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背叛——国学热的阴谋

中国文人在千年传统的文明中养成了两种癖好：一是挖祖坟；二是爱做梦。前者是默想过去，后者是寄望于未来，二者皆属臆淫之列。而对于现实的思考仿佛与之无关，此种癖好经千年积累，在历史与未来之间已形成一条巨大的思想断裂带，继而分割社会。原创思维的萎缩与逻辑思维的丧失一直遗传至今未曾中断，使得整个现代社会演化成了一场巨大的模仿秀——精其皮毛，褪其精魂。我们在文化上如此，科技上如此，对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儒（愚）化”同样如此。国学热就是此种遗传基因下的文化怪胎，挖得愈深，堕落得愈快。而近在咫尺的五四精神恰如断线的风筝，在我们虚情假意的呼唤中愈飘愈远。

尼采的“上帝已死”仿佛一夜之间摧毁了西方文明的精魂，让我们的学者在迷茫中的阵雾中突然就嗅到了东方文明再次苏醒的气息，那埋藏于地下经数千年未曾腐烂的线装书依旧散发着诱人的尸香。科技上的矮子注定了即将成为文化上的巨人？沉于地下的五千年的东方文明亦即将成为挽危难于倒悬的救世主？我倒相信李泽厚老师的话“我们和西方社会恰恰相差了一个历史阶段，西方是从现代化中走出来，迈向后现代，而我们是正进入现代化。我们不要夜郎自大，以为我们中国文化不得了。”事实上，我们社会今天所发生的诸多苦难和教训都是西方社会早已走过的道路……深挖传统国学，甚至在某些地区的小学教育中就开始推行，难道我们真的可以从地下古文明中挖掘出现代文明危机的精神依托？在一波一波的国学热浪里我们仿佛又看到了千百年前的泱泱盛世。

如果说我们的缺失仅仅是文化与精神，那么千年的文明古国何曾断绝过如今天这般的苦难、谎言、饥饿、暴力与镇压？……集体的健忘症正让我们在历史暴力的迷宫中徘徊，流出的是同样的人类的血液，我们却始终无法寻找到自由的出口，唯有在国学热的浪潮中重温那永远无法回头的天朝盛世。

对传统的批判之甚莫过于五四时期的先觉者，……在翻检过去历史时，这是今天的我们谁都无法轻易跨越的堡垒。面对那五四时期先觉者们的丛丛荒冢，知识分子的集体逃避恰恰说明了五四的伟大与不可逾越。在良知与正义逐渐远去的年代里，那些纷纷躲进国学背后的伪知识分子们，谁可曾真正的惭愧无地脸羞面红？千年训诂注经的结果是延续着千年的历史王朝，也只能在千年的凄风冷雨中飘摇着死去。

王小波曾说过“孔孟程朱我也都读过了，虽然没很钻进去，但我也怕钻进去就爬不出来了……中华文化遗产……这么多人研究了二千年，实在太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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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直到今天，仍有不少所谓的知识分子钻在传统里面，拿着放大镜寻找腐烂的“文明种子”。而中国知识分子和政府对道德教化的宣传与身体力行仍然不遗余力呈现大热之势，而对人治的批判与法治的推行却一再的阴奉阳违步履难艰，未免令人可笑可悲。当我们逐渐对媒体上的悲苦事件麻木冷漠而成为看客之时，知识分子同样不约而同的置身事外集体失语。就这一点而言，国学热无疑是最有力的思想帮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趋利避害的护身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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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篇网民的文章里对五四精神是这样理解的：“五四”精神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之“魂”，是中国现代民主进程的“魄”，一旦“魂飞魄散”，就失去了根基，变成随波逐流的浮萍。我总以为，五四时期的那种血性与锋芒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健全人格中最为宝贵的基因。对其抛弃的结果，就使得我们在面对民族发展进程的苦难与暴力变得一再的可以麻木、沉默、忍受直至完全适应。因为我们一直都没有逃脱鲁迅先生所形容的“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是不肯动弹的”国家。

事实上在近一个世纪以后，五四精神已死了，五四的血性与激情已被遗忘。试看历史在新旧中轮回，谁又在不怀好意的为死去的王朝书写新的祭文？古老的歌词谱上新的曲调，在现代的天空回响不绝——那令人胆寒的枭鸱之音！

中国传统的“心性”、“天人合一”在我看来不仅是痴妄之症，而且与现代社会的自由民主思想相背而驰。对慎密逻辑与自然科学的胆怯造成了自慰与臆淫的千年民族习性。正是这些痴妄之语让民族基因中一直表现出自然科学的严重贫乏症。隐与退、不争与无为、大忍与中庸在我看来断然不是千年古邦的真实面孔，但唯须这般的手段，方能造就在所谓的道德礼仪之邦的掩饰下挥写一部煌煌屠民弑君的血泪史。将人类属性中共有的普世之德打扮成自己独有的善本身就是一件可笑之事（而过分的强调善的一面实则是掩饰和纵容恶的横行），而将驯养奴性的圣人之语供奉为救世牌位来千年膜拜——将反抗基因彻底的从人体中剔除则更是令人悲叹。在一个法治败坏的国度里，任何的权益如果没有主动争取甚至付出巨大的牺牲，都不会毫无原由的轻易获得。参照今日社会之现状，此时再回头，看看五四时期的先觉者的呐喊，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陷入到了一个文化和政治的怪圈，我们花费了九十年的时间也只是回到五四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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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却知道，面对最窘迫的经济条件，再富足的精神生活也无法将生命长久地维持下去，更遑论快乐的生活。即便如东晋的陶公悠然在南山下闲采东篱之菊，也免不了左乞右讨的生活，毕竟维持生命为生存之首要，这也符合马克思的经济推动历史的论断。以精神来拯救精神，好比是对着一个饿至奄奄一息的人怜悯地递上一本论语。我宁可相信，在一个社会公正丰衣足食的国度里，道德的教化与实行将会上升为国民的一种自觉性而勿需任何官方和教育上的引导。显然，任何将物质与精神实施片面分割的人类现代社会将是不存在的。在没有了伯夷叔齐的现代社会，道德在生存的权利面前通常显得苍白无力。

鲁迅先生曾说过“宁可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固然带着些偏激的情绪，但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却有着极强的现实性和战斗性。事实上，对传统批判愈激烈的人，对传统文化的阅读与理解就愈是丰富明晰，其自身的传统属性亦愈是深刻。我神往于西方世界的那些文化沙龙和富于激情的辨论……。直到今天于我们来说，这样的氛围仍旧只是一个梦想。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画家，曾因不满招生制度而辞职清华大学的陈丹青曾公开表示“中国连真正的公共空间还没出现，哪来的公共知识分子？”一直移居美国的他2008年在接受《怀尧访谈录》的独家专访时直言“在国外，感触最深的是，我们都是奴才，望不到边的奴才。”不是为了应学、付闲与批判，我是很少埋首于中国书籍继而从中国传统中提取什么精华。乔治.索雷尔在《论暴力》的导论里有这样一句话深合我意“20年以来，我一直试图让自己摆脱过去按受的教育流毒的影响。我之所以热爱读书，与其说是为了学习，还不如说是为了消除我脑袋里业已接受的观念。”因为唯有遨游在西方大哲们的思想海洋里，你才会发现，鲁迅先生之言的伟大之处，而我们的思想和处境是多么的幼稚与可怕。

并非出于对西方思想史的崇拜，我以为，在西方卷帜浩繁的哲学和政治思想史门前，目前为止，缺乏介入现实和追求社会正义的勇气的中国知识分子还绝无批判的权利和学力。如果能以谦逊的姿态进行介译、分析和普及工作，那也不失为知识分子应持有的一种眼光。在我们真正进入现代文明的理性社会之前，我们尚无法奢谈反理性主义。

对国学的崇拜是中国知识分子趋利避害的集体堕落表现，其中俨然表现出了一种如朱利安.班达所指的“政治激情”，在有意和无意中逐渐蜕变成一群服务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御用文人。在知识分子“这种表面的协调之下，还有着一种本质上的一致……政治激情已经上升到了规范训练的实践之中，他们在感受之中才找到了‘秩序’这个词。”（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和令人讨厌的爱国主义的激情一样，在“政治秩序”的背后很可能露骨地推行奴性论和弱肉强食的达尔文进化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对自我、对社会现实的直接解剖和忠于真理的勇气让我们民族身陷于历史轮回的旋涡中无法自拔。此种意义上而言，我们所呼唤的思想启蒙的时代于我们来说依然不过是一个争权夺利的时代。

央视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之一、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面对北京媒体的采访时坦承“现在传统捡起来，什么都是好的，这很可怕。还是应该静下心来向西方学习，‘国学’没必要热。”一头扎进泛黄的故纸堆里，隔着历史来挠痒痒或在趴在权力的脚下摆摆尾而能获得事业与学力上的某种成就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国学热的目的。事实上我们并没有从这种反复的咀嚼中尝出令人惊喜的味道和充沣的养料，反而在历史和国学的病榻上交叉感染。他们的笔完全失去了‘投枪’的锐气与光芒，他们的思想蜕变成了一部古文翻译的现代电子词典，他们的头脑完全蜕变成了古人思想的跑马场——一群鲁迅先生笔下的拿着软刀子杀人的‘无枪阶级’！

“他们是用历史来谋取自己事业胜利的政治人物”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中如此形容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我们根本不是精神的奴仆，我们是现世、政党和民族的奴仆。只是我们不再用剑，而是用笔来为它们服务。我们是‘现世’的精神卫士。”完全抛弃了社会公正和精神上的崇高追求，以实践的目的和功利主义来定义社会正义与美学，对社会真相的淡化回避、对社会痛苦的无动于衷与自身使命感的丧失引发了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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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力与政治面前，他们时常面临着真理与头颅的艰难选择，知识分子身上那令人振奋的血性与激情早已消磨成了世故的奴性与圆滑，要么向兽性臣服，要么与邪恶妥协，要么成为拿软刀子杀人的思想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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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天的所谓知识分子，其责任良知的抛弃与学术真伪的难辨同样陷入到了被社会质询拷问的地步。媚俗与炒作、权力的同化与利益的得失均成为最热门的选择与知识命题，俨然没有逃脱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所判定的依附权贵的“中国宫廷知识分子”的命运。1898年法国德雷福斯事件让佐拉的《我控诉》成为知识分子用社会良知和无畏的勇气对权力暴政书写而成的最佳檄文范本至今激荡人心。对正义与真理的追求绝非仅仅停留在口舌之争，思想上的独立和不为权力所左右的气魄则需要更多理性的思考和个人的牺牲为代价。

在一粒子弹与一颗头颅的选择面前，多少知识分子能如瞿秋白一样的坦然以对？徘徊在监狱与研究室的门前，多少知识分子能如陈独秀那般傲然的闲庭信步？

鲁迅先生当年曾说中国没有知识分子，他绝没有想到自己反抗与战斗的一生却焕发出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热力与尊严。

当我们慢慢的遗忘鲁迅先生的时候，先生所处的时代可能正在逼近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