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中陈延年被捕牺牲的画面
近读高语罕的《九死一生记》（中央党史出版社2018年10月第1版），其关于中山舰事件至1927年底那段时期的回忆，彻底否定了胡允恭关于陈延年牺牲所说的那个故事，即陈延年被捕后，敌人开始并没有认出是陈延年，陈延年写信给汪孟邹，请他帮助买些衣物，汪孟邹主动想加以营救，于是跑去找胡适，没想到胡适将陈延年的信送给了吴稚晖，吴稚晖为陈延年开始追随他后改信马克思主义而痛恨陈延年，同时正为蒋介石积极策划“清党”，于是立即电话蒋介石报告此事，陈延年由此暴露身份被杨虎杀害。胡允恭说这个事是他从高语罕的爱人王丽立（１９０２－１９６４）处听来的，并且认为是胡适有意出卖。可根据《九死一生记》，王丽立当时根本没去武汉，何来对当时在武汉的高语罕和胡允恭叙述这个过程。
一
《觉醒年代》热播后，再加其他有关建党初期影视作品的推出，开始让年轻人喜爱上了陈延年陈乔年等一批热血青春少年，并为他们的牺牲而痛心。在说到陈延年牺牲时，人们习惯引用那个故事（另一版本是，吴稚晖听说此事后，立即致信“清党”急先锋杨虎，陈延年由此暴露身份）。这个故事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胡允恭的回忆。其回忆如下：
“一九二七年七月初,我奉党中央的命令，退出了国民革命军，住在武昌。一天上午，我和同乡高语罕乘小船过江，在船上，高突然对我说：‘陈延年同志在上海牺牲了。’我听了惊愕不能置答。及至登岸,到高语罕所常住旅馆中，看到刚从上海来的他的爱人王丽立，不问便知，陈延年同志牺牲的凶信，准是王丽立带来的。”“王丽立也常到亚东，她的消息是从亚东得来的。据王丽立说：陈延年同志于一九二七年春调任上海地下党市委书记，同年夏初的一天被捕。但他的身份蒋家特务并不了解。陈延年同志被捕的具体经过和日期地下党当时也不清楚，曾派人到亚东图书馆打听，了解延年同志从哪日起没有再来亚东。因此,汪孟邹也时常关心此事。过了一段时间，汪孟邹突然接到从上海市公安局寄来一封信,潦潦草草的几行字，大致说：我某日在某处误被逮捕拘押市公安局拘留所。我是正式工人，当然不会有多大嫌疑，不日可讯明释放。现在我的衫裤都破烂了，请先生替我买一套布衫裤送来。下面的署名是化名，但汪老从字迹上立即认出是延年同志写的。汪孟邹收到这封信，非常高兴！他决心把延年同志营救出来，衫裤也来不及代买，即乘火车到了南京。他的愿望虽好，可是昏庸糊涂。他行前不和任何人商量，到南京后径到蒋介石总司令部的总政治部访问胡适。见面后他把陈延年同志的信，急急忙忙交给胡适看。胡适认不出延年同志的笔迹，问汪孟邹：‘这是什么人？你知道我生平不讲假话，你必须说出姓名，我方可以营救他。’汪即刻告诉胡适：‘这就是陈延年。’胡适当面表示很好，说：‘我一定营救他。’把信装入皮包，匆匆偕汪孟邹走出办公室。在总政治部门口，他要汪孟邹先回上海，等候消息，自己则钻进小汽车，直到吴稚晖家中，并把信交给吴稚晖。吴老狗……立即跳起来，狂笑不已，大叫：‘好了！好了！老陈（指陈独秀）没有用，小陈可怕；捉到小陈，天下从此太平了。’原来吴老狗知道，陈延年同志在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负责人汪精卫、蒋介石谈判合作问题时，几年来总是坚持原则，无隙可乘，使蒋介石对延年同志感到很棘手。”“吴老狗狂笑一阵，拿起电话报告蒋介石。”“一九二七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后，他对青年人甚至中年人都不敢相信，但却看中吴稚晖，聘请他担任总司念部政治部主任，吴老狗勾引胡适做他的宣传科长（部长），实际上胡适和吴老狗早就是一丘之貉。胡适倒在蒋介石的怀中，成为流氓的宠儿，出卖陈延年同志，是毫不奇怪的。”
此文写于1980年6月，标题为《陈延年同志牺牲经过》，1981年6 月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红旗飘飘》第23集（该书第６９页）。
这种说法一出来，即遭到了因“托派”问题被捕刚刚释放出来的中共元老级人物郑超麟的否定。他认为，陈延年被捕是一个混进党内的奸细告密的。陈延年的面貌和身份，那个奸细完全清楚，所以陈延年被捕后不可能隐瞒身份，杨虎也不待有人营救才知道陈延年的身份。关于陈延年被捕后营救问题，“据我所知，当时没有亚东图书馆主人托胡适转托吴稚晖营救陈延年的事。”
（见《广东文史资料》第３８辑第３９页）随后也受到了学术界的质疑。蔡鸿源、孙必有在《学术月刊》１９８３年第１期根据有关史料认定陈延年牺牲是７月２日前。随着他们对史料的进一步挖掘，于《学术月刊》１９８５年第８期再次发文，认定陈延年等人在６月３０日即已被杀害。他们依据的是６月３０日杨虎、陈群给蒋介石的电报。这则电报是：“国急。南京总司令蒋钧鉴：新呈密。本月廿五、六两日续连破获江苏伪省党部机关数处，计获重要逆要九名，内有陈延年，为陈独秀之子，充任伪省党部秘书，张力系伪农民部特派员，朱盘畴系伪农民部秘书，黄竞西系伪商民部长，姚振系伪交通主任，均经审明处死，余犯尚在严讯中，省党部已完全扑灭，请释念。职杨虎、陈群叩。陷。印。”
根据国民政府使用的日期电报代码，“陷”即３０日。从杨虎这封电报看，他无疑是在向蒋介石汇报此案的处置情况。此时，陈延年等同志已经被他们杀害。由此，二位作者判定，陈延年等人牺牲的日期应该确定为１９２７年６月３０日，而不是根据吴稚晖那封没有日期却登在７月５日《申报》上的信推断出来的牺牲时间７月４日。既然如此，时间如此之短，汪孟邹去找胡适，胡适再找吴稚晖，来得及吗？
此观点也得到了同一时期由上海烈士陵园编辑出版的《上海烈士书简》中收入的和陈延年一同牺牲的黄竞西书信的证实。信内点出了叛徒姓名束炳树，其绝笔信署名之后是“六.二九夜深席地写于上海交署“（上海市烈士陵园史料室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第26页）。
二
但由于胡允恭等人的观点随后被有关大报上介绍陈延年的文章采用（但不再认为胡适是出卖，而是认为他也是好心找错了人），产生了覆盖性的效应，后一种观点遂被淹没。《觉醒年代》播出后，既然此事又被翻出，一批专家，包括上海党史研究院曹典，北京、上海和西安有关高校的青年学者，还有笔者，开始对有关史实进行再梳理，同时从有关档案馆找出原件比对，终于确认陈延年由于是叛徒束炳树出卖，再加同时被捕的省委秘书长韩步先叛变，被捕后随即暴露了身份，被害应该是在２９日夜深之后与３０日早晨之间。我们还找到了新史证，26日抓捕了陈延年等人后，杨虎等人立即向蒋介石汇报邀功。蒋介石29日回电，“二十六军政治部鉴：二十六日电悉，擒获巨憝，足证忠诚为党，搜索精勤，使叛徒终入法网，民众益安，深感嘉许，仍仰切实讯明为要。蒋中正 艳。”（１９２７年７月７日《申报》）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杨虎等人立即杀害了陈延年等共产党人，他３０日的那封电报实际上是在落实蒋介石命令后就此事向蒋介石进行汇报。由此，自然不能认定是胡适告诉吴稚晖造成的，陈延年托汪孟邹、汪孟邹到南京找胡适，胡适再找吴稚晖这个事也可能不存在。
在进行再梳理之时，我们也对胡允恭的文章进行了辩证，认为他之回忆有许多失实之处，比如，胡允恭文说此时胡适南京，并在吴稚晖那儿担任政治部宣传科长，这是根本没有的事；汪原放在《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一书中说陈延年并不怎么去亚东，即便当年在上海勤工俭学时去拿陈独秀给他们的生活费，也只让弟弟陈乔年去拿，他站在弄堂口等；此书中，汪原放说了陈乔年被捕后汪孟邹找老乡许世英营救的事，过程如同营救陈延年的故事，却没有提营救陈延年的事；胡允恭说自己１９２４年春末在亚东图书馆认识了陈延年，可此时陈延年还在苏联，本年９月２９日才回国；吴稚晖看到陈延年信时的言行表现是谁看到讲出来的；还有就是，陈延年是6月26日被捕，最迟30日凌晨即被害，即使按照原来的错误推断７月４日，也何来“过了一段时间”。——但对胡允恭回忆的来源——王丽立的口述并没进行质疑。
胡允恭 (1902－1991)，合肥地区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之一。1923年，在上海大学读大二时由瞿秋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５年“五卅”运动后，被党派到广东工作，一去，即受到时任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的接见，之后的工作也得到了陈延年的很多支持。1926年4月，被调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五团担任政治指导员，也是来自陈延年的批准。北伐时，在攻打武昌过程中左腿受重伤。1927年7月，奉中共中央指示退出国民革命军，潜回上海和老家，开展地下斗争。胡允恭与陈延年应该是相当熟悉的，对陈延年也是相当敬佩的。
高语罕（1887-1947），安徽寿县正阳关人，积极参与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的撰稿，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健将。在日本留学时，积极参加李大钊组织的神州学会活动，后参加李大钊发起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为中共早期党员。此时创作出版的《白话书信》一集、二集，成为发行量巨大影响相当广泛的较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高语罕参加国民党二大，与汪精卫共同起草二大宣言，并当选中央监察委员、常委。同时兼任毛泽东任所长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政治训练主任，和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及入伍生部少将党代表。此时正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秘书长兼共产党党团书记，并和贺龙、叶挺、叶剑英、廖乾吾等人在九江较早密谋策划了后来的南昌起义。他在广州时，同陈延年也很熟悉。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将他和邓演达、张治中、严三立等人视为“黄埔四凶“并下令逮捕，正是陈延年通知他转移。
胡、高二人应是小老乡，正阳关与胡的老家合肥北乡很近，又都同陈延年相熟，此时又都在武汉，都在国民革命军从事党的政治工作，如真的是高语罕的爱人王丽立带来了陈延年牺牲消息和那个营救的过程，告诉了他们，高语罕的《白话书信》就是汪孟邹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是亚东的大金主，即便回忆有误差，但以当时所说时间最接近陈延年牺牲时间，也可能有某种可能性。
但高语罕在《九死一生记》中对那一年的回忆，不仅根本没说到此事，甚且王丽立根本没到上海去，二人还在恋爱中。
三
《九死一生记》是作者的长篇连载。最早刊于1945年8月16日成都《新民报》，是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而作。次年在上海《新民报》重新刊载。完整记述了作者从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直到1937年自香港回内地抗战这段时期的经历。作者本拟在连载之后出书，旋因病逝未能如愿。
根据此书记载，作为南昌起义动议者参加者之一，他一直跟随南昌起义部队转战。到了汕头后，他被周恩来派往香港，去联络接洽张发奎和黄琪翔。起义部队失败后，他又从香港转到澳门潜伏。这个时候，他给恋人王丽立开始写信，报告平安。“因为武汉形势尚未十分紧张时，我曾写信接她到武汉；她因为学校刚要毕业，毕业后就要到医院实习，不能遽然离开学校，遂未到武汉，已经有好几个月未通信了。‘八一’事变而后，我的生死莫卜，所以我得赶快通知她：我没有死！”（该书第44页）
1925年8月，高语罕从德国回来代表留德法同学国民党支部参加国民党二大，中间曾回到老家呆了一段时间，然后于阴历八月十六日去上海。他和王丽立在火车上相识，之后便开始相恋。1927年6月王丽立即将在一家医院附设的产科学校毕业，正在准备实习。
两个星期后，高语罕接到王丽立的回信，开头说：“你的信真是从半空中掉下来的！我先要谢谢老天，你平安地到了澳门。六月间，你寄给我的八十块钱，都收到了，当时行李都准备好就要去买船票，有人说，上游轮船不通，恐怕路途多阻，而且我快要毕业，毕业后，必需在医院实习相当时期，所以我只得怅惘地作罢了！”信末时间是1927年9月24日（同上第46页）。
从高语罕的回忆和王丽立的信看，1927年6月底陈延年被捕牺牲那段时间，王丽立是准备去武汉的，但她因上游船不通和毕业实习的事没有去。既然没去，何来胡允恭所说在武汉见到王丽立，听王丽立说陈延年牺牲的事呢?
既然没有此事，胡允恭先生对陈延年的评价没错，但所说的那个事可能真不靠谱，恐怕也不能再让我们在陈延年牺牲过程这件事上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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