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陈独秀

二

陈独秀是潇洒的。

潇洒中的陈独秀最具有传统文人的风神。

在我认为，这也正是陈不适合当政治领袖的缘故。

可我还是由衷地欣赏、赞美这潇洒。

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当属1932年到1937年，他被捕至监狱的那段日子。

当时已是“托派”的陈独秀因谢少珊的出卖而被捕，这也是陈独秀一生中的第五次入狱，他可能对此早已司空见惯了吧，不仅没有丝毫的吃惊，反而坦然面对。首先是当他得知他是被自己的同志出卖时，没有气恨，而是很“理解”人地说，这孩子胆子小，上一回逮捕他就表现出来很慌张，很不成熟。其次是当他被押解至南京的路上，他竟在列车上酣然大睡，若无其事。第三，当在国民党军政处被审讯后，一些青年要求这位大名人签名留念时，他兴致颇高，欣然写下“三年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豪言壮语。后来在法庭上的意气风发，喜笑怒骂更显得风流倜傥，潇洒绝伦，接着在狱中的生活就更是潇洒上的潇洒，在中国历史可谓空前绝后的奇观了。

对于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不管你陈独秀是共产党，还是“托派”，应该说都算是罪人，应该按狱中的规矩办事。正如狱卒对陈所说的，不管我们执行的法是“恶法”，还是善法，总胜于无法。可陈是不以为然的，他说是“恶法，就要打倒。并以绝食抗议，最后还真获得了胜利，不仅“打倒”了“恶法”，还在那不可能有自由的地方，争得了比正常人还优厚的待遇。于是一个“狂士”式的文人陈独秀出现了，虽然大家还把这些看做是一个政治家的作为。

于是，他的狱室被国民党政府专批资金进行修缮后，他托朋友弄了两书架的书放在里面，要么会会朋友，要么做做学问，有病了还可以请来名中医，还有他的“托派”同志濮德志、罗世藩两个狱友轮流照顾，再后来干脆把老婆潘兰珍找进来天天照料他的生活，甚至有史料说他还在这小小的狱室中过起了夫妻生活，并对狱卒辨说，他的性欲又没犯法。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一个犯人，天天与最亲的同志、爱人一块生活着，想会朋友就会，不想会朋友就坐下来做学问，连夫妻生活都不耽搁，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又有谁能做得呢?

把生死看得如此洒脱，把性情放纵到如此地步，把监狱与研究室合二为一，把人生升华到天地仿佛无他，遍观历史，恐怕也只有陈独秀了吧。

他在狱中时，大画家刘海粟曾去拜访他，他为其写下一幅对联：

行天愧怍心常坦,

身处艰难气若虹。

这是陈独秀对自己评价，也足可看为是他一生性格风骨的写照。

三

１９３５年，刘海粟在黄山上画了一幅《古松图》，以表当时孤独的心景。陈独秀见此画后，触景生情，在上面题了几句话：“黄山孤山，不孤无孤；孤而不孤，孤与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图。此非调和折衷于孤与不孤之间也。”从中我们可看出他那种身处逆景、以孤独为乐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但这也正说明了当时的他还是倍感孤独的。

在陈独秀的一生中，这样的感受又有多少啊！

所以，陈独秀也是孤独的。

首先，陈独秀的孤独来自于他常走于时代最先，而无人同行。当他爷爷教他时人必学的八股文时，他却深恶痛绝；当别人都认为他可以学而优则仕时，他却嘲讽着科举制度走向了康梁；当大家都满口道德奉行礼教时，他却与妻子的妹妹比翼双飞了；当大家都之乎者也地写文章，守着千年古训时，他却创办了《安徽俗话报》、《新青年》，举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他每走一步似乎却会树起一群敌人，他一生中也有很多朋友，但是，能与他并肩至终的似乎没有，虽然这里面不乏他个人性格缺陷与所走路途的错误，但大部分时间，却是因为他的先行而只有孤独的走着，正如早起的启明星一样。

其次，陈独秀的孤独来自于他理想主义式的特立独行。这一点很有点象宋代苏东坡先生的遭遇，王安石变法他不同意，司马光的保守他也不同意，那么，是不是他错了呢？历史证明，他也没有错，只是他太理想主义了，现实中根本做不到而已。陈独秀亦然。他不愿走第三国际给他指的路而又无奈地走着，但他仍没有逃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他当中国的“托派”，并不是走向了中国共产党的反面，而是他理想中的中国共产党不应该是那个样子的，章士钊说他当“托派”“有功于国民党”，但他却仍被国民党作为共产党的领袖而被捕；最后，在政治上，他似乎走向了所有人的反面，成为了真正的“孤独者”，他在最后的岁月里说不再属于任何派别，但我们从他后期的著述中看，他最终也没有走出自己亲手创建的党，只是他心中理想的党是不同于时下的那样，虽然历史证明他是错误的，但那“错误”的言论让今人看来，仍不乏真知灼见。他在生命的最后偶巧地写下个“抛”字，大概可以作为他孤独心态的别解吧，可是，他的孤独，是由于他“抛”了别人，还是别人“抛”了他呢？我想，以他的性格，应该是他先“抛”了别人吧，并且这“抛”是理想主义对现实的抛别，由于，在他的一生中，他从来都是主动的，反叛的，谁也别想降伏这天马行空，终身反判的硬汉子。正如他在诗中所写的：

悠悠道途上，

白发污红尘，

沧海何辽阔，

龙性岂能驯。

陈独秀用他一生向世人证明，是龙种，就决定了他的不入俗流，更决定了他的孤独。

四

陈独秀更是悲剧的。

他悲剧人生的形成有很多因素，但我认为最主要的是他以一个意气风发的文人书生去做了政治家的事业。

可文人与政治家做事完全是两码事的。在这方面有很多人都有高论，近日，大作家王蒙在出版他的新著《老子的帮助》时接受采访，谈到李商隐，有一段关于文人与政治家的妙论，我认为对分析陈独秀有很大的帮助。

首先，王蒙说：“政治和文学有时候是有关联的。尤其在革命、战斗的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爱好文学的政治家。没掌握政权，就会幻象着推翻现有政权的黑暗，进入光明的未来，这就是革命和文学天生的血缘关系，革命需要煽情，而文学是具有这种煽情力量的。文学在批判和煽情产生的能量甚至超过它的建设的力量。越激烈的政治斗争下，越容易产生文学。”这一点，在陈独秀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的文学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那煽情的语言，战斗的激情影响了当时整个青年人的情绪，这也为他最终走上政治生涯，铸成悲剧的一生奠定了基础。

其次，王蒙说：“许多特别好的文人，比如李商隐，……他不像个政治家，他不是在官场上能够左右逢源、当机立断、软硬兼施的政治家，不是能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甚至在复杂的情况下进行自我保护的政治家。”这段话说出了文人与政治家的主要区别。一是文人做事是感性的，重于性情，而政治家则是理性的，重于权谋。二是文人大都是理想主义者，在现实面前往往只是个批判者，在实践中往往碰壁，而政治家则是现实主义者，在现实面前往往是个改造者，在实践中，或者“左右逢源、当机立断、软硬兼施”，或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三是在对个人与事业的态度上，文人在斗争中总是纵于性情，痛快酣畅，讲究“士可杀不可辱”，比政治家表现得更有气节与不怕死。但真正的政治家往往是不这样的，他们更能从长远出发，讲究战略与战术的区别，“大丈夫能屈能伸”，“在复杂的情况下进行自我保护”。

这三点文人与政治家的区别，哪一样都说明陈独秀更适合做个文人，虽然大家都更多地把他看作是政治家，这也正是他悲剧的所在。

陈独秀做事爱感情用事，总与周围人发生冲突，很不会处理人际关系，动不动就发脾气。但是他对人却总是坦诚的，内心总燃着火，从不耍阴谋鬼计。于是他作为政治家总被人算计，总成为别人斗争的牺牲品。于是他被先后戴上了自己感到憋屈，后人看着冤枉的“右倾机会主义”、背判党、汉奸卖国贼的帽子。

陈独秀做事总有理想化的影子，这一点在新文化运动中是发挥着积极作用的，由于他在打破旧世界旧思想时，总给人以希望和力量，但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他的理想化总给人一种纸上谈兵的感觉，甚至有时显得幼稚可笑，倘若付诸于实践，那将更容易成为灾难。比如他在北代战争后期，他天真地认为通过搓和蒋汪合作，会使中国共产党在蒋汪制衡中寻找生存空间，可结果是蒋汪谁也没有能给中共以利益，给革合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他个人也因此处于全面围击、无路可走的地步。

陈独秀对待个人与事业的关系上，更是书生意气，疾恶如仇，九死不悔。不用说别的，只他一生五次入狱，就可以看出他从来不懂得“自我保护”，作为领袖往往表现出“匹夫之勇”。

说到底，陈独秀更象个文人，他作为政治家，缺少理性，缺少权谋，缺少了对现实改造的可操作性思维，更缺少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决胜千里之外的领袖风采。所以，他注定当政治家是失败的，是悲剧的，同时也如胡适认为的，因为从事政治，也使他失去了做大学问家的机会成本，更可谓悲剧中的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