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认识存在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最初曾经认为中国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这是由于他们把观察问题的着眼点，主要放在了中国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共同点上。从这种认识出发，就会推导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外一切资产阶级都是中国革命的敌人，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等一系列结论。仔细研读党的早期历史文献，这样的观点并不少见。 1.指出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共产党宣言》写作于1920年，这篇重要文献提出了全世界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中国与外国毫无例外地都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全世界可视为一个资本家的机关”，“我们从生产和分配的方法上看起来，这些国家都是一样的――都是资本主义式的。”①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等文献中，把工人阶级的斗争局限于“推翻资本家阶级”，实际上也是把中国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了。在党成立后不久制定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这一文献中，把上述观点表达得更为明确：“资本主义在中国各大商埠发展的状态，和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发展的状态是没有分别的”②。 但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很快就认清了这一事实：中国资本主义虽然有了某些发展，但是中国在国际上没有独立和平等地位。1922年6月，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揭示了侵略者与中国军阀相勾结的实质：“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因为军阀无不欢迎外资以供其军资与浪费，国际帝国主义在相当的限制以内，也都乐以全力借给军阀，一是可以造成他们在中国的特殊势力，一是可以延长中国内乱使中国永远不能发展实业，永远为消费国家，永远为他们的市场。”文中还指出中国是“半独立的封建国家”③。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提出了中国社会具有特殊性的问题，第一次把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正确地揭示出来：“中国因为有广大的肥美土地，无限量的物产和数万万贱价劳力的劳动群众，使各个资本主义的列强垂涎不置：你争我夺，都想夺得最优越的权利，因而形成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的特殊地位。”“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了，中国人民是倒悬于他们欲壑无底的巨吻中间。”④这种揭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性质的基本看法。 2.指出中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中国革命是社会主义的还是民主主义性质的呢?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曾经认为，中国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性质完全一样，都属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由于较快地认识到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党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理解也就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指出俄国十月革命后的革命有两种。一种是十月革命这样的社会主义革命，一种是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国革命则是属于这后一种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这两种革命有日益联合起来的趋势。 为什么中国革命性质是民主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呢?这是因为革命的首要任务是解决民族独立和推翻封建统治。“打倒军阀割据的第一步在民主的革命。”⑤“观察过去及现在的革命运动，确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且我们也应该希望他能成功一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⑥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上述探索，得益于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1920年7月，共产国际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出席会议并做了《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报告。列宁系统地论述了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已经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这样国度中的共产党应首先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民族民主革命。共产国际二大根据列宁的论述，通过了《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明确指出：殖民地的革命首先要争取民族独立和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共一大后，中国共产党获知了共产国际二大文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等组织派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进―步了解了上述重要精神。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共产国际的文件，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制定革命策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对中国社会主要特点的初步探索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全面论述了中国社会特点，其中指出：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一方面使中国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但是封建经济的根基还严重地存在；另一方面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但是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列强侵略不仅造成了中国的四分五裂，而且操纵了中国财政经济命脉，控制了中国政治和军事力量，是中国政府的太上皇。毛泽东这些精辟论断，是以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为基础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指出： 1.中国社会在经济上的特征是资本主义经济得不到充分和独立的发展。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曾经指出过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改变了中国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列强“本来想完全毁灭中国旧有的经济构造，代以完全由他们掌管的新式资本主义的经济建筑，但是他们毕竟没有完全毁灭的本领。”结果反而使“中国资产阶级就渐渐完成他们的初步积累阶段”，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造成中国资本家发展的最好机会”⑦。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半殖民地的社会地位，经济发展受到外国资本的控制，中国资本主义又不可能得到充分发展的条件。 面对当时盛极一时的“实业救国”的主张，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反对“开发实业”，只是认为中国不具备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 首先，靠中国自身之力没有可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陈独秀在《向导》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在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国内军阀的扰乱未解除以前，中国的资产阶级很难得着发展的机会。”⑧周恩来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更为深入一些，他指出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必须具备五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有个强有力的资产阶级政府，二是有大量民间资本，三是要有科学人才和自造机器的能力，四是关税自主，五是国内生产力与消费力的均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中，五个条件一个也不具备，怎么能谈得上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呢？⑨ 其次，靠借外资更不可能使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获得独立发展。借外资以发展中国经济，是孙中山等人曾经提出过的一种想法。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此主张持不同意见。差不多在中共二大举行的同时，蔡和森发表了《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文，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要列强借债给中国发展实业，这是国际帝国主义所不愿意的。“因为他们所要的，是要以他们本身的利益为标准，而使中国的经济生活永久隶属于他们自己的资本主义利益之下，决不会容许中国 自成为大工业生产国，以谋经济上、政治上之自由发展与完全独立。”⑩事实证明，靠借列强资本来发展中国经济，无异于与虎谋皮，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蔡和森所指出的道理，是无可辩驳的。 中国的民族资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不可能获得充分和独立的发展，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这一重要结论在中国共产党对待中国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理论中处于基础地位。 2.中国社会在政治上的重要特征是帝国主义成为中国的太上政府。 西方列强与中国统治阶级的关系是什么？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分析中国现状的基础上，指出帝国主义势力处于支配中国政治、经济和操纵中国军事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列强利用华盛顿会议达到重新瓜分远东殖民地和市场的目的。这个会议以承认日本在中国满蒙地区和东部西伯利亚的独占权力为交换条件，换取了以美国为首的各列强可以在中国实行所谓“开放门户”政策，进一步操纵了中国经济命脉。中国共产党指出，由英、美、日、法四国所组成的同盟，共同对中国进行侵略，使得中国这一农业国变成了国际资本主义的附庸，中国所有的工业农业在此后都要向外国银行交租纳税。这种对中国的肆意宰割，是在帝国主义者口称“民族平等”、“民族自决”和“人类平等”等好听名词的幌子掩盖下进行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指出，争取民族独立和平等，的确是中国人民最基本的政治要求。“但是中国人民受了这九十年被压迫的经验，却最易了解帝国主义者所宣称的平等和自决是什么意义。而且也容易了解只有打倒资本帝国主义以后，才能实现平等和自决。”{11} 《向导》是党在1922年9月创办的重要刊物。它的发刊词揭露了帝国主义控制中国铁路、口岸、财政等经济命脉的事实，利用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及驻军来保证外国商品向中国市场倾销，而中国民族工业难以和外货竞争日渐毁灭；利用中国的矿山、原料和廉价劳动力，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的种种罪恶。然后痛切地指出“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经济上，更是箝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北京东交民巷公使团简直是中国之太上政府”{12}。一针见血地揭示出近代中国社会在政治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即列强侵略势力是中国实际上的统治者。 3.封建军阀与侵略势力相勾结是中国社会政治上的又一重要特征。 中国共产党认为“军阀与战乱如形影不相离”的现象是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列强在中国利益的不一致、不均衡，导致中国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连绵不断。1922年5月通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深刻地剖析了这个现象：“资本主义的列强欲达到其侵略的目的，自然要努力破坏中国的独立和自强，扶植督军武人使之互相争斗，以收渔人之利，同时又因为列强间的互相竞争，各自特别扶植其势力所及的督军武人使之互相争斗，以获得特别的权利，在这种国际资本的支配及竞争之下，遂使中国四分五裂，内政无从整理。”{13} 1922年6月，陈独秀回顾了自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政界，先由袁世凯，继由段祺瑞、黎元洪等军阀组成“内阁”，都美其名曰为共和国，实际上都是封建的“武人政治”，即军阀专政。他列举了民国以来11年间爆发的二次革命、护法战争、直皖战争等七次大战争，指出“军阀一日存在，不但他们对于民主派的战争不能停止，他们自身内讧的战争也不能停止”；“军阀不消灭，不但好政府主义者所谓的好政府无从实现，军阀自身之坏政府，亦必日在不统一的动摇之中”{14}。这些军阀政权，不是有日本就是有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才使得中国的内战愈演愈烈。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正是通过扶植军阀统治来间接实现的。 揭示近代中国社会中的军阀统治与侵略势力之间的相互勾结和共生现象，是正确认识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依据。正是在此分析的基础上，中共二大指出“即使中国现在能出现一个所谓统一政府，但列强的压迫不去，军阀的势力不除，中国是万难实际统一的，而且内乱还会不止。”据此中共二大首次制定出中国革命的最低纲领，即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争取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建设真正统一、民主的共和国。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特征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初步相结合的成果，是进一步创造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础。 三、对近代中国各阶级的政治态度进行了分析 在1925年毛泽东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前，进行阶级、阶层分析的观点，屡见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著作中或党的文献中。他们曾提出过中国社会是由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组成的，后来又进一步指出中国社会还存在着一个由小商人、小工厂主以及知识分子等组成的广大的小资产阶级。{15}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和中共二大宣言中，都比较明确地指出，在中国社会各阶级中，“工人阶级是领袖军”，“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号召各阶级被压迫民众“聚集在共产党旗帜之下奋斗”。其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农民和资产阶级的分析是富有特色的。 1.对农民进行了阶层分析，揭示了农民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农民问题的关注，可以追溯到党成立以前。1920年12月《共产党》月刊上发表了《告中国的农民》一文，揭示了广大农民生活的贫困状况，而且首次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即“农民自身里面的阶级”。这篇文献指出中国农民阶级分为四个阶层：第一种，拥有多数田地，雇人耕种，或租给人耕种；自己不劳动，坐着收租。第二种，自己的土地自己耕种，以自家土地出产养活全家。这两种农民数量很少，但丰衣足食。第三种，仅有一点土地，但不能养活全家，不得不耕种地主土地以勉强维持生活，收获的谷物要直接交到地主家里去；自己仅有的少量土地，也不得不卖给或当给债主，一般还要靠借高利贷来维持生活。第四种，自己没有插针之地，专靠耕种别人土地以为生，这种农民的困苦状况“简直是非常厉害，差不多要饿死”{16}。 在这个历史文献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尚未把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分离开来。但是，土地高度集中情况及其所造成的少数地主不劳而食、多数农民终年劳苦却过着“差不多要饿死”的生活，残酷的剥削和严重的阶级对立，都被鲜明地揭露出来了。在此基础上中共二大文献进而指出，中国农民人口共有三亿，可以分为三个阶层：占最少数的地主、独立耕种的小农、佃户和雇农；后两种农民占农业人口的95％。农民受到战争、土匪的破坏和外国商品的压迫，生活日益走向穷困和痛苦，已不堪忍受。“如果贫苦农民要除去穷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早期中国共产党不仅指出了农民阶级生活的贫困，而且揭示出农民的革命性及其对革命的推动作用。 2.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存在不同阶层，各阶层对革命态度不同。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正确认识到中国社会性质及国情后，很快转变了把中外一切资产阶级都视为敌人的观点。中共二大文献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状况做了进一步分析，指出在帝国主义压迫下，中国资本主义虽然未得到充分的发展，但是已经有了一定力量。“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已能结合全国的力量，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北京卖国政府”。“中国幼稚资产阶级为要免除经济上的压迫起见，一定要起来与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奋斗。”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注意到了中国资产阶级受到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这一现象，随即便认识到这个阶级可以分为不同的阶层。中共二大以后，陈独秀写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这篇文章因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需要资产阶级来领导的不正确观点而历来受到批判，但它并不是一无是处。陈独秀在这篇文章中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中国资产阶级中存在不同阶层的观点：“在产业幼稚资产阶级势力不集中的社会，尤其是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社会，资产阶级每每有分为三部分的现象”，即革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和非革命的资产阶级三部分。陈独秀分析了这三种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以及革命党人的应有政策。{17} 其一，革命的资产阶级，指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压迫得不到发展而赞成革命的那部分。这部分资产阶级“很难以单独的力量完成革命事业”。革命的政党，要“容纳革命的资产阶级”，“实行保护政策”，“为他们排除压迫”并为发展民族工商业而创造条件。 其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指依附军阀官僚及帝国主义列强而反对革命的那部分，“他们也可以叫做官僚的资产阶级”。他们“实是中国真正资产阶级发展之障碍”。“他们始终是靠帝国主义的列强及国内的军阀而生存，他们始终是阻挠革命运动”。这部分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敌人，革命政党“绝对不可和他们妥协”。 其三，非革命的资产阶级，指经营规模极小、对革命采取消极中立态度的小工商业家。他们在中国社会中占大多数。革命政党“应该提携中立的小资产阶级，引导他们上革命的路，增加革命的势力。” 陈独秀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分析，当然还是不够科学的。特别是认为广大小资产阶级都是“非革命的”，这显然不正确。这个分析的合理之处是提出了“官僚的资产阶级”和“中国真正资产阶级”的概念，“点”出了民族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的区别；指出资产阶级不同阶层对待革命持有不同立场和态度，革命党要以不同政策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的不同阶层。这都表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资产阶级认识在理论上的进步。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国情的分析，为毛泽东思想的萌芽提供的必要条件，从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①《中国共产党宣言》，《“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②《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党的创立时期)，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63页。 ③{14}陈独秀：《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先驱》第9号，1922年6月12日。 ④⑦{11}《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党的创立时期)，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28、337、333页。 ⑤蔡和森：《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向导》第2期1922年9月20日。 ⑥{17}陈独秀：《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20期，1923年4月25日。 ⑧陈独秀：《造国论》，《向导》第2期，1922年9月20日。 ⑨周恩来：《共产主义与中国》，《少年》第二号，巴黎1922年9月1日。 ⑩蔡和森：《统一，借债，与国民党》，《向导》第1期，1922年9月。 {12}《本报宣言》，《向导》第1期，1922年9月。 {13}《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先驱》第8号，1922年5月15日。 {15}《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页。 {16}《告中国的农民》，《共产党》第3号，1920年12月23日。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008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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