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剑寒潮撼星斗：陈独秀新传（1879—1926）》《引论——论定不易，风骨独具》

　　对历史人物而言，生前建功立业、叱咤风云，又终生位居高位、尽享富贵者（即便并非平步青云、一帆风顺），历代不乏其人。更多的历史人物，还是难以摆脱历史人物几乎不可或缺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波折遭遇和传奇色彩：或是有“上升”，有“沉沦”，甚至“上升”与“沉沦”交替不断，一生犹如过山车般跌宕惊险；或是得益于天时地利机缘，惊鸿一现、摧天动地，而又逆时而为、结局不佳；或是才华横溢、壮志凌云，而木秀于林、时不我予，饱受打压和摧残，难以实现夙愿和抱负，以致郁郁寡欢、赍志以殁；更有甚者，终生屈沉下僚，难有一展长才机缘，进而穷困潦倒、湮没无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陈独秀一生当属跌宕惊险者之列。他的一生的跌宕惊险的特别之处在于，先是“上升”冲上巅峰，再是“沉沦”跌落低谷，而后徘徊低谷，甚至向更深低谷冲驰。“上升”时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重大活动会明显改变历史面貌，一举一动足以让世人关注、响应、赞誉；“沉沦”时则被描绘得接近于无恶不作的“魔鬼”，所作所为的影响微不足道，且被视为莫大的罪恶，称得上是千夫所指。他的前半生有多么辉煌灿烂，后半生就有多么落寞潦倒；前半生有多么名满天下，后半生就有多么声名狼藉。

　　苏联作家伊利亚·爱伦堡写道：“我们为了要好好思索一下我们的过去，却过分频繁地和它发生争执。在半世纪内，多次变更对人对事的评价。完整的语句说了一半戛然而止；思想和情感不由自主地屈服于环境的影响。”1古今中外，“多次变更对人对事的评价”几乎是常态现象，或是出于历史资料的丰富而纠正认知偏差的变更，或是受制于迥然不同的“环境的影响”而审时度势的变更，或是某些历史人物生前声名煊赫、身后黯淡无光，某些历史人物生前寂寂无名、身后大放异彩的调整视角的变更，或是某些人物基于现实利益需求而篡改历史、为我所用的变更。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而许多时候“变更对人对事的评价”还不是幅度有限的修正，而是趋于极端的变化，甚至忽左忽右、大违章法。因此，许多历史人物，身后遭遇同样有“上升”，有“沉沦”，甚至“上升”与“沉沦”交替不断，犹如过山车般跌宕惊险。

　　陈独秀因为生平及思想的特殊，身后遭遇也就尤其跌宕惊险。如果将陈独秀的人生比拟为戏剧的话，他的前半生无疑是蓬勃昂扬、精彩纷呈的正剧；后半生则是震撼人心、引人遐思的悲剧——与古希腊诗人笔下的悲剧相比并不逊色；身后则是悲剧、闹剧、正剧兼而有之，最终归复于正剧。更重要的是，陈独秀与时代风潮有着深刻长远的关联，无论是正剧、悲剧、闹剧，都并非只是关涉个人荣辱浮沉，而是折射着时代风潮的激荡复杂和变幻难测。

　　对陈独秀的生平及思想的兴趣，对他的个人悲剧及身后遭遇的关注和同情，以及对揭示历史真实的观念的认可，是激励笔者为他作传的直接原因。

　　陈独秀“是那个时代站在中华民族和世界进步潮流前列的人物，对推动中国历史前进作出过重要贡献。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的杰出人物”2。对他展开全面、深入研究本属题中应有之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避免提到陈独秀的名字，就难以完整、清楚地叙说历史。然而，陈独秀“也因其一生有过许多变化而成为复杂的历史人物”3。对他的研究往往有着相当的顾忌，甚至会引发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因此，比照许多同时代历史人物的研究状况，无论是属于国民党或接近右翼的重要人物，如蔡元培、胡适等，还是属于中共或接近左翼的重要人物，如李大钊、鲁迅等，乃至成就昭著又名节有亏的周作人，陈独秀研究领域在整体上要落后许多。《孤独的先驱者——陈独秀》作者感慨道：“从研究情况来看，陈独秀这位‘新文化的旗手’是无法和昔日的‘朋友’相比的，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也无法和昔日的‘同志’相比，甚至也不能和昔日的‘对手’相比。”4这种状况与陈独秀的历史地位相比实在太不相称了。

　　在为陈独秀作传过程中，笔者最大的感触是关于陈独秀的历史资料的贫瘠和散乱，尤其是比照许多同时代历史人物的研究状况后，这种感触就更加强烈和深刻。如此局面的造成有多重因素影响。陈独秀对于留名后世似乎从不在意，生平很少谈及自己的经历，也不像有些历史人物（如托洛茨基、胡适等）那样，注重保存个人资料。5由于生前身后的坎坷遭遇，关于他的历史资料毁弃不少，许多当事人在世期间，大量回忆资料没有（或不敢）加以抢救和保留，6后世对陈独秀的历史资料有过搜集和整理，却未能顺利出版，此后再无重启消息。与此同时，许多莫名其妙、经不起推敲的传闻谣言又大行其道、谬种流传，甚至有凌驾于真实资料之上的趋势，严重干扰着陈独秀研究领域的发展和真实历史的揭示（这并非陈独秀研究领域的特例）。历史资料的贫瘠和散乱，使得陈独秀研究领域存在先天不足。平心而论，数十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对于陈独秀的著作及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出版贡献甚大，成果斐然。相比许多历史人物的研究领域，陈独秀研究领域更是难能可贵地既有不少克服阻碍、不计回报的研究者，也有不少资料丰富、见解深湛的著作。即便如此，却也不能否认陈独秀研究领域较为黯淡失色的整体状况。

　　历史人物研究领域的状况评估及是否成熟的标志，是文集、传记、年谱、资料集、研究文集的编辑出版。陈独秀同时代许多历史人物（尤其是和他同为新文化运动先驱的人物，如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鲁迅，乃至周作人），历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奠定较为扎实的基础；他们的各类选集、文集，甚至全集，先后编辑出版，此后又屡屡修订再版、日臻完备；他们的传记、年谱、资料集、研究文集等也是层出不穷、琳琅满目。这些历史人物研究领域此后要做的，是继续在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文集、资料集的编辑出版方面锦上添花，同时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全面、深入开展研究。陈独秀研究领域与许多同时代历史人物相比，在文集、传记、年谱、资料集、研究文集的编辑出版方面全都大为不及。7因此，陈独秀研究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似乎还不是全面、深入地开展研究。

　　历史人物是否具备研究价值，未必等同于研究领域的热火朝天或少人问津。众人趋之若鹜的，未必真有价值，众人冷落回避的，或许正是宝藏之所在。选择为陈独秀作传自然是理性的行为，而非情绪的宣泄。因此，激励笔者为陈独秀作传的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生平及思想对今天的时代并未丧失启迪意义。相比颇为遥远的古代历史，陈独秀生活和活动的近代历史，与今天的时代距离较近、关联密切、影响深刻，反倒具有更加独特的启迪意义。

　　陈独秀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最伟大的功绩，是砸碎了两千多年来占据统治地位的传统思想中的不良因子对国人身体与心灵的窒息。新文化运动发起后，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接受了全新的知识体系，颠覆了旧有的思想观念，敲碎了身上的无形枷锁，实现了“个人”的觉醒。越来越多的国人更加深刻地“睁眼看世界”，将中国历史和现实与外国历史和现实加以对比，以全新的视角和标准观察中国历史和现实，不断探索推动中国跨入现代社会的动力。他们更打破了渴望找到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自身苦难、拯救国家命运的思维模式。他们开始和西方思想启蒙时代的人们一样，“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8这是让人欢欣的局面，时代风潮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以此为缘起。陈独秀因为“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9，成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10。

　　20世纪20年代前后，陈独秀从致力于思想启蒙转向“谈政治”，随即抱着救国救民的抱负转而笃信、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11，且和李大钊等人一道创建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20世纪20年代的中共是一个迅速崛起的新兴政治组织，陈独秀也成为“中国政治上之一大权威”12。在陈独秀等人领导下，中共理念统一、纪律严明，容纳了众多有理想、有才干的人物，推动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浪潮的汹涌澎湃。政治上，中共致力于发动工人运动，1924年和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联手领导国民革命，以推翻北京政府为目标，1926年北伐战争发动，陈独秀等中共党人为中华民国的再度统一立下了不可抹杀的功劳。在此期间，中共很快就发展为实力不凡的群众性政党。陈独秀也走上了政治功业的巅峰，较之新文化运动时期更加直接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和历史。思想上，宣传论战正是陈独秀擅长的领域，他不知疲倦地以“理论家”的身份冲锋陷阵，不惜和诸多思想流派及知名人士轮番论战。许多后来深入人心的思想观念，陈独秀等中共党人都是“始作俑者”。

　　每一位值得关注的人物从离世那一刻起，周围世界就会条件反射似地对他的生平及思想进行或褒扬或贬抑的评说，且往往很快就作出“论定”。“盖棺论定”是一个几乎被国人用烂了的词汇。但对留下巨大印迹的历史人物而言，想要在他们“盖棺”后就作出不可撼动的“论定”绝无可能。孔夫子已经“盖棺”两千多年了，对他作出的“论定”不知凡几，谁又敢说对他作出的某种“论定”已经不可撼动？对于与现实牵涉更深、生平及思想也更加复杂的陈独秀，后人自然更加无法在朝夕之间就对他作出不可撼动的“论定”。即便某时某刻作出“论定”，随着时势变迁，许多“论定”也会被新的“论定”代替，甚至许多“论定”还如同建在沙丘上的城堡，稍遇风吹雨打即轰然倒塌。以此而论，对陈独秀的生前身后进行评说，与其说是追求一种让所有人（哪怕是大部分人）都能接受的不可撼动的“论定”（无论是褒扬还是贬抑），毋宁说更希望看到这样的现象：对陈独秀的不同评说能够较为充分地表达出来，在公平、喧闹的环境下公开争论。这样，无论争论多么不可开交，对于深入、全面研究陈独秀的生平及思想，对于认知历史，无疑是最为有益的。

　　时至今日，认可、称颂陈独秀的贡献、风骨的人为数不少，否认、批评他的行事、思想的人同样不乏其人。因为诸多因素影响，如历史资料的贫瘠、宣传方面的克制、评价标准的差异等，对陈独秀不同阶段的研究和认知极不均衡，对于陈独秀“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共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的身份，耳熟能详，甚至已经成为基本常识。对于他的“乱党”身份、托洛茨基反对派、晚年的经历和“最后见解”，研究和认知相比之下就大为逊色了。因此，陈独秀的生平及思想（起码某些方面或某些维度）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处于云雾缭绕状态。或是遮蔽不现，或是似显似隐，或是局部面貌，或是变形形象。

　　因此，认可、称赞陈独秀的人，对他的评说有许多真实可靠的灼见，同时也有许多夸大溢美之词；否定、批评陈独秀的人，对他的评说有许多一针见血的论断，同样有许多误解贬抑的论说。如此情形既是正常的现象，也表明对陈独秀的评说还存在需要提升的巨大空间。简单的褒扬或贬抑易如反掌，恰如其分才是难能可贵的。清代书画名家郑燮有言：“搔痒不着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13这是笔者赞赏并追求的立场（能否完全做到自然另当别论）。

　　《笔剑寒潮撼星斗：陈独秀新传（1879—1926）》为《陈独秀新传（上部）》。

1伊利亚·爱伦堡著，王金陵、冯南江译：《人，岁月，生活》上册，第3—4页。

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纪念陈独秀诞辰一百四十周年》，《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0期。

3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纪念陈独秀诞辰一百四十周年》，《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0期。

4关于该文作者和出处并未查到准确信息，注释里只能暂付阙如。

5郑超麟甚至认为：“我发现陈独秀的一个特点，就是有意把自己活动的材料毁掉，不让它留下来。”[郑超麟：《郑超麟来信谈当年写作<陈独秀传>情况》，唐宝林主编：《陈独秀研究动态》上册，第228页]。郑超麟所言可能有些过于极端，而陈独秀生平并不注重个人历史资料的保存确实是客观事实。

6关于陈独秀的回忆资料，在数量上远远不及许多同时代的历史人物，在质量上更是存在先天不足。许多当事人在世、最能产生历史资料的阶段，许多当事人为避免引火烧身，刻意回避对他作出回忆，以至于许多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未能得到抢救和保留。即便是有幸保存下来的历史资料，许多也包含浓重的丑化和贬抑色彩。甚至为了丑化和贬抑而虚构历史事实或加上负面评论的地方也为数不少。

7陈平原在2003年写道：“我曾经设想，假如我们能为晚清一代的黄遵宪（1848—1905）、严复（1854—1921）、康有为（1858—1927）、蔡元培（1868—1940）、章炳麟（1869—1936）、梁启超（1873—1929）、王国维（1877—1927）、刘师培（1884—1919）；以及五四一代的陈独秀（1879—1942）、鲁迅（1881—1936）、周作人（1885—1967）、陈寅恪（1890—1969）、胡适（1891—1962）、郭沫若（1892—1978）、顾颉刚（1893—1980）、茅盾（1896—1981）、郑振铎（1898—1958）等，全都出版名副其实的‘全集’，那么，我们讨论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学术，将有很好的根基。这里面的某些人，可能气节有亏（比如刘师培的为清廷当密探，以及周作人抗战中的落水），但其在思想文化上的创造，依旧值得尊敬。至于1930年代以后登上历史舞台的学者及文人，也有很出色的；可我认定，理解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晚清及五四那两代人最为关键。”［陈平原：《“大家”与“全集”》，《中华读书报》2003年9月17日］。上述“大家”中，除了陈独秀，都有全集或准全集问世。时至今日，甚至在很长时间里都被视为“反面人物”的李鸿章、袁世凯等人都先后有全集问世（这并非说他们不应该有全集问世），而《陈独秀全集》的问世似乎仍然不容乐观。与此同时，陈独秀固然有大量文章未能搜集、整理、出版，即便是已经出版的选集、文集，文字校勘较少受到关注，错漏之处相当不少。

8恩格斯：《反杜林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第19—20页。

9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作于四川江津》，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第349页。

10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403页。

11程中原：《<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写作与发表经过》，《党的文献》2009年第1期。

12胡秋源：《悼陈独秀先生》，唐宝林主编：《陈独秀研究动态》上册，第201页。

13转引自增田涉作，梁成译：《鲁迅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2），第633页。此文收录时将作者误标为佐藤春夫。

冰云，原名蒋兵魁，陕西西安人，现定居安徽芜湖。自幼酷爱文史，对中国近代史、人物传记及《水浒传》尤为痴迷。发表文章有《陈独秀与托洛茨基：两个大起大落的历史人物》《陈独秀和他的托派同志郑超麟》《老兔子和中兔子的故事——蔡元培与陈独秀》、《平淡如水的君子之交——陈独秀与周氏兄弟》《<小学识字教本>在陈独秀生前未能出版的原因》《“浪子”燕青：端正品行 超逸人生》《“入云龙”公孙胜：尸位素餐 不可或缺》等。另著有《读奇书，论奇人——水浒人物揭秘》（2022年）、《与君半世为兄弟：鲁迅和周作人》（即将出版）、《论交何必先同调——陈独秀和他的朋友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