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伟大的历史转折点

    人们也许会问：五四运动前后产生过巨大影响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创刊于1915年，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于1921年，为什么说五四运动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呢？

    其实，只要把五四运动以前和以后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爱国救亡：五四运动的出发点

    五四运动决不是凭空发生的，也不是单靠少数先进分子的主观意愿和决心就能够发动起来的。它是历史大趋势的产物，是中华民族爱国救亡怒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说到底，人们被那时祖国苦难境遇激发出来的满腔悲愤，对创造合理的新社会的强烈追求，是五四运动能够发生的内在动力。

    生活在今天的年轻人也许很难想象，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何等深重的苦难中；也许很难体会到，那一代中国人在几乎看不到一点光明前景的艰难岁月里，是怎样为祖国的悲惨命运承受着巨大的痛苦煎熬。

    大家知道，中华民族曾经创造出居于世界前列的灿烂的古代文明，并且在几千年内绵延不绝，从来没有中断过。但是，中国在近代却大大落后了。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国家炮舰的威胁下，中国开始丧失独立的地位，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了中国人极大的刺激。翻开20世纪历史的第一页，呈现在中国人面前的是一幅更加惊心动魄的图景：西方的八国联军武装占领中国的首都北京长达一年之久。

    中国真的要灭亡了吗？昔日的辉煌同任人宰割的现实之间所形成的强烈反差，使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对这种屈辱和不幸格外感到无法忍受。“振兴中华”这个响亮的口号，便是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中日甲午战争发生的那年喊出来的。它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顽强追求的目标。

    但是，前行的道路并不平坦。在这之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出于独霸东亚的野心，开始对中国进行规模空前而野蛮的侵略掠夺。他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1919年1月开始举行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原先期望能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攫去的特权归还中国，而巴黎和会却不容讨论地把这些特权又交给了日本。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写道：“以前我们也曾想过最终方案可能不会太好，但却不曾料到结果竟是如此之惨。”

    这件事给中国人的刺激太大了。原来抱着很高热情期待的“公理战胜强权”，至此全部化为泡影。过高的期望，使这种失望带来的痛苦格外强烈。

    愤怒终于像火山那样爆发了。1919年5月3日,北京大学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决定在第二天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他们的文言宣言写道：“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白话宣言中写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这是用血泪写成的文字。国势的危急、民族的苦难，使人痛苦，也催人奋进。五四运动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起步的。

    群众运动暴风雨的洗礼

    五四运动一发生，人们看到：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出现席卷全国、有着各社会阶层民众参加的声势宏伟的群众运动。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从来不曾有过。

    过去，中国人民也有过多次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的行动，可是他们或者是单纯的军事行动，或者是只有较少人参加和只在部分地区进行的爱国活动。而支配旧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却有着盘根错节的强大实力。如果只靠少数人而没有广大民众奋起投入，这种力量自然异常单薄，远不足以战胜如此强大的敌人。以往近代历次革命以至改革运动的失败，这是一个主要原因。

    五四运动就大不相同了。5月4日那天，高喊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的北京十几所学校的数千名师生在天安门前集合，先到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抗议，但被阻挡而无法通过。愤怒的学生奔赴在山东问题上负有严重责任的曹汝霖家采取激烈行动，不少学生被捕。第二天，北京大专院校总罢课，中学生也参加进来。运动迅速推向全国。5月7日，上海学生和各界人士两万多人集会抗议。9日，是当年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上海许多学校停课一天，许多工商团体停业一天，各娱乐场所停止营业一天。6月3日，北京学生大批被捕的消息传来，许多工厂的产业工人宣布罢工。据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记载：“总共人数无确实统计，大概有六七万人。”中国工人开始以独立的姿态、以如此规模的行动走上政治舞台，这又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大事。此外，各地纷起响应，其中特别激烈的有济南、天津、武汉、长沙等。

    五四运动前夜，中国大地似乎笼罩在一片黑暗中，革命处在低潮。北洋军阀中的皖系在日本支持下控制着中央政府，正在叫嚣“武力统一”。环顾海内，仿佛没有什么足以同黑暗势力抗衡的力量。谁也没有想到，在原来相当沉默的民众中竟会爆发出如此惊人的大风暴来。

    一场暴风雨式的群众运动的冲刷，常常可以使大群大群人们短时间内在思想上发生剧烈而巨大的变动。运动中，学生们去街头演说，到工人区进行调查，举办平民学校，冲破以往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接触社会，发现在自己周围还存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开始看到自身存在的弱点，于是提出要把“小我”融于“大我”之中，奉献给“大我”。这种成千上万人的思想大变动，在一般情况下往往多少年也难以达到，也不是几个刊物或者几次演讲的影响所能相比的。

    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包括早期的共产党人，几乎没有谁不曾受到过五四运动的影响。瞿秋白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写道：“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友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断绝。北京城里新官僚‘民国’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激刺。厌世观的哲学思想随着我这三年研究哲学的程度而增高。”“五四运动陡然爆发，我于是卷入旋涡。孤寂的生活打破了。”“当时爱国运动的意义，绝不能望文生义的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

    这场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还使当时的先进分子真正看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所在。吴玉章回忆五四运动时说：“这是真正激动人心的一页，这是真正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从前我们搞革命虽然也看到过一些群众运动的场面，但是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席卷全国的雄壮浩大的声势。在群众运动的冲击震荡下，整个中国从沉睡中复苏了，开始焕发出青春的活力。”“在五四群众运动的对比下，上层的社会力量还显得何等的微不足道。在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力量一旦得到解放，那才真正是惊天动地、无坚不摧的。”

    这是一条全新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思潮的主流

    五四运动后的一个重要变化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开始成为中国先进思想界的主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它称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从陈独秀等创办的《新青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民主的对立物是专制，科学的对立物是愚昧和迷信，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恶果。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小说《狂人日记》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新青年》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批判，其尖锐彻底的程度、所向无前的气势，远远超过辛亥革命时期，更不用说以前了，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它带来思想的解放，为人们接受新思想作了重要准备。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仍是在西方式民主的旗帜下进行的，鼓吹以个人为中心的“独立人格”和“个性解放”，着眼点主要是个人权利，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它不能从根本上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指明真正的出路。那时，挪威作家易卜生的剧本《娜拉》在中国有很大影响，写的是女主人公娜拉不甘心做“丈夫的傀儡”而离家出走，被赞扬为“女性的自觉”。鲁迅作了一篇《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说：“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只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

    的确，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是那样黑暗，旧的社会不改造，个人再努力也没有前途可言。离开社会的改造，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连生存也难以得到保障，更谈不上有什么个性解放和个人前途。如果只停留在文化领域里谈来谈去，仍只会流于空谈，不可能使中国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初期的新文化运动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只能做到那样，但它是不够的，需要继续前进。于是，“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思想界被提到突出的地位。

    但在最初一段时间，对于现实社会应该怎么改造、要建设的新社会是怎样的、中国的真正出路在哪里这些问题，人们并不很清楚。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人们眼前展开了一个新的天地，让人们看到了一种活生生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它为什么会引起中国人那样大的关注？原因就在于中国社会内部有这种需要，它给了正在苦苦思索问题的先进分子们一个全新的答案。作为先驱者的李大钊所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便是中国人接受十月革命道路的最早反映。当然，当时有这样认识的人还不多。

    经过五四运动，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人们处于异常激动和兴奋的状态。经过这样一场急风暴雨的冲刷后，下一步该怎么办？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在运动高潮的那些日日夜夜里，人们从过去宁静的以至孤寂的小天地里惊醒过来，投身到火热的集体生活中。当运动逐渐平伏下来时，一部分人回到自己原来习惯的生活轨道上去，而一部分先进分子转向更深层次的探索，并且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结成社会主义团体。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北京，一个是上海。在北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地是北京大学。1920年初，由李大钊主持，北大一批青年学生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上海，陈独秀和一批留日学生等同年5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望道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马克思主义成为了新思潮中的主流。1921年，全国已有相当数量的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青年，并且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不是抛弃民主和科学的旗帜，而是在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下继续奋斗，并且赋予它们以新的更加完整的内容，正如它不是抹杀个性而是把个性解放和社会改造这个大目标融合在一起一样。中国民众的绝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如果不到他们中间去，不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和关心的问题，只把眼光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那么，不管对民主的议论如何激烈，依然只是一部分人甚至是少数人的民主，谈不上真正广泛的人民民主。科学，最根本的是要符合实际，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既不应当为僵化的教条所束缚，也不是单靠学院式的推理就能解决问题，必须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中，脚踏实地地找到推进中国社会变革和进步的办法。这自然比只在书房或会议室高谈阔论要艰苦得多。可以说，经过五四运动以后，人们对民主和科学的认识，比以前更加深刻、更加切合实际了。

    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是初期新文化运动民主和科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同时他们又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这是一个新的起点。社会主义新中国正是从这时开始，经过全国人民30多年的奋斗，一步一步实现的。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正朝着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原载5月4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