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胡适曾给共产党人哪些帮助

胡适（1891-1962）

新文化运动阵线在五四运动后期破裂后，现在我们一般的印象是，胡适变成了右翼，走到了左翼的对立面。其实情况并不如此，且不说他和李大钊保持了终生的友谊，在李大钊牺牲后每到危急关头总是站出来帮助其家人，就 20 世纪 20 年代前五六年而言，中共的领导人包括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内，都把他当作非常值得信赖的朋友，而他也能够对共产党人提出的要求出手相助。他曾主动致信北洋政府，建议以友善和高标准接待苏联特使越飞；主动通过北洋政府外交部门交涉， 营救陈独秀；对陈独秀和李大钊向他提出的帮助共产党人出版书籍宣传社会主义、利用稿费解决生活困难等事，尽管当时他身体不好和家庭出现变故，也从中积极斡旋，帮助解决。

致信顾维钧 建议友善接待越飞

1922 年 8 月 12 日，苏联人越飞来到北京。他 1917 年 6 月加入布尔什维克，8 月在俄共（布） 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十月革命时， 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曾任驻德大使。7 月 27 日，越飞奉苏联政府之命，担任特使， 偕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启程来中国。8 月 17 日下午 8 点，越飞在王府井大街二条胡同“私宅”， 招待我国新闻界并发表演说，指出“欧战之结果使法孤而美强，强国不免再起战端，弱国应联合免受欺凌”。18 日晚，李大钊以北京学界名义， 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越飞。21 日，新潮社、自治同志会、晨报社、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青年团、非宗教大同盟、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改造同盟、新中学会、共存社、少年中国学会、新民学会、平民阶级大同盟、共进社等 14 个团体， 于北河沿北京大学三院大礼堂召开大会欢迎越飞（越飞因故未到，后与 14 个团体的代表进行了交谈）。27 日晚，越飞设宴招待我国国会议员、俄国天荒赈济会委员及教育界，并发表演说，希望中俄两民族以平等友爱及相互尊重的精神，创立中俄间新纪元的条约。

在这几次活动中，胡适参加了 18 日和 27 日的活动。

关于 18 日的活动，报纸没有报道，但胡适自己记有日记。“夜七时，守常请俄国代表约佛（Yoffe）吃饭，同来的有莫斯科大学中国学者Ivanoff（爱兰挪夫）及参赞二人。陪客的有孑民、孟和、石曾、梦麟。孑丈有演说，我也演说了几句，约佛作答。”胡适的讲演《申报》有记载： “中俄此后建设友谊关系，须以平等对待为原则。吾侪代表智识界表示，吾人对于俄国之至诚，且必尽力引起全国人士对此之注意，更希望中俄互相提携，以增进两国之国际地位。”这个聚会直到深夜 12 时才结束。关于 27 日活动，《晨报》曾有报道：“赴宴者有蔡元培、胡适、陶履恭、刘式南、王葆真、胡鄂公、李载赓、邓洁民等十余人。”越飞对他们的出席表示感谢，说：“本代表团近受北京外国报纸之攻击，而代表国民诸君仍奋然莅临，足见中俄间之良好友谊毫未受攻击本代表团者所损伤，鄙人尤欣慰莫名。”

越飞此次前来，一是想恢复中俄两国外交关系，二是想解决中俄两国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及中东路问题。这是官方的，而私下里还承担着推进国共合作的使命。前者，时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的顾维钧曾有回忆。他说，“1922 年 8 月，我刚任外长，就遇到了苏俄代表越飞先生”，在会见时，越飞表示“苏俄十分愿意在外交上支持中国，尤其在废除不平等条约方面，他认为这是中国人民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建议中国正式宣布废除与其他西方国家缔结的条约，苏俄将支持中国的立场”。顾说他将向内阁汇报。此次会见时间是 25 日。三天后，顾维钧回忆：“内阁根据我的汇报和建议讨论了这个问题之后，并决定授权我正式答复越飞”，“我告诉他，中国政府已考虑了苏俄的建议，我们十分赞赏苏俄给予支持和实行合作的表示，不过中国政府对于不平等条约并不想采取单方面行动的政策”。越飞对此“显然大失所望”。他说：“中国早晚会发现， 对西方国家寄予这样高的希望是必然要失望的。” 并表示，“既然中国政府不愿接受苏俄进行合作的建议，他即将前往南方与孙中山博士商谈这项建议”。越飞于第二天离开北京前往上海。

此时中共“二大”刚刚召开不久。“二大” 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一同前来的马林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二大” 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决议案），在杭州西湖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劝说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会后，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同孙中山等进行会谈，积极推动国共合作的实现。越飞南下上海同孙中山的会见，大大推动了此事的进程， 并起到了关键作用。1923 年 1 月 26 日，孙中山与越飞发表《联合宣言》，公开确立了国民党的“联俄”政策，也最终促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统一战线的方针。之后，越飞前往日本，举行俄日会谈。3 月底， 越飞自日本发电，对北京政府特派王正廷筹办中俄交涉事宜表示欣然同意，之后回到北京。由于他和孙中山的宣言，在对待他回北京的问题上， 当时北京政府传出了要“监视查察”的消息。正是因此，胡适给顾维钧去信，提出了仍要友善接待越飞的建议。

这封信写道：“近日报载外部提出阁议，议决认真监视苏俄代表越飞，并饬令京师军警机关于越飞回京时，亦须认真查察。又闻政府近日颁布一种取缔宣传过激主义条例，是司法部的人员照抄日本的条例的。我们初听这二事，心里都不相信，因为这二事都是与上次先生在外交部招宴谈论俄事时的精神完全相反的。但近日这些话又很像是真的了。”胡适提出，“中国应对他（越飞）表示相当的敬礼”，并援引日本的有关说法以证明。当时日本人在谈论接待越飞以及对俄交涉时， 曾说：“我国（指日本）的使节应该任命第一流的人物。越飞君是布雷斯托里托斯科会议以来的名士，对于此人，不可不表相当的敬意。若令外务部的属僚出而试刀笔吏的外交，对彼为失礼， 同时自然生出使人轻视日本的结果。”胡适由此对顾维钧说：“这种议论似乎是可以注意的。” 胡适信中所说顾维钧在外交部宴请事，在他的日记中也有记载。9 月 15 日，“晚七时半，顾少川邀在外交部吃饭。席上谈俄国问题，颇有许多讨论。后来大家意思都主张先与俄国代表开议， 次决‘承认’问题”。胡适这封信如今看到的是一封残信，但就此仍可以看出胡适对此事的关切以及对北京政府取缔宣传过激主义的忧虑。如果说李大钊等人仍把胡适视为信得过的朋友，胡适对俄国社会主义的同情理解以及在有关行动方面的支持当是基础。1926 年夏天，胡适前往英国路过苏联，受到苏联方面的热情接待以及在莫斯科的中共领导人的欢迎，这种表现当也是友情与认识的前提。

参与营救陈独秀并和李大钊等人帮助其募集讼费等损失

中共“二大”前后，上海局势异常险恶， 中央的一些同志再三劝说陈独秀离沪躲避风头。但适逢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他大义凛然地说：“反动势力对我实行逮捕，也不是头一回， 他要逮就让他逮吧，党的‘二大’我不能离开。” 但没想到仅仅过了半个月，陈独秀真的又一次被捕了。1922 年 8 月 9 日上午，陈独秀正在位于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 2 号的寓所中伏案写稿，法租界总巡捕房特别机关探长西德纳会同督察员黄金荣等，突然闯进来将他逮捕，罪名是他家中藏有违禁书籍。正处于国共合作的紧要关头，突然出现此事，中共中央迅速通报各地党组织派人来沪， 展开大规模的营救活动；同时致电孙中山，请其设法营救。正在酝酿大罢工的长辛店铁路工会也发出紧急通电，声称 18 日判决那天如不释放陈独秀，将组织数千名工人举行示威大罢工。迫于各方面的强大压力，8 月 18 日下午，上海法领事只得以陈独秀虽“无共产党之实，但《新青年》有宣传过激思想”为由，判处罚金 400 块大洋， 交保释放。这是陈独秀第四次被捕。胡适也积极参与了营救。根据胡适日记，他是 10 日得知消息的。李大钊得到消息后，立即去电查问。胡适在 12 日的日记中说：“守常有电去问，至今还不知详情。”这里透露出他为此事的焦虑。13 日，胡适收到亚东图书馆汪孟邹的来信，“说独秀案十一日开庭， 法捕房呈出许多证据，公堂不准交保”。汪孟邹的这封信胡适没有保存下来，但记下这个信息， 说明他心里一直牵挂着此事。15 日，他又接到汪孟邹的信，这封信将法捕房逮捕陈独秀的所谓证据报告给了胡适。第二天，胡适立即根据这些所谓证据致信顾维钧，请他劝告法国公使命令上海法捕房释放陈独秀。他事后叙述此事说：“写一长信给顾少川，详说独秀案内证据，并说法国人近年作的事，实在大伤中国青年的感情，——指昨日十个革命团体敬告国人书为证，——请他以此意劝告法公使，请他们不要如此倒行逆施，惹出思想界‘排法’的感情”。末说，我并不为独秀一个人的事乞援：他曾三次入狱，不是怕坐监的人；不过一来为言论自由计，二来为中法两国国民间的感情计，不得不请他出点力。此信甚恳切，当可有点效果。”18 日，陈独秀释放，当天胡适日记记道：“今天顾少川的秘书刘 ×× 打电话来，说顾君得我信后，即派他到法使馆，把我的意思告诉他们。法公使即发电去上海，今天得回电，说独秀罚洋四百元了案了，也没有逐出租界的事。我写信去谢谢少川。”

虽然陈独秀释放是各方面努力的结果，但通过这些日记，胡适对陈独秀被捕也是非常关心的， 并通过他的方式为陈独秀的释放做出了不可忽视的努力。

紧接着，胡适和李大钊又一起谋划了为陈独秀募捐的事。

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月薪 300 块大洋。有人曾对当时北京一带的生活情况进行过统计， 北京市郊 5 口之家，每年 100 大洋就可以维持生活。月薪 300 块大洋，生活应该是相当优渥的。可他南下组建共产党后，成了职业革命家，这一切随之消失，也就是说为党作了牺牲与奉献。唐宝林先生在《陈独秀全传》中说：“自从他离粤上任中共领导人以后，就成了没有职业的职业革命家，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当时脱产的共产党干部，组织上只给每月 30—40 元的生活费。陈独秀即使要了也难以维持一家四口人的开销。他虽然常给党刊写文章，但那是党的工作，是没有稿费的。”“他的生活费，主要是 1922 年亚东版的《独秀文存》的版费。”而夫人高君曼本就有严重的肺结核，在北京生活时，家庭经济条件好，能得到好好的调养与保养。再回上海后，经济收入的不稳定，政治风险带来的巨大忧虑，使高君曼的体质再度下降，也使得家庭支出变得加大。

汪孟邹曾回忆：“1920 年，独秀从北方回来， 因生活困苦，时常要我接济他。他的版税，按月要给他的太太君曼用，又要拨给大儿延年二儿乔年作学费（每月约 10 元），已经无存。总之， 他个人的费用，历年借下去，已近二三千元，到了后来我去南京牢里探望他时，他总要提起所欠如何还清。”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这次被捕又使他“损失”巨大，这无疑让陈独秀的家庭生活雪上加箱，甚至难以为继。据李大钊同胡适商议时的估算，“关于讼费及销毁书籍纸版损失在二千元以上”。对比一下，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相当大的费用。

按说陈独秀被捕是因为党的事业造成的，而他又是党的总书记，即使不说销毁书籍纸版这些有可能涉及个人的损失，单就打官司费用及罚款来说，完全是公事，党组织应该来补偿或者承担。但那时党的费用基本上是靠共产国际支持的，而他们给的也很有限。1923 年 4、5 两个月的中共中央经费，共产国际就给了 1000 墨西哥元。陈独秀本来就是个硬汉子，本来就反对拿人家的钱去“雇用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自己硬扛。

李大钊得知消息后，无论从党内同志还是曾经的同事和一直的朋友的角度，都觉得应该关心帮助陈独秀，从生活上拉他一把。他立即去找胡适商议。两人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不一样， 但两人还是铁哥们，何况陈独秀也是胡适的好兄弟。

9 月 18 日晚，李大钊去了胡适家。两人商议的结果是，以他们北方朋友的名义，由李大钊具体出面，以陈独秀在北方文化界教育界的巨大影响来向社会公开募捐。

于是，9 月 24 日，《晨报》刊登了一则为陈独秀募集讼费损失的启事。“陈独秀君为社会教育思想自由之故被捕案虽了结，而关于讼费及销毁书籍纸版损失在二千元以上。陈君清贫同人深悉，遭此厄运其何以堪。凡表同情于社会教育思想自由，及与陈君有旧，愿解囊相助者，上海希交环龙路铭德里二号高君曼，北京希交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收转为荷。”落款是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李大钊等人。这里，我们看到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三个人的品性。

帮助瞿秋白出版《赤都心史》

1923 年 4 月 7 日，陈独秀给胡适来信。信中说：“弟已于前月廿六号到广州，一切平安，勿念。秋白兄的书颇有价值，想必兄已看过。国人对于新俄，誉之者以为天堂，毁之者视为地狱， 此皆不知社会进化为何物者之观察。秋白此书出， 必能去掉世人多少误解，望早日介绍于商务，并催其早日出版为要。”

陈独秀要胡适帮忙出版的是瞿秋白的《赤都心史》。1920 年 10 月 16 日，瞿秋白作为《北京晨报》特派记者前往苏联进行采访。本应 20 多天就能到达，却走走停停一直到第二年 1 月 25 日才到莫斯科。他将一路上的见闻感受写成了《饿乡纪程》。在此书的后记中他说，至于到俄之后， “著者的思想情感以及琐闻逸事，拟记一本《赤都心史》，用日记、笔记的体裁。只要物质生活有保证，则所集材料已经有极当即日公诸国人的，当然要尽力着手编纂，在我精力范围之内，将所能贡献于中国文化的尽量发表”。1922 年 9 月《饿乡纪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赤都心史》于 1922 年 8 月 16 日开始在《晨报》连载。1923年 1 月 13 日，瞿秋白回到北京。

当此国共合作正在紧张进行之时，急需国人对苏联有个全面而又真切的了解，从而获得一个比较广泛的民众认同基础。瞿秋白此书无疑是个极佳的宣传。陈独秀此信，表现了他对国共合作从而推动国民革命大业的重视，当然也隐含着对瞿秋白生活的关心。按照当时的稿费标准，即使最低的千字二元或版税半成，此书出版后也会给瞿秋白带来一笔不菲的收入。

陈独秀南下上海时，也曾应约担任商务印书馆名誉编辑，月薪三百。以他和商务印书馆的这层关系，他完全可以自己将瞿秋白的书推荐给他们。但由于忙于党的工作，“应约”之事只好虚置，并且引起了商务印书馆的不满。张元济先生曾在1922 年 10 月 3 日日记中记下一事，“本日会议， 为寄售陈独秀著述事，仙华（王仙华——作者注， 下同）不以为然，翰翁（高翰卿）又翻前议，梦旦（高梦旦）愤甚，与仙华冲突，拂袖而去”。可能正是因为如此，他不好直接推荐，而改让老朋友胡适推荐。

在接待越飞和营救陈独秀的前后，胡适就常在日记里记录自己的身体情况。如，7 月 14 日， 肛门处肿痛；16 日，确诊为坐骨直肠脓肿，并施行手术割治。之后，时好时坏，到 8 月 7 日方才结疤，但“肛门正中又觉胀，摸上去有一小块硬的， 不知是否新起一个肿毒”，“四肢都无力”。据江冬秀后来写给胡近仁的信说，是 6 月夜里胡适坐在天井里赶稿子受寒湿造成的，并且后来发展到脚也肿了起来。就这样一直拖到 1923 年 4 月下旬，胡适南下，处理完有关新学制课程起草事务后，只好住到杭州西湖进行疗养。他接到陈独秀信后，虽然身体不适，但还是很重视瞿秋白书一事，南下到达上海后，他抽空亲自跑到商务印书馆去落实此事。随后商务印书馆负责人王云五先生致信胡适：“瞿秋白译事，就照你的意思办理，请转致仲甫。我也和振铎等说过，等秋白来沪，最好和我 会面一次。”

1923 年 6 月 12 日至 20 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瞿秋白陪同马林前往参加，并负责起草党的纲领草案。会后，他回到杭州，在西湖船上召集浙江省共产党员和 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会议，传达“三大”决议。并到板桥 路岳王村四伯父瞿世琥家中同伯父一家和寄居在此的妹 妹弟弟们相聚。在此期间，由俞平伯陪同，他拜访了在 此养病的胡适。瞿秋白就广东的形势以及孙中山、陈独 秀的思想变化向胡适作了介绍。

根据胡适的推荐，瞿秋白到达上海后，立即前往商 务印书馆商谈书稿及译书等问题。事后瞿秋白致信胡适， 不仅说明了会谈情况，还谈了同家人相见的感受以及对未来的思考。信中说，“我从烟霞洞与先生别后，留西湖上还有七八日；虽然这是对‘西子’留恋，而家事牵绊亦是一种原因。自从回国之后，东奔西走，‘家里’ 捉不住我，直到最近回到‘故乡’，就不了了。一‘家’ 伯叔姑婶兄弟姊妹都引领而望，好像巢中雏燕似的，殊 不知道衔泥结草来去飞翔的辛苦。‘大家’看着这种‘外国回来的人’，而不知道当作什么，——宗法社会的旧 观念和大家庭真叫我苦死。先生以为这并不是仅仅我个 人的事，而是现在社会问题中之一吗？——大家庭崩坏 而小家庭的社会基础还没有。到上海也已有十天，单为着琐事忙碌。商务方面，却因先生之嘱，已经答应我： ‘容纳（各杂志）稿子并编小百科丛书以及译著。’假 使为我个人生活，那正可以借此静心研究翻译，一则养 了身体，二则事专而供献于社会的东西可以精密谨慎些。无奈此等入款‘远不济近’，而又未必够‘家’里的用， 因此我又就了上海大学的教务，——其实薪俸是极薄的， 取其按时可以‘伸手’罢了。……我以一个青年浅学， 又是病体，要担任学术的译著和上大教务两种重任，自 己很担心的，请先生常常指教。”

这封信，瞿秋白能够对胡适说出这么多心里话，无 疑是把他当作极其信任的“先生”来看待的；二是看出 当时中共领导人在无私奉献背后生活的艰难与传统孝道 下精神的困惑；三是让我们看出，胡适没有因为自己身 体原因和政治思想上的不同，而将陈独秀的信弃置不顾，相反凭借自己在文化界的巨大影响，圆满完成了陈独秀 交待的任务，对瞿秋白给予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

1924 年 6 月，《赤都心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胡适与妻子江冬秀

帮助蔡和森出版《俄国社会革命史》

就在完成瞿秋白此事后不久，党的又一项“任务” 落到了胡适头上。

1923 年 9 月，李大钊连着给胡适两封信，要求他帮助蔡和森出版《俄国社会革命史》，并以此来帮助蔡和森度过生活上的难关。李大钊信是这样写的：“前者路过上海，曾往西友寓所访兄，以已去杭州未遇。尊恙已痊愈否？ 念！蔡和森君所著之《俄国社会革命史》世界丛书内可 否纳入？和森很穷，专待此以为糊口，务望吾兄玉成之”； “前谈和森君所编之《俄国社会革命史》一书，已由和 森将所取材之书列成一表，现在把它同原稿送交先生”。一个月两封信催促，足见李大钊对此事的关切，也足见蔡和森日子窘迫到了什么程度。蔡和森，1921 年即在法国发起建党活动。10 月，因领导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斗争被法国政府强行遣送回国。年底，在上海经陈独秀 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党中央从事党的理论宣传 工作，是党早期重要的理论家和宣传家。1922 年 5 月 5 日，蔡和森当选为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后，他主 编团中央机关报《先驱》。同年 6 月，和妻子向警予在中共“二大”上一起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参与制定党 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9 月，任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主编，组织发表并亲自撰写大量文章，宣传马克思 列宁主义和党的纲领。一个党中央委员，团中央和党中 央两家机关报的主编，居然穷到要靠出卖著作糊口。一 个真正共产党人清贫无私的操守在此信中也得到了真切 的体现。

10 月 5 日，胡适到上海，第二天即到商务印书馆同高梦旦、张元济、王云五、任叔永、朱经农、顾颉刚 等商谈。这次他在上海呆了半个月，19 日才回到杭州继续休养。期间，他调解了创造社与徐志摩等人的矛盾（由此发生了那则酒醉的郭沫若亲吻胡适的“佳话”）， 调解了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矛盾，调解了商务印书馆 和亚东图书馆对《努力》月刊发行的争夺，参加了郑振铎的婚礼，与陈独秀作了一次会面交谈，并同时各自在 亚东完成了“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文集的序。正是在与 商务印书馆一干人等的交往中，他可能完成了李大钊托付的使命。因为同年 12 月 6 日，回到北京的胡适接到陈独秀的一封信。此信就一件事，催胡适结账：“商务 三百元蔡君已收到，嘱为道谢。余款彼仍急于使用，书 稿请君早日结束，使商务将款付清，款仍交雁冰转蔡可 也。”这说明商务印书馆已答应出版蔡和森的书，并且 预付了相应稿费。

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胡适对结账一事却出现了“停 顿”，以致 1924 年 1 月 18 日、20 日、27 日，2 月 15 日、29 日，陈独秀连发五信催促胡适办理此事。“蔡和森书稿事，也请从速解决，因旧年迫近，蔡君需钱至急也”（18 日）；“蔡稿亦请速解决”（20 日）；“数寄书均未获复，不审何故？蔡和森兄卧病在床，医药无费， 弟不忍坐视其困贫而死，特函求吾兄即将他的书稿函告 商务结束，余款早交，使他得有医药之费或可活命”（27日）；“蔡稿求兄早日解决，因其需款至急，弟曾为贷 款二百元，若稿款久不来，弟亦陷此困难涡中也”（15 日）；“蔡稿款望速速结束，因弟为彼代借之款催还至 急也。此弟事，非蔡事，求吾兄务必提前一下。至托至 托”（29 日）。

陈独秀曾为《向导》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要求追加 200 元款项。足见 200 元在当时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是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的。而蔡和森当时日子确实过得清 苦。国民党“一大”此时召开，国共合作进入实际进行 时。他本有哮喘及胃病，本为党的事业就忙得不可开交， 所余不多业余时间还得写稿挣稿费维持生活。此时向警 予又怀上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蔡和森一下子累倒了， 竟致医药费也发生了困难。

从陈独秀给胡适的信，可以看出中共领导人之间的 情谊。不过２月 29 日之后，陈独秀没有再说此事。4 月10 日信已经转为替《中国青年》向胡适约稿了。想来胡适已经帮助将此问题完全解决。

但为什么这段时间胡适不回陈独秀的信呢？蔡和森 稿费余款为什么不能按陈独秀要求速速解决呢？这里面 有客观因素。商务印书馆毕竟不是胡适的出版社，他还 得找人解决。此时他已经北还，不像在上海和杭州等地那样可以直接上门；还有就是，按出版惯例，书出版后 余款才能结算，有此约束，要想打破也得费时费力。鉴 于如此种种，随后能够解决，也可以看出胡适的影响与 努力。

当然也有胡适的主观因素。胡适此时正陷在焦头烂 额的困境之中。1923 年 11 月 30 日他北还，12 月 5 日到京。由于他在烟霞洞养病期间发生了与曹诚英的恋情， 回北京后遭到了江冬秀的拼死反对；再加上身体没有完 全恢复，他又搬到西山秘魔崖继续休养。此时他的小女 儿素斐又生病住院，“初病肺炎，转成肺痨与脊骨炎”， 半年多两次绝望。——在这种情况下，胡适可能真没心 情去对陈独秀解释什么，而只想先努力解决了问题再说。由此，胡适与蔡和森之间也建立了一定的友谊。1925年 10 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派蔡和森、向警予（两人感情已破裂）、李立三为代表，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 六次执委会扩大会议。1926 年夏，胡适前往英国处理庚款问题途经苏联。胡适到苏联时，蔡和森还在莫斯科。 胡适和他进行了好几次交谈。蔡和森也给胡适很大影响， 以致使胡适产生了回国组党的念头。这在胡适日记中有 记载：7 月 31 日，“下午往访右任先生，他不在寓，寓中有一人，乃是蔡和森，相别甚久，彼此竟不认得了。我们纵谈甚快 ……从三点直到九点，Radek[ 拉德克 ] 来了，才把我们的舌战打断”，才出去到大莫斯科饭店吃饭， 散时已经晚上 11 点多了。8 月１日，“和森与刘伯坚来谈。他们都盼我在俄国久住一些时”。8 月３日离开时，“回想前日与和森的谈话，及自己的观察，颇有作政党组织的意思”，如出来作政治活动，应“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采“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但不以阶级斗争为手段”。胡适的言行，可以看出蔡和森政治品行的“影响力量”。

由此段时间胡适与共产党人的交往可以看出，他那 时是共产党人非常信赖的朋友，对他们提出的要求总是 尽自己所能给予帮助解决。虽然后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但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作者系安徽省委统战部副巡视员 责任编辑：杨玉珍 yangyuzhen0725@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