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秀简明春秋（1879-1942）之五

1929年

4月，《我们的话》油印刊物创刊，大量翻译和刊载托氏的文章，故而人们称他们为“我们的话派”。 这些文章开始在曾经参加过中共中央或地方党组织领导工作的干部中流传。却以思考、诘问、辩难的态度相“抵抗”，可他的防线很快地便一道道地瓦解了。

7月28日 ， 《致中共中央常委同志信》，提出了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 。

8月3日，中央在《复陈独秀的信》中，指责他对中东路事件的发展前途有两种可能性的分析，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理论的基础，……帮助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宣传”，误国政策是“资产阶级的左派在野党的口号”等等。这封信已经不再是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而是所谓上纲上线的大批判了。

8月5日，他在《致中共中央信》里，系统地提出了对中国革命的主张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这是陈独秀第一篇托洛茨基主义的作品。 当陈独秀转向托洛茨基主义时，托氏己被流放一年多了，到1929年1月18日，被逐出国境，到了土耳其(后迁居挪威，最后流落到墨西哥，于1940年8月被刺身亡)。当时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都在开展肃清托派运动，将托派分子开除出党，或撤职，或批判。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亦指出：“最近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党内的活动，这一点值得整个党之严重的注意。……中央今后需多向全体党员群众说明反对派理论上反布尔塞维克的路线，指出反对派分裂党、分裂共产国际而走向反革命道路的罪状。……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必然是一切反革命势力的工具，来危害中国革命，相信全党一定能战胜这些反革命倾向”。

8月11日，中央向全党发出了第44号通告，再次指出反对派是“站在对立的路线上来进行分裂党之反革命的工作的。”各级党组织，“如果发现某一部分同志有反对派的思想宣传，有任何小组织的秘密活动，党除了对于其思想给以严重驳斥外，并须将其活动领袖毫无留恋的开除出去。”

8月11日，陈独秀在《复中央的信》里，一面为自己的意见辩解，一而批评中央“把策略和原则混为一谈”，“拿几个原则机械的死板的用命令主义蛮干”，是“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 中共中央为了批判陈独秀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在机关报《红旗》特辟《两个口号——误国政策与拥护苏联》专栏，公布陈独秀与中央来往的信件，登载了许多讨伐陈独秀的文章。）

8月28日，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共中央代表约陈独秀谈话，口头答复他8月5日的来信。据陈独秀说：“谈话时，一切重要的政治问题都拒绝讨论，单纯的责备我不应该向中央发表不同的意见，坚决的说中央绝对不容许把我的信公布出来，并且坚决的说中央政治路线没有原则上的错误，加之时局紧张，任何同志都不许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国际代表用这样专横的态度宋掩护错误，……还拿出开除党籍的话来威吓我，阻止我发表意见。”

8月，陈独秀派要求加入“我们的话派”。

9月，“我们的话派”在上海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吸收陈独秀派约三个条件：“一、公开宣布斯大林的领导是机会主义的；二、公开与真诚地批判自己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并承认反对派政纲约正确；三，公开解散自己约独立小组织。”陈独秀同意以个人名义分别加入。但刘仁静却看不起“我们的话派”，认为他们是“孩子们胡闹”，他提议召集会议，修改“二代会”约决议，改组“我们的话派”领导机构，吸收陈独秀等参加。这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就在他们加入“我们的话派”不成之时，即组织起“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亦称“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通过了决议，谴责“我们的话派”的门罗主义；选举产生了常务委员会，由陈独秀任书记，彭述之、尹宽、马玉夫、罗世璠为常委，秘书长为吴季严(后为何资深)。他们在中共内部开始进行有组织的分裂活动。

10月5日 ， 中央 （ 收到陈独秀8月5日的信以后，并没有在党报上公布 ） 作出了《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 ，（ 这是对陈独秀8月5日来信的书而答复 )将陈独秀定性为托派在中国的代表。

l0月6日，中共中央致陈独秀信：“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定你一周内作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陈独秀收到这封最后通牒式的来信，说：”你们既然代我决定了意见，还要我做文章发表意见做什么?我真想不到你们现在竞至发狂闹笑话到此地步!”

10月l0日，陈独秀再致中共中央信，他不仅不接受中央的决议和对他的警告，而且针锋相对地说中央“固执掩护错误的政治路线之观念与决心，已深到无可挽救的地步了、我为对党对革命负责起见，不得不向你们作一次最后的警告”。

l0月21日，中共江苏省委作出决议，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的党籍。因为他们“拿独秀的信来向党内作过宣传与活动的，企图使党分裂”。并“请求中央开除陈独秀”。

10月26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权威表态了。国际在给中共中央的信里指示“党应当实行无情的斗争，来反对陈独秀底取消主义的主张”。

10月26日，陈独秀与彭述之联名致中共中央信，说：“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这种直言不讳、坦然自若的态度表明他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即使被党开除也在所不惜。并提出“为召集国民会议而斗争”的总口号。（ 陈独秀认为大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胜利了，但民主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现在革命处于低潮期，无产阶级在失败之后尚未恢复元气。因此，应当提出这一口号。 ）

【革命形势估量】：陈独秀认为六大闭幕以后，革命形势依然处于两个高潮之间的过渡期，前一个革命高潮已经过去，后一个革命高潮还未到来。怎样识别革命高潮的到来，它的标志是什么？陈独秀认为其主干线是“群众的革命斗争”。是哪部分的群众斗争?陈独秀待地在括号里写明“尤其是重要产业工人的”斗争。可见他认为决定革命高潮兴起的主力是产业工人，高潮兴起的地点在大城市。

【阶级关系变动，革命性质与任务】： 陈独秀的意见是：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又没有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那末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是什么呢?陈独秀设计了一个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方案 。

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银德四人决议案。《决议案》所罗列的陈独秀的八条理由，基本上是他与中央争论时所持的观点和主张。 同日， “ 我们的话派”写信给托洛茨基，说：陈独秀拒绝了我们提出的三项条件“继续自己的独立活动，因此，我们认为陈独秀不曾脱离机会主义，我们决定像反对一切机会主义者那样反对他。”

12月10日，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内容也分作八条，对《决议案》里的八条逐条进行抗辩与辩护。 阐述过他对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

12月15日，《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发表， 阐述过他对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 。号称有81人签名，是以陈独秀为首的反对派的集体亮相，是主动进攻，直接抨击共产国际的，又因为“联共成为第三国际领导的党”，所以尤其攻击联共布的第一把手斯大林。《意见书》所写的主要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已大大地超越了中国革命问题的范围。

12月28日，刘仁静撰写文章，题为《一篇虚伪和可怜的文件》，攻击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和《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说陈独秀“脱卸”对大革命失败应负的责任，对大革命失败教训的认识，和今后革命性质与策略问题的意见，与托派政纲“全不相容”。陈独秀变成为“右派反对派”。（ 刘仁静回国以后曾一度和陈独秀派的关系颇为融洽，但不久他和陈独秀便闹翻了，据说是因为他没有当上陈独秀派的宣传部长。 ）

1930年

陈独秀潜居在上海熙华德路邓脱路(今东长治路丹徒路)一弄堂房子的前楼。

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国际政治书记部给陈独秀的电报，转交与他。电文说：“决定予你以机会来参加本政治书记部审察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你的党籍的决定的会议”，会议“将于两月之内举行”，请你尽快转告你是否愿意前来参加。“如果你对此提议置之不理，……或得不到你的答复，这一问题将提到共产国际主席的会议日程中去讨论。”中央希望你“于一星期内给以书面答复，好使我们有所准备，并对国际有所回答。”

2月17日，陈独秀《答国际的信》，说：“你们在去年10月26日给他们(指中共中央——笔者)的训令也就教导他们：‘在一切斗争生活中，首先要反对取消主义陈独秀及托洛茨基派，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的联盟向党进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肃清自己队伍里暗藏的陈独秀派托洛茨基派。’然面现在你们突又来电给我，要我到莫斯科参加你们的会议，专门讨论我们的开除党籍问题，你们这种思想，我很不容易了解！”又说：你们把托洛茨基放逐到苏联以外，和你们政治意见不同的大批同志都被监禁和流放，“现在又要从中国调我到莫斯科，说是专门解决我的问题，我实不知你们又打算干什么。”

3月1日，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机关刊物《无产者》创刊，从此这一派被称作“无产者社”。（ 继《无产者》创刊，有刘仁静、王文元等固创办《十月》，他们被称作“十月社”。这时连同“我们的话派”，中国有3个并立的托派小团体。 ）发表《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 阐述过他对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

3月和4月间，中共中央对于《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连续发表文章，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同时在《红旗》第86和94期上发表致签名于《意见书》的党员信；“望你们自登报日起在一星期内切实执行下列办法：如系被取消派假借名义，应立即作一声明书，并做反取消派文章，限一星期内必须交到中央。否则党认为你们已自觉的参加反党的行动，党只有给予最后的制裁。”此后不久，有何资深、刘静贞等10名党员被开除党籍。5月14日，《红旗》01期，登载开除吴季严、王文元等人的党籍。11月下旬，中共江苏省委开除了郑超鳞、尹宽、罗世潘、薛农山等人的党籍。总之．共产党员凡参加托派组织的，没有不被开除的。

3月，“我们的话派”领导机关“总干”发表《给“无产者社”一封公开信》，列数陈独秀的六大错误，并号召“无产者社”要求他的领导“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否则用组织的纪律去制裁他们”，“开除他们”；还要求“解散分立的小组织”’“努力于全政治意见之反对派的统一。

7月1日，在《无产者》第二期上发表了《关于所谓“红军”问题》一文，咒骂共产党为“匪”，红军为“寇”。这篇文章反响极大：首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第97、110、115、116等期，连续发表文章，严厉批驳陈独秀，说他的文章里“没有一句话不是反革命的”。其次，托派内部也有许多人不赞成陈独秀的观点，认为他措词不当，“趋向偏颇”，因而“拼命攻击”他。还有人向托洛茨基写信，告陈独秀的状。托氏不指名地批评说：有人“对于中国红军采取了一种不正确的立场，即将红军同土匪混为一谈，……那是应该纠正的”。在各方攻击之下，郑超麟等人原来“同意这篇文章的，也怀疑起来了”。另外，“后来，蒋介石把这篇文章大量印出来，在江西散发”。

8月22日，托洛茨基《致刘仁静》：“今天我终于收到了一份陈独秀同志于1929年12月10日写的信《告同志书》。我觉得这封信是一个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特别在民主专政问题上，独秀同志采取了完全正确的立场。”“当我们有了像陈独秀那样杰出的革命者，正式与党决裂，以致被开除出党，终于宣布他百分之百同意国际反对派——我们怎么能够不理他呢?你能找到许多像陈独秀那样有经验的共产党员吗?他在过去犯了不少错误，但他已经明白了这些错误。对于革命者与领袖来说，明白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很可珍贵的事。反对派中许多年轻人能够而且应当向陈独秀同志学习！”在这封信的末尾还写道：“请你代我向他问候，并请告诉他，谈到他去年12月10日的信我非常欢喜，我坚决相信我们在将来是能够在一起工作的。”

8月22日，托洛茨基在《致“我们的话派”》的信里，当谈到反对派的统一问题时，说：“我绝对不能同意”你们的立场，“你们将统一问题归结到这一点，别的两派先得在你们而前承认错误，然后才能让他们加入你们的组织。”这种“在与他们统一之前将他们屈辱一番，是不能允许与不足为训的”。在谈到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时，说；这“是一个精采之至的政治文件。陈独秀有丰富的政治经验，这是为大多数中国反对派所欠缺的”。

9月1日，托洛茨基在《致“十月社”》的信里，再次洋溢着对陈独秀转向托派的赞赏与喜悦的心情。

9月，专门撰写了题为《论国民会议口号》一文。 他在相当久的岁月里是一直坚持这个总口号的，认为只有走国民会议的道路才是中国革命的正道。

陈独秀所设计的中国革命的方案，简单地说，就是在革命形势低潮期，利用合法斗争，开展国民会议运动，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团结教育群众，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积蓄革命力量。一旦革命高潮来临，即刻由宣传苏维埃而经过武装暴动，建立起苏维埃政权。

l0月，4个小组织——“我们的话派 ” 、“无产者社 ” 、“十月社”和“战斗社”表面上都接受托洛茨基关于统一的劝告，由各派出两名代表组成了协议委员会。协议委员会的任务一是统一反对派的政纲；二是筹备统一大会。托氏的劝告使四派的代表坐在了一起，但没能使他们开诚相见，共商统一大事。他们各自心怀戒备，神离貌亦不合。

1931年

5月1日至3日，中国反对派的4个小组织在上海举行统一大会。出席正式代表17人，列席代表4人，代表了当时中国反对派有组织的全体成员483名。陈独秀当选为大会主席，作关于起草《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的政治报告。在谈到反对派和中共的关系时说，“它绝不与共产党的活动隔绝”，要“无情的批评正式党领导之政策的措误，并以它自己的信仰，不对正式党领导作任何的让步。会议通过组织名称叫“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简称中国托派)，选举产生了全国执行委员会，由9名正式委员和4名候补委员组成。5月5日，托派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出由五人组成的书记处。书记：陈独秀。组织部主任：陈亦谋。宣传部主任：郑超麟。党报主编：王文元。秘书：宋逢春。

5月21日夜，托派有13人被捕，它的中央书记处五人，除陈独秀(马玉夫不知陈的住址)外，其余四人全部被捕。不久，又有原“我们的话派”头头梁干乔等四人公开宣称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 。

7月，陈独秀吸收尹宽、蔡振东等，组成托派的新中央 。

8月间，尹宽、蔡振东等 八 人也被捕了。连续遭受沉重打击，使托派大伤元气。这时它的中央常委只剩陈独秀和彭述之二三人了 。

10月初，陈独秀连续发表《抗日救国与赤化》、《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路》等文章，斥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专门依赖国联主持公理，“这不但是妄想，不但是奴性，直是引虎自卫。”针对那种因害伯“赤化”而不敢动员民众抗日的人，公开宣称抗日救国运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不伯赤化．由全国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兵士及一切革命的民众结合起来，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府，在苏联及各国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众授助之下，对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殊死战，以期获得最后胜利；一是服从反赤化的国民党政府之统一指挥，对日本帝国主义退让，或求救于其他帝国主义，使中国不亡于日本即瓜分于列强；此外没有第三条道路。”陈独秀还进一步提出“赤化”的八项纲领；驱逐帝国主义在华驻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改良工人生活与待遇”；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农民，“反对国民党政府剿杀争取土地的农民武装队(红军)；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抗租等自由，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紧急治罪法；“召集平等直接普选不记名投票的国民会议，建立代表最大多数民众的革命政权——反对军事独裁的训政的国民党政权”；恢复苏联邦交等等。总之，要完成民族革命战争，必须首先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民众政权。

1932年 住到了岳州路永吉里11号。

1月初，陈独秀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名义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呼吁一切共产主义者在所有工运、学运、反日运动、国民会议斗争、反国民党斗争以及苏维埃运动中“联合行动，不加任何形式的阻止与破坏，以便统一我们的力量向阶级敌人进攻。我们(左派反对派)在一切行动中准备和全体同志携手前进”。此后，又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并转全党同志”，说“任何同志，谁还固执教派精神，拒绝合作，他将会在革命之前铸成莫大的罪恶。因此，我们向党提议，马上召开一个联席会议，以决定在群众行动中一致步骤问题，希望你们不要使革命的群众失望”。（由于王明的左倾思想占据着统治地位，陈独秀满腔热忱地倡议与中共联合行动反蒋抗日所得到的回答：被嘲笑、冷落和骂作“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先锋” ）

2月10日，他主持托派常委会议，通过了《目前局势与我们的任务》决议，指出在当前“反日反国民党的斗争向前发展中，如果无产阶级还没有可能夺取政权的时候”，便应当同赞成反日和企图反蒋的小资产阶级和”向左盘旋的自由资产阶级”共同行动，“首先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过渡性的政权，“并推动这一过渡的新政权(无产阶级当然不参[加]别的阶级所领导的政权)走向彻底的民族战争，彻底的民主政制的道路”。

10月15日，正当托派中央常委在虹口区有恒路春阳里2l0号举行会议时，公共租界工部局政治处及虹口区捕房中西探员持上海特区地方法院搜捕票前往搜捕。当场捕获谢少珊(亦名谢德磐，托派中央常委秘书)、王武(宋逢春)、王兆群(罗世藩)、张次南(彭述之)、沼一凡(沼德志)五人，抄获文件三箱一网篮。五个常委一个也没逃脱。托派中央书记陈独秀因患胃病待在家里，没出席这天的会议。谢少珊被捕后，立即供出了其他四人的真实姓名和政治身分，并表示“甘愿自首”，还能把陈独秀拘捕归案。同日下午7时，捕员带领谢少珊到岳州路永吉里11号楼上将陈独秀捕获。

10月17日晨，捕房将11人押解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市公安局代表到庭要求引渡，陈独秀等一致反对引渡，无效。

10月18日下午2时，市公安局提案审问，关防甚严，禁止任何人旁听。

10月19日晚，由市公安局派出大批军警将陈独秀、彭述之等人押上汽车，驰往北火车站，解交首都卫戍司令部讯办。当日夜11时，由北站发往南京的客车徐徐出站。陈独秀、彭述之等被押到南京后，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羁留在军政部军法司监狱。 陈独秀在看守所以及后来在监狱里，他和外界的通信有托友人转交的，有请人代寄的。如果是他自己直接寄出的，信末的落款总用化名，他先后用过明夷、夷、明宜、季丹等。陈独秀在看守所的半年里寄往外界的信，只有一封收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此外还有12封信录于汪原放手稿《亚东六十年》，其余散失的恐怕踏破铁鞋也难以寻觅了。

国民党将陈独秀交司法审判，一方面煞有介事地表示司法尊严，另一方面是为了劝他投降，站在国民党一边，进行反共活动。当陈独秀拘押到看守所后不久，国民党便开始对他进行劝降活动。陈拒绝劝降，聘定辩护律师——章士钊（自愿免费做陈的辩护律师）。自撰《辩诉状》 反控国民党。

10月19日，北平《晨报》的社论《陈独秀被捕》一文，主要内容有以下三点；一．“主持共产党学说，组织共产党与夫实行危害国家，此系三事，不可混而为一”，不能以陈独秀组织托派定他的罪名。二．“有无危害国家之行为之问题，……应由法庭判决。”三，如果认为陈独秀过去“为共产党领袖，或今日尚立于托派旗帜之下，乃亦与江西，杀人放火’之共产党同类并观，此大不可也。……因独秀昔日之同志方以武力为争夺政权，乃迁怒于独秀之身，则人权一无保障”，国家必将“陷入于大混沌之状态”。

10月24日，上海《申报》登载了由蔡元培、柳亚子、杨杏佛、林语堂、潘光旦、董任坚（中华儿童教育社上海分社总干事）、朱少屏（留学日本，1905年底回国任上海同盟会干事，1916年任环球中国学会总干事）等人合署的《快邮代电》。（ 这8个人都是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蔡元培、柳亚于是现时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但在文化教育界的知名度还高于其他六人。蒙与陈独秀交往最密，时间最久，柳、杨二人是国民革命时期的左派，曾一度与陈共事。其余五人或属泛泛之交，或索不相识。 ）

l0月24日，国民党中央举行谈话会，遵照蒋介石的电示谓陈独秀系危害民国罪，应交法院审判。

10月25日，何应钦将陈独秀提至军部会客室，“半谈话半审问”式的会见。会见结束后，发生了一幕为军官们所意想不到的向陈独秀“索书纪念”的活动，其热烈踊跃之情景犹如现在青年人包围歌星、影星请求签名一般。

10月30日，博斯年《陈独秀案》载于出版的《独立评论》第24期，也是在公开的言论中比较重要的一篇。

除了见之于报刊的言论外，还有蒋梦麟、刘复、周作人、陶履恭、钱玄同、沈兼士等十二人致电张静江、陈果夫等，为陈独秀说情，胡适、罗文干、柏烈武等人，或致电蒋介石，或为陈独秀私下奔走，求得从宽处理。

除了以上所述，还有三种反响：一是托派北方区机关报《先锋》发出的呼吁：“起来！起来！援救中国革命领袖陈独秀”但终不见有一个群众团体“起来”进行援救的。二是国民党的地方党部，尤其是湖南省、市、县及军队的党部，曾函电纷驰国民党中央，要求对陈独秀“立处极刑”，“以快人心”。这些函电大都不见于报端，而被归入档案柜。三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第37、38期在报道陈独秀被捕消息时，说他“或者还会因祸得福做几天蒋家官僚呢！”“当蒋介石的反共参谋。”甚至认为陈独秀被捕，是“某党和取消派更亲密的携手的关系——统治阶级以拘捕陈独秀的手段，与陈等共同协商进攻中国革命，取消派趋陈独秀被捕的时机大大的活动起来了”。“统治阶级企图以逮捕证明陈独秀取消派‘还有革命性’，以加强取消派欺骗麻醉的反革命作用。这三种反响部没有形成较大的舆论力量。

12月1日，陈独秀致胡适信，让胡适为其代购书目：亚当·斯密《原富》（英文），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英文)，马可波罗《东方游记》（英文),崔适《<史记>探原》,以及几种甲骨文的著作。

1933年

1月7日，致灵均信：旧居里的“书籍似宜搬出，因有许多日文书颇有用。”

2月，陈独秀自撰《辩诉状》脱稿。《辨诉状》全文4000余字，观点鲜明，结构严谨，精悍锋利，气势雄健，不仅没有《晨报社论》或《快邮代电》里的乞求宽大处理的语气，而是反控国民党，并要求赔偿他“在拘押期内之经济上健康上之损失”；《辩诉状》是篇脍炙人口的佳作，曾被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均为教会学校)选为法学系的教材。主要内容是对控他“危害民国”及“叛国”罪，进了反驳。同时，申明民族大义，反控国民党危害民国，制止人民抗日，“围剿”红军。

4月5日写信给王灵均、高羽罕二先生，要求将亚东出版的和德文原版《欧洲经济发展史》各寄一本，“以便对照译文一连，以此作学习德文的教科书，虽稍艰难，而比他书有趣也。《德文入门》将习了，大约可求教字典强行读书，狱中从事于此，最足消遣日月也。”在他人狱以后，仅就现在见到的存录于汪原放手稿《亚东六十年》的42封信，几乎每封信都要求汪原放代购或向友人借阅图书。 并附寄《辩诉状》的修改稿，“望交老友饬人抄录数份，分送知己传阅。本月14日准开审，弟虽要求公开发表该《辩诉状》，而将否为政治力所阻，不可知也。倘开审后，上海各报未见发表该文件，请君等设法油印数十份，分送上海大小报及北平《世界日报》、天津《益世报》、《庸报》、《大公报》，是为至托。”

4月14日，江苏高等法院假江宁地方法院刑庭才开庭审讯陈独秀、彭述之等十人 。 陈独秀和彭述之在候审室时，国民党办的杂志《社会新闻》的记者，拍下了他俩的照片。左边高的是陈独秀，他嬉皮笑脸，根本不把对他的审判当作一回事。右边矮的是彭述之，只见他愁眉苦脸，心事重重。上午，陈独秀出庭。他“两鬓斑白，须长寸许，面色红润，已无病容，四周环视，态度自若。”旁听席约有百余人。

4月15日、20日第二、第三次开审时，旁听的人一次比一次踊跃。有远自镇江、无锡、上海等地专程来京的。唯庭地狭小，不敷容纳，后来的有立于坐次两旁,有立于记者席后，亦有立于室外的，总计有两百余人。陈独秀进行了抗辩。

4月26日下午，江苏高等法院宣告判决：“陈独秀、彭述之共同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13年，褫夺公权15年。”王子乎、何阿芳、王武、淄一凡、王兆群各处有期徒刑5年，褫夺公权7年。郭竞豪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褫夺公权3年。宣判前之因押日数，以2日折抵判刑1日。梁有光、王鉴堂两人无罪。陈独秀等都当庭表示不服判决，大为咆哮，声明上诉。

6月15日，陈独秀写成了《上诉状》，由律师递交最高法院。《上诉状》与判决书针锋相对，环绕着所谓危害民国罪，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揭露与抨击，全文约5000字，痛快淋漓，令人拍案叫绝。

6月22日，陈独秀的《上诉状》被高等法院检察官驳回。

7月7日，陈独秀又写就《再抗辩书》，批驳检察官对上诉的答辩书，寄与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转交。最高法院迟迟不作答复，直到1934年6月30日才作出终审判决：原判决关于陈独秀等 褫夺 公权部分，均撤消；陈独秀、彭述之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八年，其他人仍维持原判。 陈独秀等自高等法院宣判之日起，便从看守所押解到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这座监狱位于南京老虎桥(现址32号)，故俗称老虎桥监狱。（ 陈独秀在狱中生活的经济来源有三：一、《独秀文存》的版税。这部书由亚东图书馆于1922年出版发行，到1927年共印了2．9万部。陈独秀被捕后，亚东于1933年先印1000部试卖，次年又印了2000部.前后总计印了3．2万部。二、发表学术论文所得的稿费。三、朋友的接济。其中尤以章士副的接济为最多。）

11月3日，致汪原放信，说准备“在二、三年内”写“《古代的中国》、《道学概论》、《孔子与儒家》、《耶稣与基督教》、《现代的中国》、《我的回忆》”等书。但到后来他的研究工作并没按照这个计划进行。 还想写《宋末亡国史》及《明末亡国史》两书，以为今人之鉴。终也未动手。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研究音韵学和文字学。陈独秀在监禁期间的研究成果有：《古音阴阳人互用例表》(手稿)。《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发表于《东方杂志》第34卷策20、21号。《连语类编》(手稿)。《荀子韵表及考释》，发表于《东方杂志》第34卷第2号。《屈宋韵表及考释》(未完成稿)。《晋吕静韵集目》(手稿)。《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发表于《东方杂志》第36卷第4号。《表》（手稿)。《实庵字说》，陆续发表于《东方杂志》第34卷第5、6、7、l0、3号。《识字初阶》(末完成手稿)。《干支为字母说》(手稿)。对以上个曾发表的手稿，际独秀在晚年流落到江津以后，有的重订；有的二易其稿，如《识字初阶》，这为他最后著述《小学识字教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在监狱期间：（一）曾夫妻同房 ，引起监狱长的不满。（二）拒绝越狱 。（三）乡情友情师生情 探监人络绎不绝。（四）写就《金粉泪》五十六首。（五）被托派开除，但受托洛茨基器重 。

1934年底，托派主要的负责人为陈其昌。托派的领导机关起初叫做上海临时委员会，后改为全国临时委员会、再改为新临时委员会。

1935年

1月23日(一说13日)，托派的上海支部(其他北京、香港等支部已不复存在3约60人举行全体会议，决议：陈独秀、陈其昌等如不放弃他们的主张，即开除出党。会上产生了以刘仁静为首相4位年轻托派分子组成的中央委员会，还根据托洛茨基关于组织独立托派国际的指示，正式决定把中国托派的名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 陈其昌拒绝出席这次会议，他到狱中向陈独秀汇报。“陈独秀写了一封怒气冲冲的信给上海的人，斥责那次代表会”， 并 “提出一张自己拟定的名单，要求大家接受作为中央委员会”，但被拒绝了。

2月的下半月，陈其昌和刚出狱不久的尹宽先被新的托派中央开除了。据郑超鳞和王凡西的回忆，陈独秀也被开除出托派。但劳勃次对这件事另有说法：陈独秀知道陈其昌等被开除之后，“表示非常恼怒，写信到上海来，叫同志们不要认可这些事”。新的中央“给陈独秀写了一针相当长的信，说明他与目前的组织之间存在着鸿沟”。信里还“干脆对他宣布：除非他彻底改变立场．我们组织与他之间不可能再保持任何关系”。这意味着要开除陈独秀，因为他不会放弃联合资产阶级反抗外国侵赂考相本国军事独裁考的立场的。劳勃次接着又说：“这封信始终不曾交到陈独秀手中，因为当时原拟前去送信的人，始终不曾去成。”所谓“始终”，其自给至终也不过是2个月的时间，此后那封信便没有送交的必要了。

3月间，刘仁静在北京被捕，旋即自首，进了苏州反省院。4个星期后，新中央委员。也就是那4个年轻人在上海全都被捕了。至此，托派的工作几乎是完全停顿了。这时李福仁又力谋与陈其昌接近。因此，陈其昌被开除之事作废，而开除陈独秀的事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了。

8月10日，托洛茨基在致李福仁的信里，极为器重陈独秀，希望能将其选入第四国际的总理事会。

12月3日，托派在上海召开了“组织重建委员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李福仁、陈其昌、尹宽相刚刚出狱的王凡西等，一共7个人。会议讨论了“为建立第四国际的公开信”的签署问题和“选派代表参加第四国际总理事会“的问题。这次会上仍然“长时间讨论了推选陈独秀进总理事会是否适宜的问题”。参加会议的人都接受托洛茨基对陈独秀的提名，但这种接受有人是无条件的，有人是有条件的 。会议经过长时间的争论，最后投票表决，陈其昌、李福仁、王凡西、邵鲁四票赞成托洛茨基提名陈独秀参加总理事会。三票反对。会上还产生了以李福仁（名叫格拉斯(C.Frank Glass)， 南非籍的美国人，于1931年来到了上海，化名李福仁。他来华的目的是参加中国托派活动。）为首的托派常务委员会。

1936年

在狱中作文作诗一如既往。12月西安事变发生，知蒋介石被扣，兴高采烈。

1937年

7月16日至25日，陈独秀用10天的时间写作了 《 实庵自传 》。8月中旬，两章自传一万三 千 余字——第一章 《 没有父亲的孩子 》 、第二章 《 从选学妖孽到康梁派 》，“就在炮火连天中寄到了上海”。《宇宙 锋 》得此两章自传，大喜过望，大登广告，称之为“传记文学之瑰宝”，并在编后记中说：“陈先生是文化导师，文坛名宿，搁笔久矣!现蒙为本刊撰文，实不特本刊之幸也。”旋即连载于该刊散文十日刊第5l、52、53期，题名 《 实庵自传 》，署名陈独秀。

8月13日，淞沪战役爆发。日机空袭首都南京，囚禁陈独秀的江苏第一监狱亦遭轰炸。 江苏第一监狱被炸，陈独秀的囚室坍倒了，他幸而卧在桌子底下，没有受伤。他在北京大学时的学生，当时任金陵女子大学中文系主任陈钟凡教授去探望他时，他还“谈笑自若”。陈钟凡“商请胡适之联名保释”他。政府当局表示“要本人具悔过书，立即办到”。陈独秀知道后，“大怒，说：‘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还说“不要保人”，“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

8月19日，汪精卫致胡适信：“手书奉悉，已商请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

8月21日，司法院院长居正呈文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查陈独秀前因危害民国案件，……处有期徒刑八年，在江苏第一监狱执行。该犯入监以来，已逾三载，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似宜有其既往，藉策将来。据请钧座依法宣告，将该犯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当天，国民政府照准，发下减刑令，并令“明令宣告”。

8月23日，陈独秀由妻子播兰珍和三子松年接出监狱。（四年十个月又八天的囚徒生活结束）陈独秀出狱如同他当年被捕一样，也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除了新朋旧友热情欢迎他，关心他今后的生活，还有一些政治势力想拉拢他利用他。在他出狱的那天，前往接待的就有中统局要员丁默邮。他建议陈独秀住进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所。让一个一经开择的囚徒住进那种地方，这大约不是丁默哪个人的主意，也不是个单纯的安排住宿的问题，陈独秀谢绝了。他住到了过去北大时的学生傅斯年(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家。不久，傅家附近亦被轰炸，他移居到陈钟凡家。

据陈钟凡回忆，陈独秀在他家“住了半个月，各方面来慰问的人很多，也有送赆仪的,一慨不受，唯有北大同学和旧友底酌受少许。还有许多人和他交换政治意见,借此探他的意向，尤其周佛海等，常请他吃饭，参加他们所谓‘低调谈话会’。先生始终毫无表示，他们无可如何。”包惠僧对这时的陈独秀也有回忆：“有一家美国图书公司,想请陈独秀去美国写自传。陈独秀不去，…—他说他生活很简单，不用去美国，也厌烦见生人。”胡适、周佛海等劝说陈独秀参加国防参议会，他不参加，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是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

对他就是了。”后来，托派有人要陈独秀回上海重整托派组织。陈独秀说托派的“宗派的做法没有出路。”上海托派临委那些人“只会背老托的文章，于实际的政治斗争一无所知”，是“坐在亭子间里喊抗战．没有在实际行动上跨前一步”。要他去香港，他也“不愿考虑”，

他认为既然“拥护与参加抗战，就无论如何得留在抗战区。”

陈独秀出狱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向《申报》编辑部写信，批驳政府的减刑令。随即投身于热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

陈独秀出狱以后不久，他在同中共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叶剑英等会面时，就说今后“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他还对包惠憎说他“不是托派，想发表个声明。”到了武昌他在和王凡西谈话时，说今后他“再不居于任何党派，陈独秀只代表陈独秀个人，至于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得在新斗争的分分合合中决定了。”11月21日，陈独秀在《给陈其昌等的信》里更明确地写道：“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这些谈话和信件都证明陈独秀自动地脱离托派了。

大约是8月30日晨，罗汉持中共办事处开的介绍信和供给的旅费，乘车上路了。于9月2日到达西安。3日，“与伯渠兄详谈。伯渠当即电询延安方面，是否需我前住。随得复电相招。但彼时因山洪毁路，汽车不通，一时无法前往”，于是改由“经过电台解决”。

9月9日，陈独秀乘船离南京赴武汉，

9月10日，洛甫、毛泽东签发致林伯渠《关于对付托陈派分子的原则的指示》。当天，林收到电文后即出示与罗汉。

伯渠：

话告罗汉我们对托派分子的下列原则：

(甲)我们不拒绝同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系，而且竭诚欢迎你们的转变。

(乙)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丙)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且条件实现之后以再行考虑。

洛、毛

9月14日，抵汉，“暂寓旅社”。住双柏庙后街二十六号。（ 9月16日致信耕野(汪孟邹)：来汉前，“已租定寓所，来信望寄武昌城内双柏庙后街二十六号陈仲甫收可也”又据包惠僧回忆：“陈独秀去武汉前，我给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写了封信，请他照顾一下，不要找他的麻烦。”何成浚，湖北随县人。1904年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往日本。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他来信给包说：“他同陈独秀也算老相识了，以前他们曾在北京见过面，这次也想见见陈。”陈独秀到武汉后不久，“住在一个姓兰的家里。这位姓兰的慕陈独秀的名，持地请他去住，房子很像样于，有家具。何成浚交待武昌公安局长蔡孟坚照顾陈独秀，谁知蔡经常去盘问他，弄得他很不高兴。后来陈搬到汉口德润里暂住。”

陈独秀一到武昌，便投入了抗战的宣传工作。从他给陶亢德的信里，可知道他这时一是忙于到各处演讲，二是忙于各新出杂志的征文，“各处演词又不能不自行审定”，因此原来在狱中已开始写作的《实庵自传》不得不停了下来。

lO月6日至11月21日这一个半月里，陈独秀先后应邀在武昌中华大学、武昌艺专、汉口市立女中、汉口育年会和武汉大学讲演抗战问题。到这年底，他发表了约16篇关于抗战的文章(包括演讲词在内)，可见当时青年学生和舆论界还是很欢迎和重视他的思想言论的。一、抗日战争的性质和意义。二、动员民众参加抗战。三、批判托派的抗战观点。

l0月初(15日)，罗汉到达汉口，见到了陈独秀。

10月16日，“至独秀寓所，将由南京至西安的一切情形告诉了他。”他写有“一封亲笔信和亲手写定的七条纲领”交给罗汉，请他带回南京转交给博古、剑英。

11月20日延安《解放》周刊第24期刊登了署名冰、题目《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的一篇文章，说陈先生恢复了自由，大家都为他“庆幸”，希望他“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伍中来”。文章还特地指出陈独秀对于抗战的意见——“这次战争是一个革命的战争，全体民众应当帮助政府，世界也应当帮助中国。”——“与中国托洛茨基的主张已大有差别。”这篇文章尽管也有对陈的指责，但仍然可看作为共产党人对开除出党的陈独秀所作的友好表示。

陈独秀并无回党的愿望，这时在武汉试图在军事和民主党派两方面进行联络，以开展活动。陈独秀的联络军人和联络民主人士的计划，未曾着手实施便落空了。尤其是当他被诬蔑为汉奸一事发生之后，各方面的情况都发生了不利于他的变化，以致使前不久曾议论的与中共联合抗日啦，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啦，或独树一帜啦等等，刹那间都变成了历史的陈迹。这时的陈独秀不仅孤立无援，即使有意援助者也裹足不前，他所有的政治联系几乎是全被切断了。就在这种情况下，叛党后的张国焘想借重陈独秀这块牌子，拉他再组织个共产党，陈独秀对张说“我没有这个能耐”。谭平山也去找过陈独秀组织第三党，陈亦无意于此。他最关心的仍然是抗战问题。

12月9日至1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明用词典里最恶劣的名词，如‘汉奸，、‘托匪，、‘杀人犯’等来攻击托派，并还指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会上有人“说陈独秀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但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还说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 11月14日，王明、康生等由莫斯科乘飞机回国，途经迪化(乌鲁木齐)、兰州，于29日飞抵延安，受到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思来等中央领导人和延安各界群众的欢迎。

1938年

1938年初夏安庆快沦陷（6月13日失守）时，陈独秀的家人上路了，开始了他们的流亡生活。松年夫妇和女儿、谢氏四人来到了汉口。 6月14日写给松年的信，他迁至汉口吉庆街165号一家成衣店楼上

1月28日、2月8日 ， 康生对王明的意图心领神会，迫不及待地 在 出版的《解放》周报第1卷第29、30期发表了他写的一篇长文《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全文约16000余字，刀光剑影，杀气腾腾。 其中指明陈独秀为首的托派是日本的间谍，公开污蔑陈独秀为日本间谍、汉奸。 在其发表之后的一个多月里，陈独秀连一句声辩的话也没说。可是他的朋友们看不过、耐不住了。王星拱、周佛海、傅汝霖、段锡朋、梁寒操、高一涵、张西曼、陶希圣、林庚白九人联名向武汉各大报社写信，为陈独秀声辩。

3月17日，王明领导下的《新华日报)于发出了一篇短评《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问题》，其中主要有两点内容：一、托派是汉奸组织；2、陈独秀既然是托派的一分子，那末他是否汉奸“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为断”。短评一再要陈独秀作“公开声明”、“公开宣言”、“公开正式声明”、“公开坦白地宣言”。

3月18日，陈独秀《致<新华日报>公开信》，言简意赅，有理有力的驳斥了王明等人对他的污蔑。

3月20日《新华日报》发表了叶剑英、博古、董必武三人联名的公开信，其内容主要也有两点：一、简单地叙述了他们在南京接见罗汉，并为托派与中共合作抗日问题，“嘱罗汉赴陕”。随后有洛甫、毛泽东合署《关于对付托派分子的原则的指示》。这件事无形中证明所谓间谍、汉奸之说，纯属诬蔑不实之词，因为共产党人决不会资助一名汉奸去陕西商谈合作抗日问题。托派分子若是汉奸，那首先应当绳之以国法，轻则处以徒刑，重则枪决，也决非做到《指示》所定的三条件就可与之合作抗日的。二、然而，在倍的末尾仍然指责陈独秀始终不愿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及反对托派汉奸行为。

4月24日，罗汉在汉口《正报》发表《致剑英、博古、必武、伯渠、若飞、思来以及各位不久以前会过面的朋友的公开信》，叙述他赴西安前后的经过情况，驳斥了诬蔑他为其间谍的言论。

当时一些报刊把这次事件称为“陈独秀事件”，并发表了许多文章。将这些文章汇编成册的，主要有中国出版社印行的《陈独秀与所谓托派问题》和雷宇同编、广州新东书局印行的《攻击陈独秀的反响》。这些反响有的纯从法律观点看问题，发议论，认为一人是否为汉奸，“绝不能因为自己声明‘是’或‘否’而决定的，”而是决定于有没有确实的汉奸罪证。若陈独秀的罪证确实，自应处以应得之罪；“否则说他是汉奸的日报杂志等，自亦构成诽谤之罪。”“陈独秀自可依刑法第三百十条起诉于法院。”更多的人认为指控陈独秀为汉奸，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强拉栽诬”，“鬼鬼祟祟，玩弄手段”，或是“不择手段，肆意诬蔑”。也有人在发议论时阴一句阳一句，指桑骂槐，借题发挥，乘机攻击共产党。总之，种种的反响都有损共产党的形象和声望，不利于党去团结更多的人进行抗日战争。因此必须迅速平息这次事件。据这时任＜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石西民．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在《报人生活杂忆》一书中的回亿，说：“当时，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得人心，《新华日报》上突然宣布陈独秀是汉奸，引起了社会上有识之士的怀疑和不安。就连张西曼教授这样的靠近我党的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都对这种武断的作法表示了不满。一些学者联名写信，要求澄清事实，王明不但不允许报纸发表这些信件，并且以评论的形式对此提出责难，伤害了这些朋友的感情。后来，还是周思来同志在十分困难的局面下，做了大量的工作，才减轻了这起事件给党造成的损失。”周恩来曾几次托人去看望陈独秀，劝说陈“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文章”。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主任徐待立约何之瑜由长沙到武汉调解这件事。但这都是私下进行的，人们不了解是怎样劝说和调解的。公开的诬蔑，必须公开的澄清，然而没有一个权威人士出面批驳康生文章，更不说对陈独秀乎反昭雪了。陈独秀无故蒙受不白之冤，被伤害的心愤愤不平。4月8日，他致信贺松生(即何之瑜)，说：“徐老先生所说，事情是解决了的’，真使我莫名其妙。……关于我，恐怕永无解决之一日，他们自己既[虽]然没有继续说到我，而他们正在指使他们在汉口及香港的外围在刊物上、在口头上仍然大律其造谣诬蔑。我在社会上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人，社会自有公评。他们无情理的造谣中伤，于我无损，只他们自暴其丑陋而已。我拿定主意，暂时置之不理，惟随时收集材料，将来到法庭算总帐。”话是这么说，但他一直到死并没有为此事上法庭。作为一次轰动的事件，就这样马马虎虎、胡里胡涂地过去了。而陈独秀究竟是不是汉奸则成了一桩悬案：当时有人咬定他是；有许多人认为他不是；也有人口说是，心里不以为然。直到1978年以后才得以彻底澄清。

同时在论战党派问题时，否定相对独立性

6月初，陈独秀安排其家人乘船去宜昌，然后再设法去重庆。

6月中旬，他决定与包惠僧同行赴重庆，正当他准备动身出发之时，不料他大姐一大家人来到了武汉。 大约又过了l0天，陈独秀、潘兰珍和他大姐一家共9口人，乘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包轮，由汉口启程，溯江而上，先到宜昌，然后再换船去重庆。

6月 30日 ， 船抵万县， 与郑学稼等 一同登岸游公园。 并 嘱 郑学稼 电薛农山到码头招呼，和代定旅馆。

7月2日下午4时，民权船抵重庆，来接的人很多 ， 当晚就有刘某为陈先生洗尘，高语罕先生和 郑学稼 陪席。此后不久，有《新民》、《新蜀》两报的几位朋友：张恨水、张剑慧、周钦岳诸先生公宴 陈 独秀。陈独秀抵达重庆时，陈松年和谢氏等已先他10多天到达了，他们现在和独秀的大姐一家人住在绣壁街。陈独秀夫妇住在上板街15号川源公司楼上。

7月14日，陈独秀在中央广播电台讲演《抗战中川军的责任》。

7月 16日，应民生公司之邀，给员工讲演《资本主义在中国》，强调发展资本主义 。

8月3日，偕妻子潘兰珍离开重庆，并于当天到达了江津县城。 江津濒临长江，在重庆的上游，水程180里，小火轮四五小时可到达。全县有80万人口，是川东的一个大县。境内有白沙镇，是抗战时期的文化区，有聚奎中学和重庆女二师，战时新办起的学校有大学先修班，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文化机关有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编译馆等，一大批文化人，如魏建功、台静农、顾颉刚等都住在这里。

夫妻俩来到了江律延年医院的门前，不料吃了闭门羹，“不但用具全无，屋也没有了”，“仲纯之妻简直闭门谢客”，拒不接纳。陈独秀因携带行李多件，一时“进退两难”，狼狈不堪，累累若丧家之犬。后幸有方孝远招待，才住进了一家小客栈。

8月7日，得到江津东门郭家公馆房东孙茂池的同情和帮助，腾出了一间楼房，陈独秀夫妇才得聊以安身。

是年冬季，当邓初对妻子他了劝说工作之后，再次邀请，陈独秀夫妇住进了黄荆街83号延年医院。（ 一经安顿下来，便又继续从事音韵学和文字学的研究，修订他在南京监狱里撰写的书稿。其文字学代表作即《小学识字教本》，目的，是在改良中小学生识字的方法，提高语文水平，普及国民教育。遗憾的是书稿在陈独秀生前一直未能正式出版。 此后，不管陈独秀住到哪里，医院的主人邓韧都是陈独秀晚年的义务医生。陈独秀移居江津后，他的嗣母谢氏和三子松年等，以及他大姐的一家人，也陆续由重庆迁居到江津。松年在九中总务处工作，也代点课。大姐的二子吴渊甫在几江女中教书。三子在江津城开了个百货店(长江商店)，以维持一家生活。四子吴季严在江津女中教书。

1939年 血压升高，“一病十月未能写作，颇为烦闷。”

3月22日，嗣母谢氏在江津黄荆街逝世，享年78岁。

5月，大约是27日或28日，陈独秀由江津城迁居到鹤山坪。 鹤山坪是一地区的名称，因四周环有鹤山而得名，今属五举乡。 陈独秀住在鹤山坪的石墙院杨宅。

陈独秀移居江津后，北京大学同学会委托罗汉照顾陈独秀。罗汉这时在重庆军事委员会兵工处任技术员。大约过了半年便和罗汉失去了联系，而且再也没有得到过他的消息，朋友们都认为他在109年5月13日日机埔炸重庆时被炸死了。此后北大同学会又委托何之瑜照顾陈独秀，何这时在国立九中任高中历史教员。

陈独秀久患高血压，1939年5月5日他在致友人信里说：“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于半聋，已五十日，未见减轻，倘长久如此，则百事俱废矣。心所拟著之书一部未成，诚堪浩叹！”

1940年，陈独秀大姊一家人也由城里迁居到油溪镇，这里是江律女中的所在地，她的四子吴季严在这个学校教书。

2月6日，到重庆住进了宽仁医院，进行治疗。

2月20日，“病稍减轻”，即出院回江律。

l0月，他感到“病无大痛苦，惟不能用脑，写作稍久，头部即感觉涨痛，耳轰亦加剧耳。”

陈独秀在江津乡间的生活费用，“每月用二百元，主仆(有一焦性伙房，为陈买菜做饭，有时也为陈送信去白沙镇或江津城)三人每月食米一斗五升，即价需一百元。今移居城中(据1941年9月27日、9月30日陈写给台静农的信：因大姊灵枢于10月22日安葬于江津，他暂移居城内)月用三百元。”

1941年，陈独秀的大姊“患中风不语症”，7月15日逝世，举家悲痛，但不敢陡然通知陈独秀，怕他经受不起这样大的刺激。过了10多天，陈独秀得知这一不幸消息后，当即写下长诗《挽大姊》，以寄托哀思。

年底，“居乡间亦月需六百元，比上半年加一倍。” 疾病消损了他的谋生能力，再加上战时物价飞涨，陈独秀越来越穷了，柏文蔚送他的灰鼠皮袍也进了典当店。贫穷反过来又加重了他的病情。他晚年的一些诗句，如“日白云黄欲暮天，更无多剩此残年。病如檐雪销难尽，愁似池冰结愈坚。”即反映了他贫病交迫的生活状况，和郁郁寡欢的情绪。 在陈独秀生活困难的时候，有位新朋友名叫杨朋升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杨朋升，号蓬九，书画署名铁翁，四川省渠县平安乡人，生于1900年，小陈独秀21岁。青年时在北京大学读书，喜读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后两次留学日本．归国后入军界。但平生爱好书法、国画，尤长于篆刻。一二八淞沪战役时，任第八十八师副师长，率部英勇抗击日军。1937年9月，陈独秀到达武汉时，这时杨朋升任武汉警备司令部领衔少将参谋．兼武汉防空司令部筹备处办公厅副主任。 陈、杨二人就是在这个时候相识的。 陈独秀入川流落到江津时，杨朋升在四川成都任川康绥靖公署少将参谋。这时两人书信往来频繁。从1939年5月5日至1942年4月5日，陈独秀写给杨朋升的信共有40封之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复杨的信。从这些信里可知杨朋升曾经接济陈独秀3次，共2300元。另有3次由杨转交他人的赠款共2200元。这些经济上的授助，使陈独秀得以维持他的生活，并有助于满足他那唯一的嗜好——著书立说。(陈独秀有诗句曰；“除却文章无嗜好”。)在陈独秀的生活发生困难的时候，送钱给他的，除了杨朋升还有包惠憎、邓變康等人。 20年代中共党员，被捕后叛变的任卓宣(即叶青)曾汇去200元给陈独秀，但“汇去后不久，又退回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赠五千元(支票，当时这是不少的数目)，被拒。朱以张[国焘]为陈友，又要张转。”陈独秀收到后，即函交郑学稼退还给张，说：“却之不能，受之有愧。”又说“请国焘以后不要多事。”张国焘接信和支票后说：“仲甫先生总是如此”.同时，拒收蒋介石汇款。

1942年 春，病倒了 。 但他还在断断续续地与友人通信，发表他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些重大问题的意见，直到他去世之前两周。

5月12日上午，用蚕豆花泡水饮半小杯腹胀不适，初闻诸医言，用蚕豆花泡水，服之可治高血压，今春不时泡服，虽未奏效，亦无损害。此次所服之豆花，采摘时遇雨，经数日始千，中有发酵者，泡服时水呈赢色，味亦不正，或系酸酵后含有毒汁，一时失机，因以中毒也。5月13日上午，友人过访，午餐食四季豆烧肉过量，晚餐时又食言食物作梗，夜不成寐，午夜呕吐大作，吐后稍适，仍难入梦、自后精神疲乏，夜眠不安，间服“骨炭末”，似觉稍适。

5月17日晨，起床洗漱，顿觉头目晕眩，随即静卧，少眩欲奏厕，以头晕未果。午后7时半， 即起晕倒，四肢僵厥，冷汗如注，约一小时许，始苏。周身发寒，冷汗如浴，旋又发浇，约一刻钟，始复旧状。

6月18日清晨，先生遣人来告，乃约先生之公子松年及先生之至友邓仲纯医生上山探视(先生出函请邓先生上山医诊)；同时上函重庆周纶、曾定天两医师往津诊治。因周、曹两名医年前首为先生详细诊察病状，最为先生所信赖，时以先生病状甚危，又草以详细病历送重庆周、曾两医师过目，两医师虽医务繁忙，然莫不细心研讨处方，且各赠药品，而尤以周纶医师将其太夫人预防血压变化之针剂分赠，其情况尤为可感。但因先生所病实无挽救之方，故两医生均未能来津，于是数日之间，辗转床第，苦闷不安。

5月22日上午，又复昏厥，前后接连3次，虽经注强心剂苏醒，然病难治矣。又请江津西医邹尔柱、张熙尧两医师上山诊视，施行灌肠，大便得通，然病情仍未少减。

5月25日上午，命夫人约之瑜至榻前略有所嘱。

5月27日午刻，陈独秀乃陷于昏睡状况，强心针与平血压针交互注射，均无效验。至晚9时40分逝世。（时，潘兰珍、陈松年夫妇、孙女长纬、长玙、侄孙长文、何之瑜及邓仲纯医师、包惠僧均在侧）

6月1日，早，陈独秀的灵 榇 由鹤山坪 移 至双石桥附近，左右乡邻“不期而会者一二百人，沿途护卫，且放鞭炮以示敬仰之意”。这么多的人多是看热闹的，中途都散去，真正了解死者的生平事迹，对他怀有“敬仰之意”的实是寥寥无几。那儿声爆竹，平添了几分凄凉。

6月9日，当丧事料理完毕后，潘兰珍、陈松年和陈独秀生前的好友何之瑜、邓仲纯、邓季宣、光明甫等，于一起商讨死者遗物处理一事，决定陈独秀的遗著，遵照遗意及友人意见，“由何之瑜集收管理，以备传至后世。”遗物，如五只古碗、友人来信及赠送的对联、立轴等物，归潘兰珍。

陈独秀临终时，劝潘兰珍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1943年初，潘兰珍到重庆市附近友人自办的农场工作，“差能自给。”后改嫁，不久男人亦病故。潘兰珍在抗战胜利后回到了上海，后患癌症，要出售五只碗，古董商说是假的未售出。潘于1949年10月30日逝世，终年42岁。

附录：

1940年3月2日至1942年5月13日，陈独秀写给他的托派朋友的6封信和4篇文章，其中除《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刊于1942年3月21日重庆《大公报》外，都不曾发表。到1949年6月，由胡适作《序言》，香港自由中国社编辑出版，书名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论文和书信)》，又名《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收入本书末篇《给Y的信》写好之后，再过14天，陈独秀便归西了。所谓“最后”一说即由此而来。 ＜陈独秀的最后见解＞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一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诸问题。如再细分的话，第一方面有对资产阶级民主的评价及其与无产阶级民主的比较，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否定等问题；第二方面有对世界大战的性质，反侵略战争的总口号、世界大战与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前途以及对战后形势的估计等问题。这本书虽然只有3万多字，但涉及问题众多，内容丰富，论点明确，其中心是对民主问题的见解．其他见解大多是由此派生的。陈独秀说“我根据苏俄20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今天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