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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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一词，今人已不太喜欢碰它，那与“文革”的灰色记忆有关吧？海外早有人喊出“告别革命”，那是对旧有的遗存的一次叛逆。但“告别革命”是个复杂的话题，要是细究，也与五四学人告别孔家店一样，内在的逻辑是，推倒重来，不再走昨天的路。不过这一个口号也提出了一个问题，陈独秀那代人开始的革命，是否必要？在历史的进化中，精神上的突变、断裂，究竟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因素多呢，还是益处多？

谈到“革命”这个词，不由地想起古书里的一段话：“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晚清之后，留日的学生从日文中重新发现了该词，但那是日本人对英文的翻译，内蕴与汤武的流血历史稍稍有别。晚清的文人，曾以谈“革命”为时髦，党人之中尤钟情于此类话题，且津津乐道。那时的文人面临的议题是“排满”，办法呢，自然不是和平主义，大多主张血与火的解放。章太炎《排满平议》云:

近世革命军兴，所诛将校什九是汉人；尔游侠刺客之所为，复不以满人、汉人为别。徐锡麟以间谍宫于安庆，适安徽巡抚为恩铭，故弹丸注于满人之腹。令汉人为巡抚，可得曲为赦宥耶?吴樾所判满人、汉人则相半，谁谓汉官之暴横者，吾侪当曲以相容乎?然而必以排满为名者，今之所排，既在满洲政府，虽诛夷汉吏，亦以其为满洲政府所用而诛夷之，非泛以其为吏而诛夷之。是故诛夷汉吏，亦不出排满之域也。或曰:若政府已返于汉族，而有癸辛恒灵之君，林甫俊臣之吏，其遂置诸？应之曰:是亦革命而已。

章太炎的弟子中，有许多是喜谈革命的。周氏兄弟就主张“思想革命”，钱玄同有“文字革命”狂言，吴承仕呢，直接变成了马克思的信徒，比老师走得还要远。不过在章氏圈子之外诸多高举旗帜的人中，陈独秀大约是最有革命气节的人，说其一生献身革命，也不为过的。文章中，以革命为题者甚众，其中《文学革命论》、《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革命与作乱》、《革命与制度》等等，都杀气腾腾，绝无温良恭俭让的柔弱之气。陈氏的相信革命之伟力，非“汤武”时代的，他将此视之为“犹古之遗也”。在他眼里，欧洲的近世文明所以能够出现，与法兰西的革命有关。倘不是法兰西人的涤荡旧物，废除君主贵族统治，欧洲大约还在旧的暗影中徘徊。陈氏不太喜欢日本式的改良，虽多次赴日，却并不欣赏东方主义的情调，倒是对法国式的摧枯拉朽颇感兴趣。法国之外，让他激动的还有俄国的社会革命，他以为其中“为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之空气所充满也”。较之章太炎、周氏兄弟，陈独秀并不满足于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他注重的是制约文学与思想的社会的转化，晚清的文人大多相信进化论，但言及社会问题，进化论就上升到革命话题上，这好似有着必然的逻辑关系。“五四”前后，陈独秀每每谈到革命，就有些兴奋，甚至对该词有崇仰之态。《文学革命论》开篇就说：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主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法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

可以将这一段话，视为陈氏精神逻辑的核心点。治学也好，治党也好，均以洗心革面之态为之，那是他的不与别人相同的地方。陈独秀的文章大多是讲道理的，非学术的陈述。他的悟性颇佳，看问题点到为止，不甚追究。比如描绘中国社会落后的根由，几乎针针见血，有惊世骇俗之论。可是讲到域外文明，只是提纲式的、感悟式的，显得并不严密。托洛茨基说陈氏不是理论家，可说点明了其身上的特点。不过“革命”一词，后来被世人用得过滥，凡事皆云“革命无罪”，便渐渐走到了反面。后世学者，讨论“文革”灾难，以及民族虚无主义的形成，每每将陈氏那代人的理念，视为源头，或许也有些道理。在我看来，陈独秀的革命观，有其特有的内涵，那本质上的，还是人道的、开放的、现实的东西。不过，后来的革命何以演成民族的悲剧，那是另一个问题，现在将恶果都算在他那一代人的身上，大概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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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用一位日本学人的看法，是“被现代”的过程，并非自然而然地与传统分离。西方的科学、民主来了，日本的上下，中国的朝野，便有了生存的压力，不走西方的路，那结果只能是沦为附庸，或被远远地抛在后面。陈独秀早年同情“康党”，继而排满，后来搞起文学革命，都有西方的学术背景。不过陈氏的知识积累，给人的印象是散发状的，并不系统。接受的只是西方人的结论，并不是思想演变的过程。用洋人的现成的学说来看中国，自然照出其间的千疮百孔。《新青年》中发表的文章，有一些是击中要害的。我以为他的重要特点是点击了国人的病态肌体，将政治上、文化上、民风上的陋习，一一点出，文章的气脉直逼人心。细看陈氏的文章，逻辑前后有些零乱，没有章太炎的丰满，亦无胡适的缜密，和周氏兄弟的觉悟的沉郁深远的文字比，有些直白，过于裸露。陈独秀不屑于写悠然自得、诗意昂然的文章。他的古诗其实也有情调，不过文章则迅急猛浪，将士大夫的雅趣驱走了。他的可爱在于，与旧的传统断然决裂，毫无精神上的留恋。后来在政党风云里，不唯上，敢直面问题，都是此种精神使然。不过他的思想跳跃过大，有时也失之偏颇。比如谈到“民主”，他就前后概念有别，姜义华先生认为，这种前后的变化，表明了“中国启蒙运动经常徘徊、彷徨于理性及非理性之间这一重要特征”。他说:

《新青年》对民主的内涵作了多重阐发，但是，大多目标明确，如何实现却常常流于空洞化。《新青年》要求人们能够确立“自主自由之人格”，却未指明如何在实际生活中打破家族宗法制度的枷锁，如何切实改变落后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新青年》要求人们都有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却未指明如何使人们摆脱愚昧状况，能够思想，能够表达自己的言论;《新青年》要求通过选举与多数裁决体现和保障多数人的意志，却未指明在中国地域、人口、发展水准等实际条件下，如何保障选举与多数裁决不为少数军人、政客、财阀所控制;《新青年》要求实行地方自治，实行宪法权威下的法治民权力制衡，却同样未指明如何使这一切不流于形式，而取得实效。结果，一阵阵摇旗呐喊，虽然造成了浓厚的空气，思想上的解放却并未带来他所追求的政治的民治主义、民权的民治主义、社会的民治主义及生计的民治主义的实际。姜义华的看法颇具有代表性，大约是看到了那一代启蒙主义者内在的欠缺。不过在那样一个时代，房子未得建成先搭上帐篷，也未尝不是救急的办法。可后来的革命者满足于帐篷，不屑于在思想上和哲学上苦苦探索，于是便使几代的“理论家”大多犯了陈独秀式的错误，重结论而少过程，偏豪言而远独思，直到“文革”，我们看“左”派的文章，大多沿着此条路径滑行，后世学者每每批判“五四”学人的简单化和理性的孱弱，不是没有原因的。

但陈独秀毕竟是心口一致，言行统一的人物。他一生五次入狱，失败了还战，不做别人的奴隶，且坚守着“德先生”与“赛先生”的立场，终于使其成了旷世英雄。他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中说: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只有人间的豪杰与狂放之士，才会写出此种文字。我记得胡适等人，都曾对此发出感慨，那是在黑暗与绝境中不满于人生的人才有的感叹。而其实，他一生就是在监狱与研究室间度过，其生命的本身，就与革命与学问联在一起的。

古罗马时代有个哲人叫路吉阿诺斯，他写过一本厚厚的对话录，上究苍穹，下诘名士，将古往今来的哲人佛人大大地诋毁了一遍。路吉阿诺斯是个极端孤傲的辩士，看他讥刺柏拉图和宙斯，就让人想起天马行空的狂人。尼采的身上，就有些此类特征。陈独秀、鲁迅也庶几近之。有趣的是，这本书的汉文译者，竟是周作人，看来“五四”那代人，对存有英雄气节的人，是有着神往的一面吧？参与过《新青年》的人，性情里都有激进的因素，向以平和中正自居的胡适、周作人，也都说过和陈独秀类似的话。但前者最终退到了研究室，后者却成了监狱里的常客，几陷囹圄。你难说哪一种选择是对是错，但对后人而言，那却是一个长长的话题。在一个旧传统顽固极点的国度，革命有它的合理性。没有精神的撞击和社会的大规模改造，不会在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但革命也带来了另外的问题，后来的中国是吃尽了此间的苦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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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汉娜·阿伦特有一本书《论革命》，对战争与革命，自由与秩序有很透彻的见解。我们中国人似乎还没有类似有趣的著作。革命的话题至于中国史，真是一言难尽。有秀才的革命，游民的革命，也有奴才的革命。鲁迅在《阿Q正传》里谈到了农民的革命。阿Q理解的革命就是自己要什么就是什么，不过欺负和凌辱弱小者而已。陈独秀后来也发现民间的游民与流氓加入革命，乃共产党的大忌。所以也和鲁迅一样，是警惕游民的暴乱式的革命的。近读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对此讲得很清楚，倒是可以注释现代知识阶层的革命如何与游民暴动结合起来。但这个话题现在尚未深入，讨论“五四”激进主义，是应该看到二者的不同与联系的。

陈独秀早期对革命的理解还过于简单，多秀才式的姿态，只是其气节已非士大夫化了。对于陈独秀而言，坐牢与杀头，并不可怕。他一生几陷绝境，险遭暗算，却并不惊恐。那英雄之举，是鲁迅、胡适等人自叹弗如的。鲁迅一向不喜欢赤膊上阵，以为那样牺牲过大，对己对人，都是不小的损失。当国民党当局通缉他时，选择的办法是逃逸，躲到租界地里。熟悉鲁迅史料的人，大约都能领略其思想的个性。他的躲避冷箭，也可以说是积蓄力量，和对手进行长久的周旋。但陈独秀则不然，他直面着敌人，就那么走过去，遭到监禁，则是必然的。“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6月，陈独秀竟像学生一样走到街头，在大庭广众间散发传单，后被抓住入狱，其举止让知识界为之一叹。关于那个事件，后人描述甚多，每每回味，都让人为之感叹。徐承伦曾有《陈独秀的被捕及其营救》一文，系统介绍陈氏几次入狱之事，浩大的气魄，跃然纸上。陈氏在狱中，照例慷慨激昂，毫无面临绝境的惊恐。著书、诟世，甚至性活动，照常如旧，真真让世人瞠目结舌。陈独秀的几次入狱倒让人想起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其中的胆识、勇气，让当局无可奈何。因为《新青年》传播思想的威力，陈氏那时名声远扬，入狱反而加大了自己的影响力。革命不都是夸夸其谈，纸上谈兵，章太炎如此，邹容如此，陈独秀亦如此。营救陈独秀，在当时成为社会的一个重大事件，连一些和他学术观点不同的人也对其伸出援助之手。现在看那些文件资料，令人感到一种温暖，李大钊后来在《欢迎独秀出狱》一诗中写道: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那个时代的坐牢，今人已难解其环境的状况，好似罩上了一层英雄的光环。其实查阅民国初的档案资料，亦可见境况之险恶。文人的坐牢，大多面对不讲道理的军痞，其状之苦也非外人可知。陈独秀是个有信仰的人，军阀与政客均不在他的眼里。他那时主张青年与政府作对，直接张扬暴力。对青年的鼓动不言而喻，其实“五四”运动的爆发，就与他深有关系。罗章龙后来写回忆文章，就讲到了陈氏的诱力:陈先生当时确具革命领导者的品质。他学识渊博、才能出众、目光敏锐、敢说敢干，与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倾心于美式民主、宣扬实用主义的胡适相反，他常向我们谈到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对巴黎市民攻破巴士底狱和建立工人政权的革命壮举十分向往。他常说，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并以“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的豪言与我们青年共勉。“五四”时他一再强调，要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他的这些言论非常符合当时激进青年的心意。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佩，亦紧亦趋团结在他周围。正是在他的这些号召的鼓动下，易克嶷、匡互生、吴坚民、宋天放、李梅羹、王复生、刘克俊、夏秀峰、张村荣、吴慎恭、吴学裴、王有德和我等各院校的青年学生，在“五四”前夕，秘密组成了一个行动小组。在“五四”那天采取了“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的直接行动。

用暴力、流血的方式进行抗争，在今天已被诟为恐怖行径，殊不可取。但那个时代，却被视为应有之举，乃正义的行为。蔡元培当年也主张暗杀活动，这与其彬彬君子之态，并不吻合。而你看李大钊敦厚慈善的目光，哪能与武装起义联系起来？在社会不能渐进到民主公平的时代，革命情结便易在知识阶层滋长。所以在李大钊以及北大青年学子的眼里，陈独秀的赴汤蹈火，实在有点英雄气概。王观泉先生将其视为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也是一种仰观后的感叹。中国的知识群落，纸上谈兵皆有本领，待到现实选择时，大多不敢以身殉道。陈氏的言行一致，且一生不改此志，至死亦持故态，确让人肃然起敬。选择的不是舒适、荣华，而是清贫、寒苦，那就有点清教徒的特点。在哲学的层面看，他不属顺生而行的人，乃逆性而上的怪杰。所谓逆性，并非禁欲，而是与世风相违，做他人难做的事。比如放着教授，闲达之路不走，偏偏受苦;本能跻身社会上层，如胡适那样成为党国的贵客，但却只身流亡，过着饥肠辘辘的生活。现代文人中，此类异端很少，真真是为真理殉难之人。“五四”前后的青年多少都感受到了他的光泽。比之于章太炎、梁启超等社会名流，陈氏与青年学子在思想与情感上，贴得更近，绝无学者的超级大国气与枯涩。知识分子一旦走下讲台，到民间去，那感召之力，则非象牙塔里的任何硕儒可以比肩了。

但陈氏点起的火，不仅烧坏了古老的旧物，也烧毁了自己的躯体。革命在一个游民文化深厚的地方出现，其破坏力是不可控制的。鲁迅自己曾感叹，革命固然重要，但自己身边的人去殉道，就并不高兴。对他而言，在咖啡与流血之间，自然喜欢的是前者。他一方面礼赞血与火对旧社会攻击的价值，一方面又警惕新的主奴关系的生成。陈独秀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鲁迅也只能挣扎地面对着，得到的也是凄苦之味。所以，我们今天谈论“五四”的时候，我总在想:只一味快感地歌颂革命的同时，也不能不深深考量革命的问题。中国人轰轰烈烈做一件事情都没有问题，往往一气呵成，兴高采烈。但事情过后该怎样日常化地生活，却没有办法。比如，建造现代的博物馆，是现在各地形象工程的标志之一，为之献力的人可谓多矣。但建成之后，如何维持，却成了财政的包袱。这个例子常让我想起中国文化的宿命。我们的历史只会改朝换代，却没有将自由与宽厚理性延续的定力。在文化生态贫瘠的地方出现的革命，有时也是贫瘠的革命。而贫瘠的革命是不能丰富人性，只能精神瘦身的。每每想到这些，总觉得我们在遥望前人后，亦应深思这样的问题:在打破主奴的关系的同时，不再生成主奴的链条，或许正是我们以及几代人要履行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