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力领袖陈独秀

透视上世纪初中华民族危亡和社会动乱的大背景，探寻近代知识分子精英崛起的条件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特点，剖析当时复杂的中国国情以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关系，是全面、客观、理性审视陈独秀历史地位和作用的基本前提。

第一节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的求索与崛起

一、灾难时期：魅力型领袖横空出世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把政治统治分为合法性统治、传统型统治和魅力（奇理斯玛）型统治三大类型。在这里，韦伯将基督教术语“奇理斯玛”的原意“天赋恩宠”作了引申，并赋予“魅力”这一新义，用它来指那些富有反抗性与挑战性人物的非凡品质。在民族危机、社会动乱的年代，这群人物高屋建瓴，纵横捭阖，将自己的人格力量发挥到极致，创造出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对其追随者具有异乎寻常的精神感召力。古今中外的历史一再证明，当整个民族陷入空前混乱的境地，旧的权威价值信仰系统全面崩溃，而新的法理型权威系统又远未确定时，奇理斯玛领袖就必然应运而生。

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就进入了一个渴望和期待“奇理斯玛领袖”的时代。

众所周知，近现代的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危机最深重、社会秩序最混乱、民族苦难最悲切的时期之一。因此，驱除外强，结束战乱，恢复秩序，安居乐业，便成为民众最深切、最普遍的期望和渴望。陈独秀正是凭借着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丰功伟绩，志存高远、襟怀坦白、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人格魅力，以及开一代风气的卓越才华，登高一呼，成为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新青年及无产阶级众望可归的代表和领袖，被时人称为“学界重镇”、“知识界领袖”、“新思潮之首领”、“政治革命之前驱”。毫无疑问，陈独秀身上具有奇理斯玛领袖的人格魅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陈独秀这样具有人格魅力的领袖，以其非凡的热情与气势，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民主和科学，把马克思主义引进黑暗的旧中国，在古老的大地上点燃起星星之火，唤起了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的觉醒，从而将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反帝反封建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二、转型时期：“先进的中国人”上下求索

1、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不断寻求救国真理。毛泽东指出：“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1）先是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从西方早期基督教义中寻找平等思想，第一次提出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度的“天朝田亩制度”，揭开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接着是奕忻、曾国藩、李鸿章等发起“洋务运动”，希望通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路径，实现中国的“自立自强”。继而是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试图通过君主立宪制，寻求维新救国之路。之后，严复又大力宣扬“西学”的“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力图从理论方面推动思想上的启蒙运动。在这些探索都归于失败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则以暴力革命的形式，推翻了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然而，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被袁世凯的北洋军阀集团夺取，复辟逆流甚嚣尘上。中国先进分子再次从希望跌入绝望之中。正是在这种矛盾困惑之中，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2、新型的革命知识分子，在探索中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辛亥革命之后，中国长期陷入军阀混战、派别林立的政党之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另辟蹊径，到日本、欧美去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从而涌现出陈独秀等一大批思想活跃、精神解放的时代青年。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掀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猛烈抨击封建文化和封建礼教，传播新思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人民首先是广大青年革命知识分子的觉醒。在《新青年》杂志影响和推动下，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社团，创办刊物，如李大钊等在北京发起“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蔡和森在湖南创立“新民学会”，恽代英在武汉组织了“互助社”，周恩来等在天津成立“觉悟社”，五四运动之后，陈望道、李汉俊、李达等留日学生，则积极翻译马列著作，传播马列主义。这些在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精英，通过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革命斗争的实践，有力地促进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

3、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促使知识分子精英开始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1919年6月9日，陈独秀亲自到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被反动派逮捕入狱。消息传出，全国各地舆论哗然，社会各团体、名流、学者和青年学生纷纷函电，谴责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据理为陈独秀辩护。北京学生联合会等团体指出：陈独秀的被捕，使“中国进化一线生机，恐亦因此摧残殆尽，国家前途，更不堪设想”。（2）面对社会的动荡和民族的危亡，经受五四运动洗礼的爱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觉悟迅速有了质的飞跃，迸发出了比他们前辈更加强烈的爱国热情，更加勇敢的斗争气概，和更加忘我的献身精神。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转折关头，十月革命一声炮声，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使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思考中国的问题。而陈独秀则在这个思考过程中继续独领风骚，成功实现了由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精神领袖向中国无产阶级政治领袖的转变。

三、建党时期：知识分子精英学习苏俄

五四时期的中国革命知识分子面临着由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团体向无产阶级政党和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两个转变”：第一个转变要求它的领袖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新式政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作出界定；第二个转变要求它的领袖必须在对旧民主革命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初步提出实现党的奋斗目标的基本纲领和政策。这一历史状况决定了中共早期的领袖群体必须具备以下特征：

1、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能够迅速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中共从“一大”到“五大”期间的11名第一任中央领袖群体中：大学以上8人（其中留学生5人），大专1人，中专2人，大都是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编辑、记者等，有较高的文化素养。陈独秀被公认为五四时代“思想界的明星”，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达被誉为“理论界的鲁迅”，李汉俊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老师”，（3）蔡和森“是最早通吃马克思主义的一个”，（4）他们都从理论和组织方面对建党及党的早期活动做出过重要贡献。但他们长期大多生活于大城市，对中国社会实际，特别是对广大农村，缺乏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2、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甘愿为“庶民”利益奋斗终生。五四时期革命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与以往爱国主义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庶民”思想在他们的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李大钊之所以奋起拯救民族危亡，是因为他看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离子散焉，不能安其居”，而统治者却“坐拥千金”、“酒天花地”。（5）陈独秀则更加直截了当的说：“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6）正是因为他们愿意为占全国绝大多数的“庶民”利益赴汤蹈火，因此，他们在追求真理的路上能够不断突破“自我”，最终自觉接受了挽救危亡的“对症药方”——马克思主义。

3、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积极投身于工农运动的革命实践活动。早在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就针对中国旧知识分子坐而论道的弊端，提出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注重理论研究，而且更要注重理论的实践，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他说：“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7）“若是离开实际行动，口头上的行动无论说的如何好听，如何彻底，试问有什么用？”(8）建党之后，他更是一再强调，党和党员质量的提高“大部分是靠群众的实际活动中学习和训练，不是单靠书本上和党校中可以收效的”。（9）当时许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表达了与他相同的这种认识。恽代英认为，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根据中国的情形，以决定中国的办法”。（10）施存统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身，并不是一个死板的模型。”（11）1926年中共中央则更加明确提出了“将理论活用到实际中去”的口号，号召全党到实际中去学习。（12）

4、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中国革命走上反帝反封建的发展道路。在中国近代史上，早期“先进的中国人”都曾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作过艰难的探索，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纲领，更没有把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力量放在广大工农群众的基础之上。在革命的依靠力量上，孙中山甚至认为中国的四万万人“大多数都是不知不觉的人”。（13）他在晚年虽然认识到要想革命成功，必须“唤起民众”和“扶助农工”，但并没有提出直接依靠广大工农群众的问题。而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革命知识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立刻明确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政治口号，并从一开始就提出要重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以阶级分析的方法正确地分析中国社会，确立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是民主革命最主要的同盟军，从而开始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积极投身于工农群众实践，不断推动中国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

5、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坚定了走俄国革命道路的决心和信心。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黑暗中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浴血奋斗，仍然壮志未酬。俄国先进知识分子也大体走过这样的历程。正如列宁所说：“在上一世纪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这大约半个世纪期间”，俄国进步的思想界，“真正经历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以空前未有的革命的英雄气概，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从事寻求、学习和实验，它经过失望，经过检验，参照欧洲经验，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14）正是因为有着相近的社会情况和相同的探索经历，十月革命的爆发和胜利，极大地震撼和鼓舞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使随之而起的五四运动有了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新姿态，使近代中国革命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

第二节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与探索

一、东西方社会的差异，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带来严重困难

1、马克思主义锋芒所指与中国革命对象具有很大差距。马克思主义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发达阶段的产物。它所反映的历史情况、社会状况以及所提出的社会问题，对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而又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人来说，是十分遥远和陌生的，这就为中国人弄懂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很大的困难。此外，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文化背景，是欧洲近代社会的民主传统和发达的科学技术，而中国长期为封建专制所禁锢，这就使得多数中国人很难正确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和革命精神。还要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锋芒所指，是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处于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直接面临的主要矛盾并不是一般资本主义，而是封建主义统治和外国列强的入侵。在中国人面前，“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够”。（15）这就为如何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增加了特殊的困难。

2、传入中国的马列主义带有鲜明的实践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时期，革命还没有成为直接实践。到了列宁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列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科学地分析了时代的新变化，全面地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新的历史经验，突出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16）从这个意义上说，列宁主义更加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针对性。还要看到，列宁主义又是在和第二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斗争中形成的，因而特别突出了马克思“在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马克思语）这一特色，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十月革命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以列宁主义的表现形式出现的。因此，带给我们的不是基础的理论，而是实践的理论，它更具有操作性，同时也就不可避免的带有某些片面性。

3、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有较大差别。中国近代工人阶级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从形式到本质都有着很大的不同：一是革命的主要对象不同。西方国家革命的对象就是资产阶级；而在中国，中国工人阶级面对的最主要剥削者和压迫者则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势力。二是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不同。西方国家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是完全对立的；而在中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有着特殊复杂的关系，中国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既对立，又有着共同的利害和要求。三是阶级来源不同。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有了数百年的历史，工人阶级全部来自城市；而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成员来自破产的农民，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工人阶级数量少的弱点，使革命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基础，但中国工人阶级农民化的现象，也导致小生产者的世界观长期在中共党内大有市场，从而影响了党的纯洁性。

二、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致使中共缺乏必要的准备工作

从中共成立到大革命的兴起和发展，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形势在短短几年内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革命的主力军变了，无产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革命的领导者变了，新生的共产党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革命的性质变了，由旧民主革命变为新民主革命；革命的模式变了，千百万工农大众投身于伟大的革命运动之中。这种历史大趋势，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这种新型革命政党的成立和引领，但从历史的高度和空间看，由于这些巨大变化过于迅速、突然和复杂，这就使得新生的中共在各个方面都缺乏必要和充分的准备。

1、在组织和干部方面准备不足。五四运动有力推动和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及工农运动的发展。仅仅两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随即投入到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洪流中去。在城市，从1922年1月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开始，到1923年2月“二七”大罢工失败，短短一年时间内，中国工人的罢工斗争有100多次，参加罢工的工人达到30多万，掀起了建党后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特别是1925年5月的五卅反帝斗争，迅速席卷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有1700多万人直接参加。在农村，到1926年底，全国16个省区成立各级农民协会5000多个，有组织的农民总数达数千万人。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中，中共党的组织自身也得到迅速发展。中共成立时只有党员50多人，而到“五大”时，党员人数发展到57900人，6年时间增加了一千多倍。

然而，尽管党组织有如此大的发展，但一方面，它和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要求仍有很大差距；另一方面，中共从中央到地方都急需大批的干部去做组织领导工作。1923年11月底，北京、湖北、湖南、山东、广东等地的党组织都纷纷向中央报告，要求速派干部。（17）当时，中央提出“指导力量之薄弱，主观的力量不能适合客观的需要”，是党面临的“组织上最严重的问题”。（18）还指出：“据中央组织部此次的报告，统计全国的工作人才，仅依目前的需要，至少应有区的工作人才三十五人，地委或部委工作人才百六十人，特支工作人才百六十人，共三百五十五人，而现在担任党的工作者，勉强只有百二十人上下，由此可见人力与实际需要相差之远，应竭力养成工作人才以为救济”。（19）中央根据形势发展曾决定设职工、农民运动委员会和军事部，但直到1926年7月，“大部分尚未做到，如中央组织部至今尚无专人负责，职工运动委员会负责同志派往他处临时工作，农民运动委员会至今尚未成立”。（20）

2、在革命理论方面准备不足。俄国共产党在十月革命前大约用了30年的时间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宣传和普及工作，并产生了普列汉诺夫、列宁、托洛茨基等一批具有很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理论著作，为革命的爆发和成功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而中共几乎是在刚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就投入到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没有时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充分系统的研究。这一特点也使得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上，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理论形式和理论内容，缺乏更多的研究和宣传。直到中共成立前夕，马恩著作的中国译文只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党宣言》等七种，其中多数还是节译本。即使当时理论水平较高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虽然写过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但没有一部专门的如普列汉诺夫、列宁在革命准备过程中那种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论述俄国革命实践斗争策略的理论著作和建党著作，因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缺乏完整、系统的理解和掌握。而一般党员的理论状况，正如包惠僧在回忆录中所说：“当时我们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知识是太少了。我们多数同志几乎是先当了共产党员才学习马列主义。”（21）刘少奇的描述则更为深刻，他说：“中国党内在最初的一个时期——陈独秀时代及其以后——有些党员是有一种意见，反对党员对理论作比较深入的专门的研究。”“这种意见，与当时某些党员的另一种意见，即轻视实践，脱离实践的理论研究，真正的学院式研究对抗着”。“在中国党内上述两种的对抗，当时是前一种获得胜利的......结果，阻止了党内理论水平的提高。”（22）这种理论上的缺陷成为中共后来屡屡出现“左”右倾错误的主要根源。

3、在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方面准备不足。中共党内早期的民主空气还是很浓厚的，每遇到重要问题，几乎都要经过民主讨论，然后通过表决的形成，由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并以此作为党组织行动的准则。可以说，当时党内不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陈独秀也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党的领袖就赞成“党魁制”，而是从革命大局出发，“主张中共采用较民主的委员制”。（23）然而到了大革命后期，因为各种原因，党内开始出现了陈独秀的“家长制”现象。

首先，当时党内出现的“家长制”现象，是跟陈独秀独特的知识分子性格有关的。陈独秀思想敏锐，但又性情急燥，特别是他发动新文化运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两大历史功绩，使他成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和党的领袖地位的事实，大大加强了他的“特立特行”气质。这种一呼百应的特殊历史地位，使得陈独秀面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时候，就必然会妨碍他吸取党的领导集体的智慧，因而导致决策上的屡屡失误。

其次，当时党内出现的“家长制”现象，也是党内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的必然结果。中共建党初期，由于其成员绝大部分来自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也由于他们对无产阶级政党内政治生活不熟悉，不习惯，因而许多人往往不能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党内出现的矛盾与斗争。在党的决定和党的利益面前，他们不是无条件的服从，而是喜欢按照个人意志行事。“一大”前，陈独秀起草的党章中强调“中央集权制”，李汉俊却“主张地方分权”。中共“三大”时，李汉俊非但不到会，还托人转来内容仍为“反对集权、铁的纪律”的意见书。这种党员对抗中央的现象时有发生，导致了党内生活的极其混乱。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矫枉过正，过于粗暴简单的要求集中党的意志的做法，自然也会带上了“家长制”的色彩。

其三，当时党内出现的“家长制”现象，也是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片面理解。列宁在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党（布）过程中提出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但在实际活动中，列宁的重点则在于强调党内的集中统一与铁的纪律。由于中共在建党初期，主要面临着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散漫性等严重倾向的影响，因此从一开始在接受列宁民主集中制原则时，也就突出强调党内的集中和铁的纪律。在这个问题上，不仅陈独秀为了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简单粗暴地要求党内其他同志服从自己，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同样也是多次以简单粗暴的方式要求中共服从他们。从这个意义上看，在中共建党初期，在党内生活中过分强调“集中”而忽略“民主”，也并不完全是陈独秀个人的缺点，而是尚处于幼稚时期的中共在所难免的，是制度的不健全和理论的不成熟造成的。

三、 转型时期复杂的政治关系，使得中国革命特别与众不同

五四运动前后，正值中国社会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换时期。这期间，中国工人阶级被推上政治舞台，但队伍还不够强大；资产阶级虽然不能继续充当历史的主角，但仍然是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力量；无产阶级革命本质上是要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制度，但中国现阶段任务是必须联合一部分资产阶级，首先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共是革命的领导者，但在现实中由于自身的幼小，必须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国民党合作，组织上的领导只能以国民党的名义出现，等等。这种中国社会新旧转变时期如此错综复杂的关系，对年青的中共来说，是个空前严重的考验，他们在毫无前人指导和实践经验的前提下，艰难地探索着中国革命的道路。对此，就连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深深地感叹道：“中国的解放斗争是多么的与众不同，在这种斗争中保持真正的革命策略又是多么的困难”，“中共需要在何等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条件下进行工作”。（24）

早在中共“二大”召开时，陈独秀在他就亲自起草《宣言》中就提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问题。第一步是民主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并对国民革命成功后的第二步奋斗过程作了“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的预测。（25）应当说在建党和大革命初期，陈独秀的这些论述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陈独秀没有把握好“普通形势”这个度，当国共矛盾日益尖锐开始向“特殊形势”转化的情况下，陈独秀仍然执意搞国民革命，这就为其后来出现的右倾错误埋下了思想根源。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八七”会议对陈独秀大革命后期的右倾错误进行了批判，然而，这一对右倾错误的批判是以“左”的面貌出现的，在强调民主革命与社会革命相联系的同时，又模糊了两者之间的区别，混淆了革命的阶段性。此后，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三次“左”倾错误一次比一次严重，终于导致中共继大革命失败之后又一次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邓小平在1989年两次谈到党的早期领导人的状况时说：“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26）

客观地看，这几届中央领袖的思想，并不只是他们个人的思想，他们同时也代表了中共在幼年时期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探索与认识水平。对此，毛泽东曾说：大革命时期中共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统一的党”。（27）但正是有了这些艰难曲折的理论探索和反复比较，才最终形成了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只有充分估计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寻求革命道路的艰难曲折，并且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评价联共（布）、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对中共的领导作用，才能对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对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和认识。

第三节中共早期特殊的外部环境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联共（布）、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走向有着巨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联共（布）、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直接决定了中共的成立、发展，包括第一次大革命的发生和失败。

一、联共（布）：对共产国际“挟天子以令诸侯”

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是一个世界性的政党组织，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但由于共产国际是列宁和联共（布）创立和领导的，其总部机关设在莫斯科，财政又完全靠苏联提供，因此，虽然从形式上看，联共（布）是共产国际的下属，但实际上，联共（布）是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的“太上皇”。

1、联共（布）中央直接决定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任免。1927年以前，共产国际的两任负责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都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两个人的更替，也完全是受联共（布）党内斗争的影响。1925年之后，由于季诺维也夫支持托洛茨基的观点，引起斯大林的不满，因而在联共（布）十四大上被撤销了他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联共（布）十四大还决定，由于“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中不能体现联共（布）的路线”，所以“不能继续在共产国际中工作”。（28）两天后，共产国际随即撤销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主席职务，换上了坚决捍卫斯大林观点的布哈林。此外，共产国际的一些机构也是由联共（布）的直接决策后成立的。如1926年6月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虽然有苏、中、日、韩四国代表，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苏联代表团。

2、联共（布）中央直接决定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的决策。联共（布）中央对共产国际主要实行两种方式进行领导和控制。首先是体外控制。就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共产国际的活动首先做出决策，再由共产国际来执行。这种形式又分两种情况：一是当联共（布）中央局需要共产国际了解并贯彻其决定时，便邀请共产国际代表团出席有关会议；二是由共产国际将自己的决定向联共（布）汇报，经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后，再由共产国际来执行。其次是体内控制。就是联共（布）中央派代表团直接进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以随时监控共产国际的决策与活动。如联共（布）中央在1926年4月1日决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和执委会主席团举行会议前，要先召集参加主席团的联共（布）成员会议；为解决重要问题，不管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或执委会举行会议与否，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都可召集全体会议。（29）这充分表明，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实际上是共产国际领导机关的核心。

3、联共（布）中央直接派遣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并指挥其活动。远东局虽然隶属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但由于其俄国代表团成员是远东局的核心成员，所以，远东局实际上直接接受联共（布）中央的领导。北伐开始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在如何处理国共关系等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联共（布）中央马上态度鲜明地支持鲍罗廷，指出，“所有派往中国的同志均归鲍罗廷同志领导”。（30）对此，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人员曾经抱怨说，共产国际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苏联的另一个外交人民委员部。（31）

二、中共中央：与联共（布）的“父子党”关系

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实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最高决策机关并不是共产国际，而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32）他们对中共主要采取以下三种方式进行指导：

1、直接向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联共（布）中央根据其对华政策的需要，直接对中共中央发出各种指示或“建议”，要求中共中央贯彻执行。据统计：从1923年至1927年，在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和第一次国内大革命时期，联共（布）为讨论中国问题召开122次会议，做出了738个决定和指示，（33）当这些决定和指示与中共中央的意见和决策相矛盾时，陈独秀等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能被迫放弃自己的意见，执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和指示。

2、通过驻华代表直接指导中共工作。鲍罗廷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苏联驻国民党代表和苏联驻国民政府高等顾问，他在中国工作近4年的时间里，忠实地执行斯大林关于“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的要求。（34）他凭借自己的特殊地位，在重大问题上拒不接受另两位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维经斯基、罗易的意见，强行在中共中央推行自己的决策。特别是到了大革命后期，中共中央几乎是在鲍罗廷的一手操纵之下进行工作与活动的。

3、通过非正常程序直接决定中共事务。大革命时期，鲍罗廷和另一位联共（布）驻华代表加拉罕经常越俎代庖，分别直接指导中共北方区委和广东区委的工作，致使中共中央在许多问题上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当国民党内右派排共活动日益猖獗，陈独秀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提出退出国民党想法的时候，鲍罗廷不是向中共中央陈述自己的意见，而是在中共广东区委全体会议上，指责中共中央“实际上走上了一条不正确的道路”。（35）对此，陈独秀曾提出：“鲍罗廷同志从不同我们党协商，好像在中国不存在共产党”，“我们希望共产国际给他提出警告”。（36）

三、共产国际：对中共实行“婆婆式”管理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虽然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向中共发号施令，但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国际对中共没有任何作用。事实上，联共（布）中央的对华政策和决定，许多是通过共产国际贯彻落实的，同时，共产国际本身也按照联共（布）意图作出许多决定，要求中中央贯彻执行。

1、共产国际对中共组织实行集权制的领导。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之间是上级与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各国支部如果“拒不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就是公然违反纪律”。（37）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将其开除出去。（38）同时，共产国际派驻各国的机构及代表不受所在国党中央的领导，并有权对各国共产党执行共产国际决议的情况进行监督。在严格的纪律和高度集中的组织制度下，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共没有任何独立自主权力，除了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唯命是从外，很难对重大问题独立作出决策。

2、共产国际对中共活动实行“婆婆式”的指导。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成立后，虽然提出“避免在细小事情上干预中共中央的事务”，但同时又决定：维经斯基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参加党的日常工作。中共中央应定期向远东局报告中央的工作，必要时还应就主要的政治问题向远东局预先进行协商。（39）这就使得中共中央处在远东局的密切监控之下。就连远东局在给莫斯得的工作报告中也承认：“远东局工作中可能出现的最主要危险，是它可能变成中国党的第二个中央，取代实际上的中央委员会，从而破坏党的正常发展”。（40）

小 结

恩格斯说过：“革命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41）20世纪初期的中国大革命潮流，为一大批年青的革命知识分子和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使他们在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上都焕发出耀眼的光辉。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以及没有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加之联共（布）、共产国际对中共活动严密的控制，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和他们的领导集体虽然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艰辛努力，也取得了许多辉煌的成果，但最终不抵帝国主义强大的反动势力，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这就是陈独秀在创建中共和在领导早期党的工作实践中所面临的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陈独秀在创建和领导中共活动过程中在理论上和党的策略路线上的对错与是非，都应该站在这种特有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中进行研究，这样才能作出客观公正的分析和评价。

注释

（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74页，人民出版社，1964

（2）《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第4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3）引自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第167-168页，中共文献出版社，1998

（4）蔡畅：《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永放光芒——纪念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蔡和森同志》

（5）李大钊：《大哀篇》，《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6）陈独秀：《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1919年6月8日 ），《每周评论》第25号

（7）陈独秀：《研究室与监狱》，（1919年6月8日），《每周评论》第25号

（8）陈独秀：《解放》，《新青年》，（1920年1月1日），第7卷2号

（9）《陈独秀给各级党部的信》（1926年10月17日），第636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10）恽代英：《列宁与新经济政条》（1924年3月9日），转引自《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第19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1）施存统：《马克思的共产主义》（1921年8月14日），转引自《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第19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2）《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政治报告》（1926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2册，第11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13）《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31-734，人民出版社，1956

（14）《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列宁选集》第4卷，第182页，人民出版社，1972

（15）《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第541页，人民出版社，1972

（16）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2页，人民出版社，1964

（17）参见《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件》：“各委员会报告”，转引自《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第3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8）见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问题决议案》，转引自《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第3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9）同上

（20）同上

（21）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1953年9月20日），转引自《“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

（22）刘少奇：《答宋亮同志》（1941年4月13日），《刘少奇选集》（上）第219-220页，人民出版社，1981

（23）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92-93页，东方出版社，1998

（24）K·M·安德逊，B·N·格卢宁等：《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3辑，第617-619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3

（25）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年12月1日），《陈独秀评论选编》（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8页，人民出版社，1993

（27）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

（28）季诺维也夫：《论共产国际》，第596-597页。人民出版社，1988

（29）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189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3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5号（特字第57号）记录》（1926年12月3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第56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3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编，姚全果：《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之间的组织关系》，《共产国际、联共（布）秘档与中国革命史新论》，第20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32）参见唐宝林：《重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

（33）同上

（3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266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35）《中共广东组织就鲍罗廷的报告作出的决议》（1924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508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36）《中共广东组织就鲍罗廷的报告作出的决议》（1924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539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37）珍妮·德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第486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

（3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150-151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3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会议第1号记录》（1926年6月1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305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4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远东局1926年6月18日至7月18日期间的工作报告》（1926年7月1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351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4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