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之见——从陈独秀先生想到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功过得失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 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 ——康德

晚年的陈独秀先生在悼念蔡元培先生的文章中写道：“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①如果抛开偏见，陈先生站在唯物论立场上得出的说法并没有错。因为无论是我们平时所理解的狭义的“五四运动”，还是广义的“五四运动”（即新文化启蒙运动），都与蔡、胡、陈三位先生有着莫大的关联，并且深深地烙上了三位先生个人思想的印迹。

在我对陈独秀先生的生平，特别是他在新文化启蒙运动时期的历史功过有了一番了解之后，我萌生了对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功过得失从自己的视角做一番评价和检讨的想法，尽管这段文字不是围绕陈独秀先生的个人历史或个人思想状况而展开的，但它与陈独秀先生的个人历史和个人思想的联系却是相当紧密的，正是因为这种紧密的联系，我才觉得评价和检讨新文化启蒙运动对于研究这一时期内陈独秀先生的思想转变及其影响（积极的和消极的）都是很有必要和很有意义的事情。因此，我觉得对于了解或研究陈独秀而言，我的这段文字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累赘或多余的话。

无可否认，新文化启蒙运动企图将中国拖出中世纪愚昧黑暗的沼泽地，并让其跻身现代文明国家之林的努力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的，这种成果在当年就是有目共睹的。新文化启蒙运动中的许多在当时大逆不道，却符合世界潮流的主张都在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得到了贯彻，成为我们奉行不渝的原则，并且起着很好的作用，而新文化启蒙运动巨子们那渊博、开阔、深刻的思想直到今天也常常是我们解决当今问题汲取营养的最大宝库，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承认新文化启蒙运动对后世的惠泽是相当大的。

但是，看到中国历史后来发展中出现的一幕幕旧的思想毒素依托现代思躯壳而死灰复燃的惨剧，我又觉得我们以往对新文化启蒙运动的评价似乎过分拔高了，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是针对新文化巨子们推崇并宣传的政治理念本身而发的，似乎我是在指责他们的思想不值得我们过分的颂扬，恰恰相反，我直到现在都坚信新文化巨子们当年的见解仍旧是拯救中国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甚至是唯一的。我的批评结论指的是：新文化启蒙运动在当年就孕育着旧思潮借尸还魂，并最终吞没代替新思潮的可怕因子。这种因子来源于于新文化启蒙运动的不彻底性。这种不彻底性指的不是新文化巨子们思想方面不彻底性，而是指他们并没有让他们的思想种子撒播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里去。

在西方历史上，启蒙运动是一场长达几百年的拉锯式运动，通过不断的争论及无数的启蒙巨子充满真知灼见和战斗性的著作才为新思想的深入人心扫除了障碍，最终被社会大众所接受。但中国的启蒙运动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实际上却仅仅持续了五六年，仅从时间的短暂上我们就应该对这场运动究竟会产生多深刻和广泛的影响打个问号。因为解决一个比西方社会问题更严重，而国人又目光短浅，更具思想惰性的国家的社会问题是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这场运动充其量只是对中国本来就为数不多的现代知识分子及那些与城市联系紧密的国人施行了精神洗礼，而对远离城市的其他社会阶层的人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更别说在广大的农民中引发思想地震了——甚至连思想的痉摩也没有。而对于中国这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来说，忽略农民的存在和需要，任何改革运动都意味着徒劳无功。新文化的不彻底性恰恰是忽略了（尽管并不是有意的忽略）农民这个在中国的发展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的社会阶层的存在，而正是农民意识的旧意识为旧传统的死灰复燃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除了新文化启蒙运动当时的不彻底性和影响的局限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影响了这场运动取得更大的成果，甚至一些取得的成果都因此得而复失。这就是以陈独秀先生为首的新文化运动左翼势力的转向。从某种意义上说，陈独秀先生等人自从投身政治界之后就逐渐背弃了新文化启蒙运动中不遗余力所鼓吹的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原则（尽管陈先生思想转变的初衷并不是要违背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宗旨，而是为了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宗旨得到更广泛更深入的传播。他们也并不认为自己的转向是对新文化启蒙立场的偏离）。他们开始热衷于通过政治势力及暴力革命来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社会积弊如壑的种种问题。而投身政治界之后，就必须顺从政治场上的游戏规则。而这种规则往往更是与新文化启蒙的立场和原则背道而驰的。如：组党后的新文化巨子（以陈独秀先生为代表）为了将个人融化到集体中而殆尽心虑；原本对追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论调嗤之以鼻的陈独秀先生等人却走火入魔般将马克思主义尊奉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圭臬；原本推崇自由辩论的他们却热衷于用自己的思想作为衡量别人思想的准绳，并轻松地为持不同见解的人贴上落后反动分子的耻辱性标签；国民革命运动兴起后，那些以往对“民主”和“科学”大唱颂歌的领袖们却乐此不疲地宣扬纪律和服从的重要性；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思想无疑是新文化启蒙思想的敌人，并为正宗的新文化启蒙思想的寿终正寝挖下坟墓。

新文化启蒙运动的思想没有在将中国引导到良性发展的正轨上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后来的政治势力对新文化运动精神气质的歪曲、埋没和背叛。无论是宣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的中共，还是以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的三民主义的信徒自居的国民党，在气质上都是与新文化启蒙运动背道而驰的。因此，无论是国民党得势，还是共产党一统天下，新文化启蒙运动的思想都不可能得到完整的宣传和实践。政治势力都功利性地各取所需，对这场运动的内容及意义作出各自的诠释，而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双子星座——陈独秀先生与胡适先生——的最正统的解释反倒被抛到了无人理睬的灰暗角落。

但是，这样的情况固然能解释新文化启蒙运动无法发挥最大能量的原因，但我总是认为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而已，哪怕是最重要的原因。我们还应该从新文化启蒙运动的本身找出另外一个原因：

固然，新文化运动中的许多思想精华在后来被有意无意地遗忘、篡改，甚至是故意埋没了。但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如果启蒙运动创造出了能独立思考的“用头立地”的人，那么，别居用心的少数政治人物出于政治目的而对新文化精神的篡改、隐没，对国人的误导又岂能得逞，更遑论重新在中国社会取得正统地位？正是国人思想的不成熟性使得旧思潮的死灰复燃有机可乘，并最终扼杀并取代了能将中国引出中世纪沼泽地的唯一希望——新文化启蒙运动的成果和思想原则。

作为新文化双子星座般璀璨地闪耀在中国思想星空的陈独秀先生和胡适先生，他们谁都没有将新文化启蒙运动引入瞩目的成果和历史功绩简单地归于自己个人的名下(尽管他们并不否认他们引领潮流的巨大作用，尤其是对唯物论不以为然的胡适先生，更看重个人在历史创造中的作用)。正是出于同一思路，我觉得将新文化启蒙运动的这种消极后果与其归咎于陈独秀先生、胡适先生等启蒙先驱，毋宁说这是被过于强大的旧思想所拖累的必然恶果。因此，新文化运动功败垂成的悲剧或许只有通过逐渐剔除旧思想在中国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现状才能得到避免。

作为新文化启蒙运动统帅的陈独秀先生，他在组党革命的二十年代，似乎并没有就新文化启蒙运动的草草收场和远远未完成早期设定的目标做过反思和充分的论述。他在当时似乎更坚信自己组党革命才是找到了实现新文化启蒙运动最初设定的目标的最有效的手段。到了晚年，目睹了中国社会种种巨变后的他，经过几年的深思熟虑，再回过头来考察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功过得失，才在头脑中形成了“五四”运动并未结束的结论。1938年，他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反驳社会上甚嚣尘上的鄙薄“五四”的论调，在这篇名为《五四时代过去了吗？》的文章里，他罗列出了“五四”时代应该完成的历史任务：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卖国贼。

反对旧礼教的束缚，提倡思想解放，妇女解放，以扫荡封建的残余。

提倡科学，破除迷信，建设工业。

反对古典文，提倡语体文，以为普及教育和文化的工具。

提倡民权，反对官僚政治。②

显然，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新文化启蒙运动的任务不仅在陈独秀先生的晚年仍旧没有完成，甚至到了今天，也没人敢大言不惭地说“五四”时代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恰恰相反，这样的任务不仅没有完成，反倒更加阻碍重重。

陈独秀先生在晚年能看得如此透彻，并得出这样的结论确实难能可贵。而他也因此萌生了继承“五四”事业，完成“五四”启蒙运动未竟之功的雄心壮志。但以他当时的政治处境和中国的政治局势，他的雄心壮志自然是无法实现的，也不会受到任何的重视，他表达的观点甚至因为对当时的中国政治而言过于超前而显得不合时宜了。

不仅一般民众无法感受到他的观点对中国混乱又可怕的政治的重要意义。即使那些领袖群伦，以时代指导者自居的领袖人物中，也几乎没有人反省过这些敏感而重要的问题。因为他们当时正忙于运筹帷幄、角逐天下的宏图大业。在风光的历史舞台上呼风唤雨的大人物自然无暇思考这些似乎与他们毫无瓜葛、毫无利害的纯粹理论问题。角逐天下的现实目标比完成新文化启蒙运动的未竟之功（几乎已成为淡薄的历史烟云）更能激发他们的兴趣。

启蒙任务任重而道远。一代思想巨子高挚的启蒙火炬或许只有后来者接过在手，再接再厉，继续奔跑下去了，中国的现代化庶己有望。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说：

“欧洲的启蒙不但也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时间，而且它是继承了几个世纪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反对中世纪以神本主义为基础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历史而来，而且也经历了各种风刀霜剑，我们这八十年的挫折，并不足以使我们灰心丧气，只能使我们再接再厉。灰心丧气只能延长痛苦，而决不能回避问题，中国要现代化，启蒙是必不可少的，个性解放是必不可少的。”③

注释：

① 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第545页；

② 陈独秀：《“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同上，第477页；

③ 李慎之：《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中国启蒙文粹>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