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庆施在安徽的早期革命活动

原安庆市党史办主任  李银德

一、恢复安徽团组织

1923年，共产党员柯庆施受命来安庆开展工作。柯庆施来安庆时，携有陈独秀的引荐书函。一封给安徽省教育厅长江彤侯，一封给陈的表弟濮德治(濮清泉)。到安庆后，通过省教育厅厅长江彤侯的关系，住在省教育会内，以教育会为掩护所，开展革命工作。此时，国民党人柏文蔚正出资在安庆创办《新建设》日报，经安徽大学筹备处蔡晓舟的介绍，柯庆施参加了该报社工作。柯庆施利用负责编辑该报副刊及国内新闻的有利条件，经常转载《新青年》和《响导》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同时，柯庆施还通过陈独秀在安徽省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表弟濮德治(濮清泉)联络起安庆学生界的活动分子和原安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经过一番宣传和工作，柯庆施争得了省教育会开明人士的合作，团结起安庆、芜湖、蚌埠等地的青年。芜湖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卢春山奉命来安庆任《新建设》日报的编辑，协同柯庆施工作。芜湖另一团员吴企云亦调到安庆，任一师国文教员。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袁溥(袁溥之)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校方开除而偕其妹袁震同来安徽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插班读书。4月22日，柯庆施在给时任团中央书记、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施存统的信中说：

此地学生界一般活动分子，我们大概都己联络好了。惟因他们关系复杂，尚须仔细考察一番。

三十九、四十期的通讯己收到。

此地近来渐有进展，惟从前赴K的代表，对于我们尚不能十分谅解。因为他们对于焘的恶感太甚，以至迁怒于我们。不过这件事情尚有方法解释，惟根本上此地一般较活动的学生，大半都弄到争权夺利的政治旋涡里面去了，这实在是一件最可注意的事情。

    现在我们决将几个老朋友先聚集起来，然后分开去做运动，成立组的组织。这事我们今天上午已经大概讨论过了。此外我们还预备做两件事情：

    (一)出一周刊；

    (二)组织民生研究会。

因为这里的空气太坏，而且尚有许多纯洁可爱的学生，所以有在此地发行—个周刊的必要。

此地国民党很杂琐，大概可分两派：一柏文慰(蔚)，一管昆南，但这两派都不能做真正的革命运动。惟柏派的人格较管派胜得多。他们现在因为民党安徽支部的问题，闹得一塌糊涂。所以我们预备将民生研究会组织就绪，以便替代他们的地位。

    “五一”我们预备出一张小报。如周刊那时能出版，则将出一特刊。学生方面，或者找他们开一个会。

    芜湖方面情形，似较前进步。我本拟早者就去一趟，不过因事因钱的原故，一时不能抽身。现在卢春山来在此处，不久我当去一趟。报告一星期内当寄上。

由此，在党的领导下，以青年团员为中坚力量的安庆学生运动结合社会群众运动，重新活跃起来，安庆革命运动生机再显。

    5月9日是中国人民“勿忘国耻”纪念日。共产党员柯庆施等借此策划安庆学生“外交后援会”和省“国民外交后援会”发起广泛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的斗争。安庆学生外交后援会和国民外交后援会召集各学校、各公团、各行业公所在省教育会开会，对纪念“五九国耻”、废除二十一条、收回旅大等集会的演讲、传单、旗帜、标语、示威游行路线等事宜作了部署，并发布通函：决议于5月9日上午8时，各界齐集公共体育场，游行演讲；决定罢课、罢市；要求各行各业公所全体会员参加学生发起的游行示威。5月9日这天，在安庆的法专、一中、一师、甲工、皖江师专、一女师、女职、一女模等大、中小学和各团体、各界人士万余人，齐集公共体育场开国民大会。会上由学生会及各界代表相继作演说，提出不承认二十一条、收回旅大、对日经济绝交等发言。会后游行示威，散发传单，沿途演讲并到省长公署请愿。与此同时，商界各商店均一律罢市，各店门首均挂起白旗或贴上书有“收回旅大”、“废除二十一条”等字样的白纸条幅。商会会员及各商店人员亦在大南门接官厅聚齐，随即结队入城游行示威，表示抵制日货、坚决到底的决心。这次大会及游行示威气氛热烈，在安庆人民中产生了?

    6月13日下午，社会主义青年团安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柯庆施在关于安庆地方团的第一次报告就重新成立团组织及其决议事项给团中央的报告说：

安庆本有—个地方团，但是因为少数人的反对，竞无形消灭。我这次自北京到此后，曾以个人的资格，与前次地方团团员接洽，彼等甚消极，而且他们与政治上的关系——保守派—一很深，所以使我十二分失望。于是我就从新做起，另找同志。一直到六月十三日下午三时，始开成立大会，兹将大概情形分述于后。

    人数十五人；金家凤、毛一鸣、卢春山、怪君、薛卓俊(工专)、何大年(一农)、许继慎、杨溥泉、柯德恒、龙竹轩(一工)、王彝常(二农)、刘含初(一中)、吴企云(一师)、袁溥、袁震(一女师)。

    执行委员：怪君、大年、春山。

    候补委员：溥泉。

    当日议决在左列各事：

    (1)各个团员均是组长。

    (2)报杨溥泉、怪君筹备马氏研究会。

    (3)议定进行计划(另寄)。 

    (4)举怪君为大会代表。

    此外我以个人名义，邀集教育界中之良好分子，组织读书会，现已成立，并拟办一青年图书馆，以资宣传。

其中，毛一呜、金家凤来自北京，薛卓俊、王逸常来自芜湖，委员长(书记)柯庆施(化名怪君)被推举为出席中国社全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至此，安庆地方团第一次产生了由共产党员直接参加并担任领导职务的领导机构，在后来的革命争活动中，成为考察和培养共产党员的预备学校，为后来中共安庆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二、创建安徽党组织

1923年8月，柯庆施代表安庆地方团出席了在南京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着重讨论并接受了党的“三大”确定的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大会根据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通过了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青年妇女运动、教育及宣传和《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报告决议案》等项决议案。大会通过的《学生运动决议案》明确指出，领导学生运动是团的根本责任，为了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就要加强对青年学生的马列主义宣传，就要大量吸收有觉悟的学生参加宣传和组织工作。《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报告决议案》规定，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加入国民党，本团各级执行委员会的指挥，保证在政治方面与党在思想和运动上的完全一致。会后，柯庆施根据这次大会的精神，进一步加强了安庆青年学生的工作。为使各项运动能公开而有效地进行，安庆地方团一面利用《新建设》日报、《通俗教育报》、《安庆平议报》等出版物宣传、教育群众，推动安徽人民反帝反军阀斗争；一面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读书会等联络和组织群众，特别注重吸收省学联的骨干分子入团，把学生运动的领夺权掌握在自己同志的手里，从而利用省学联的名义，推动各项运动。这在反曹锟贿选和支援教职员索薪运动中，表现得尤为充分。10月9日，在蔡晓舟、柯庆施、黄梦飞的支持和参与下，王步文、郑鼎(李云鹤)、童长荣、濮洪、濮德治、许继慎、江完白、谢嗣获、苗树德、徐齐邦等以省学联的名义发动各校师生和农工商各界在黄花操场集会，声讨贿选总统曹锟及受贿猪仔议员。10月22日，参加反对贿选游行的学生更多，加之芜湖二农学生也旅行来安庆，警厅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当学生游行队伍道经状元府张伯衍公馆和五土当 坡何霁公馆时，警察厅长潘怡然突派警兵数百人到场镇压，游行队伍中被拘捕4人，打伤80余人，游行学生群反击，一拥而上，赶跑了警兵，砸了张、何两宅。同日，省教育会、省学校联合会、省学联通电全国阐明事件始末，声明酿成此项伤毁事故，“纯由潘怡然等故意激成，应负全责”，吁请皖省旅外同乡会主张公道，一致援助。不日，被捕学生由陶行知保释。省长吕调元也以“警察厅事前保护不周，事情办理不善”为由，将警察厅长潘怡然撤职。

反曹锟贿选取得了局部斗争的胜利，它惩罚了“猪仔议员”，又一次唤醒了民众，青年学生也在这次国民运动中进一步锻炼成长。此时，安庆地方团组织也发展到22人，团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改由一师学生杨溥泉担任，柯庆施改任秘书，徐齐邦任会计兼学生运动委员会委员，卢春山任社会教育委员会及政治宣传委员会委员，团刊代派人薛卓俊，团地委下设一师、甲工、职工3个支部。团的组织已成为安庆地区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

对于安庆人民反对曹锟贿选和教职员索薪运动，陈独秀在《向导》第16期上发表《安徽学界之奋斗》一文，对安徽知识界的斗争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安徽学界又算是全国之领袖”。正是由于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国民运动中的中坚作用，广大青年团员经受了运动的考验，团员积极分子的马列主义思想、阶级觉悟和革命自觉精神有了很大的提高，团的组织已经发展到四五十人，所以陈独秀写信给安庆做党团工作的柯庆施，指示他“可以在安庆建党”，“以作团的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的核心。”其时，中共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已决定，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会议通过的《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规定：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我党党员、团员“一并加入”；凡无国民党组织的地方，我党“同志们为之创设”。随即，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发出第二十四号通告，指示各地方团组织在此次国民党改组中，“对于凡可以有益于扩大该党之组织，改善其内部斗争，应极力与之合作，以助此次改组之成功。”柯庆施根据党团中央的指示，他和许继慎等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分派许继慎、杨溥泉等从事“国民运动”，为帮助安徽国民党改组左翼政党和探索国共合作在安徽的具体方式迈出了第一步。其间，一些青年团员承担了共产党员在国共合作中的工作，在推动国共合作的同时，加紧了安庆地方党组织的筹建工作。

在政治压迫日益严重的省城安庆，建党地点的安全工作是柯庆施首先考虑的问题之一。经过多方考虑和协商，柯庆施提议借万安局一号濮家老屋开建党会议。万安局一号地处安庆北门后街孝子坊，是座前后三进的百年老屋，前门在孝子坊街，后门通另一条街，拐弯就是北门，一般人都不知道这座房子的后门在什么地方。世居此处的濮氏三家的家长都是不问世事而又信佛的老先生，来客极少，僻静安全。1923年12月，柯庆施在万安局一号前进溥德毅(溥洪)家的堂屋里召开安庆建党会议。参加建党会议的有柯庆施、王步文、濮德毅、濮德治、许继慎、杨溥泉、彭干臣、高永春(高一涵堂弟)、姚光鼐、王同荣等10人。会上，柯庆施首先宣读了陈独秀的来信，然后致词，说明党与团的关系，强调作为党员就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必要时能够牺牲个人的一切，甚至生命。会议推柯庆施为党的书记。于是，中共安庆第一个党支部在柯庆施的筹划下建立起来。

    中共安庆支部建立后，党组织先后派出党员同志分别到鹭鸶桥造币厂、甲工学校附设织布厂、玉虹门外广昌发号晒布场和招商局码头工人中开办工人夜校，从教识字开始，结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讲解工人团结和组织工会的必要性，领导推动工人运动和其他各项工作。未久，“猪仔议员”何霁、张伯衍因其在安庆的住宅被学生们在反曹锟贿选中捣毁，向法院起诉并指出为首人。为此，当局先后两次下令通缉蔡晓舟和杨溥泉、许继慎、彭干臣、濮德治、高永春、姚光鼐、黄新富、濮德毅、刘旭光、王同荣、余鉴民(余大化)、江皖白、刘文友、郑鼎(李云鹤)、苗树德、谢嗣获等36人，其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或青年团员。第一次通缉警方并没有认真实施行动，意在恫吓这些“素不安分”的青年学生。第二次通缉令下来是真的要抓人了，而且内部消息传出“杀人魔王”马联甲欲移驻安庆，形势顿时紧张起来，省学联被封闭，被通缉的学生和蔡晓舟等人，纷纷潜往上海。1924年春，安徽督军兼省长的马联甲从蚌埠移驻安庆，政治形势更加恶化，《新建设》日报被迫压停刊，柯庆施亦不能在安庆立足，遂离皖返沪。留在安庆的团员“仅两三人而已，皆在自修，以求个人进步”，党团组织活动停止。

    三、参加安徽国共第一次合作

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闭幕后，由高语罕、朱蕴山在广州提名推荐，并得到当时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谭平山的大力支持，国民党中央发表光明甫、周松圃、朱蕴山、沈子修、常藩侯(常恒芳)、史恕卿(史大化)、黄梦飞、薛卓汉、周范文等9人为国民党安徽临时省执行委员。2月，朱蕴山返回安庆，邀集光明甫、周松圃、沈子修等在安庆邓家坡成立国民党安徽临时省党部，推荐共产党员柯庆施为秘书长。9名执行委员中朱蕴山、薛卓汉、周范文等3人为中共党员；其分工是：光明甫、周松圃、朱蕴山为常务委员；沈子修任组织部长，黄梦飞任宣传部长，薛卓汉任农民部长，史恕卿任工商部长，周范文任青年部长，常恒芳任妇女部长。   

为壮大革命力量，1926年夏，国民党(左派)安徽临时省党部派柯庆施往皖南广德、贵池、绩溪一带视察党务；周新民赴皖中六安、霍山、潜山一带视察党务；沈天白赴皖寿县、阜阳、宿县一带视察党务。当时，宿县、寿县、巢县、合肥、潜山、旌德、广德、郎溪、绩溪、泾县、黟县等县（市）国民党的地下组织已有发展，有的已成立了党部，但都是自发的细胞组织。柯庆施、周新民等视察员利用国民党(左派)省党部机关到各县指导推动国民党左派发展组织，建立党部。同时还帮助各县的中共党组织领导和掌握一些县的国民党党部，并尽力发展党团组织。在中共党团组织的帮助下，国民党力量发展很快，到1926年底，全省有30余县(市)建立起国民党(左派)市、县党部。

    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加强了国共两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联合行动，推进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

在国民党左派临时省党部成立之前，1925年11月23日至12月5日，国民党新右派戴季陶、邹鲁等勾结老右派谢持、居正等10多人，盗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非法召开他们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电停止设立于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非法决定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中的共产党员，解聘国际顾问鲍罗庭，惩戒汪兆铭，这就是所谓西山会议派的分裂行动。国民党新老右派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民众的公愤。对此，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第六十七号》，要求各地党组织和国民党党部“一致发电痛驳”。柯庆施指示共青团安庆地委努力执行通告精神，国民党(左派)安庆市党部及第一、二、三区区党部均拍发快邮代电，反对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否认新老右派的所谓“一届四中全会”，西山会议派在安徽的管鹏等由此在安庆声名狼藉，陷于孤立的境地。12月25日圣诞节，共青团安庆地委促成国民党(左派)安庆市党部以市党部、学生联合会、非基督教大同盟等团体的名义发起“安庆市民反帝运动大会”，参加这次运动的国民党员有300多人，这是安庆国共统一战线建立后联合反帝第一声，它打破了当时安庆社会死气沉沉的状态，使处于低落状态的群众革命运动开始复兴，预示着安庆国民大革命的风暴即将到来。1926年1月12日，安庆反帝大同盟正式成立。安庆人民以国民党(左派)安庆市党部及安庆反帝大同盟名义，继续开展反对日本出兵的“助张”运动。是月，中共安庆特支派郭士杰代表安庆国民党到上海，以国民党（左派）安庆市党部名义，电请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

    1926年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日，由国民党(左派)省、市党部出面召集，在安庆公共体育场冒雨举行庄严盛大纪念会。会场台上供有孙中山遗像，台门两边书写“革命尚未成功，同志更需努力”对联。大会主席江是坪报告开会宗旨：纪念中山先生，应效法中山先生之人格，续中山先生末完之志；嗣由光明甫读祭文，后由黄梦飞等人相继演说，会场高呼“中山先生精神不死”、“实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打倒反革命派”、“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卖国军阀吴佩孚、张作霖”、“召集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拥护广州国民政府”等口号。会毕，全体整队游行，并沿途演说。其况之盛，令同日同时国民党(右派)省党部在省议会召开的纪念会相形见拙。1926年3月21日，北京“三·一八惨案”消息传到安庆。柯庆施决定中共安庆特支联合国民党左派以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发起安庆人民援助北京惨案运动。当时由于国民党左、右两派互如水火，只有无党派的学生联合会可以出面发起，联合各派一致行动。3月26日安庆各派团体人民1万余众，在市公共体育场集会并举行示威大游行，国民党左、右两派的省、市党部均参加了这次反对英日帝国主义和援助北京遇难同胞的爱国反帝运动。

1926年9月10日晚，所谓“讨贼”联军五方面军总司令陈调元在蚌埠小南山将中共党员杨兆成杀害，并残忍地用杨兆成同志的头颅为其随同军阀孙传芳往江西阻抗北伐军祭旗“誓师”。紧接着，陈调元在出兵赴九江途经安庆时，在船中与省长高世读秘议，深怕被称之为“赤化”机关的一师、法专和“学生军之发源地”的建华中学等校学生扰其后院，决定对国民党左派人士和革命学生横下毒手。不几日，安庆的建华中学校查封；一师、法专被停办，国民党左派省市党部领导人及共产党员二十余人被通缉；建华中学和一师还被改为所谓“后方医院”。军阀陈调元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疯狂迫害，使安庆的政治形势顿时恶化起来。建华中学的郭树勋、祁道中由党组织介绍到广东进入黄埔军校，有的学生回安庆附近的家乡开展革命活动，国民党(左派)安徽省临时党部被迫迁到上海旧法租界马浪路景益里设立办事处，沈子修、周松圃、黄梦飞、柯庆施等在上海安徽临时党部办事处招待新闻界，声讨军阀陈调元镇压革命的罪恶行径。同时致电国民党武汉联席会议主席徐谦，保荐常恒芳为安徽宣慰使负责策划“兵运”。

    北伐军总政治部为配合军事斗争的进展，当即任命常恒芳为安徽宣慰使，进行军事和政治活动。常恒芳受命后与暂驻上海的省党部共同决定，派人分两路回安徽开展兵运，一路是朱蕴山、沈子修2人由六安而霍山，与沈子修的胞弟、霍山县警备营长沈子臣晤商，意想通过马新亭(马祥斌之弟)的关系，策动马祥斌的部队独立，不意事机泄露而失败。另一路是常恒芳、柯庆施、周新民，往来于马当宋竹荪、桐城李光炯、浮山房秩五等处秘商大计，最后至太湖策动了陈雷部队的独立。

    其时，旧桂系军人马济部下的团长陈雷(安徽凤台县人)，在北伐军的强大攻势下，从湖南撤至湖北，复移驻安徽太湖县观望形势。安徽宣慰使常恒芳趁机派朱蕴山、周新民、李小南等由枞阳浮山到太湖规劝陈雷率部起义。陈雷以大势所趋，表示愿意换旗参加北伐。9月20日，陈雷率部收缴了陈调元部驻守太湖的一个排和太湖商团及其武器弹药，通电宣布起义。常恒芳、柯庆施、黄梦飞等30余人随即到太湖成立了安徽省宣慰使署。为了扩大陈雷起义的声势及其革命影响，安徽宣慰使署一面在太湖县城张贴布告，号召太湖青年参加北伐，通电讨伐军阀孙传芳、吴佩孚及其北洋政府。一面通电安徽人民一致奋起，响应北伐。

    陈雷起义和安徽宣慰使署的建立震动了江淮大地。驻湖北广济和黄梅等县的陈调元部王普，闻知太湖陈雷起义，深恐后路被切断，急令部队向皖中撤退；驻九江、湖口一带的孙传芳所部，因太湖起义的威慑，又加北伐军突破了南浔路之徐家埠，遂纷纷东撤。太湖起义影响了北伐战局，搅乱了敌方阵线与军心，鼓舞了安徽人民的革命信心和支持北伐军的热忱。陈调元深感太湖起义部队直接威胁着他在安徽的军阀统治，便派他的旅长倪朝荣由安庆率两团兵力向太湖进兵。宣慰使常恒芳以太湖的地理条件不利，即率部移驻宿松县城的鲤鱼山，以逸待劳，居高临险阻击进敌军，激战两小时，毙敌80余人，终因众寡悬殊，常恒芳、柯庆施等遂主动率部转移到湖北黄梅县独山镇．此时，从安徽各方面汇集到黄梅的有共产党员薛卓汉、裴济华、童汉章、李宜春及黄梦飞等多人。正当安徽宣慰使署在黄梅进行新的工作部署时，北伐军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柏文蔚被任命为三十三军军长，常恒芳被任命为三十三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陈雷被任命为三十三军教导团团长，参加太湖起义的民众武装被编为一个补充团，安徽宣慰使署遂即撤销，常恒芳、柯庆施等遂率部转至武汉与柏文蔚会合。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占领武汉三镇。国民党(左派)安徽省党部已由上海迁到武汉。为了培训安徽的党务干部，省党部在武昌黄土坡创办了安徽党务干部学校，从安徽各市、县党务干部中，招收学员130余人，其中共产党员约40余人，其余均为国民党左派党员。安徽党务干部学校设有校务委员会，由光明甫、柯庆施、周新民、胡苏明等人组成，学校校长名义上是由高语罕担任(后由沈子修接任)，但学校的实际负责人是共产党员李宜春、柯庆施和胡苏明，主要开设政治时事和军事训练课程。李立三、恽代英、施存统、彭湃、李达、瞿秋白、樊仲云等名人学者先后应聘到校讲授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政治经济学和三民主义等课，朱德、董必武、邓演达、柏文蔚、徐谦等也分别被请去学校作报告。安徽党务干部学校为迎接北伐军进入安徽发展工农群众运动培养了干部，后来这批学员大多数都被分配到安徽各地担任党的基层组织领导工作，对促进安徽各地党组织的迅速恢复、发展和工农运动的高涨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国共两党在省城安庆的第一次合作所建立起来的革命统一战线，促进了安庆乃至安徽革命形势的发展，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安徽的反动势力，配合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行动，为国共合作的历史书写了辉煌的篇章。

    1926年12月中旬，以徐谦为主席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系会议在武昌成立。但此时，原本主张迁都武汉的蒋介石却突然改变主张，公然扣留途经南昌前往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人员，并于1927年1月5日通电称：“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形成南昌和武汉两个中心的公开对峙。当南方革命阵营围绕国民政府“迁都之争”愈演愈烈之时，中共中央于2月12日发出党内通告，明确指出：“现时蒋介石已成为右派反动势力的中心”，随即武汉市地区掀起了反对独裁、恢复党(国民党)权运动。国民党(左派)安徽临时省党部、省党部干部学校就“迁都之争”同时发表了《代表团宣言》、《告民众书》和《最近宣传大纲》，柯庆施参加了这几个文件的起草工作。柯庆施起草的省党部执行委员会2月23日之《救党主张》中宣言：

本党自改组以来，采取民主集中之制度，贯彻以党治国之精神。乃自近期以来，昏庸老朽分子，宰割中枢，垄断党务，不革命及反革命之官僚市侩，拔茅连茹，乘机汇进，并以便利军事之故，党务政治亦受军事机关之支配，党的权威日以消失，使国内外群论，只知有个人，不知有党，独裁政治之势渐成，民主革命之精神，濒于破产。近复以武力解散广州市党部，圈选粤赣省部执行委员，压制广东工人运动，违反党章，事实叠告。中央党部及政府迁鄂一事，为全国党员及民众团体一致之主张，亦以不便于一二私人之故，展转迁延至今始见决定。中枢久失重心，精神日益涣散，长此以往，不但我努力革命之军事俯视受其牵累，恐总理毕生艰难缔造之本党、武装同志流血换来之胜利，亦将一举而摧毁之，天下痛心之事，宁有逾于此者。本会爱护党国，不敢后人，自今日起，誓以全力争回党权，谨陈数玷于此，(一)欢迎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迁鄂，即日开始办公。(二)于最短期间内在武昌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解决一切党国大计。(三)欢迎汪精卫同志复职，集中领袖，巩固中枢。(四)革命军队在党的指挥之下统一起来。(五)肃清党内昏庸老朽之反动分子，及所有官僚市侩。本会认为上述五事为今日救党之要图，尚望海内外各级党部之各地同志一致主张，务达目的，党国幸甚。

    四、主持中共安徽省临委工作

    1927年3月6日，国民党(左派)安徽省临时省党部，随着北伐军的胜利，由武汉返回安庆，部分市县党部也相继恢复成立。在北伐军的帮助下，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组织迅速发展，立即开展工作。柯庆施到安庆后，立即投入组织工农商学妇等革命组织，做好支援北伐军的大量事务工作。国民党安徽临时省党部经过筹备决定于3月22日召开全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

    3月20日，蒋介石由九江到达安庆，强令国民党左派同投机革命的军阀陈调元妥协，并同国民党右派合并成立省党部，遭到了安庆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拒绝。3月23日，在蒋介石纵容支持下，其特务处长杨虎勾结安庆劣绅潘怡然等收买一批流氓，打着“鲁班阁”黄色总工会的招牌，伙同国民党右派，捣毁了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安庆市党部、省总工会、省农协筹备会、市妇女联合会等机关，欧打省党部职员及国民党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数十人。3月22日夜，安徽省国民党左派主要人物及共产党员因得到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的密，提前隐敝起来，不然的话，损失更大。当天，国民党省党部负责人在安庆集贤关开会，决定由柯庆施负责，胡浩川、周范文参加起草通电，向全国控拆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电文是：

    一、国民革命原非短期间内所能成功，而在此革命进行过程中，反动分子为保持其将死亡的命运起见，联合为困兽之斗，亦事实之所不能免，但最后胜利必归吾人。吾人认定此义，今后当益努力于吾人应做的工作，不灰心，不畏缩。

    二、3月23日之事，凡属本党党员以及革命民众莫不异常愤懑。本省党部当根据国法党纪，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严令总司令及地方当局，指名拿办，以除民害。

三、此次事变责任者，仅为极少数的反对分子，动手捣毁本省党部者，亦不

过数十人，吾人惩治反动分子，止于此极少数的罪魁，其他概不株连。

    四、此次事变，吾人认为是反动分子的反革命行为，经过事实斑斑的可考，少数的祸首欲假托民众的团体以涂饰社会的耳目，真正民众的团体，应明了事变的真相，勿为所欲。

    五、世界上惟农、工群众真能革命，彼等认识了阶级的意义，自身的敌人，必不至为反动分于所利用。吾人自今以后，益当努力于群众的宣传——群众的组织，使彼等认清本省党部与农工阶级的关系，彼等自能遵从本党的领导，团结起来，打倒一切反革命分子。

    六、全省代表大会为一省的最高权力机关，反动分子欲以捣毁代表大会者，根本消灭本党在安徽的组织。每个党员，遇此种种事变，如果不以全力护党者，是叛党(参予此次暴动阴谋者更不待论)。吾人仍以全力完成代表大会，使整个建设计划得以实践。

    七、此次事变，本省党部及各职员物质上因蒙重大的牺牲，及初萌芽的各民众团体亦因此受重大的损失。严密起来，自今以后，各民众团体，应益努力拥护本阶级的利益，向压迫阶级一一贪官污吏、劣绅、地痞以及安福余孽——西山会议分子作战。

    目前中国北方的形势——是如何的严重，安徽的局面是如何的危险!民众们，本党的同志们，一齐打起精神，联合与恶势力奋斗!

    “三·二三”反革命事变后，国民党安徽临时省党部的人分批向武汉集中。县、市代表也陆续来到武汉。四月初，在武汉继续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国民党安徽省党部，除临时省党部的执行委员外，会上增选了柯庆施、李宜春、高语罕、周新民几个共产党员为执行委员或监察委员。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叛变革命，制造“四·一二”惨杀案件后。柯庆施、周新民曾随北伐军二军四师政治部主任李六如到太湖。4月18日，在太湖大河滩召开有北伐军战士、工人、农民、学生、商人等参加的5000人反蒋大会。李六如在大会上揭露了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工人和革命青年的罪行，指出革命从此要向左转。会上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新军阀!”等口号。当夜，柯庆施、周新民三人在太湖赵旭东家召开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共产党员甘浚元、叶仁山、严继武和国民党左派戴天、何振元、赵旭东等，柯庆施向大家介绍了国内外形势，指出革命要向左转，不能靠右派。研究了太湖县今后斗争的任务和策略。离开太湖后又到宿松与北伐军二军六师党代表肖劲光会合，在宿松县天主堂院内召开了千人讨蒋大会。会上二师师长戴岳和肖劲光作了报告。

1927年4月底到5月初，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五大”。会上“五大”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柯庆施为书记，王坦甫、李宜春、王心臬、周范文、王步文为委员。5月下旬。省临委在汉口法租界大智门和平里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上柯庆施传达了“五大”精神和中央指示，讨论了恢复安徽省各级党组织、发展工农运动和创造条件回安徽开展工作等问题。会上确定当前工作是调查安徽的党组织情况，联系在武汉的安徽党员，进行登记，会后派出22个同志回安徽开展农运工作。  

“八七”会议后，中共安徽省临委由武汉秘密迁回芜湖。省临委委员作了分工，由柯庆施、王步文、王心臬三人组成常委。柯庆施任书记，王步文负责组织，王心臬负责宣传。在省临委的领导下，安徽省恢复了中共芜湖县委、中共宿县临时县委、中共寿县临时县委、中共六安临时县委；中共泗县特支、霍邱特支、庐江特支、安庆特支、南陵特支、旌德特支、凤阳特支、无为持支，另在凤台、和县、宣城、郎溪设立了党的通讯处，在柏文蔚的三十三军内派有秘密党员。

    9月6日，中共安徽省临委，制定了三个月工作计划纲要：《纲要》分组织、宣传、工运、农运、民运5个部分。组织：全省党员重新登记，审查各级委员会，努力发展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雇农、佃农及自耕农入党，提拔工农同志中的优秀分子参加党的各级委员会，严格党的纪律，建立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宣传：揭露汪精卫之流背叛革命和宁汉合流的真象，加强反对一切军阀和抗捐抗税的宣传，省临委出版《每周通讯》和三日刊小报宣传土地革命，各级委员会应开办训练班训练党员。工运：加强芜湖、安庆、大通、荻港等处工人运动领导，力争工会公开，实行工人结社、集会、言论、罢工的自由，工会必须接受党的绝对领导。农运：加强宿县、旌德、寿县、芜湖、潜山、六安等十几个县农运领导。组织农民协会，秘密组织农民武装，引导农民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道路。民运：凡参加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应努力在国民党左派中做工作，保存和发展国民党左派组织，视情势需要可指派中共党员到国民党各级党部做秘密工作。

    9月26日，中共安徽省临委发表《时局宣言》，《宣言》分析国民党各派军阀为争夺皖省按制权而鱼肉人民的黑暗势力，号召安徽人民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实行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纲领。

10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安徽省临委属长江局领导。10月25日，根据中共长江局三个月工作纲要指示的精神，安徽省临委召开22次、23次常委会议，作出三项决议：一，确立以六安为中心的霍山、英山、霍邱、寿县5县为第一暴动区域，在六安夺取300枝枪，组织工农武装，发动大暴动；第二，变更组织指导系统，成立中共皖中特别委员会，指导六安、英山、霍邱、寿县第一暴动区的党务和暴动；中共怀宁县委指导桐城、庐江、潜山3县工作；中共存县县委指导凤台、合肥、霍邱3县工作；中共宿县县委指导泗县、凤阳、蚌埠、怀远4县工作；第三，省临委执委重新分工，柯庆施、王心臬、郭士杰组成常委会，柯庆施任书记兼农运工作，王心臬负责宣传兼工运工作，郭士杰负责组织工作。执委王步文兼任中共怀宁县委书记，执委周范文兼中共皖中特别委员会书记。10月28日，中共安徽省临委根据中共长江局10月24日来信精神，召开第24次常委会，决议：利用军阀在皖省沿江地区火拼的时机，在怀宁、潜山、桐城等地发动零星暴动，特别应派人员去潜山充任暴动队长，第一暴动区应和潜山暴动相呼应。12月7日，潜山特支根据省临委指示精神，发动了梅城暴动，千余名农民攻打潜山县城梅城镇，因国民党政府事先已有准备，攻城不下，暴动失利。

    1927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根据尹宽12月6日的报告，称安徽工作落后，正式通知中共安徽省临委暂时解散。派尹宽为中央巡视员到安徽巡视各地党部、组织召开省党员代表大会等工作。通知中说在省临委解散期间，芜湖县委代办中央与各地党部之交通事宜。接通知后，柯庆施于12月10日回上海住闲，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分配正式工作。

1929年3月，中共安徽省临委书记尹宽与中共六霍县委因发动武装暴动问题意见不一致，尹宽批评六霍县委是“改良主义”，六震县委及省临委其他委员将分歧意见报到上海中央。由周恩来、项英出面召开安徽工作会议，会上邀请曾在安徽工作过的柯庆施、许继慎参加，安徽的尹宽、郭士杰和六霍县委王逸常参加会议，会上柯庆施、许继慎、郭士杰、王逸常各人都写了一份关于安徽的工作意见，柯、许、郭等都认为六安当时暴动条件不成熟，六霍县委不是改良主义，而尹宽才是盲动主义、命令主义，省临委存在党的组织薄弱，保密工作不够等问题，这些意见得到了中央和周恩来的赞同。

柯庆施，从1923年安徽建党到北伐，再到土地革命初期，都是在他的故乡安徽渡过的。在这一段非常艰难的历史时期，年轻的柯庆施已经展现了他坚定的革命思想和组织领导能力。对安徽的革命运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