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的由来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始，就开始了建立“新中国”的构想及实践，1922年的中共二大就指出，要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到“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1949年，新中国的国号最终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了党的纲领，明确规定要实行社会革命，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提及国家政权时，指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并规定党员“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

一年以后，中共二大在坚持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纲领的同时，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国情提出了“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反帝反封建的最低纲领。大会通过的由陈独秀起草的宣言提出，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中共二大认为，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为此，决定邀请国民党等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商具体办法。

1922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马林的意见，在给驻华特派代表的指示中建议中共成立一个宣传机构，“宣传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斗争、创立民族独立的中华民国”。这一指示明显带有看重国民党的意思。

同年11月5日到12月5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共代表陈独秀、刘仁静、王均参加会议。陈独秀在会上作报告时根据前不久召开的中共二大的精神，宣布：“中国共产党致力于组织人民大众打击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封建势力……中国共产党反对任何军阀，打击国际帝国主义的任何组织，并将竭尽全力将此斗争坚持到底。这一斗争的近期目标为：依靠人民大众的力量建立独立的人民共和国。”在这里，陈独秀既没有提共产国际指示的具有国民党浓厚色彩的“中华民国”，也没有提中共二大拟议的“民主共和国”，而是提与民主革命纲领相匹配的“人民共和国”。从统一战线的角度来看，最初提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背景是中共二大在坚持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纲领的同时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最低纲领。陈独秀不提“中华民国”，很明显带有对马林过分抬高国民党的不满与抵制。他把中共二大拟议的“民主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是有道理的。因为共和国是对国体的说明，而“人民”一词在当时有确定含义，即拥护民主革命的一切革命阶级和民主阶层人士，因此没有必要在国号上再出现“民主”二字。

在听取陈独秀、刘仁静报告的基础上，由拉狄克起草的共产国际四大决议《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指出，近几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参加工人阶级的自发斗争，但是他们还未能贴近人民群众”。决议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要以在民主基础上实现中国统一的倡导者的身份开展活动。中国共产党人要提出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口号”，要“靠下层人民群众取得革命胜利来实现中国的统一”。显而易见，上述共产国际的决议经过了正在莫斯科开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等人的商议。陈独秀在大会报告中提“人民共和国”，共产国际在大会决议中提“中华人民共和国”，绝非偶然的巧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是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互动后的共识，它清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拟议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开始就具有大团结大联合、反对帝国主义的特点以及独立的统一的形态，建国的依靠力量是人民大众和民主阶层。

中共三大筹备期间，共产国际于1923年5月发来专门指示，指出“中国共产党应当要求尽快地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广泛的民族民主运动问题，应当是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此外，“我们党应当尽力找到适当的形式（如行动委员会或民族委员会等），把中国广泛的民主阶层联合在这个反帝的运动中。应当首先把国民党和革命学生组织吸引到这个运动中来。”毫无疑问，这一专门指示参考了闭幕不久的中共二大的相关文件。其中寻找如行动委员会或民族委员会等适当的形式，明显与中共二大《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的计划“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工会农民团体商人团体职教员联合会学生会妇女参政同盟团体律师公会新闻记者团体等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有关。

1923年6月中旬，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正式确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共同进行国民革命。之后，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事实上完成了共产国际提出的“建立广泛的民族民主运动”的中心议题。大会宣言重新解释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无论是中共二大拟议的各革命团体联席会议还是共产国际要求联合中国各民主阶层的适当组织形式（如行动委员会或民族委员会等）一直都未能落实。这个伟大任务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主持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才得以完成，而新政协会议正是共产国际四大期间最先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摇篮。

大革命失败后，1931年11月7日，党在苏区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在这一国号中，“民主”“人民”都没有出现，“苏维埃”是俄文汉语音译，意为“代表大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因此这一国名是与中共六大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以及稍后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政策相匹配的。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战略转移，踏上漫漫长征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为“马背上的共和国”。

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在12月召开瓦窑堡会议，决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改国名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人民”在国名中再次回归，扩大了国家政权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1936年5月5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联名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向南京政府当局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理应幡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8月25日，党中央在致国民党书中要求一致抗日，并改变国家制度为民主共和国，其中两次提到“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名。书中宣布：“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统一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共二大提法的再现。9月18日，毛泽东在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的信中说：“我相信我们最近提出的民主共和国口号，必为诸位先生所赞同，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民主分子实行真正抗日救国的最好方策。”9月22日，毛泽东致信蔡元培，再次提出：“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1937年9月22日，苏维埃政权结束，改为特区政府。

在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讲话中提出，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共二大的提法第二次再现，但国体明确为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1947年12月，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凯歌声中，中共中央在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提出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政治纲领，具体精神体现在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的1948年1月18日对党内的指示《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此文件出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名称，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毛泽东强调这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自己的国家，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此国名恢复了1922年底的最初提法，第三次出现了关键词“人民”，与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以及稍后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相匹配，只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新中国的性质、成分有了更精准的规定。1948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完稿，其中提出：“无产阶级、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的任务，是联合自由资产阶级，以人民民主革命的方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中，应当允许自由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团体派遣他们的代表参加工作。”

可能是与上述“人民民主革命”的提法相衔接，8月1日，毛泽东给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复电中提出要“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是人民民主唯一一次在国名中的并列。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协筹备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讲话后高呼“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但在新政协讨论中，张治中说，共和已经包括民主之意，张奚若也表示人民已经表达了民主之意。后来在董必武9月22日的相关报告、《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文件中称新中国的国名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原载：《团结报》2023年11月30日《文史周刊》  作者：邵雍 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