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秀简明春秋（1879-1942）之四

1926年

1月上旬起到2月21号，“失踪”（实为生病住院，但组织不知其去向）。

2月2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会议“初开”之时，“即接仲甫同志由沪来电，谓已经能扶病视事”。

3月2日，在上海接见布勃诺夫使团。当谈到中央地址问题时，陈独秀认为在上海“多数工人和学生是在我们一边的”，“我个人是主张把中央委员会留在上海的。第一，上海是无

产阶级的地区，这里毕竟集中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多数；第二，上海有着很好的通信联络设备”，不同意中央委员会迁出上海。陈独秀行使了特别会议授与他的最后“确定“权，中央地址不变。

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

4月3日，陈独秀在出版的《向导周报》第148期上发表《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文，揭露国民党右派所散布的这次事件是共产党倒蒋和改建工农政府的阴谋。

4月7日，蒋介石假惶惶地发出辞去一切军职的虞(7日)电，陈独秀劝说蒋介石，你的责任“是不在自己变成军阀，并努力使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没有军阀发生，自己个人消极的辞去军职，这是不对的”。 陈独秀紧步依文诺夫斯基的后尘，除说了一句幽默讽刺的话你的责任“是不在自己变成军阀”外，并没有提出处理事件的意见。

4月29日，鲍罗廷从苏联回到了广州，并带来了联共(布)政治局的政策，斯大林主张共产党人继续留在国民党内(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主张退出国民党)。鲍罗廷抵达广州后，他所面临的问题，己不是如何处理所谓“风波已归平静”的中山舰事件，而是这次事变的继续与发展——国民党党务整理案。这个提案共八点，由蒋介石提出。它的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对于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或批评；应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册交国民党中央保存；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和省市党部任执行委员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且不能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等等。党务整理案显然是限制和防范共产党的。对于限制共产党的这一提案，鲍罗廷与蒋介石达成了三项“君子协定”：(1)共产党接受蒋介石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活动的建议；(2)蒋介石“同意”鲍罗廷的主张，“采取反击右派的措施”；(3)鲍罗廷明确同意支持北伐战争。

5月17日，国民党二届二次全会顺利地通过了党务整理案。

5月25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林祖涵、组织部部长谭乎山、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均辞去了他们的职务。

6 月9日，陈独秀发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这封信的大部分内容是针对蒋介石在5月间所作的《关于中山舰案对全体党员代表演辞》而写作的。 陈独秀的文风原是非常泼辣而富有战斗性的，而这封信却写得软弱无力。他好似面对着一个贼喊捉贼的人，他没有握着贼人的赃物勇敢地进行揭发和控告，而是极力地辩解自己不是贼，在辩解中又有美化贼的言论。蒋介石的两而手法确实迷惑了一些共产党人。

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为时局及与国民党联合战线问题》（注：这份致国民党书，如果不是出于陈独秀的手笔，至少也是经过他的同意，表达了他的观点），认为，国共两党党内合作，本是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现在可以改变党内合作为党外合作，整理党务是国民党的事，与共产党无关，陈独秀决心要退出国民党了。

7 月7日，陈独秀在《向导周报》第161期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表述了他对北伐的意见，基本上持消极态度。【2月间中共举行的特别会议，对北伐采取了积极的态度，认为北伐是中共“现时最主要的职任”。陈独秀因患伤寒病未能出席这次会议。当布勃诺夫到达上海与陈独秀会晤时，陈独秀“还不知道”这次会议的决定，但他“主张支持北伐，因为假如西北军在南口遭到失败，广州政府就不能存在”。可是布勃诺夫“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他说这是冒险行为，因为广州政府没有强大的军队和精良的装备”。“三二O事件”后，国际代表了解了广州形势以后，也认为必须支持北伐，但是“也害怕蒋介石在北伐期间会更加厉害地剥削和镇压人民”，使广东广西的人民首先遭受灾难。陈独秀写此文的指导思想即在此。】

7 月12日至18日，中共召开第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陈独秀和彭述之在会上联合提案：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只有摆脱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我们才能执行一项真正独立的领导工农的政策”。这个提案把加入国民党同党的独立性完全对立起来。大会虽然否决了陈彭两人的联合提案，但同意将此案“送请共产国际考虑”。共产国际“不仅拒绝考虑”，而且还由布哈林在《真理报》发表文章，指责主张退出国民党的人“恰和苏联反对派……犯了同样大的错误”。第三次全会所制定的政策：一不能退出，二不能包办，三要联合左派赞助中派，四要维护工农利益。陈独秀尊重了多数的意见。

9月17日，面临着北伐战争引起的新形势，中共中央与远东局举行联席会议。会议指出有同志认为在广东中派政权之下，”亦可发展农民运动，这个见解完全不合实际。因为我们要不反对中派政权，只有停止发展农民运动；愈发展农民运动，则民众愈不满足，愈反对中派政权。”会议认为“不维持中派政权有三条路可走：一，迎汪倒蒋；二，汪蒋合作；三使蒋成一个左派，执行左派政策”。经过讨论，会议认为“比较好取第二办法”，于是提出了迎汪复职的主张。

9月20日，中共中央局作《关于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迎汪复职，汪蒋合作的方针。军权归蒋，党政大权归汪，共产党“人力务全用在民众方面，万勿参加政府工作”。这个政策不仅在共产党里得到了贯彻，也推行到国民党和群众团体。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共产党为响应北伐军攻打上海，推翻反动军阀的统治，建立市民政权，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这期间陈独秀除到汉口出席十二月特别会议外，他一直坐镇上海。共产党在工人武装起义中所执行的重大政策，都是经陈独秀认可，或是由他亲自制定的。

9月3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首次讨论工人武装起义和市民自治问题。区委书记罗亦农认为“应提出‘人民自治’的口号”，建立“从虞洽卿起一直到工人”的联合战线，反对孙传芳的统治，“上海地方非有一次民众暴动不可”。

10月24日，中共上海区委仓猝发动了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因力量薄弱，当天就失败了。

1927年

2月21日-2月23日，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充分体现了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

3月21日，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爆发，消灭了盘踞上海的反动军警，推翻了军阀的反动统治，使北伐军不费一枪一弹，垂手进驻上海。

3月23日，特委会讨论复工、市政府职权和对付白崇禧要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等问题。陈独秀提出整顿和健全工人纠察队和工会，加强对国民党党部工作，还主张通过军民联欢、输送在起义时缴获的枪械、补充士兵的办法，使当时比较左倾的薛岳部队(时驻扎闸北)能常驻上海。

3月25日晚8时，陈独秀在特委会上慷慨陈词：“中国革命如果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想要革命，同时只要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上海现在资产阶级与右派勾结党军也很右倾。我们如果情愿抛弃上海，就很容易，如果争斗，就要马上动作。因为将来的纠纷问题，为纠察队的武装解除问题，如果我们不马上动作，将来就将纯全为国共争斗，完全失掉联合战线。所以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头或许胜利，即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断绝，因此此决斗，实比对直鲁军斗争还有更重要的意义。”

3月26日上午，陈独秀在区委会议上，一会儿提出“包围白崇禧，号召反英，要蒋反英，民众愿作后持(援)”，这样“可逼蒋对民众的进攻减少”，企图以发动反帝运动，突出民族斗争，冲淡国内阶级矛盾。一会儿又说“最好要将反英反蒋联合一起”，主意不定，步伐乱套 。

3月26日下午，蒋介石来到上海。之后，陈独秀写信给区委，说：“目前我们表面上要缓和反蒋、反张(静江)，实际准备武装组织，上总除力争保持纠察队外，要少说政治。对蒋要求我们的问题，差不多都可答应，但要他积极反英”，发动罢工反英的“第一先决条件要得到国民党及老蒋的同意”

3月30日，陈独秀“决定以市政府与老蒋冲突，免工人纠察队直接与他们冲突” 。

3月31日，共产国际于发来电报，指示中国共产党“开展一次反右派运动。鉴于力量对比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我们不要仓猝进行公开斗争。武器不要交出，必要时须隐藏起来”。罗亦农“看了这个电报，很愤怒地把它摔在地下”。罗的“愤怒”表达了上海共产党人的义愤心情。

4月1日，汪精卫回到上海。当汪精卫与陈独秀会晤时，汪将中共要打倒国民党、冲入租界一类的话，向陈提出质问。“陈独秀力称决无此事”，并“亲笔”起草了《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即（《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以解释谣传表明态度”。宣言5日见报。

4月15日左右，(在《汪陈宣言》发表后不久，陈独秀便离沪去汉)到达汉口，是中共中央五个常委中最后一个到达汉口的。他住在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四民街61号。这是临街的三层楼洋房，三楼中间住着陈独秀、左右房间分别住着彭述之夫妇和蔡和森夫妇，二楼大房间布置成会场。协助陈独秀处理日常工作的有任作民、任淑兰和黄文容。他们三人组成了陈独秀办公室，任作民(任弼时的堂弟)任办公室主任，任淑兰(任弼时的堂妹)管事务，黄文容(现名黄玠然)任陈独秀的秘书。（当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以后，中共四届中央委员也陆陆续续来到了武汉，约在1926年底前后，中共在武汉成立了临时中央局。1927年3月底前后，临时中央局连电陈独秀，催他来武汉。）

4月26日,陈独秀出席了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他在会上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原则及进行的方法，即：“(一)国民革命过程中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即是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以外之出租的土地分给农民；(二)公布佃农保护法；(三)无土地之革命士兵退伍时必须给以土地；(四)解决土地之先决问题必须给农民以武装及政权。以上是原则。(五)(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必须命令农政部迅速执行国民党第三次全体中执会议关于农民运动议决案，尤其是督促农村自治机关之实现；(六)中央农政部即须根据上列原则订定土地改良法案；(七)各省党部会同省农协依据中央农政部土地改良法案按照当地实际情形，议定解决土地问题之实施条例，呈请中央党部批准，交政府土地主管机关执行之。……以上为进行方法”。陈独秀之所以明确地提出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不在没收之列，是为了“使他们安心，若不提及，他们不安也”。陈独秀发言之后，鲍罗廷接着发言，他认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由农政部协同湖南省党部制定以后，还应“提出省民会议”通过，才可施行。陈独秀不同意这个意见，他“主张在党部、省农协讨论通过便可实行，不必等省民会议便可解决”。（关于土地问题，国民党中央于4月2日成立了土地委员会，由邓演达任主任，毛泽东、谭平山、徐谦、顾孟余为委员。土地委员会为了制定解决土地问题草案，曾经连续举行会议，4月19日至5月6日又召开了六次扩大会议。）

4 月29日，陈独秀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做政治报告和党组织状况报告，当谈到土地 问题时，他把小地主划入了小资产阶级范畴，说不没收他们的土地，“向他们让步”是为了与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这个意见为“五大”所接受，并在大会《宣言》里提出“农民必与小地主建立同盟以消灭封建的专制和绅士政权”。但陈独秀并没有把解决土地问题当作革命的紧急任务，他的报告中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目前是加深农民运动呢，还是等待北伐继续向前推进，等待农民运动扩大以后，再来加深农民运动呢，我们以为后一种做法更可靠得多。因为旧军阀依然存在，还有所谓新军阀，如蒋介石。只有扩大以后再来加深，才能巩固基础。”也就是说先扩大后深入，等到打倒新、旧军阀以后，再进行土地革命吧！

4月27日至5月10日，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 陈独秀在“五大”上作的报告，系统地叙述了“四大”以来历次重大的政治运动和党组织、工农运动的发展状况。并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据黄文容回忆，在中共“五大”召开的那些日子里，陈独秀是很苦恼的，“晚上在房子里转来转去，直转到深夜一、二点钟，心情的确不安得很”。

5月9日，“五大”选出了31名中央委员，14名候补中央委员。l0日，大会闭幕，在五届一次全会上选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等7人，和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选出了政治局常委，由陈独秀、禁和森、张国焘(后补入翟秋白)组成，由陈独秀任总书记。

5 月18日至30日，革命形势急剧的恶化，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关切。国际执委举行第八次全会，作出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在会议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便于五月底向中共发出紧急指示，史称《五月紧急指示》。

6月1日，罗易收到了指示，其要点为：(1)“没有土地革命，就不能胜利”’“必须反对过火行动，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民协会”。并强调指出“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2)国民党中央的某些老领袖“正在动摇和妥协，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革新”它的上层。(3)“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4)“组织以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

6月4日，陈独秀以总书记的名义签发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关于政局的公开信》，指出如果对许克祥的反革命的活动实行妥协的话，将“非常严重的影响”国民党的政治生命。因此，中共向国民党提出了六条建议。

6月5日，罗易背着中共中央和其他国际代表，以“开诚”相见的态度，把《指示》交给了汪精卫。后来又劝告汪：“最好是接受这个电报，不然国民党左派同C．P．都完了。”汪毫不含糊地回答说：这几条“一条也不行！我们不能牺牲国民党”。能说会道的罗易所干的这件蠢事，说的这些蠢话，为汪精卫实行“分共”提供了口实。

6 月6日，陈独秀在政治局会议上，宣读这个《指示》，并一一作了说明，表示他的意见：农民运动如果不过火，反动派的统一战线就不能形成，因此现在不能着手解决土地问题；国民党通常是在代表大会上确立领导成员，现在国民党没有召开代表大会，怎么能增加它的领导成员呢?如果我们要建立一支独立的军队，问题是如何维持呢?怎样获得武器?在我们建立军队以前，我们得进行谈判，同反动军阀打交道，我们不得不支持现在当政的这些将军，否则就不可能有建立我们自己军队的机会：至于组织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这是行不通的，如果我们能够成立这种东西，领导人就只能都是共产党员。陈独秀认为国际的这个指示不是言过其实，就是一种幻想。

6 月l5日，陈独秀根据政治局的意见致共产国际电，中共中央陷入了无法解脱的思想矛盾，他既害怕冲突、分裂，想保持两党合作的良好关系；同时又意识到“在最近的将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客观上大概是不可能的。”但害怕冲突和分裂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解决矛盾的唯一方法是“我们的迫切任务是要纠正‘过火，行为，然后没收土地”。然而，越是纠正过火行动，反动军官的气焰就越是器张。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和国际代表经过了儿度的争论，多次的犹豫动摇，终于一起陷入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深渊。

6月底，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鲍罗廷发表长篇演说，“斯大林主张土地革命的政策是对的，可是他所接受的前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的遗产太坏了。“以季诺维也夫及其在中国的代表(当然包括鲍本人在内——引者)只教我们帮助中国资产阶级，武装中国资产阶级，末教我们武装工农，准备与资产阶级决裂。所以现在斯大林的政策难于执行。”其实在5月之前，斯大林又何尝提出过要武装中国工农的主张。陈独秀接着说：“以前季诺维也夫一向教我们帮助资产阶级，现在斯大林教我们二十四点钟内实行土地革命！”鲍陈二人的牢骚，反映了对国际的不满。

6月28日，中共中央宣布解散湖北省总工会纠察队。

6月29日，中共中央会议，瞿秋白向会议提出“甚长之书面提议，……中心问题，仍然贯彻对国民党左派之让步政策”。“独秀看完秋白书面提议，深以为然，决定请秋白本此提议起草一正式决议案”。

6月30日，中共中央为了“推迟”武汉国民党的叛变，通过了秋白起草的国共两党关系十一条决议案：承认国民党处于国民革命的“当然”领导地位；参加政府的共产党员，“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工农民众团体均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等等。这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把一向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的工农团体的领导权也拱手让给了国民党。妥协退让已经迟到无可再退的地步。

7月4日，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议。陈独秀强调利用各军招兵之机会，将农民输送进去，因各军政治部都有共产党员，这样可使农民武装化。可见这时陈独秀对迫在眉睫的“分共”，依然没有切实的应变措施。毛泽东提出农民自卫军上山的主张，认为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之基础，不保存武力，一旦发生事变，我们就没办法。陈独秀认为枪藏不了的可以上山，但招兵工作应大力去做，他的基本态度是不主张上山的，即使上山也是为了消极的躲藏。会上有人明确反对上山的；有不置可否，难以表明态度的。会议虽然未能深入地讨论上山问题，但它表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员开始在探索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

7月9日或10日晚上，黄玠然随陈独秀到一家餐馆的阁楼上躲藏起来；第二天，又转移到前花楼亚东书局的纸庄，直到离开武汉。

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改组，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周思来五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自此独秀即不视事”，这个指示也是联共(布)中央的指示，是由鲍罗廷以提议的形式下达的。“老鲍提议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陈独秀拒绝了提议。）[瞿]秋白、[蔡]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由上面五人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兼常委。（陈独秀也曾“消极的向中央提出辞职书，其主要的理由是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8月7日，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新派来的代表罗明纳兹的指导下，在汉口召开了秘密会议，陈独秀被排除在了会议之外。八七会议后的一天，瞿秋白、李维汉突然来到纸庄。“把会议的情况告诉他，并劝他接受国际指示到莫斯科去。他坚持不去，并表示他的错误共产国际有责任”。

8 月底的一天，陈独秀要次子乔年去找汪原放，并陪汪来见陈。陈告知汪打算回上海的想法。

约9月上旬，陈独秀、黄文容、汪原放、啸青四人同乘一艘英国“公和”轮回上海。船上贴着英文布告，大意是国民政府如果在船上权人，本船概不负责。四人包了一个官舱，陈独秀扮作病人，戴上风帽，睡在上铺，连吃饭也在舱里。船靠码头时，他们关起门来。装作睡觉。船过九江时，正值中秋。半夜以后，甲板上人越来越少了，陈独秀走出舱外，来到甲板上，只见皓月当空，月色如洗，山也腺陇，水也腺肋，夜阑人静，万籁俱寂，只有江水的呜咽声。陈独秀身处此情此景，他的心情当是如何，他有心赏月吗?船到了上海。汪原放在码头上雇了一辆汽车，开到彭礼和的家——江西北路福生里(今罗浮路)酱园弄一幢三层楼的房子。“便专心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

10月上旬，中共中央由武汉陆续迁到上海，这时瞿秋白还和陈独秀见过几面，继续劝陈去莫斯科，陈毫不考虑，依然拒绝。黄文容问他为什么不去苏联学习?陈独秀说：“你懂什么，莫斯科让我去学习什么啊!学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懂得还是外国人懂得?你以为中国问题还要请教外国人，难道外国问题也请教中国人，中国人能值吗?”黄文容说：“中国党是国际领导的，我们是支部啊！”陈说：“错误的决定，我们也要服从啊?此后不久，黄文容被调到《布尔塞维克》报，离开了陈独秀。据郑超麟回忆：秋白跟他说：“老头子(指陈独秀)曾说如果早已决定退出国民党，实行土地革命，那他是会照办的。”现在大革命失败了，陈独秀认为“国际为挽救威信，牺牲了他与[谭]平山。”又说对这场革命，“我因亲身负过重要责任，一时实感觉无以自处，……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省期间”。

同年下半年，陈独秀的公开言论几乎全部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上，这是他应瞿秋白约稿写作的，署名“撤翁”。自该刊l0月24日创刊号至1928年2月27日第19期，几乎每期《寸铁》专栏里的短文，都出自他的手笔，约146篇。这些精悍的短文所评论的范围相当广泛，有政治、军事、文化领域的重大事件和各派系及其代表人物。但抨击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反动派，揭露其抛弃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内枪决大批“共犯”，“停止一切民众运动”，对外奉行昔日段棋瑞的“外祟国信”政策。陈独秀断言国民党和北洋军阀政府是一样的不能长久存在”的。

年底，与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的总方针开始发生分歧。

11 月9日至10日，中 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各主要省份代表亦出席了会议。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总策略，形成了中共党史上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路线。（1928年4月便基本结束了）这次会议仍然没让陈独秀参加，玉若飞反对也没有用。

11月中旬，向中央常委写了两封信。

12月中旬，又写了第三封信。反对实行全国总暴动的方针。 直言不讳，关怀革命之深情溢于言表。中央对他的意见“不但不提起注意，而且当作笑话到处宣传”。

1928年

此间，陈独秀撰写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书稿。校核本稿方音的，“上海话为沈雁冰、陆缀文；广州话为杨殷、罗绮园；汉口话为项英；北京话为邓颖超”。“这部稿子，卖给商务，不能出版”。后来有胡适和赵元任等“送他干元稿费，维持了好久的生活”。

6 月18日至7月11日，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确定新的革命方针，中共中央在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国际指定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等人参加会议。中央向陈独秀转达了国际的意见。陈独秀说八七会议和十一月会议批评他，却不让他参加会议，发表意见；这次要他去莫斯科，也只有受骂，因而不同意去。后来瞿秋白、周恩来也动员他去，但陈独秀主意已定，谁也改变不了。当陈独秀向张国焘表示不参加“六大”后，接着说我以往常为中央刊物做些短文章，今后还可多做一些。再不愿参加中共的领导工作；不为自己辩护，也不出面批评别人。如果第六次大会成绩不错，我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不持反对态度。

6 月28日，瞿秋白在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对于会议代表一再提出的陈独秀不参加会议的问题，作了说明。在谈到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时，说：中共中央应负责，而不能诿过于共产国际，还是要怪我们自己。中共中央本身，作为总书记的陈独秀的责任，以及他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功过，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力求公允。他说：是否责任由陈独秀一人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陈铁健：《瞿秋白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6页。】 王若飞认为八七会议、十一月扩大会议批判陈独秀的错误时，不允许他参加会议是不对的，他据此不出席六大是有部分理由的，因此王若飞在六大上还提议选陈独秀为中央委员。这个大胆的提议未被代表们所接受。 【 陈志凌等《王若飞传》102页】对于王若飞的提议，当时有人认为他袒护陈独秀，讥笑他是陈独秀约“尾巴”。双方在会下争吵起来。王若飞说：“革命失败了，陈独秀要负主要责任，但我也不是没有责任，我不能像那些事后诸葛亮一样，把责任推给别人，好像自己一贯正确，以布尔塞维克自居，请问你们在紧要关头提出过什么建议!不过也是跟着走罢了。”王若飞的提议没有被采纳，而且引起了很大的麻烦。【李培之《王若飞之妻》；《飞度关山的人》，《人民日报》1982年4月8日】

1928年秋，留学生中的托派分子成立了组织，负责人是王文元等。 中国人首先接触到托洛茨基主义的，是当时留学苏联在中山大学、东方大学、列宁学院等校学习的中国学生。他们多数是为中国革命寻求真理，受党组织的派遣去学习的。他们在学习时遇上了这场大规模的十分激烈的争论，争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关于中国革命的，这当然要引起他们的关注和兴趣。中国留学人员中出现了一些托派分子，例如史唐、梁干乔、区芳等，他们参加了苏联托派领导的反斯大林活动，因此在1927年底被开除出党遣送回国。而另一些留学生中的托派分子如王文元、刘仁静、赵济等却隐蔽了下来。他们借参加中共六大会务工作的方便，见到了较完整的托洛茨基言论。

12月，首批归国的托派分子梁干乔等，在上海建立中国第一个托派小团体，自名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产生了“全国总干事会”的中央机构。

1929年

4月，《我们的话》油印刊物创刊，大量翻译和刊载托氏的文章，故而人们称他们为“我们的话派”。 这些文章开始在曾经参加过中共中央或地方党组织领导工作的干部中流传。却以思考、诘问、辩难的态度相“抵抗”，可他的防线很快地便一道道地瓦解了。

7月28日 ， 《致中共中央常委同志信》，提出了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 。

8月3日，中央在《复陈独秀的信》中，指责他对中东路事件的发展前途有两种可能性的分析，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理论的基础，……帮助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宣传”，误国政策是“资产阶级的左派在野党的口号”等等。这封信已经不再是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而是所谓上纲上线的大批判了。

8月5日，他在《致中共中央信》里，系统地提出了对中国革命的主张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这是陈独秀第一篇托洛茨基主义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