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初晤共产国际代表的过程

　　
　　一、“享有声望的中国革命者”
　　
　　 1920年2月，一位不速之客来到当时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上海，这个人就是曾经高举“民主”、“科学”两大旗帜，在新文化运动中领袖导航，在五四运动中叱咤风云，并且即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陈独秀。

　　
　　陈独秀来上海，并非他本人所愿。他原是北京大学赫赫有名的教授、《新青年》的主编，在北京享受着家庭的温暖和安逸的生活。但是，当他在这年2月初从武汉回到北京后，却发现北京已经没有他的安身之处了。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因到前门外的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而被捕。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北京当局在3个月后将他释放。陈独秀出狱后，违反北京警察厅的禁令，出京到上海活动，并到武汉去演讲。消息在各报刊登后，北洋政府甚是不安，于是派军警对他家进行监视，准备在他回家时予以抓捕。为了躲避再次入狱的厄运，陈独秀只得抛开妻儿，离开北京，由李大钊护送奔赴天津，然后独自从天津来到上海。

　　
　　对于陈独秀来说，上海固然有其黑暗的、不人道的一面，但却有着中国其他城市难以比肩的优长之处。
　　 

　　陈独秀还记得，1919年6月初，正当爱国学生运动受到北洋军阀的镇压而趋于消沉时，是上海的工人阶级率先发出支持学生的呐喊，其他城市的工人随之响应，从而使五四爱国运动突破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此所谓史书上写的：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

　　
　　陈独秀从五四运动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认识到没有工人阶级的奋起，只有学生运动，难以达到改造中国的目的。而上海工人阶级得天独厚的优势，正是陈独秀组织革命党的力量源泉。

　　
　　就在陈独秀到上海之时，国民党组织的“中华工业协会”正准备联合上海各工人团体发起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陈独秀敏锐地意识到，劳动节纪念活动正是宣传和组织工人的契机，于是便将《新青年》的七卷六号编成“劳动节纪念号”，专门讨论工人问题，启发工人的觉悟。

　　
　　陈独秀在上海，真如蛟龙得水。这里有一批对社会主义感兴趣的进步知识分子，如邵力子、陈望道、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张东荪等。陈独秀不时参加他们的聚会，讨论社会主义问题。与此同时，陈独秀还到工人中去宣传新思想，再加上要办《新青年》，以致每天忙忙碌碌，但他却乐此不疲。

　　
　　正当陈独秀积极活动，以实现与李大钊达成的共同建党的约定时，这年的4月下旬，一个俄罗斯人悄然来到春意盎然、花红柳绿的上海。

　　
　　正是这个人，影响了陈独秀的一生，进而也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这个人就是至今仍为通晓中共历史的人津津乐道的俄国人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中文名叫吴廷康。这年，他才27岁，但已经是一位历经坎坷、具有丰富革命经验的布尔什维克了。
　　 

　　 1920年4月初，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决定，派遣维经斯基到中国，给他的任务是：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与中国、日本、朝鲜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帮助建立共产党组织；通过出版刊物、小册子和印刷传单等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为了使维经斯基顺利完成任务，还为他配备了两个助手，一个是毕业于俄罗斯东方学院的季托夫，一个是著名的朝鲜社会活动家谢列布里亚科夫，此外还有维经斯基的妻子库兹涅佐娃和翻译杨明斋。

　　
　　维经斯基到上海之前，曾在北京与一个最了解陈独秀的人进行过深谈，这个人就是李大钊。维经斯基从李大钊那里得知，陈独秀是中国青年最喜爱的杂志--《新青年》的创刊人，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因积极支持学生运动，散发反对北洋政府的传单而被捕，后被营救出狱。就在他来华前两个月，陈独秀为了逃避再次被捕的厄运，到了上海。

　　
　　在北京的活动结束之后，维经斯基怀着急迫的心情前往上海。4月下旬，看似最平常不过的一天，维经斯基见到了陈独秀。

　　
　　然而，对于陈独秀来说，这是他生命中最不平常的日子。当他的手与年轻英俊的俄罗斯小伙子维经斯基的手握在一起时，他的政治命运就此注定与俄罗斯连接在了一起。

　　
　　这年，陈独秀41岁。

　　
　　其实，陈独秀对俄国发生的事并非一无所知。

　　
　　 1917年2月，当陈独秀为西方文明所吸引之时，在中国的邻国俄罗斯爆发了资产阶级和工农起义，史称“二月革命”。这一消息传到中国后，陈独秀立即为之振奋，他认为，俄罗斯的革命政府充满了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这种“非君主非侵略”之精神，将蔓延于德、奥及一切无道国家，世界形势，因此将发生重大变化。他说：“俄罗斯之革命，非徒革俄国皇族之命，乃以革世界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命也。吾祝其成功。”。[1]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陈独秀一开始并未在意。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十月革命的高度评价。在一篇“随感录”中，他这样写道：

　　
　　英、美两国有承认俄罗斯布尔札维克政府的消息，这事如果实行，世界大势必有大大的变动。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做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2]

　　
　　很难确定，陈独秀当时就清楚，他所预言“大关键”究竟是什么。他未必能够料到，这个“大关键”不仅是打破了世界资本主义一包天下的局面，产生了一个新型的、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形态，而且还以莫斯科为中心，刮起了一场席卷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狂飚。他未必能够料到，连他自己也很快卷入这场狂飚之中，并从此改变了自己的政治命运！

　　
　　然而，俄罗斯人现在找到了陈独秀，此时就坐在他的面前。

　　
　　在陈独秀看来，这位俄罗斯人虽然年轻，但言谈举止却沉着冷静，尤其是在介绍苏俄十月革命的历史和苏俄国家的境况时，完全是一种老练的革命家的气魄。他不禁对这个年轻人生出几分敬意。

　　
　　而在维经斯基眼里，陈独秀则是一位值得尊重的长者。他感到，眼前这位中年人虽然穿着老套，但那深邃的目光、敏捷的思维和独到的见解，无不流露出一种开创新事业的勇气和魄力。

　　
　　也许是先入为主吧。此后，虽然陈独秀与莫斯科派来的许多人打过交道，但他同维经斯基的关系始终是最为融洽和友好的。

　　
　　很快，维经斯基就了解到，陈独秀几乎与上海所有的团体都有联系。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新村主义……这些信仰不同的年轻人，都对陈独秀十分尊敬，甚至一些国民党要人，也与陈独秀来往密切。维经斯基相信，有陈独秀从中帮助，他来华的任务一定能够顺利完成。

　　
　　陈独秀没有让维经斯基失望。他不仅向维经斯基详尽介绍了中国的政治状况，以及他正在开展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的情况，还将当时在上海比较活跃的政治人物介绍给维经斯基。这样，就打开了维经斯基广泛接触中国政治人物的局面。

　　
　　对于在完全陌生环境中开展工作的维经斯基来说，能够得到陈独秀的热情帮助，使他感到莫大的宽慰。而工作进展速度之快，也是他始料未及的。

　　
　　到上海还不足一个月，维经斯基即完成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委托他的事情--成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令他感到骄傲的是，这个机构不仅成立了起来，而且还在其中分别设立了中国科、日本科、朝鲜科。
　　 

　　在陈独秀的协助下，中国科的任务明确为：（一）通过在学生组织中以及在中国沿海工业地区的工人组织中成立共产主义基层组织，在中国进行党的建设工作；（二）在中国军队中开展共产主义宣传；（三）对中国工会建设施加影响；（四）在中国组织出版工作，宣传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

　　
　　陈独秀不仅帮助维经斯基在上海搭建了宣传共产主义的平台，还通过其他关系，使维经斯基与其他一些地方的先进分子取得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工作取得如此神速的进展，维经斯基自然很兴奋。这年6月，即维经斯基在上海两个月后，他在一封给上司的信中说：

　　
　　工作有些进展。现在实际上我们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虽然他们在汉口、广州、南京等地尚未设代表处，但我们在那里工作，可以通过一些朋友，即当地的革命者立即得到反映。

　　
　　也是在这封信中，维经斯基两次提到“陈独秀”。谈到计划在7月召开中国先进分子会议时，他写道：

　　
　　中国革命运动最薄弱的方面就是活动分散。为了协调和集中各个组织的活动，正在着手筹备召开华北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代表会议。当地的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陈独秀），现写信给各个城市的革命者，以确定会议的议题以及会议的地点和时间。

　　
　　在谈到当时正在酝酿的直奉军阀与皖系军阀之间的战争时，维经斯基再次提到陈独秀：

　　
　　当地的革命者不认为这场战争有多大意义。他们认为南方督军和北方督军一样都是很坏的政客。确实，日本在援助北方，但南方也不会拒绝这种援助。陈独秀认为，如果南方取胜，它会立即受到日本的影响，因为日本会马上开始援助取胜的南方。一句话，要利用北南之争来进行社会革命的唯一办法，是现在在双方士兵中间开展互不残杀和发动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这是一位享有声望的中国革命者的看法。[3]

　　
　　 “一位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一位享有声望的中国革命者”，这就是维经斯基对陈独秀最初的评价。此时，维经斯基与陈独秀接触才一个多月，就对陈独秀作出如此高度的评价，可见陈独秀的人格魅力和交往能力。

　　
　　参考文献：
　　
　　 [1]陈独秀：《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1917年4月1日。
　　
　　 [2]只眼：《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每周评论》第十八号，1919年4月20日。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