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秀简明春秋（1879-1942）之三

1922年

3月9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第四号发布《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号召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反对现代基督教和基督教会。同期发表《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章程》和《非基督教学生同盟通电》。中共中央局为了领导这场运动，“建立由七个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制定了详细的运动计划，可归纳为以下五点：1，组建合法的非基督教青年同盟，其中央机构设在上海；2，制定同盟章程；3，召开非基督教组织代表大会；4，通过派我们的同志以基督教代表身份参加会议从内部破坏基督教代表大会；5．通过派我们的同志参加基督教同盟地方组织来瓦解基督教同盟。”陈独秀参与了基督教运动的领导。这场运动是中共建立之后领导的第一场学生运动。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没能举行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游行示威活动，斗争较缓和，没能阻止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的召开，但它进行了一次较广泛的非宗教宣传，为1924年再次开展非基督教运动打下了思想基础。

4月2日，陈独秀《致周作人钱玄同诸君信》，4月7日见于《觉悟》。这封信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一)信教自由，反对宗教也该有自由。可是“非基督教学生开会已被禁止”，我们的自由在哪里?(二)“私人言论的反对，与政府的法律制裁不同。”(三)信中最后一段话：“基督教有许多强有力的后盾，又何劳公等为之要求自由？公等真尊重自由么？请尊重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测”这段话刚柔并济，精采之至。“强有力的后盾”，指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弱者”，指被侵略被压迫的中国人民。陈独秀站在“弱者”的立场上谈论自由问题，支持非基督教运动和批评周作人等人。 自由，是个非常动人的字眼，谁若忽视了现实社会中的“强者”与“弱者”的对立，抽象地发议论，其结果必定是有意无意地站到了“强者”的一边。

4月6日，写信给吴廷康(维经斯基的化名)，提出反对加入国民党的理由。

4月下旬，来到广州（第二次）。（1921年10月，上海一地的罢工次数比上月多三分之一，而且没有一处罢工不取得胜利。为了进一步促进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共决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4 月23日，在《觉悟》上发表《再致周作人先生信》，历数了周作人前不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主要用意有两个方面：一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二是希望周作人珍惜自己的过去，希望他“平生最敬爱的朋友”勿向“多数强者献媚”，能把面孔再“翻转”回来，站在青年学生一边，支持非基督教运动。

5 月1日，各地代表与广州工人举行五一节庆祝大会，陈独秀即席演说《劳动节的由来及意义》，会后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大会通过了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通讯机关。（这等于公认劳动组合书记部位全国工运的唯一领导机关）

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在会上演讲《马克思的两大精神》：“第一，实际研究的精神”，号召青年研究“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第二，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号召青年研究马克思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 （陈独秀在两个大会结束以后，由陈公博陪同到惠州访问陈炯明。这时陈炯明因反对孙中山的北伐，已被免去了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等职。陈独秀原想去调解孙、陈之间的矛盾的，但见陈炯明“室内挂满了军用地图，桌上架满了军用电话”，觉得事不可为，“广东恐怕不久必有变故”，很快就返回上海了。）

6月20日，《先驱》第九号发布《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这是上海的一些共产党员推举陈独秀起草的。起草后，“在中共中央讨论的时候，并没有经过很多的修改就通过了”。

7月16日——7 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推举陈独秀、蔡和森等组成宣言起草委员会，蔡推陈执笔。陈独秀拟出初稿后，先交委员会讨论修改，再提交大会讨论通过。选举陈独秀任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长。

8月份

国际执委会给驻中国特派代表指示：“共产党人为完成他们的任务，必须在国民党内部和工会中组成从用于他们自己的团体。在这些团体之外，建议成立一个宣传机构，宣传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斗争、创建民族独立的中华民国……这一机构的建立要尽可能地得到国民党的同意，当然，它应保持完全的独立性。共产国际决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建立民主联合战线。

8月9日，上海法租界当局又把陈独秀逮捕了。据陈独秀说这次被捕的直接原因，是由于敌人的造诺中伤，“说我们得了俄罗斯的巨款”。于是听信谣言的“华探杨某……向我的朋友董、白二君示意要敲竹杠，……穷人无钱被敲，我当时只得挺身就捕”。《我们对于造谣中伤者之答辩》，《向导周报》第98期，1925年1月7日。

8 月 l0 日，《东方杂志》第十九卷十五号上发表了陈独秀的《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重申中共对于时局的主张，并又一次指出“联省论，完全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决非建设在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上面”，“不过联省其名，联督割据之实”，这“与其说解决时局，不如说是增长乱源”。他“主张解决现在中国政治问题，只有集合全国民主主义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这才是目前扶危定乱的唯一方法”。这些批判和主张，揭露了联省自治论的实质，贯彻了“二大”的决议。向全国人民指出了奋斗的方向。

8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第一期，发表陈独秀的文章《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点名批判胡适等人。陈独秀说：现在中国“大小军阀各霸一方，全国兵马财政大权都操在各省督军总司令手里，中央政府的命令等于废纸，省长是督军的附属品，省议会是他们的留声机，法律舆论都随着他们的枪柄俯仰转移”，“中央政府的权力，比世界上任何联邦政府的权力还小。”照联省自治论者的办法，“不知道政府的权力还要分散到什么程度”，而且其结果必将是“上不能集权于政府，下不能分权于人民，徒使军阀横梗其间，统一与民权两受其害”。陈独秀质问胡适，“先生称许湖南广东已行自治的省”，难道你不认为这种自治“关外胡帅(指张作霖——引考)也会采用”吗?你以为“省自治可以作收回各省军校的代价”，“军阀听了要大笑不已”。“拿联省自治救济中国，简直是药不对症，不但不能减少病痛，而且还要增加病痛”。陈胡两人的论点可算是针锋相对的了。

8月14日，自治同志会、新中国会、共存社、改造同盟、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非宗教大同盟、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十个革新团体联合发表宣言，反对法国人的横暴。蔡元培、李石曾亦联名致电法领事，并面访法公使，要求释放陈独秀。十个革新团体宣言指出：“陈独秀是一个改造中国的先驱，一个为解放中国劳苦群众奋斗的革命家，……我们一定要起来救护呀！这不仅是救护陈独秀个人，这是救护垂危的改革运动，这是解放我们自己必要的奋斗”宣言还号召群众在各城市举行示威运动。

8月18日下午，中法会审官判决罚洋400元，交保释放。罪名是“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违犯1919年6月20日领事法规第五”条。当日下午5时许，陈独秀出狱。两年来，陈独秀接连两次被法租界当局逮捕，他这次出狱以后没多久，便隐蔽起来。

8 月29日、30日，杭州西湖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出席这次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字、张大雷和马林。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国际的指示，并“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多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进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等一致反对加入国民党，“其主要的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治”。会上，陈独秀“发言甚多。他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他声言，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至多只能申述我们不赞同的意见。”马林回答说：“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陈独秀说对共产国际的决定也“只能有条件的服从，……只有孙先生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从他个人等原有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中共党员才能加入进去。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他也要反对。”的确，打手模，向某个人宣誓，这种行为与共产党员的称号太不相容了。会议采纳了这一意见，但在实质性的问题上接受了国际的意见，中共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这大概是陈独秀有生以来第一次做他所不愿意——至少是当时不愿意做的事。一位个性倔强、脾气暴躁的人被降服了。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变，所部4000余人围攻总统府，轰击孙中山的住所。孙中山逃离广州，于8月14日安抵上海。正当孙中山处于孤立困境之时，陈独秀、李大钊分别去拜访孙中山，谈两党合作之事，向孙中山伸出革命友谊之手。孙中山“立即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他允许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他的原有入党办法，并依照民主化的原则改组国民党”。数天后，李大钊、陈独秀等“由张继介绍，孙先生亲自主盟，正式加入了国民党为党员”。】

9 月4日，孙中山召集在沪国民党员张继等53人座谈改进党务的意见，陈独秀、马林等均应邀参加会议。

9 月6日，孙中山指定包括陈独秀在内的9人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国民党党纲和总章草案。陈独秀在改组委员会上提出一份新纲领和组织机构的草案，没有被会议通过，但已呈孙中山。

10月3日，抵达北京，并登门胡适家中一叙。 后与刘仁静(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等一起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1月5日至12月5日)。

10 月8日，陈独秀等一行抵达莫斯科。

在会议期间，陈独秀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东方问题总提纲》的起草工作。撰写了《中国共产党目前的策略》，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东方诸经济落后国，要打倒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阶级的公敌——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为此就需要建立联合战线。在谈到国民党问题时，陈独秀写道：“国民党虽有许多缺点和错误，然终为中国唯一革命的民主派，……无产阶级不但要和他们合作参加争斗，而且要在国民党中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及为工人阶级利益与自由的口号，以扩大其争斗，更要向国民党中工人分子宣传促进他们阶级的觉悟，使他们了解国民党终非为无产阶级利益争斗的政党。苦国民党与最反动的黑暗势力(如张作霖、段棋瑞、曹银等)携手或与帝国主义者妥协时，吾人即宜反对之，绝不容顾忌。总之……要时刻显示我们的真面目于群众之前，更不可调乱了我们的独立组织于联合战线之中。”此外，还满怀信心地谈了工运问题和农运问题。

【 陈独秀在莫斯科时，接见了由法来俄的萧三。当陈独秀了解到“在法国的同志学习和生活困难很大”，便写信给赵世炎等人，“提出让留法的同志分批调至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旅法同志收到陈的信以后，“研究确定派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等十二人第一批赴俄。” 】

1923年

1 月2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改进国民党党务会议，任命陈独秀等21人为国民党参议。

1 月10日，陈独秀抵达北京， （ 共产国际“四大”闭幕以后，陈独秀与瞿秋白一起回国 ） 。

2 月20日，回到了上海。

3 月26日，为筹备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来到广州。（这是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广州。）

4 月10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任命陈独秀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委员会推举陈独秀为委员长。

4 月18日, 在《向导》第21期上发表《怎么打倒军阀》一文，不仅批评了孙中山的忽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忽视对人民群众的宣传救育工作，“联络一派军阀倒另一派军阀的政策”，而且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对待革命对象（封建军阀），必须采取一致的政策。

6 月1日，陈独秀启印视事。(同年底，孙中山裁撤宣传委员会，陈即卸任。)

6 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举行，出席代表四十人，代表党员四百二十人。中心议题是讨论中共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陈独秀在“三大”上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二大”以来的工作报告。

6 月25日，陈独秀领衔有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和毛泽东五位中共中央委员联名写信给孙中山，再次恳切的规劝孙中山抛弃军阀思想，把力量建立在民众的基础上。

7 月11日，在《向导》第三十一、二十二期发表的《北京政变与国民党》一文，明确地向国民党指出：“此时国民的力量很弱，然却只有此很弱的力量是国民党的真力量，是国民党水远不可忽视的力量。”热切地呼吁国民党建设在国民力量上面，“断然抛弃以前徘徊军阀之间，鼓吹什么四派势力的裁兵会议与和平统一政策”。（陈独秀一连串的批评，曾引起过孙中山的反感，甚至说出要“开除”陈的话。）

11 月24、25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会上作出关于《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11月间，陈独秀一度患慢性肠炎，卧床不起。）

12月25日，以中共中央委员长的名义签发了《中央通告第十三号》，要求在“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同志们立时全体加入”；并由中共地方会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会“合组国民党改组委员会，以主持目前即应进行诸事”。在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望切将党内外同志“可加入国民党之人数及何入可以负责，报告中局，以便中局与国民党接洽，请其派人前往成立分部”。《通告》还指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重要的问题是讨论党纲章程，……各省代表过沪时，我们的同志再集合议决一致的主张”。

1924年

1月1日，中国共产党与青年团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蔡和森、恽代英、鲍罗廷等。鲍罗廷在发言时指出国民党的纲领是首先同中央代表一起制定的，面且这个纲领已提交国民党讨论。陈独秀发言时扼要说明了去年11月底举行的三届第一次全会所作出的关于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和国民党改组的决议，并着重指明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是作为国民党内的秘密支部，…虽然要尽力争取国民党内的领导权，但做法要自然，……会议在讨论到陈独秀是否作为国民党中央候选人的问题时，鲍罗廷发言，认为这种做法未免太早，对工作没有好处。陈独秀说他实际上无法在负责上海工作的同时再参加国民党在广州会议的工作，同意鲍的意见，不当国民党中央的候选人。会议全体出席者都同意这个意见。

1 月20日-30日，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与支持之下，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约二百人，其中共产党员二十三人。代表产生的办法，有由孙中山直接指派的；有由共产党提名经孙中山同意的；有的是由各省党员推举的。陈独秀被孙中山指定为安徽省的代表，但没有出席会议。

9月7日，陈独秀写信给维经斯基，反对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 信里说：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孙中山等人的态度在口头上保持中立，他们不同我们的同志争吵，也不敢得罪右派和反动派，但实际上他利用反动派施加的压力和他们的反共宣传来压制我们，目的在于把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或至少使中国共产党对它开放。我们必须反对这种行为。可是鲍罗廷同志不是站出来反对，而是建议他们成立所谓国际联络委员会，……并且拥有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全权。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绝对不同意这个建议，并指出，鲍罗廷上了孙中山等人的圈套。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鲍罗廷发去电报，说明了孙中山等人的这个阴谋，以及这个建议和我们党绝对不承认任何这类决定将带来的不良后果。”又说：“请建议共产国际提醒鲍罗廷同志，同孙中山打交道必须十分谨慎，……还要提醒他始终要同我们党进行协商。”

9 、l0月间，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西南团结与国民革命》（9月24日）和《肃清内部》（10月29日）两篇文章，继续批评“孙中山先生想把艰难的革命事业粘防在利用南北军阎冲突的机会上面”，于是有所谓“西南团结”。其实西南团结“顶争气也不过与北方军阀争夺地盘，和力量建立在人民团结上的国民革命——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及一切军阀——相差何止十万八干里！”陈独秀还劝告孙中山应当赶快停止北他的军事行动、因为现在还没有举行北伐的条件。国民党在党内在广东，现在“都急需积极的采用肃清内部政策。”

10月8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就瞿秋白同志关于广东政治路线的报告作出了决议。

10月10日，陈独秀写信给共产国际远东部，信里严正提出“鲍罗廷同志从不同我们协商，好像中国不存在共产党。……我们希望共产国际给他提出警告。” （ 国民党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防范、限制和干涉共产党，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极力反对设立国际联络委员，坚决地维护共产党的独立性。同时也对鲍罗廷藐视中共、独断专行的行为表示不满，并要求共产国际向他提出警告。由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使国际联络委员会改变了原来的性质，“成为调解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人之间某些冲突或误解的机构”，而且在此后约两年之间，也不见有国际联络委员会的活动。但陈独秀反对鲍罗廷独断专行，要求共产国际给予他警告，却完全落空了。 ）

1925年

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代表20人，代表全国共产党员994人。陈独秀主持了这次大会，并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代表们经过热烈的讨论，作出了《对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四大“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修改了党章，并分别对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以及宣传工作和组织问题等作出议决案。大会选举出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中央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总书记。“四大”的主要贡献是指出了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

5月16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名义签发了中央第三十二号通告，向中共各区委、地委、独立支部指出：“应即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以及各种社会团体—致援助”，发表“宣言或通电反对日本人枪杀中国工人同胞”，募集捐款，支援罢工工人。

5月19日，陈独秀又签发了中央第三十三号通告，指出“形势至为严重，我们在拥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上，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作上，在反抗日本所主持的安福政局上，都应该号召一个反对日本的大运动。除前号通告外，为加紧此项运动计，再发此通告，望各地同志执行下列二事；(一)各地应即邀当地C．Y．组织开一联席会议，下全体动员令，组织游行演讲队，胪列日本最近压迫中国人的事实……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加以总攻击，不必以上海纱厂工人事件为限。此项演讲队并应设法令民校(指国民党——笔者)各区分部校友和我们合作。(二)运动各地各公团开联席会议发表宣言，指斥日本人历来压迫中国人之罪恶，……”。

5月28日，中共中央与上海地委举行联席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等等。会议决定分头向各校负责人谈话；向学生进行宣传，“并须派工人同志同去”；印行传单，“包括外人侵略一切事实”；动员和组织学生于30日到租界进行反帝大宣传，声援工人，营救被捕学生；同时反对公共租界当局提出的交易所注册、增加码头捐、增订印刷附律等提案，这些提案损害中国的主权，直接的受害者是上海中小资产阶级。30日，约有3000学生上街演讲，他们的呼声反映了上海各界人民的共同要求。下午，英国巡捕发射排枪，疯狂屠杀学生和市民，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从5月15日至31日，是五卅运动的发韧期，在这短短的半个月里，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采取了层层发动，逐步扩大的方针。它以工人阶级为主体，首先向青年学生进行宣传，接着又以青年学生为中介，发动广大的市民和中小商人，然后由工人、学生和中小商人联合起来，共同促使大资本家团体——上海总商会下达罢市令。这个方针是英明正确的。

5月30日，晚上召开会议，中央领导进行了分工，由陈独秀“居中指挥”。

6月初至9月间，陈独秀密切注视着“五卅”期间上海阶级关系的变动。在《向导周报》先后发表了11篇有关五卅运动的文章(不含《寸铁栏》里的杂文)。

9月11日，陈独秀在《向导周报》第129、130期发表了《给戴季陶的一封信》，对戴季陶进行了及时的批判。其中某些立论是正确的，但没有击中要害。这主要表现在对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缺乏认识，因而批判不力，斗争不坚决。

9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名开第二次中央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除总结五卅运动的经验外，主要的任务是制定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制定对国民党的政策。就在这次会议上陈独秀提出共产党员“应该及时准备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政策所牵制”。

年底，陈独秀撰写《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和《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两篇文章，试图回答怎样划分国民党的左右派，怎样对待新右派的问题。这是能否正确执行十月扩大会议所制定的团结左派打击右派政策的首要问题。

11月22日，奉军第三军团第十军军长郭松龄倒戈，进军山海关，以武力逼迫张作霖下野；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响应郭松龄，率部进军天津；28日，北京市民五万余人举行集会、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拥护广州政府，段棋瑞下野等口号。但不久，郭松龄被捕杀；冯玉样通电下野，国民军四面受敌；北京市民反段运动失败。奉军气焰复张，并与直系吴佩手相勾结。陈独秀认为“革命低潮到来了”，要实行让步的策略，“主张尽可能地把各方面的‘人物’都包括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去”。避免西山会议派的活动，造成国民党的全面分裂。 于是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由陈独秀“主动，并获得维经斯基的协助”，同和西山会议派有或多或少联系的孙科、叶楚伧、邵元冲在上海“苏俄领事馆内，商谈国共关系问题”。中共方面参加这次会谈的除陈独秀外，还有蔡和森和张国焘。会上陈独秀首先发言，“表示中共并没有包办国民党事务的企图，而且反对这种企图。中共中央已通知各地党部，多推选国民党人士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共亦不希望在大会的中央委员改选中，增加中共方面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人数”。孙科等表示“只要情况许可，他们都愿意去广东参加大会”。这些意见始终是得到维经斯基“支持”的。会后中央派张国焘到广州去，代表中央指导在国民党“二大”中的中共党团活动。

1926年

1月上旬起到2月21号，“失踪”（实为生病住院，但组织不知其去向）。

2月2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会议“初开”之时，“即接仲甫同志由沪来电，谓已经能扶病视事”。

3月2日，在上海接见布勃诺夫使团。当谈到中央地址问题时，陈独秀认为在上海“多数工人和学生是在我们一边的”，“我个人是主张把中央委员会留在上海的。第一，上海是无

产阶级的地区，这里毕竟集中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多数；第二，上海有着很好的通信联络设备”，不同意中央委员会迁出上海。陈独秀行使了特别会议授与他的最后“确定“权，中央地址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