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促成陈独秀南下组党

作者：李传玺（安徽省委统战部）

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新文化运动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为建党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和理论上的铺垫。因汪孟邹的牵线，陈独秀、胡适二人相识了；因《新青年》的“牵线”，陈独秀、胡适二人共同掀起了文学革命并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了高潮。虽然后来二人，一坚持自由主义立场，一开始创建中国共产党，从意识形态方面分道扬镳，但二人个人的友谊却相伴终身。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在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临门”时刻，胡适对陈独秀做了配合，并对陈独秀南下组党起到了十分巧合的促成作用。

一、帮助翻译《北京市民宣言》

五四运动发生当天，胡适在上海迎接杜威访华。对学生火烧赵家楼的行为，独有梁漱溟和陈独秀二人表示了异议。陈独秀5月7日写信给胡适说：“京中舆论，颇袒护学生；但是说起官话来，总觉得聚众打人放火（放火是不是学生放的，还没有证明），难免犯法。（《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5月第1版第42页）”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陈独秀开始号召广大市民行动起来，声援和支持学生运动。

6月9日，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共五条：“中华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2）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3）取消步兵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我市民仍希望和平办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各处接到此宣言，希即复印传布）”（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第116页）

为了扩大影响，同时宣言中也说到“内外士女”，更由于此次运动是因巴黎和会对中国不公造成，陈独秀写好宣言后，还希望把它翻译成英文。找谁？胡适当时正担任杜威来华系列讲演的翻译，他的翻译在当时也是公认最为准确流畅的。陈独秀立即找到胡适，胡适虽然很忙，但立即答应下来，并立即将之翻译完成。应该说此宣言是二人共同完成。陈独秀找胡适翻译，应该并不仅仅是翻译，他应该还有根据胡适的性格，就商于胡适请胡适帮助斟酌的意味。而胡适立即将之翻译掉，也有赞同支持陈独秀此举和宣言中呼吁的意味。

根据高一涵的回忆，胡适翻译完后，陈独秀和高一涵拿到嵩祝寺旁一个帮北大印讲义的小印刷所去印刷。一直忙到深夜一点多钟。从第二天开始，他们开始密集的散发。陈独秀和高一涵二人曾到中山公园去散发。11日下午，陈独秀又和高一涵、王星拱、程演生、邓初等人去四川菜馆浣花溪散发，过后，陈独秀又和高一涵、邓初等人去附近“新世界”散发（陈良亭《高一涵传》，群言出版社2019年3月第1 版第127页）。正是这次散发，陈独秀被捕。不知是不是新中国建立后，大家都怕说到胡适，其实这次散发胡适也在场，也参加了散发。只不过由于他和高一涵等先走了，才没有被抓。

胡适后来在接受唐德刚口述历史采写时，说到此段是这样描述的，“那时陈独秀、高一涵和我三位安徽老乡正在该处吃茶聊天。陈氏从他的衣袋中取出一些传单来向其他桌子上发散”，“未几一涵和我便先回来了（那时高君和我住在一起）。独秀一人留下，他仍在继续散发他的传单。不久，警察便来了，把独秀拘捕起来送入警察总署的监牢”（《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184页）。

二、胡适对陈独秀被捕的关切

陈独秀被捕后，社会各界尤其是安徽老乡纷纷出来营救，胡适首先积极参加其中。胡适先是给上海《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去信，请发起新闻舆论，呼吁释放陈独秀。胡适在信中说，“独秀先生被捕事，警厅始终严守秘密，不把真相发表，也不宣布真态度，到前日始许一人往见独秀。他现染时症发寒，他的朋友听见了很着急，现在有许多人想联名保他出来养病，不知能办得到否？（梅佳《五四运动中陈独秀的被捕及营救》，2009年4月24日《北京青年报》）”胡适写这封信的本意就是想通过张东荪在上海的报纸将陈独秀遭受的非人道待遇报道出去，以激起更多人的声援。胡适还以他与陈独秀都是安徽省籍的名义，联系“安徽协会”，请他们向安徽省人、时为北京警察厅长吴炳湘从中打通关节。为此，“安徽协会”6月12日致电“北京安徽会馆会长转同乡诸公”， “陈独秀君被捕”，“群情惶骇，望速起营救”（《晨报》1919年6月20日）。公开里，他又发表了系列随感录与诗歌，表达着对陈独秀的关切，对陈爱国情怀和斗争精神的敬佩。诸如《爱情与痛苦》《研究室与监狱》《“威权”》等。在《“威权”》中，他就陈独秀被捕一事，发出了他愤怒的吼声：“奴隶们同心合力，一锄一锄的掘到山脚底。山脚底挖空了，‘威权’倒撞下来，活活的跌死！”陈独秀被关了96天于9月16日出狱，胡适写诗庆贺。他结合《每周评论》被封一事，唱出这样的《乐观》：虽然大树被讨厌它的威权砍了，“但是树上还有许多种子 ——很小的种子，裹在有刺的壳儿里 ——上面盖着枯叶，叶上堆着白雪，很小的东西，谁也不注意。雪消了，枯叶被春风吹跑了。那有刺的壳都裂开了，每个上面长出两瓣嫩叶，笑迷迷的好像是说：‘我们又来了！’过了许多年，坝上田边，都是大树了。辛苦的工人，在树下乘凉；聪明的小鸟，在树上歌唱 ——那斫树的人到那里去了？《《胡适全集》第1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第101-106页）”这里胡适无疑是在表达着一种信念。陈独秀和他们的努力是任何压迫打击消灭不尽的。而事实确实是，无论是新文化运动还是陈独秀后来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已在中国大地上长成了一棵巍然参天并至今仍然繁茂欣荣的大树。

这段时间，他对陈独秀也作了配合。他把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的编辑工作接了过来。虽然由他引发的“主义与问题”讨论，至今让他仍被许多人误解是在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但因讨论马克思主义，他全面介绍并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并称安福部阿狗陈猫而惹恼了安福部当局，随即使杂志被查封。再因之前对新文化运动的宣扬和五四运动期间对学生的救援，这段时间也传出了胡适随同陈独秀一块儿被捕的消息。以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结识此时已来上海帮助孙中山工作的索克思连忙写信给孙中山，请孙中山出手营救。1919年9月5日，宋庆龄给索克思回信，写道：“尊敬的索克思先生：孙博士刚收到您的来信，将立即营救胡适先生，并将尽其所能为救他效劳。（徐涛《索克思档案中的孙中山、宋庆龄与胡适》，澎湃网2021年3月12日）” 1919年12月16日沈定一复胡适的长函：“孙先生一见着许世英，就说起你和（陈）独秀被拘的话。当时正《每周》被封，上海方面大传你也被捕的话；所以孙先生对许说：‘独秀我没有见过，适之身体薄弱点，你们做得好事，很足以使我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但是你们也不敢把来杀死；身体不好的，或许弄出点病来，只是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着做吧！’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77页）”

这段时间，胡适还干了件至今我们仍忽视其意义的事，就是隆重推出并高度评价毛泽东在湖南创办的《湘江评论》及毛泽东刊于其上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胡适全集》第21卷第210页）”这是毛泽东的文章首次被这样推介和评价。

三、胡适促成了陈独秀南下组党

陈独秀被释放后，并不等于有完全自由，他头上还顶着“豫戒令”，不能出北京城，出城要报告，每月警察都要来检查。按照陈独秀与北大的约定，他虽然不担任文科学长了，但给他假期一年，让他从容准备，于下学年开设宋史课。这不正好可以用来备课吗。但按照陈独秀的性格，他能受这般拘束吗？胡适深深理解老朋友的性格。这个时候给陈独秀送来了一单有风险但无疑是让他非常高兴的事。让他代替自己去武汉文华大学演讲。

这时，武昌文华大学毕业生邀请胡适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并作学术演讲。胡适因陪杜威讲演并作翻译，分不开身，心想老朋友陈独秀此时正好给关在家里，也好给老朋友散散心，就转荐陈独秀前往。文华大学也非常欢迎陈独秀前来。陈独秀于1920年2月4日下午秘密到达汉口。

陈独秀的风采言论，谁人不晓。武汉各界人士得知陈独秀到来，一时邀请他演讲的人络绎不绝。据当地报纸报道，陈独秀于5日下午3时出席协进会在文华大学举行的欢迎会，并即席演说《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6日上午9时，在文华大学第四讲堂举行的毕业典礼上，作《知识教育与情感教育问题》的演讲。7日上午9时，应汉口青年会的邀请，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新教育之精神》，听众除青年学生外，还有省议员等。陈独秀在武汉的短短几天，席不暇暖，抓紧时间，宣传新思想。《国民日报》美誉陈独秀的言论“卓识谠论”，“颇受学生所欢迎”，但“湖北官吏对于陈氏之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讲演，速去武汉”（转引自任建树著《陈独秀大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第1 版第201页）。陈独秀“愤恨湖北当局者压迫言论之自由”，于7日晚乘车北上，9日早回到北京。

随着湖北报纸对陈独秀演讲的报道，北京警察也注意到了。这陈独秀什么时候跑到湖北去了。不报告，擅自行动，这还了得。于是这边一到家，那边警察就找上门来了。胡适后来有回忆，对警察来时情景说得很形象生动。“独秀返京之后正预备写几封请柬，约我和其他几位朋友晤面一叙。谁知正当他在写请帖的时候，忽然外面有人敲门，原来是位警察。‘陈独秀先生在家吗？’警察问他。‘在家，在家。我就是陈独秀。’独秀的回答倒使那位警察大吃一惊。他说现在一些反动的报纸曾报导陈独秀昨天还在武汉宣传‘无政府主义’；所以警察局派他来看看陈独秀先生是否在家中。独秀说：‘我是在家呀！’但是那位警察说，‘陈先生，你是刚被保释出狱的。根据法律规定，你如离开北京，你至少要向警察关照一声才是！’‘我知道！我知道！’独秀说。‘你能不能给我一张名片呢？’独秀当然惟命是从；那位警察拿着名片走了。独秀知道大事不好。那位警察一定又会回来找麻烦的。所以他的请帖也就不写了；便偷偷地跑到我的家里来。警察局当然知道陈君和我的关系，所以他在我的家里是躲不住的。因而他又跑到李大钊家里去。警察不知他逃往何处，只好一连两三天在他门口巡逻，等他回来。陈独秀知道家是回不成了，他乃和李大钊一起离开了北京，从此便一去不复返了。（《胡适口述自传》第186页）”

说得如此生动，应该是陈独秀跑到胡适家里，对他说过此番情景。而北洋政府警察厅的档案资料，对此也作了印证：“查于2月9日下午一时余，见陈独秀乘人力车出门，声言至缎库后身胡适宅拜访，是日并未回。复经调查数日，并未回家。（黄修荣 黄黎《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1月第1 版第224页）。”

根据后来刘文典、蒋梦麟、马叙伦、罗章龙等人的回忆，陈独秀此时恐怕想到警察也知道他与李大钊的关系，在李大钊家躲也是躲不住的，还曾跑到刘文典、王星拱家躲避。一连两三天警察守候不到陈独秀，估计要对陈独秀实施抓捕，得到消息的朋友们连忙通知陈独秀，陈独秀这才跑到李大钊家，由李大钊化妆成车夫，陈独秀化妆成财主，将陈独秀送出了北京。根据陈独秀到达上海后致警察厅总监吴炳湘的信，2月14日他已到达上海并将临时生活安排妥当（《北京晚报》2021年3月31日）。由此开始陈独秀正式走上了组建共产党的道路。

如果没有胡适让他到武汉去演讲，陈独秀在京城老老实实的做学问，会不会此番离京开始走上组建共产党道路呢？用足球比赛的话说，胡适做了一次妙传，李大钊做了关键性的扯动掩护，陈独秀完成了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