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1949年后的命运猜想

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新文化运动之“三圣”（蔡为大护法，陈为精神领袖，胡为急先锋）如今若健在会怎样？

这个问题似乎是历史情节或逻辑的必然延伸。

立足当今，这个问题却很难回答。“怎样”云云，自然指命运尤其是政治命运如何？“如今”是个非确定的时间概念，就中国当代现实而言，当分三个时段：建国初、“文革”中、“新时期”。就对三圣命运的影响而言，本书之“如今”主体指建国初那个时期，兼及其他。以1949年为界，蔡元培（1868--1940）为83岁，陈独秀（1879--1942）为71岁，胡适（1891--1962）为59岁。若不是死神作祟，或命运摆布，他们都应能赶上建国初的种种活剧；而实际上蔡、陈已作古，只有胡适真的健在，不过他已远去海外不在现场。所以这个问题既是假设又很现实。

既然不好回答，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话题切入。

一、从鲁迅“杀头”诗话说起

1990年底，舒芜先生为我的拙著《性格的命运：中国古典小说审美论》，写了篇短序。其中有段关于鲁迅的话非同寻常。他说：“‘文化大革命’中，鲁迅仅以一个空名被利用了一番，而那场运动实际上正是反鲁迅的，所以当时有识者就暗中传诵两句诗：‘鲁迅今朝若健在，天安门前等杀头’……当时表面上崇鲁迅，谈来谈去也只是谈他的关于‘两个口号’的文章，连这些文章也从未重新发表过。”

“文革”中“鲁迅仅以一个空名被利用了一番”，这无疑是铁的事实。但我当时对“鲁迅今朝若健在，天安门前等杀头”云云，却百思不解。鲁迅（1881--1936），享年55岁，若活到1966年当为85岁。鲁迅比周作人（1885--1967）大四岁，周作人在鲁迅死后又活了31年，赶上了“文化大革命”，遭红卫兵鞭打，含辱去世。难道鲁迅比周作人更惨？还被“杀头”，并且是在“天安门前”？谁来杀鲁迅？红卫兵？四人帮？“文革”中，毛泽东有“最高指示”特别恩准保护了若干名人，难道他竟让被他屡屡美言的鲁迅“天安门前等杀头”而不施救么？

后从资料中看到，1956年当中共清算胡适思想进入高潮时，身处海外的胡适曾说：“鲁迅若不死，也会砍头的。”鲁迅与胡适是中共对现代知识分子划分左右的两极，清算胡适时中共（毛泽东）会砍鲁迅的头么？我只视为胡适的大胆假设。

众所周知，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是出格的高。从“中国现代的圣人”到“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以至在著名的《新民主义论》中竟一口气用了九个“最”赞美这位“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可谓登峰造极，在毛著中找不到第二例。在“文革”中，毛在给江青的信还说：“我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正由于毛的造势，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上总是独占鳌头，“文革”中甚至有红卫兵投书党中央，要求追认鲁迅为中共党员，有的人在文章或课堂上径称鲁迅为“同志”而不见外称“先生”（“文革”中“先生”与“同志”的称谓有微妙区别）。不管是出于诚意还是策略，毛对鲁迅的崇高评价已成定势，我以为他对鲁迅总不至于有与之截然相反的评说。

这种思维惯性令我在看到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时，不由得非常惊讶。周在书末快收笔了，以《再说几句》的简短篇章披露了一项“天机”：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成【城】等人，罗稷南先生也是湖南老友，参加了座谈。大家都知道此时正值“反右”，谈话内容必然涉及到对文化人士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同感，绝不敢如此冒昧，罗先生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他把这事埋在心里，对谁也不透露。

罗稷南是位俄文翻译家（致力于高尔基作品翻译），建国后一直任教于华东师大。他虽是许广平的老朋友，生前也没向许广平泄露天机。罗逝世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临终觉得这天机“不该带进棺材”，遂向一信得过的学生吐露这藏在心里几十年的秘密。周海婴1996年在参加巴人（王任叔）研讨会期间，听那位罗先生的学生的转告，才惊闻此天机。写书时他“撰写之后又抽掉”，直到2001年受到著名学者王元化的鼓动（王也听说过此事），才壮胆披露此“天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