们读书、生活之用。那一天，兄弟俩来亚东图书馆取钱，穿着蓝粗布长衫，颜色都已洗得发白了。延年长得粗壮，似有拘束，不爱多讲话；乔年瘦削，活泼开朗，喜欢说笑”（《安徽文史资料》第19辑，安徽省政协文史委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版第33页）。

一直追随陈独秀，同陈延年亲如兄弟的郑超麟回忆：“延年没有结婚，他小时生过病，脸很不好看”（《兄弟碧血映红旗》第８４页）。

“一大”代表包惠僧到广州第一次见到陈延年时，印象是“他的身材不高，体质健壮，面色黑，有极细微疙瘩，骤然看去像有斑麻。（上书第５２页）”

和陈延年在广州时期一道工作过的筱林回忆：“这一间小小的书记室，就是对于两广福建南洋群岛共产党发号施令的总指挥部。两张简陋的办公桌，办公桌上用很醒目的红色布覆盖着，壁上挂着列宁的画像，一条红布白字的标语，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陈延年，这大本营的总指挥，坐在一张旧得发黑的藤椅上……皮肤是这样粗，又是这样黑，虽然不像萧楚女那样一脸大麻子，而他脸上那一堆堆‘怪肉横生’，简直比麻子还丑！”“每个群众领袖都在严肃紧张中常有和霭可亲的态度，延年也不例外。他时常是在笑，他每说一句话，未开口之前先笑。他在笑的时候，露出了一口焦黑的牙齿。由于他的焦黑的牙齿，我注意到他手中的卷烟。卷烟不仅熏黑了他的牙齿，而且把他的手指烧黑了”（上书第９３页）。

赵世炎爱人夏之栩回忆：“延年同志个性沉静，平时不多谈话。” “乔年同志很活泼，爱说笑，有青年学生的朝气，充沛着革命的乐观主义，青年同志都很喜欢他。他还有点孩子气，休息的时候，他还喜欢打闹着玩。若飞同志他们来了，一进门，他们常常打闹着玩一阵，有时甚至扭在床上打几下滚，然后，坐起来，正正经经地谈工作。他喜欢谈笑，可是惹得他生了气的时候，他可以整天不开口，不说话。我们知道了，就想办法引他说话，直到他开口为止。（上书第６１页）”

吴稚晖一开始曾称赞兄弟二人是“安庆两小英雄者”，在他俩去法国勤工俭学时，还特意写信给有关人员，“陈先生昆仲为陈独秀先生之令嗣，志行为弟等深佩”，请他们给“以友谊的招待”。但当兄弟俩从无政府主义者转信共产主义后，他切齿痛恨，必欲除之而后快。１９２７年７月１日得知陈延年被杨虎等人逮捕后，他写信给杨虎，用极其恐惧的笔触描述陈延年，“其人发生额下，厥状极丑……先生真天人，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贺之至。陈延年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所有今日共产党之巨头，若李立三、若蔡鹤孙、若罗亦农，皆陈延年在法国所造成。彼在中国之势力地位，恐与其父相埒……上海彼党失之，必如失一长城。（１９２７年７月５日《申报》）”

有人甚至认为陈延年一直没有爱人，一是因为他害怕谈恋爱耽误工作，从而不近女色，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长得丑，找不到女朋友。

　　　　　　　　　　　二

陈延年真的是如上述描述的那样长得丑吗？

同样是一位年轻女性，她眼中的陈延年却是另一番模样。１９２６年３月起任鲍罗廷翻译的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１９０４－１９６５）如此描述：“我几次见到陈延年，但只同他谈过一次话”，“他是一位年仅二十八岁的青年人，有一张十分聪明和令人愉快的面庞。他像父亲，但看起来又有不同。陈独秀是典型的教授模样，他的温文尔雅说明他属于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可是看见陈延年，马上就感到，他虽然无疑很有学识，但却是一个无产阶级的代表。他穿着十分简朴，几乎和当时所有工人一样穷困，也像工人一样剃着光头。人们常称他小陈，以区别于其父”，“在中国，他立即成为工人阶级的有才能、受欢迎的领导者。陈延年同无产阶级血肉相连，并肩战斗并为其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中国大革命见闻》，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著，王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７月第１版第１８１页）。

乔年在大家记忆中的“形象”基本一致，为什么延年的“形象”，中外“革命者”会有如此反差呢？如果陈延年真丑的话，为什么同他打过不止一次交道的共产国际年轻女翻译没有这种印象，没有看出他的丑，相反赞美他“有一张十分聪明和令人愉快的面庞”。陈延年给中国同志的印象会不会与他的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有关呢？

在苏联时，有人这样描述他，虽然苏联政府对这些旅莫学生仍很照顾，吃饭、穿衣、住房全由学校负责，但据郑超麟回忆，陈延年仍保持着“艰苦朴素生活，经常穿列宁式工人服装和戴便帽，脚穿黑皮鞋，为了节省，天气暖和时便不穿袜子”。他的这种生活作风回国后仍然保持着。赖先声回忆：“记得１９２４年秋间，陈延年烈士奉党中央派到广州之初，我曾奉党命到他的临时寓所文明路一间小楼去迎接他，望见他魁伟而不高的身材，体质非常坚实，浓眉、粗脸、阔口，两眼炯炯有神光，身穿灰色粗绒的工作服装，头戴列宁式便帽，足登有统黑皮鞋，步履沉着而有劲”，“每月与工作同志们领取同样的最低生活费，同饮共食。服装只冬装一套，夏服二套，穿着有黑统皮鞋，经常不穿袜子”，“他惟一的小嗜好，就是喜欢抽烟”，“当时我们秘书处同志称颂他六不生活作风：‘不照相，不看戏，不闲逛，不上食馆，不讲穿着，不作私交’”（《兄弟碧血映红旗》第８７页）。

谭天度也这般回忆：“他中等身材，粗壮，结实，眉毛浓黑，两眼闪着坚毅沉着的光辉，穿着一套残旧的中山装衣服，看来很像装修房子的工人”，“那时正是黄昏，他留我吃饭……他叫我不要走，等他去厨房把烧饭的工作安顿后出来再谈。我跟他到厨房去，见他手勤脚快地淘米切菜，非常熟练，像做惯了厨房工作似的”。“如有人说，延年同志和黄包车夫特别好，经常替他们拉黄包车；又说他常不在家吃饭，总是跑去二厘馆（是最低等的饭馆）和工人一起吃饭；又说陈延年同志为了工作和读书，常常几天几夜可以不睡觉；又说他成个月不理发不刮胡子等等”（上书第７１页）。

包惠僧还描述了陈延年在广州的生活形象，“他的生活极简单朴素，卧室里只有一套铺板，一条席子，一条很粗的毛毡，一条被子。床头间经常摆着一个黄色皮包，也就是他的枕头，床底下有一个小皮箱。他的办公室里也只有一张条桌，一把广东人通用的藤椅，一个书架，书架上堆满了书报”，“他在广州工作约近三年，老是穿着从法国穿回来的一套粗哔叽学生装，从春到夏，从秋到冬，等于游方和尚的破衲袄，油渍斑斑，袖领破烂”。

没想到这身衣服他于１９２７年４月中旬逆行上海时又穿过来了。夏之栩与陈延年一见面是这样的情景：“１９２７年６月的一天，世炎同志高兴地告诉我，明天延年同志要搬到我们家里来住”，“第二天中午，世炎同志陪着延年同志来了。他穿着一件旧中山服，提着一个小皮箱（也许是小提包）大步地走了进来。我怔住了，他就是延年同志吗？怎么一点不像乔年呢？”“他把提包打开来，取出一块手绢，揩擦脸上的汗。这时我看见他的提包里只有几件旧衣服，此外，就是一些书籍。他一面揩汗，一面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约三四十元）给我，笑着对我说：‘我不会管生活，在这里有吃有住就行，这些钱就交给你支配好了。’”“这时，我才发现他穿的衣服已经不合季节，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他这套旧中山装是不大适应环境的。我就赶忙去给他准备夏衣以及一些日用品。”

被捕那天，他召集省委会议，也是“穿着短衫裤，裤脚上还扎着草绳，开始没有暴露身份。敌人也以为他是干粗活的工人” （孙诗圃回忆，《安徽文史资料》第19辑第51页）。《申报》１９２７年７月７日记载：陈延年、郭伯和等为掩护其他同志脱险，便以桌椅板凳为武器，与冲入房内的反动军警进行搏斗，“于是双方扭打，以致筋疲力尽，皮破血流，衣服等亦均为之撕破。结果，被逃二人，捕获四人，即朱立先、张楚鉴、陈友生（即陈延年、陈独秀之子）、吴福民。”

　　　　　　　　　　　三

根据这些回忆和记载，我们可以看出陈延年可能小时真的生过大病，使得他的脸色不像乔年那么好看。而从女翻译的回忆来看，陈延年又不是真不好看的人。作为亲兄弟，乔年如此，延年因生病脸色不好看，但也不会不好看到哪里去。只不过由于他平时不修边幅，生活很随意简单朴素，这些更加重了其外在形象面貌“很不好看”的观感。设想一下，与共产国际的同志打交道，特别是有女同志在场，总得要注重一下中共领导人的形象吧，于是稍一留心，形象立马改观。

可问题是，陈延年平时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根据大家的回忆，一是党和革命还是艰难起步时期，必须要艰苦奋斗，领导同志更要如此，更要给大家树立一个榜样；最主要的恐怕还是为了便于同各方面群众打交道，能够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同广大底层民众零距离打成一片，增强广大民众对共产党的良好认知，从而能够很好地推动工农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开展。

郑超麟说陈延年在苏联时，虽然苏联给他们提供的生活学习保障，用陈延年自己的感叹“一生从未有过这样好的生活”，但仍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天气暖和时连袜子也不穿，是由于他认为苏联才实行新经济政策不久，各方面还不宽裕，食品和衣服还较为缺乏（《陈延年画传》，曹典著，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７月第１版第４６页）。

徐彬如，从广州就在陈延年领导下工作，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６日陈延年被捕时，恰好提前一点时间从会议地点出来躲过了劫难。他说曾见到如此一幕幕场景，“他惟一的嗜好就是剥花生。到了晚上卖花生的来了，他就拿几个铜板买一点花生来剥拉剥拉。他烟抽得较多，都是百雀牌的。他穿的衣服大都是黑色的。开会，作报告，他都席地而坐”。“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中山大学开群众大会，会后向他汇报时发现他对情况知道得一清二楚。我奇怪地问他，你是不是也参加了会议？又一次开会时，我看到他化了装站在群众中。我们和右派斗争的一切经过，他都了如指掌。我们向他汇报工作，一点不能掺假，只有老老实实地说实话。（《兄弟碧血映红旗》第１２７页）”

筱林的描述也能给予证明，我与陈延年“第一次的会见，是在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活动分子大会上，他报告省港罢工与中英谈判的意义。一个穿着粗土布的黑汉子，不仅他的服装完全是一个苦力，而他的容貌也完全像一个拉黄包车的……他的讲演很有力量，很合于一个从实际斗争中训练出来的群众领袖的身份。特别是在工人群众中，他的讲演博得听众的热烈欢迎”。

陈延年“丑”，但又不“丑”，而他的“丑”，可能也有他刻意为之的因素。这“意”恐怕正在于能够使自己很和谐地融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同他们交织在一起。

作者：李传玺（安徽合肥包河区中山路一号省委统战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