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秧歌”也是在前进

　　4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温家宝纪念胡耀邦逝世21周年的文章；5月4日，温家宝在北京大学与学子们座谈，纪念五四青年节。温总理的文章和谈话，引起很多人关注。有客来，也多就此漫谈，刺激了我的一些思考，遂成答客问小文一篇。

关于温家宝纪念胡耀邦的文章

　　问：温家宝4月15日刊登在《人民日报》的纪念胡耀邦逝世21周年的文章，引起了海内外各界人士热情的关注，成为这几天议论的中心，说什么的都有，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答：我家订了二十多份报纸，但可惜没有《人民日报》，杂志社也没有。海内外电话打来问我看法时，我很抱歉无法回答。我当晚是从网上看的，第二天《羊城晚报》转载了全文，我立刻读了两遍，感觉很好。

　　首先，温家宝的文章写得朴实，没有一句虚话，没有一点夸张。胡耀邦是1987年初下台的，温家宝写的是胡耀邦1986年春节前夕带着中央三十多人到最穷的贵州西南深山察看旱情的事，大年三十到年初一跟老乡一起过。由于怕了解不到真实情况，胡耀邦特别派温家宝半夜到周围农民家去暗中查访。由于建国后多次政治运动，我们党已经严重脱离群众，大大小小的官吏为了报喜不报忧，上级来，看哪里，看什么，都是上级领导察看前事先布置好的，并规定了什么可说什么不可说。因此，胡耀邦才会叮嘱温家宝悄悄夜访，“看看（他们）没有准备的地方”，并一直等到半夜温家宝回来，带病坚持听汇报到深夜。这时，正是全国放鞭炮吃饺子的时候。胡耀邦关心群众疾苦，紧密联系群众早已是佳话，在人们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国人赞他是共产党人的良心，因此温家宝的文章使耀邦的真正共产党人的形象再次感染了人们，给我们党加了许多分，也有助于我党恢复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对当今的领导应有很强很强的启发和教育意义。

　　问：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这么宣传胡耀邦，高调地纪念和怀念胡耀邦，是这些年来极少有的。这篇文章之所以会引起社会巨大的关注和反响，是否也跟人们渴望中共现任领导人，也应当像当年的胡耀邦赵紫阳那样，接近群众倾听诉求，遏制贪官，缓解贫富悬殊，加快政体改革的需要有关？

　　答：人们关心这篇文章是否有更深层的意义，是否关系到北京政局的动向和局势，是不是一个进步的积极的信号，是有原因的。近几年中共给人的感觉是对意识形态控制严格了，好像只能有一个政党、一个声音、一个主张，与多元化的、追求民主和科学的、主张社会前进的声音和力量好像形成了对立面。我同意你说的在最近这个时期，中老知识分子与中南海的心理关系和距离处于逐步拉开、疏远的过程，弥漫着悲观绝望的情绪。这的确是非常危险的。是我党应要高度警惕和重视的动向。

　　前不久，一个老记者来看我说，“老杜，如果共产党能听取你们这些老同志的意见，政治民主上碎步前进，坚决刹住官员腐败，如果不思进取，这么专断腐败下去，可惜可怕啊。”

　　前几年，中央关注农民工问题、扼制“非典”、取消农业税，汶川抗震救灾新闻比较开放，听取知识分子意见也多一些，后来胡耀邦九十华诞纪念会，使知识分子中间力量倾向于中南海，向中南海凝聚，中国的事就顺利些；这两年又差了。也许发布一些指令的是某些部门的某些人，也可能中央领导胡锦涛、温家宝根本不知情，但是老百姓、知识分子不了解上面的事，以为都是中央领导决定的，把账都算到党中央头上。例如我最近出了一本书，有的县市的公安局说，要发现一本没收一本还号召互相举报。我就认为，这绝对不是胡锦涛、温家宝的意见。国内盗版的这本书我已经看到六七种版本了。

关于温家宝“五四”青年节在北大的讲话

　　问：温家宝总理“五四”青年节在北京大学与学生的座谈，似乎印证了你这个判断。这是温家宝担任总理后第三次来到北大，第一次是“非典”时期，第二次是2005年5月4日。温家宝说，总觉得“五四”这一天到北大最合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大学总能让人感受到浓浓的自由、文化、民主的气息。今年总理再次来到北大与学子们过节。我想，这不是总理对北大的偏爱，而是对历史的尊重，对民主科学的尊重。

　　答：90年前的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喊出了“德先生”、“赛先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与科学。温总理在和同学们座谈之前，特地强调了科学民主精神今天在中国一点也不过时，并阐释了民主科学精神与现代化建设、与教育改革、人才培养的关系。说得非常好！

　　说起五四运动，很多人都强调这是一场爱国运动，这不错。但是，五四运动的精髓是什么，我认为就是民主、科学这四个字。我们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逐步壮大，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民主！大批知识分子投奔延安，投奔我党，就主要是冲着共产党要建立民主的国家这一条去的。可是，1949年以后，到粉碎“四人帮”前，我们渐渐丢掉了五四精神，丢掉民主这面旗帜，搞了数不清的政治运动，直到“文革”，因此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心中我们党丢了分。改革开放以来的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时期。那时，邓小平强调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反封建；胡耀邦和赵紫阳执政也相当开明，民主和科学的气氛比较浓厚，知识分子和中南海的距离也很近。可是，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又发生了民主和科学精神某种倒退的现象。

　　综观古今中外的历史，知识分子的中间一块都是最要争取的力量。政治力量一般都是两头小中间大，中间力量向哪边倒，那边就胜利，否则就失败。蒋介石丢掉中国就是一个明证。所以，我认为，在这种时候，温家宝在北大的讲话，非常重要非常好，有很强很强的纲领性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问：不过，温家宝的讲话也透着一些无奈。比方说，有同学用钱学森老人的话“为什么当代中国培养不出大师、创新型人才？”来提问，总理也只能用“大学应该由懂教育的人来办”这样无奈的语气。另外，据报道，温突然对围在身边的学生代表道：“不用说，我知道你们是安排好的。”温还说，这次到北大前已交代校方不要刻意安排，“但我一来，就把学生关在楼里不让出来。”陪座的北大校长尴尬之余，温又说“不是说你！”

　　答：你说这些，我也看到了。不过，我觉得应该从积极方面看。温家宝用“应该”这样的词，是有些无奈，但是，他至少承认了一个现实，那就是，我们现在办教育的，很多是不太懂教育的官员。我们党现在必须首先承认这是现实，才能逐步改造这个现实。可是，很多领导人现在连这个现实都不愿承认不敢承认。

　　我们党的领导人下基层，握手或说话，往往都事先由地方或部门挑选、安排那些靠得住的自家人，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官场的潜规则。温家宝纪念胡耀邦的文章，为什么特意说到耀邦要他微服私访，我想，他是对现在的这种潜规则不满意。他在北大特地指出这一点，事实上是公开地反对这种潜规则，是极不容易的。

“扭秧歌”也是在前进

　　问：知识分子阶层，对温家宝纪念胡耀邦的文章和“五四”北大讲话反响很好。可是，耳边却又听到各种各样的禁令，与温家宝的声音又是那么不一致，不免让人产生困惑。有的人甚至觉得温总理好像也在作秀。您怎么看？

　　答：眼下，整个中国处于历史上的大转折大变革大发展大变迁的时代，各种主张、各种力量，左的、新左派的、右的、保守的、自由的、独立的，各种思潮都在大碰撞，表面上看来相当混乱，因为中国内部确实在酝酿着巨大的历史性伟大变化，就像春秋战国的大变革时期一样。经济上，中国是从单一的公有制向经济多元化发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化，政治思想文化上，也一定会必然会从专制集权向民主的多元的方向发展。“五四”前后中共创始人最早举起的民主与科学这两面伟大旗帜，是中国将来发展的旗帜，这也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谁也挡不住的。

　　最重要的是，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的一个忘年交小朋友曾经总结六十年来中国政体的变化，说毛时代是“强人政治”，邓胡赵时期是“双峰政治”，此后就到了“常人政治”时代。我同意这个分析。“常人政治”时代，社会利益多元化，社会思想多元化，有进步的有保守的，这些必然会反映到中南海里面，因此，中南海不可能是铁板一块。温家宝的文章和谈话，是进步的、积极的声音；而你所说的在意识形态领域各种各样的禁令，多是保守的、倒退的声音。中南海这些常人政治的执政者处在那个位置上，必须考虑全局，必须在各种力量的比较中间斟酌，希望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因此自然地常常地表现出进进退退、摇摇摆摆的情况，这就像扭秧歌。尽管是扭秧歌，但总的说还是在前进。所以，看现在的政局，不要光看到倒退的消极的一面，也要看到它进步积极的一面。

　　问：三年前，您在香港大学演讲时，首次提出了中国政治改革要碎步前进的观点，很新鲜，有道理，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今年您又提出了中国政治扭秧歌前进的观点。有乐观派人士说温家宝的文章和谈话是一个信号——表明中央要马上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您又是怎么看的？

　　答：三年前，我在香港大学谈过，我认为，中国政治改革要碎步前进，就像梅兰芳《天女散花》中的碎步前进一样。因为国家太大，沿海内地差别太大。封建统治几千年，专制独裁体制太久，经济发展太落后，而人口又太多，所以进步起来难度很多很大。中国社会目前的形势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大转折大发展时期，各种力量在大碰撞引起的混乱中，由此导致的中央主张左右摇摆进进退退是可以理解或者说是正常的。所以我们没必要听到一点好消息就过分高兴就激动起来，也不要听到一点不好的消息又绝望消沉下去。当各种力量和主张在碰撞的时候，左一下，右一下，一会左压倒右，一会右又压倒左，都是正常的。我党在历史上辉煌过，“大跃进”“文革”惨败过，邓胡赵时期又中兴起来，“六四”后一直前进三步退两步，左一下右一下，扭秧歌似的，但是，总的说，还是前进了。我经常对我身边的人说，我们不要对中国政治改革抱过高过急的希望，也不要旁观，更不应悲观绝望。我们大家都应该做中国民主和科学新潮流的乐观派、促进派。要支持中国进步的、前进的力量，真心地推动国家在中共正确领导下小步前进，碎步前进。

　　问：你的意思是说，这次《人民日报》发表温家宝文章和他在北大的谈话，只能看做是一种进步的、积极的声音，若由此推出政治体制改革立刻会大步前进，并不现实，对吗？

　　答：是的，如果又过分地兴高采烈期望太多，那就难免有些天真了。我喜欢我给自己一本书起的名字《一颗平常心》，就是提倡一种比较平和比较平常的心态，劝大家经常跟庙堂之上的人“换位思考”一下，就不会过于偏激和激动。我就是这样经常跟我周围的老朋友们交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