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陈独秀与顾准

[内容提要] 陈独秀和顾准是中国共产党内反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位最突出的代表人物。陈独秀与托洛茨基最主要的结合点是在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上，陈独秀晚年不会认同托氏的某些基本理论和观点，这也是他与中国托派的分野。反对派的价值并不在于其主张是否正确，而在于它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一翼。顾准认为民主集中制应该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而不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所谓“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个能够集中的主体存在，往往不过是“真主意，假商量”。顾准认为议会制是到目前为止的人类历史上最可行的实行民主政治的制度。

[关 键 词] 反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党内反对派；政治民主

[作者简介] 靳树鹏，吉林省建设厅退休人员，无职称无学衔撰稿人

    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前者先逝世，后者在晚年已对共产主义运动有所反思。恩格斯以降，在国际共运营垒内反思这个运动者代不乏人。本文只介绍两位中国人陈独秀和顾准。笔者九年前写有《谈陈独秀与顾准》^[1]，再进一步申说。

反对派之歌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受到的屈辱，使多少有识之士扼腕奋起，另谋改弦更张。从康梁的改良派到孙黄的革命派，都作了许多启发民智的工作，但谁也没有陈独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影响大，真的是“笔底寒潮撼星斗”。他当时写下的几句话表达了那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悲怆情怀：“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2]他说到做到，亲自去散发他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当场被捕。所幸他是被吴炳湘的京师警察厅的人押走，要是被段芝贵的步兵统领衙门的人押走情形会更糟，因为他起草的那份传单中有一条就是驱逐段芝贵出京。陈独秀是中国呼唤民主与科学的先驱。九十年过去，我们至今还在呼唤着这两位先生，他当年的那种悲情意识仍然激荡人心。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信仰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耀人眼目，李大钊激情澎湃地歌赞它，孙中山提出“以俄为师”，陈独秀领导的中共参加共产国际并在其指挥下进行革命。有许多中共党员和工农群众在这场革命中被投入血泊，其中就有陈独秀的两个儿子，他也不再是中共总书记。他的反省是痛彻肺腑的，他反省的结论之一就是：中国革命要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失败文过饰非，把失败的责任统统推给中国党和它的领袖，给陈独秀戴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陈独秀逐渐知道了苏联党内关于中国革命的争论，倾向托洛茨基并有派别活动，被他亲手创造的党开除出党。他成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托派的领袖，又走上反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之路。

    陈独秀与托洛茨基最主要的结合点是在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上，陈独秀不可能认同托氏的全部理论和观点，后来更不会认同托氏的某些基本理论和观点，这是他不能继续担当中国托派领袖的思想根源，也是他出狱后不去上海而去武汉的根本原因。尽管陈独秀与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中的不少人，在感情或私谊上有许多难以割舍之处，以他的睿智也不会再站在托洛茨基主义旗帜下。从酝酿派别活动到成为托派领袖再到离开托派，直到撒手人寰之前，他一直在同托派争论，批评一些青年托派是牛头不对马嘴，是做梦，也是不争的事实。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内最大的反对派，后来他成了与托洛茨基以及中国绝大多数托派异质的反对派。结果只能是：或者中国托派开除他，或者他丢开中国托派。

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是他早年民主思想的接续和发展，其思想资源并非来自托洛茨基。^[3]这里也不必详说，只举出四点。一、托氏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被叛卖的革命》（亦译为《被背叛的革命：苏联的现状和前途》）中，阐述的重点之一就是斯大林破坏了民主集中制才产生了官僚集团；在陈独秀从出狱到逝世的所有言论中，连民主集中制这个名词也没有出现过。二、陈独秀1940年9月给西流的信中说：“LT主张为恢复苏维埃、工会及党的民主而斗争，也是等于叫昨天回来，等于叫老百姓为历史的残影流血。”又说：“LT直至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他自己，才想到党、工会、和各级苏维埃要民主，要选举自由，然而太晚了！”^[4]前一句就是对《被叛卖的革命》中一些论述的批驳，后一句则是替托洛茨基惋惜。三、托洛茨基强调无产阶级民主鄙视资产阶级民主；陈独秀晚年认为民主就是民主，并无姓资姓无的区别。四、托洛茨基要收拾城乡的有财产者，陈独秀则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陈独秀1940年12月23日致郑学稼信中写道“此提纲或短文，乃为托派（国外以至国内）先生们的荒谬见解而发……列托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内）之价值……我认为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弟久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5]。（《陈独秀著作选》收入此信时有校对之误，“列托”指列宁和托洛茨基，误为“列·托”，“在中国”误为“在本国”，兹据陈独秀手迹改正。写信年份亦误为1938年。——引者）他要彻底推翻的就包括受托氏影响而形成的那些观点，也是对自己曾相信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也是托洛茨基在俄国最先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否定。陈独秀很少能在托氏著作中找到政治民主的理论，托氏著作会对他有所启发，但主要还是为他分析研究苏联提供素材。

托洛茨基的著作与哈耶克、波普尔的著作价值取向不同，不会是陈独秀与西方自由主义学者对话的桥梁。陈独秀与哈耶克、波普尔在反对极权主义方面确实有相通之处，这是因为他们都是渊博的学者，都以他们天才的头脑感知同一个时代的结果。哈耶克是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启发下写作《通往奴役之路》的。波普尔是在1938年3月知道德国入侵奥地利，开始写《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陈独秀是在1939年8月底或9月初听到苏德签定互不侵犯条约后，写出讨伐极权主义的名诗《告少年》的。此时陈独秀病骨支离，多是写些提纲式的短文和书信，而哈耶克和波普尔却写出系统严谨的长篇巨制而享誉世界。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波普尔被英国女王授予爵位。

在国际共运诸领袖人物中，对陈独秀晚年思想影响较大的可能是普列汉诺夫，因为陈独秀不大可能读到卢森堡的《论俄国革命》。奚金芳主编的《纪念陈独秀先生逝世60周年论文集》的附录二《陈独秀案证据目录》（书刊623本书目）中，有洋文书《普列哈诺夫论文》和《普列汉诺夫全集》。笔者不知道陈独秀读这两部书到何种程度，但可以断判他是读过或部分读过，他要重新评估布尔什维克及其领袖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价值，这是地地道道的普列汉诺夫式的气魄。

    陈独秀说他“拥护前期的苏联”，“痛惜后期的苏联”，他认为后期的苏联不过是世界列强之一。他当然明白后期的苏联是从前期苏联发展来的，列宁时代就违背了民主制度，为斯大林的独裁创造了条件。陈独秀已经说的很清楚：“如果说史大林的罪恶与无产阶级独裁制无关，即是说史大林的罪恶非由于十月以来苏联制度之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自史大林），而是由于史大林个人心术特别坏，这完全是唯心派的见解。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达，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史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史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6]苏联亡党亡国亡制已经验证了陈独秀半个世纪前的洞见。

    一代史学宗师雷海宗说：“历史的了解虽凭借传统的事实记载，但了解程序的本身是一种人心内在的活动，一种时代精神的表现，一种整个宇宙人生观应用于过去事实的思想反应。”^[7]这是雷先生潜心治史的深刻体会。集政治人物与渊博学者于一身的陈独秀，不仅由于摆脱党争并在逆境中独立思考，更是由于抗日战争这个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代，他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荣最有价值”的时代，使他的理性思考得到了升华。他跳出了教派的藩篱，抛开了过去的爱恨亲仇，认为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反对国共两党暗中磨擦，不主张把开放党权和开放政权混作一谈，拥护领导抗战的国民党政府。正是在这样一个紧张的时代中，他比较中日的历史，对资本主义有了正确认识。他早年认真研究过先进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宪法，加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的关注，才能纵论世界大势，指出哪些国家是民主的，哪些国家是非民主的，指出一国一党的俄、德、意在实质上是一路货色，并抛弃了他一度信奉过的那些教条。能达到他这种境界的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和托派中没有第二人，他晚年的民主思想受到今天学界的推重并不是偶然的。

    反对派的价值并不在于其主张是否正确，事实上无论反对派还是正统派（主流派、当权派、执政派），谁的政治主张也不可能总是正确的，反对派的价值在于它是民主政治中（或正确决策中）不可或缺的一翼，能减少历史给后人留下许多的遗憾。比如近九十年前布尔什维克在讨论举行起义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坚决反对列宁提出的举行起义的决议，其他社会主义派别如孟什维克派，如统一派（以普列汉诺夫主编的《统一报》而得名），更是坚决反对举行起义。虽然十月起义使布尔什维克夺得了政权，但这些不同的看法至今还尖锐存在。且不说历史学家的看法，仅举两个政治人物吧。戈尔巴乔夫认为“十月革命并非一个错误”；前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厅主任菲拉托夫的看法却相反，他认为“1917年十月俄国发生了一次政变”，“是对俄国社会进行最严重的革命破坏的开始”。^[8]反对派的意见有时候是对的，如果八七会议后的中共中央听听陈独秀的意见，左倾盲动主义就不能在中央占统治地位，将减少很多损失。苏共、中共及相似的党，不允许有反对派，尽管已有了许多惨痛的教训，有的党至今仍不知改悔，这样的党必然毫无生机和生气，必然蜕化变质。

思想者之歌

    顾准的独立思考也是在逆境中进行的，如他所说“这是一个人进行的探索”。他对自己的要求是“死心塌地钻研下去”，他追求的是“思想的细密化”，而不是“报章杂志之学加上直觉、臆想”，他读书必然如饥似渴，“颇有拼命主义之概”。

    从1966年9月起，到1968年8月监管开始为止，我

    （一）把书架上从前读过的历史书从头复读一遍，又读了乾隆“御批”通鉴；

（二）系统地读了《马恩全集》二十余卷，《资本论》三卷，其他一些马恩著作，以及手头所有的和马恩有关其他作家的著作；

 在以上两项工作中，摘抄了二三千张卡片。

（三）系统地读资产阶级经济学；

（四）因为要了解他们说的究竟是什么，需要补充数学知识，费四五个月时间，复习代数，读微积分，读线性代数，最后一项只开了一个头；

    （五）过去有过经验，翻译是精读的好方法。于是在读了一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以后，着手翻译琼·罗宾逊的《经济学论文集》第二卷，和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前者已全文译完，后者译了第一卷的四分之三。两者合计，已成译稿约四十万字。1968年8月监管开始搁笔。^[9]

    在“文化大革命”闹得沸反盈天之时，他自己的文化革命是在书房中这样静悄悄进行的。顾准的理论思考可以归结到他仿鲁迅提出的“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娜拉是易卜生名剧中的女主人公，此剧刚译到我国时名为《玩偶之家》，后来译为《傀儡家庭》。娜拉虽然离家出走，并没有解决她的问题。顾准提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十月革命在苏联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以后在中国和东欧等一些国家也建立了类似的政权，但这离马克思设想的境界还十分十分遥远，我们应当怎么办？即我们应当实行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制度。这是上世纪最尖锐重大的问题之一。顾准没有看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但他比陈独秀多活了三十多年，他思考了苏联五十多年的经验教训，也思考了中国二十多年的经验教训。建国初顾准任上海市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时，“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口号正喊得响，他已认识到苏联是教条主义的，并希望中国能较快克服教条主义。他对苏联经济和中国经济的某些论断，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他的反思从斯大林主义上溯到马恩。这里摘取尚无人评说或较少评说的三个问题略加介绍和探讨。

    一、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通常被认为是我国的根本制度和根本组织原则。对民主集中制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有很多论述，毛泽东的论述我们尚耳熟能详。诸如：“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所谓有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但是这个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等等。事实上在苏联和中国盛行的都是个人崇拜，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个人专权。有不少革命导师论述过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何以在高唱无产阶级民主的国家里竟出现这么多个人专权（或个人独裁）呢？

    民主集中制来源于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因其能集思广益，民主决策，普遍为各个政党所采用。但是在实际施行上各政党有所不同。有的政党扭曲了民主集中制，强调集中，轻视民主。民主集中制的本意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而不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必须有批评的自由，自由的选举，少数派意见允许在报刊上发表，允许不同政纲在会议上讨论等等。如果这一切都被“集中”削弱、取消以至扼杀，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呢？所谓“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个能够集中的主体存在，这个主体就是领导人物或领袖人物。尽管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都论述过群众、政党和领袖的关系，但并没有制订出防止领袖人物不犯重大错误的有效措施，反而把领袖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列宁说过“革命党的领导者……始终走在群众的革命自动性的前面，成为他们的灯塔”。^[10]斯大林说：“党如果始终做无产阶级的党，它就应当知道，它首先是并主要是工人阶级的领导、领袖和导师。”^[11]党和它的领袖高踞人民之上，这是斯大林的悲剧，是毛泽东的悲剧，也是列宁的一大遗憾。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也多次论述过民主的方法就是说服的方法，说服不了怎么办呢？那就强行集中，你服也得服，不服也得服。列宁说：“我们必须首先说服，然后再强制。”^[12]斯大林说“强制少数服从多数的意志”。^[13]其实保护少数，允许不同意见存在，才是民主的题中之义。

    据我有限的闻见，中共理论界中最早质疑民主集中制的就是顾准。他在三十年前写道：“有人把民主解释为‘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方法。这就是说，说服者所持的见解永远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别人不理解它的正确性。贯彻这种正确的见解的方法，有强迫和说服之分；其中，说服的方法，就是民主的方法。那么说服者的见解怎么能永远是正确呢？因为他采取了‘集中起来’的办法，集中了群众的正确意见。”“‘集中起来’这个集中，分明带有（1）集中、（2）归纳这两个因素。你主张你‘集中起来’的是群众中正确的意见，你就是主张你归纳所得的结论是100%正确的。可是你的归纳，决不比别人的归纳更具有神圣的性质，你能保证你没有归纳错了？何况，这种归纳，实际上往往不过是‘真主意，假商量’而已。”^[14]

    顾准认为这不是民主主义，而是权威主义，权威不可以没有，权威主义必须打倒。依我们经历过的事实而论，反右派、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哪一个大主意不是毛泽东的呢？“文化大革命”时说的“亲自发动亲自领导”，倒是千真万确的。民主制度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通行的政治制度，民主集中制不过是民主制度中的“游戏规则”而已。按照这个“游戏规则”，哪个党（在同一党内就是哪种主张）得到的选票多一些，哪个党就可以执政。这个规则也只是决定哪党哪派执政，并不是说别党别人都得同意你的政纲，恰恰相反，别党别人都有权利反对和批评你的政纲。我国实行的是民主制度，不能以民主集中制的概念代替。上引关于民主和集中的权威论述，仅从字面上从常理上来说，有些也难以自圆其说。“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说得通吗？自由和纪律不是一个范畴里的概念。同样道理，“有领导的自由”也说不通。自由是个政治概念，不是指不服从领导不遵守纪律之类。再比如反右，可能是政治局多数人同意的，在某种程度上也变成了多数人的“统一意志”，但那五十多万右派和他们的家属等人能够“个人心情舒畅”吗？顾准有一句重要的话：民主，不能靠恩赐，民主是争来的。如果什么时候让你民主你才能民主一下，在什么问题上让你民主你才能民主一下，那还有民主了吗？

    二、议会制

    无产阶级革命家痛诋资产阶级议会制，认为它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是资产阶级的虚伪民主。列宁说：“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个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15]

    无产阶级革命家多是倡导直接民主制，这就是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总结的巴黎公社的经验，也就是后来的苏维埃。顾准考察了直接民主的源头，雅典是它的原型。他认为主权在民的直接民主制，只能产生在希腊城邦那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后来广土众民的世界各国只能实行间接民主制。“直接民主的口号是人民当家作主。可是希腊历史上留下来的还是一些英雄。”所以，“不要奢求人民当家作主，而是考虑怎样才能使人民对于作为经济集中反映的政治的影响力发展到最可能充分的程度。既然权威是不可少的，行政权是必要的，问题在于防止行政权发展成为皇权。唯一行得通的办法，是使行政权不得成为独占的，有人在旁边‘觊觎’的，而且这种‘觊觎’是合法的。” ^[16]

    顾准详细考察了议会制度和政党政治的演变轨迹。他认为议会政治的真正意义在于，两个或多个可以执政的政治集团，在和平的舞台上依靠各自的政纲争得选票，决定谁来执政。这也就是凭选票进城，还是凭枪杆子进城。他认为，如果斯大林、布哈林、托洛茨基轮流当总统，联共分成两个党，先后轮流执政，十月革命就不可能被葬送。简言之，顾准认为议会制尽管也有许多弊端（天底下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仍然是到目前为止的人类历史上，最可行的实行民主政治的制度。

    三、马恩的哲学

    顾准非常崇敬马克思。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写道：“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这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的神的一切地神与天神而发的。”顾准对此至为欣赏，认为这是马克思一生信念的宣言书。但是顾准只是把马恩当作伟大的学者，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同对其他伟大的学者、思想家、哲学家一样，从未想过把马恩神圣化。除了对直接民主制，社会主义社会还将存在商品交换、价值规律等问题外，顾准还对辩证唯物主义提出了科学的质问和哲学的质问。

顾准六弟陈敏之在五七干校时，干校正在学习《反杜林论》，学习完了要谈体会，一位著名的专家在发言中对唯物辩证法佩服得五体投地，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陈敏之在给顾准的信中提到这件事，于是引发顾准写了一篇《哲学杂谈》（实际是评恩格斯的名著《反杜林论》）寄给陈敏之^[17]。这篇兄弟间探讨辩难的笔记，看似信手拈来，率而成篇，实则是顾准经过多年研究探索早已烂熟于胸。他写道：“质量互变，矛盾统一，否定之否定，这三个辩证法规律，是可以用经验来验证的吗？”“假如近代科学死守住辩证法三规律，它老早停滞不前了。”他认为，“马克思按其本性是唯理主义的，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不能不是唯理主义者。……唯理主义者不得不是神学家”。^[18]这是顾准从哲学上质疑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这个命题。

    顾准是中国共产党内又一个重量级的反对派，也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思最深刻的思想家。

2006年9月

注释：

[1] 香港《二十一世纪》1997年8月号。

[2]《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一卷443页。

[3] 高力克先生的大作《陈独秀晚年的民主观》（香港《二十一世纪》2001年6月号）已有这样的意思：“中国托派译介了大批揭示和批评斯大林极权主义和‘大清洗’内幕的书籍，其中有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真理在前进中》……为陈反思社会主义民主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闾小波先生说得更明确：“托洛茨基的著作当是影响曾是托派首领的陈独秀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又说陈独秀“也是同期东方世界为数不多的可以与二十世纪最为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哈耶克进行心灵对话的人物，而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或许是陈独秀与哈耶克对话的桥梁”。（见其大作《陈独秀晚年民主观的思想资源》，收入奚金芳主编的《陈独秀与二十世纪中国》，中国戏剧出版社）顺便说，高力克先生认为“陈晚年对斯大林主义的反思批判……不仅早于胡适……而且早于哈耶克、波普尔等西方思想家。几年以后，哈波二氏于二战临近尾声时相继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这个判断是站不住脚的。陈独秀曾追随十月革命，有不少学者作家是反对十月革命的。陈独秀批判斯大林主义既不可能早于西方思想家也不可能早于东方思想家，普列汉诺夫批评列宁主义时还没有中共呢。胡适1941年在美国密西根大学讲演《民主与极权的冲突》，是对他自己“认知苏俄”的彻底清算，与陈独秀也难分早晚。且不说哈波二氏以前的著作，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写于1940—1943年间，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动笔于1938年初。代表陈独秀晚年思想的论著主要是他生命最后三年写下的，即1939年下半年到逝世，1949年才出版。

[4] 同注[2]，第三卷554、556页。

[5] 同上，528页。

[6] 同上，554-555页

[7] 雷海宗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13页。

[8] 《“十月”的选择——90年代外国学者论十月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208、304页。

[9] 《顾准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307—308页。

[10]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第一卷602页。

[11]  斯大林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47页。

[12]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第一版，第三十二卷200页。

[13] 同注[11] ，150页。

[14]《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362、364页。

[15] 同注[10]，第三卷630页。

[16] 同注[14]，389-390页。

[17] 据陈敏之先生给笔者的信。

[18] 同注[14]，451、452、4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