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独秀精神"的殉道意义 一一纪念"独秀"笔名110周年

这个世界上，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在进化发展的过程中，总有一些个体，它们、他们会脱颖而出，率众前行。

说起"陈独秀"这个名字，很多人都知道，但他什么时候开始用的，而原来叫什么名字，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此外，"独秀"这个笔名有什么意义，议论者不多，对此，我想谈谈自己的一点理解。

1914年11月10日在《甲寅》杂志第1卷第4号上，陈独秀先生首次用"独秀"笔名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文章，距今已整整110周年了。

 陈独秀：官名陈乾生，谱名陈庆同，字：仲甫，号：实庵。生于清光绪五年己卯八月廿四（1879年10月9日）辰时，出生在安庆城内。

 在用"独秀"这个笔名之前，曾用过：陈由己、三爱、熙州仲子、盛唐山民、女媭小弟、CC生、独秀山民、独秀。当然，"独秀"笔名之后，还用过不少笔名，据研究者称，前前后后有笔名六七十个之多。从这些笔名中，我感受到"独秀精神"的缘起，以及陈独秀思想发展的一些痕迹。

 据任建树先生的上海人民出版社《陈独秀大全》中第八页至十一页关于这几个笔名的解释：

 陈由己：1902年9月，陈独秀第二次东渡日本留学，这次为自己取名"陈由己"，这年他在东京加入留学生界最早的革命团体一一青年会时，就是用的这个名字。这时陈独秀已经从康梁派转向了革命派。回国以后，协助章士钊编辑《国民日日报》，鼓吹革命，并在该报发表诗文，署名由己。陈独秀将署名由己《题西乡南洲游猎图》七律，手书条辐赠刘师培。刘在诗下题："由己，由己，由一己所欲。"

 三爱：1904年、1905年，陈独秀在安徽芜湖主办《安徽俗话报》，开通风气，启迪民智，力主反帝爱国，在该报发表了约50篇文章，均署名"三爱"。"三爱"的含义大约是爱祖国、爱科学、爱自由。

 女媭小弟：陈独秀青年时期，曾自篆一印章，曰"女媭小弟"。女媭是屈原的姐姐。陈独秀自譬屈原，可见其忧国忧民之情深。

 CC生：是1913年出版《英文教科书》的署名。

 独秀山民：1914年7月，也是陈独秀最后一次去日本。他到东京后进雅典娜法法学校学习法，同时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同年11月10日该刊第一卷第四号上发表的《＜双枰记＞》，即署此名。

 独秀：同期《甲寅杂志》还载有《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署名"独秀"。

  《爱国心与自觉心》(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日)开篇写到：

 "范围天下人心者，情与智二者而已。伊古大人，胥循此辙。殉乎情者，孤臣烈士，游侠淫奔，杀身守志，不计利害者之所为也。昵于智者，辨理析疑，权衡名实，若理学哲家是矣。情之用百事之贞，而其蔽也愚;智之用万物之理，而其蔽也靡。古之人情之盛者，莫如屈平，愤世忧国，至于自沈。智之盛者，莫如老聃，了达世谛，骑牛而逝。斯于二者各用其极矣。

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言。惟其无情，故视公共之安危，不关己身之喜戚，是谓之无爱国心。惟其无智，既不知彼，复不知此，是谓之无自觉心。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呜呼!国人其已陷此境界否耶? "

关于陈独秀这个名字，还有一个趣闻，1953年2月毛泽东主席第一次来安庆，曾就陈独秀这个笔名的由来，问过安庆的地方领导，是先有陈独秀，还是先有安庆的独秀山。领导忙解释说：是先有独秀山，后有陈独秀这个名字。

安庆这座城市南临长江，周围有许许多多的山，山山有其名，为什么他独独选中了独秀山为自己命名呢？我个人理解，他以"独秀"为名，是他愿做领头之人，来对当时落后社会、文化的改造，以及再创文明的信念与决心。

1901年陈独秀初次东渡日本出国学习，到1914年最后一次出国回归，十几年时间，经历了大清的灭亡和民国的建立，他都是参与其中，结果，社会的乱象现实让陈独秀非常失望，这与他心中的理想社会相差甚远。十几年的社会体察，使他明白落后民族国家的根源在文化，对民族文化的改造与先进西方文化的宣讲，他认为这是首要任务，更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1914年，正是"二次革命"失败之后，进步知识分子普遍感到彷徨苦闷的时候，也是陈独秀在酝酿创办《新青年》（翌年九月出版）及发动新文化运动的时期。

上海许纪霖教授在他的《五四知识分子通向列宁主义之路（1919—1921）》文中有过这样一段描写：

 "一般的启蒙者只会写理性的文字，但陈独秀的文章如同晚清的梁任公，“笔锋常带情感”，极具激情与感染力，而且比梁启超更为自信而独断，说一不二，他的语言风格不是说理式的，而是宣喻式的，如同一位传教士的布道，很能俘获一般青年大众的心灵。其二，陈独秀不仅是一般的宣传家，而且像阳明学的志人那样，有“致良知”的道德勇气，愿意为自己的“主义”而献身。他的身上散发着一种烈士般的宗教精神，囚禁在北京看守所的日子里，他无书可读，手边只有一本圣经，按照胡适的说法，“他本是一位很富于感情的人，这回读了基督教的圣经，很受感动”，“使他感到一种宗教的需要……抱着这种新宗教热忱的陈独秀，后来逐渐的走进那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新宗教”。正是陈独秀传教士般的思想魅力和烈士般的实践人格，使得他在五四时期成为众星拱月的人物、当仁不让的领袖。"

台湾大学哲学教授，美国加州大学研究员，陈鼓应先生在《尼采和陈独秀的文化观比较》中写到：

 "尼采和陈独秀都可说是典型的悲剧性的人物。这里所说的“悲剧”，是尼采特殊意义的解释。悲剧是对苦难人生的反抗，在人生历程中，历尽坎坷，但要能以战斗不 息的精神克服重重障碍，斩荆披棘开创新路。从这看来，尼采的一生，以坚强的毅力在病痛中创作，孜孜不息地为文化理想奋斗，“以血写作”的名言（见《查拉图 斯特拉如是说》，第一卷《读与写》）道出他一生从事创作的苦心与尽力。从他作品中所展现的旺盛的思想生命，可以感知其悲剧豪情之光芒四射。

 反观陈独秀的一生，其成就不在诗文创作，而在其作为时代代言人的感人论说，以及其投入于实际政治改革运动的献身精神。从某方面来说，陈独秀的悲剧性尤胜于 尼采，他所面对的现实环境的险恶程度实千百倍于尼采的处境。他一生因持不同政见而被捕5次，当他第五次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时，律师章士钊曲意为他辩护以求减 刑，但他起立声明：“章律师的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接着他发表了自撰辩诉状说：“自予弱冠以来，反抗清帝， 反抗北洋军阀，反对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他慷慨陈词，大义凛然，他的辩护内容和他所表现的道德勇气，实胜过苏格拉底的 《辩护书》。这位“冲锋陷阵的启蒙大师”，在给鲁迅的信上说：“我无论如何挫折，总觉得很有兴致。”他晚年撰文说：“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 然而我并不承认失败……我们还是要继续抗战”（1937年撰《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他性格倔强，如其诗句中所述：“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作为 一个“终身的反对派”，终其一生不屈不挠地坚持理想与原则。

 陈独秀和尼采所奋斗的理想内容虽然有所不同，但其不屈的悲剧精神，则在各自的生命中同放异彩。"

 中国有句俗话："独秀于林，风必摧之"，其意不言而喻。用"独秀"作自己的笔名，可以看出陈独秀先生的决心与勇气。这种不怕牺牲，追求科学、民主、自由，追求社会文明进步的献身精神，自然也就有了殉道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