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先驱陈独秀！

　　相比同时代的鲁迅、胡适先生而言，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称的上独领风骚！而最为人们所称道的莫过于陈先生亲自创办的《新青年》期刊！《新青年》期刊是当时中国人汲取、介绍外域思想的重要阵地！更是传播异域思想、启蒙国人思想难得刊物！它的历史功效已经无须多言！单单看看《新青年》中的健将与他们发表的作品足以令我们惊叹与钦佩！例如：胡适先生所倡导的“提倡白话文进行创作”的主张，动摇了两千多年“统治阶级及其士大夫们垄断的话语权”，使得五四先辈们的启蒙思想得以为普通民众所能了提供了必要的土壤；而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的《狂人日记》更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第一部白话小说，它的发表不仅仅抨击和通斥了封建礼教对人的毒害！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传统小说的“教悔后人，麻痹人民”的劝世色彩！使得小说成为启蒙民众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并且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潮学者们开创和引入了西方小说的创作技巧！使得中国小说的风格注入了新的活力。而这些成就的阵地都是在《新青年》杂志。当然作为主编的陈独秀先生则为五四的启蒙者们提供了一个呐喊与启蒙的舞台；仅此功绩足以站立于中国二十世纪文化、思想史上的位置！但是，我们的史学家、文学家们却在叙述这段历史时，将过多的笔墨放在了鲁迅等人的具体创作上，而尽量的回避作为主编的陈独秀先生的功绩！或许是意识形态作故的原因吧！

　　同样，陈独秀所领导下的《新青年》在介绍马列主义的功绩更不可忽视！但是我们细看中国近代史就会发现，史学家们往往将陈独秀先生的功绩移植、嫁接于李大钊先生的笔下。但是大家只要稍稍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史”时，就会明白那种“抑陈扬李”的论调不过是“史官屈从于政治权威”的具体明证。其一：作为学者的李大钊先生的影响力相比作为革命家、思想家以及社会活动家的陈独秀而言，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尤其是陈独秀凭借他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的影响力，更容易的宣传马列主义的主张。而李大钊先生的宣传范围只是限于学者间的讨论以及北大学生之间。就当时而言：胡适、陈独秀就被誉为中国思想界的“双子座”！大部分青年将他们二人当作是自己的精神领袖！就连缔造中国革命成功之父的毛泽东同志，在与斯诺的谈话中也说：“青年的时候，对他影响最大的人物就数陈独秀、胡适之先生”。⑵可见陈先生的影响力了！其二：修正这段历史的根本原因就是陈独秀不仅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缔造中国历史上最大政党的人物却因为“错误”而被开除了自己所创建党的党籍！正因此，我们的史官为了求得政治的统一性，而甘愿丧失史家的秉正之笔！可叹独秀先生的遭遇更加验证了中国“政治权威”的强势！

　　今天我们的许多学者们都认为胡适之先生代表着中国自由主义的奠基人。尤其是关于民主的言论与独裁的反思的论述上，认为胡适之先生有开中国自由主义之风气的第一人。但是，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以及前苏联的独裁制反思最早也是最为深刻的莫过于陈独秀先生。即使今天我们重新拜读他的晚年著述时，不由得惊叹于他那超前五六十年的眼光。譬如： 1936年3月在《火花》发表了《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指出“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他把民主称为“人类进步之唯一的伟大指标”，“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史大林不懂得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于官僚主义，才至把党，把各级苏维埃，把职工会，把整个无产阶级政权，糟蹋得简直比考茨基所语言的还要丑陋”。⑶随后的几年陈独秀先生依然没有放弃对民主和独裁的思考。在1940年《给西流的信》中，陈先生列举了他认为的民主的政治条件必须具备的几个条件：“①议会由选举生；②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③政府的反对党派公开存在；④思想言论出版自由；⑤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此外他还说，“无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只能是领袖独裁”。“民主主义是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拉、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⑷而作为中国自由主义之父的胡适之先生，看到了既是“同乡”又是非道扬镳“战友”的言论时，不无感慨的说：“特别重要的是反动党派之自由”这13个字中，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制度的生死关头”。⑸不仅仅是如此，在陈独秀先生逝世前《我的根本意见》一文中，陈独秀先生对待“民主”的理解完全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见解”。他说：“其实所谓的民主根本就没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分，民主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一面理想旗帜，它鼓励着被压迫着为了实现自己的自由与解放而斗争的正义之所在。因此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凡是没有对立党派以及没有言论自由等措施的话，必然走向独裁主义”。⑹而这恰恰是陈独秀先生最为让我们怀念的地方。也是他反思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最令我们敬佩的！在那个为苏联“马列独尊”的时代，甚至是被国、共两党都视之为异端的时间中，他的声音孤傲而又冷清。但是却是相当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流。而在当今的学者们眼里，陈独秀先生毕生的努力又回到了当年五四期间的道路上。

      然而我却认为陈独秀先生《我的根本意见》以及他在晚年与友人的书信中民主的论述，应该是解决了我们党史上的关于民主制度，是否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产物的理论解答。即使是放在如今的环境下，审视这些文字的时候，不仅仅为作者的深邃的思想所惊叹。同时也为我们当今政府进行民主改革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来源。同时在对待历史人物上的评价，陈独秀先生的看法也常常令我们叹为观止。尤其是在对于斯大林的评价上，陈独秀更是比毛泽东的评价早上20多年。同时相比毛泽东的评价，更加的深入到了制度化的思考中，而不是通常我们所谓的个人品质化的简单评论中。譬如：“如果不从民主制度上解决问题，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许多个斯大林产生出来。”⑺就在陈独秀先生逝世前仍有着关于独裁的惊世议论，譬如：“非大众政权固然不能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产阶级独裁（专制）必然流为斯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克格勃政制，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斯大林个人心术特别坏些。”⑻中国文革的悲剧以及前苏联的教训无一不验证了陈独秀先生的先见之明。总结20世纪八十年代总结文革的教训的时候，邓小平等党的国家领导人对于毛泽东晚年的悲剧的评价也仅仅是在制度化方面评价的。

       同时陈独秀先生在把握时代潮流，也是有许多相当深远的卓见。譬如：陈独秀先生说：“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⑼20世纪90年代的苏联巨变，最为本质的原因就是以及独裁统治以及缺少民主制度化。更从实践的方面印证了陈独秀先生超人的睿智与前瞻眼光。即使深处台湾的民主人士雷震先生，在看到了陈独秀先生晚年关于民主的见解时说：“陈独秀晚年对于民主政治制度下了很精确而扼要的定义”。可见陈独秀先生关于民主思想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尤其是在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更加觉得这些思想的宝贵。⑽

　　当然，陈独秀先生晚年不仅仅思索关于民主方面的理论与知识。同时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进行着文字以及史学研究等学术创作。尤其在客居四川江津后，完全醉心于中国古史以及文字的研究。当然此时陈独秀先生早已认识到五四启蒙的不彻底以及传统文化的强大与根深蒂固。譬如：他致友人台静龙的书信中说“中国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乌烟瘴气之思想，也最足毒害青年，弟之欲于此二者各写一有统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功。文字方面始成一半，史的方面更未有一字，故拟油印此表（中国古史表）以遗同好，免完全散失也。”。⑾可见陈独秀先生晚年，意识到五四的启蒙的道路依然是很难摆脱传统的束缚。为此他宁愿放弃了正在写的自传。而投入到《小学识字教本》的研究上，一直到他逝世。在致沈尹默的书信中所赠的诗，足可以表现他对此事的重视。诗曰：“村居为爱溪山尽，卧枕残书闻杜鹃；绝学未随明社屋，不辞造懦事丹铅。“。同时陈独秀先生在《小学识字教本》的自序中说明了自己的醉心于此书的初衷：“本书取习用之字三千余，综以字根及半字根凡五百余，是为一切字之基本形义，熟习此五百数十字，其余三千字及至数万字，皆可迎刃而解，以一切字皆字根所结合而孳乳者也。“。⑿而陈独秀先生的此作在中国的文字、音韵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陈独秀先生曾拟作《宋末亡国史》、《明末亡国史》等历史书籍。可惜，天不假以时，过早的离开了人世。而所有这些创作都是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以及不被世人所理解的苦闷中独立完成的。陈先生晚年不仅仅患有高血压，加上生活的贫困。完全是凭借着精神支持，完成了他的著作大部分而去世了。⒀

　　然而，20世纪八十年代的学者们反思“五四运动”的潮流中，陈独秀先生骤然被蒙上了“激进主义的开创者”的盛名！相比同时代胡适之先生“自由主义之父”的美名；鲁迅先生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之父”以及蔡元培先生的“中国现代教育之父”而言。最为含冤的要数陈独秀先生了。甚至有的学者竟将“文化大革命”的责任归咎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启蒙者们。我想台湾自由主义者——殷海光先生的那段话足让我们深思：“中国那套出自静滞的农业社会的政治、伦教、文物制度之不能适应全世界走上科学文明的新形势，远自1842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即已露其端，摇摇欲坠、破绽必露、现象环生。到了五四时代，可谓“败象大露”，五四运动一起，不过是下个文而已。如其不然，几千年古老而坚强的文教建构，哪里能够被几个书生一喊就跨？……与其情感用事，责怪五四运动与胡适思想，比如擦亮眼睛，把古老中国的一套，与西方的科学文明比较比较吧！”⒁虽然这里殷海光先生是说明胡适之思想在中国社会所遭受的待遇。但是我觉得用在对待陈独秀先生身上也是不足为过的。我想学者们这种一味归罪于体制、传统的说法，责难前人而逃避自我所应承担的历史责任和道义的陋习！在中国现代化探索将近一百五十多年后，依然没有多大的改观。我真不知这是阿Q的自慰还是民族的劣根性的体现？更不知这是民族的悲哀还是不幸！

　　当然，伴随着二十世纪的钟声我们迎来了一个崭新的世纪，但是五四启蒙者的道路依然是漫长与艰难的！作为历史中的他们已经叙写了他们的历史使命！虽然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当代人们重新评估、反思的地方！但是我们的反思、评估决不能以树立政治权威、甚至以修正、移植、转嫁历史的真实为代价！真的，很难想象一个不正确看待自己历史的民族，又如何肩负起振兴本民族的重任呢！谨以此篇文章纪念陈独秀先生逝世62周年！
　　
　　
　　本文参阅的资料如下：
　　⑴《胡适还是鲁迅》谢泳主编 《胡适思想与中国前途》 殷海光
　　(2) 斯诺的《西行漫记》
　　⑶《终身反对派》 傅国涌
　　⑷ 《革命压倒民主》为题给《历史的先声》写序 李慎之
　　⑸《终身反对派》 傅国涌
　　⑹《陈独秀秀晚年的民主思想》王思睿 原载《书屋》二０００年第四期
　　⑺《陈独秀秀晚年的民主思想》王思睿 原载《书屋》二０００年第四期
　　⑻《革命压倒民主》为题给《历史的先声》写序 李慎之
　　⑼ 我的根本意见 《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1940年11月28日
　　⑽《终身反对派》 傅国涌
　　⑾ 1940年9月15日、10月14日致台静农信，见靳树鹏选注：《陈独秀晚年书信三十八封》，刊长沙：《书屋》2000年11期.
　　⑿《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与晚年陈独秀 徐雁军
　　⒀《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与晚年陈独秀 徐雁军
　　⒁ 《胡适还是鲁迅》谢泳主编 《胡适思想与中国前途》 殷海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