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陈独秀——风云际会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讲工作方针时指出：“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所以可以说，毛泽东与陈独秀的交往，是从学生与老师关系开始的。

　　两人的关系开始于神交，神交开始于何时？有案可查的是1915年秋杨昌济介绍他阅读《新青年》后，毛泽东不仅成为该杂志的热心读者，特别爱好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文章，对他们产生了神交的感情。

    “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在1918年夏季师范毕业以前，毛泽东一直是一个学生，对于有学问的前辈，他都很尊敬，甚至崇拜，如对身边直接教育他的老师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等。阅读了《新民丛报》等维新派的书报，曾把康梁视为“楷模”，称崇舍身取义的谭嗣同和俄国的托尔斯泰为“大哲学革命家”。但是，阅读了《新青年》，感受到陈独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后，毛泽东把最大的崇敬移到了陈独秀身上，并且从哲学思想到政治主张，到文章风格，全面崇尚陈独秀。他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他一边读陈独秀等人的文章，一边思考，常常把文章中精辟的论述，整段地抄在笔记本上，并加上自己的见解，还常与朋友们谈论这些文章的观点和提出的问题。他还把陈的思想与康梁的思想对比，终于认识到前者代表着时代的声音，而后者已成时代的阻力。1917年8月，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康似略有本领（按：指哲学、宇宙真理），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杆树立、枝叶扶疏之妙。”

　　把陈独秀当作“楷模”，就按照他的思想和作风去行动。于是，毛泽东就采用《新青年》提倡的文风，拥护陈独秀提倡的重视体育的主张，写了《体育之研究》一文，用“二十八画生”笔名，寄给心中敬仰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而陈立即将其发表，表示对他的鼓励与支持。所以在1917年4月，在当时已成为新文化运动旗帜而享有崇高声誉的《新青年》杂志上，出现这样一篇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一生中最早公开发表的文章，并不是偶然的。这是毛泽东把陈独秀当作“楷模”的产物。

　　早在1902年，陈独秀在与安徽维新巨子汪希颜谈话中，就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思想，反对只重德、智而忽视体育的传统教育思想。1904年，他在他主编的《安徽俗话报》中，明确指出体弱是中国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西洋的教育，分德育、体育、智育三项。德国、日本的教育，格外看重在体操。我中国的教育，自古以来，专门讲德育，智育也还稍稍讲究，惟有体育一门，从来没人提倡（射御虽是体育，但也没人说明），以至全国人斯文委弱，奄奄无生气，这也是国促种弱的一个原因。”（《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解释》）

　　1915年，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后，更把“体育兴国”作为重要的新思想竭力鼓吹。他说：“余每见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他日而为政治家，焉能百折而不回，冀其主张之贯彻也？他日而为军人，焉能戮力疆场，百战不屈也？纨绔子弟，遍于国中；朴茂青年，等诸麟凤；欲以此角胜世界文明之猛兽，岂有济乎？”又说“自生理言之，白面书生，为吾国青年称美之名词。民族衰微，即坐此病。美其貌，弱其质，全国青年悉秉蒲柳之资，绝无桓武之态。艰难辛苦，力不能堪；青年堕落，壮无能力，非吾国今日之现象乎？人字吾为东方病夫国，而吾人之少年青年，几无一不在病夫之列，如此民族，将何以图存？吾可敬可爱之青年诸君乎！倘自认为二十世纪之新青年，首应于生理上完成真青年之资格。”（《今日之教育方针》，《新青年》。）

　　毛泽东与陈独秀一样，对当时不重视体育的学制很不满意，主张德、智、体三育并重，“心力”和“体力”全面发展。他认为体育的目的在使身体平均发达，不仅要强筋骨，还要强意志。他利用暑假，走访过一位留学日本的体育运动的爱好者和倡导者柳午亭先生（即柳直荀的父亲）。称赞柳先生在体育的研究和实践上有较高的造诣，许多地方值得效法。他在实践中锻炼，随后写成《体育之研究》。其中接受陈独秀的思想，甚至有的文字也是相同的。文章论述增强民族体质与保卫国家关系时说：“国力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文章论述德、智、体三育关系时，认为体育“实占第一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身体是“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小学应当专门注重身体的发育，中学和中学以上应当德、智、体并重。文章与陈独秀一样认为，体育锻炼不仅在于强体质，更在于强意志。“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武勇之日，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文章还与陈独秀一样，严厉批判了当时学校教育忽视体育的倾向。所不同的是，陈独秀崇拜西洋教育而对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否定过多，毛泽东则从中国传统教育中，肯定清初颜元、李塨“文而兼武”的思想，赞同“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主张。这实际否定了陈独秀说的中国传统教育中“惟有体育一门，从来没人提倡”的说法——从这里也可看出两人在对待中西文化上的不同态度。更可贵的是，毛泽东还身体力行，积极摸索体育锻炼的规律，研究创造出一套通过体育锻炼有效地增强体质的方法。在《体育之研究》中，他就介绍了自编的一套“六段运动”体操。由于他的提倡和榜样作用，当时第一师范的体育锻炼搞得较好，在1917年的全省运动会中，该校选手得奖60多人。毛泽东自己在该校开展的考察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人物互选”活动中，得票最多。

　　另外在体育锻炼的方法上，杨昌济先生提倡静坐法，以锻炼身心。当时许多学生如蔡和森、张昆弟等（毛泽东的好朋友）都受影响，纷纷静坐锻炼。毛泽东却不予苟同。他在《体育之研究》中说：“天地盖唯有动而已”，“人之身盖日日变易者”。他认为体弱的人，只要勤于锻炼，增益其所不能，时间久了，就可转弱为强；体质强的人，如果随意自斫，也会变弱的。这点说明，毛泽东一贯坚持独立思考，即使是他最崇敬的人，也不迷信。

    第一次见面留下最深影响

　　如前所述，开始时，毛泽东崇敬的人物较多，即使是在接读《新青年》以后，被他视为楷模的，也不止陈独秀一人。他在与斯诺谈话中明确点了的，还有胡适，实际上还有被他称为组成“新文化运动阵营”的“陈独秀周围的一群人”，如有辩证法思想、呼唤“青春之国家”的李大钊，写《狂人日记》等反封建小说的急先锋鲁迅，“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被鲁迅称为“好伙伴”、“活泼、勇敢的战士”、提倡文章分段和用标点符号的刘半农，提出“打倒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而“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钱玄同等。但是逐渐地，陈独秀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突出出来，成为“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的“大社会哲学家”和“思想界的明星”。

　　这首先是因为《新青年》当时由陈独秀主编，所刊重要文章都是署名“陈独秀”。陈独秀几乎成了《新青年》的代名词，二者密不可分。其次，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灵魂，他的主张着重在思想方面，其影响力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人。提倡白话文、标点符号等，进行文学革命；提倡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和德、智、体全面发展，进行教育革命，等等，固然在当时影响很大，是一种移风易俗的革命，但是，对比起来，陈独秀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着力批判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思想，提出以新思想培养一代新青年所进行的伦理革命，对整个社会和毛泽东产生了更为强烈的震撼。

　　所以，《体育之研究》在《新青年》发表一周年之际，即1918年4月，毛泽东把陈独秀当楷模的第二个行动，就是他与几个朋友发起创立了湖南新文化运动的团体“新民学会”，决心按陈独秀提出的标准，引导大家做“新青年”。为此毛泽东参与起草的新民学会会章规定，学会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会员守则为：“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毛泽东说，当时武汉、上海、杭州、天津也出现了由“富有战斗精神的青年组织起来的激进团体，开始对中国政治产生影响”。“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

　　新民学会成立后，在毛泽东等的领导和组织下，开展了大量活动和工作，后来成为湖南共产党组织的发起团体，会员曾发展到七八十人。毛泽东后来骄傲地对斯诺说：“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前，毛泽东受到影响最大的是陈独秀的改造中国、特别是改造国民性的革命思想。1917年9月22日，张昆弟日记记述当天下午他与毛泽东一起在湘江游泳后的一段谈话，表达了他们已决心把陈独秀当作当代“大哲学革命家”崇敬，投身革命运动的心情：“毛君润芝云：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国人沉郁闭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毛君又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这与当时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和内容是完全相符的。第二年毛泽东到北京与陈独秀接触后，这个思想就更加坚定了。

　　1918年10月，毛泽东为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来到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在这里住了约半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开始接触到初步传到中国的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进中国早在1898年就开始了，但是零星的，而且是不准确的）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这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刊登了李大钊写的赞扬十月革命的文章《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毛泽东在北京因生活问题，经北大教授杨昌济的介绍，到李大钊为主任的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与李的关系比较密切。在图书馆，他阅读到介绍各种思潮的书报；他还拜访了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一睹几年来敬为“楷模”们的风采，眼界大开。同时，从过去的神交——远距离敬仰，变为直接接触，对比之下，毛泽东在这些过去崇敬的人中，终于产生出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的感受。并且，随着在1918年底巴黎和会引起的、五四运动前后国内外局势激烈动荡中陈独秀的表现，给了毛泽东越来越强烈的印象。而这导致毛泽东在结束学生生活后第一个革命行动，就是领导湖南的五四爱国运动。

　　正是毛泽东在北京期间，国际国内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因而形势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化，各种政治势力异常活跃，斗争十分激烈。首先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是战胜国，国人普遍认为这次可以而且应该收回德国侵占我国山东的权利，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可因此而得到提高。其次，由于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中外舆论普遍认为这次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因此对陈独秀几年来宣传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信仰普遍高涨。但是，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这几年来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儒家纲常学说的猛烈批判，使封建卫道士们极端的恐慌，对陈独秀《新青年》无比仇恨，用造谣诬蔑和利用当权的北洋军阀势力等各种手段，进行疯狂反扑，并集中攻击陈独秀和《新青年》。

　　对此，陈独秀绝不妥协与让步。他在1919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对封建顽固派进行反击，坚定地表示：要拥护“德赛”（即民主与科学——引者）二先生，便不得不主张“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又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这种为了真理坚决斗争、不惜断头流血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毛泽东，使他对陈独秀的崇敬更上一层。

　　与此同时，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也一改新文化运动只谈“文化”，“不谈政治”的方针，创办了一份直接迅速干涉政治的战斗性极强的周刊《每周评论》，对在这“中国向何处去”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政治，发表自己的明确主张，并且把报道和评论的重点，放在当时世人与国人瞩目的舆论焦点——巴黎和会和中国收回山东权利问题上。于是，除了《新青年》之外，陈独秀又多了一面影响和引导收回国权的群众运动（后来发展成五四运动）的旗帜。与《新青年》一样，《每周评论》又给了毛泽东很深的影响。

五四运动中的先锋与旗手

　　“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毛泽东在1945年还这样以崇敬的口吻，高度评价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历史功绩。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掀起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即新文化运动，到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国历史界称为“五四运动时期”，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伟大而进步的转折时期。一切阶级、阶层、党派和个人，都在这个时期中受到严峻的考验。如上节所述，从《新青年》开始，毛泽东就开始追随陈独秀的足迹，而在五四爱国运动中，他更是步步紧跟，领导起湖南的斗争。如果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旗手，那么，毛泽东则是先锋。

　　1919年3月，毛泽东从正在风起云涌地酝酿着五四运动巨大风暴的北京回到长沙后，立即发动并领导起响应北京的湖南五四爱国运动。从此，毛泽东正式地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可以说，毛泽东走上政治舞台时，带着陈独秀的许多影响。5月28日，在他的推动下，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6月2日，该会议决定从3日起，全省学校学生一律罢课。7月9日，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湖南学联发起的湖南各界联合会成立。联合会以“救国十人团”为基层组织。月内，“救国十人团”迅速发展到四百多个。

　　14日，毛泽东仿效《每周评论》，创刊了湖南学联机关报《湘江评论》，并完全以陈独秀当时指导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思想为方针，宣称该刊“以宣传新思潮为宗旨”。

　　当时陈独秀指导五四运动的旗帜依然是“民主”，总方针是“民众直接行动”，并且受了俄国二月革命推翻沙皇政府和十月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两次民众行动夺取革命胜利的鼓舞，对本国这次斗争获得胜利颇为乐观。例如，5月4日，即北京学生上街游行第一天，陈独秀发出“人民起来直接解决”的号召。他在《两个和会都无用》的战斗檄文中说：“上海的和会，两方面都重在党派的权利，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6月9日，陈独秀亲自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在提出深入推动五四运动、把矛头直接指向北洋政府暴力机关的五条“最低要求”后宣称：“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陈独秀当天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时，被反动的北洋政府逮捕。他在被捕后，表现了英勇不屈的精神，如他在被捕前一天写的题为《研究室与监狱》文章中所表示的，他要把监狱变成“世界文明的两大发源地”之一，坚决为真理而斗争，为“创造世界文明”而斗争。他教导青年：“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毛泽东遵循陈独秀、李大钊的指导思想，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他也提倡平民主义，主张用民众的力量反对各种强权，用群众联合的方法，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无血革命”。

　　全国各界立即掀起营救陈独秀的运动。毛泽东也加入营救行列。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号发表的重要文章《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对陈独秀的革命精神和对陈独秀的崇敬心情发挥到了更高的境界。文章在介绍了陈独秀被捕经过和全国营救陈独秀、盛赞其几年来提倡新思潮的功绩后表示：“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现在的中国，可渭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前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陈君平时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德莫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加给他。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愈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最后他甚至高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从这篇文章中看到，毛泽东对陈独秀的崇敬，经过了《新青年》初期的“楷模”、1918年北京拜访时“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已经进入到唯其独尊的“思想界的明星”的程度。同时也表明，陈独秀当时在中国在毛泽东心中威信是非常之高的，而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思想主张及革命精神的理解与推崇也是无与伦比的。所以，在1945年4月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即在陈独秀后来犯了严重错误，甚至与当时被视为反革命的托派相结合，被开除党籍，党内大多数同志揪住他不放的情况下，毛泽东还特地为他辩护，对他五四时期的功绩给予很高的评价，称“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从“思想界的明星”到“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可见，虽然经过了26年的巨大变迁，毛泽东对陈独秀往日的崇敬心情依然没有改变。

　　接着，在第二期至第四期《湘江评论》上，毛泽东又连载重要文章《民众大联合》，发挥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提出的“民众直接行动”的思想，指出民众大联合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文章歌颂了俄国“劳农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等群众运动，号召工人、农民、学生、教师、警察、车夫各色人等联合起来，仿效别国方法进行革命。同时，文章又认为“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前，在总结辛亥革命等旧民主主义革命经验问题上，两人所以在观点上达到了一致，可以明显看出后者受了前者的影响，并且在某些方面超出了前者。而在论述上，陈独秀比毛泽东还要深刻，这是因为他亲身参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毛泽东则只参加了辛亥革命新军半年。

　　《民众大联合》和《湘江评论》上的其他文章还表明，与去北京前相比，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他哀叹中国缺少像托尔斯泰式的大思想家，还要探求“大本大源”来救中国。现在他的调子完全变了，在《湘江评论》上大力提倡解放思想，反对宗教、文学、政治、教育、经济、思想、国防等各个领域里的强权，并统统用民主和科学来改变和打倒这些强权。这些文章的思路与陈独秀是一样的，甚至有的语言也相同。

　　正因为《民众大联合》的思想与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激进派的观点一致，或者说在更大的范围内，宣传了他们的思想，所以该文一发表，立即引起北京的注意。当时陈独秀正在狱中，《每周评论》由李大钊和胡适主持，李在接读《湘江评论》创刊号后，认为是当时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刻的一种刊物。胡则在《每周评论》“介绍新出版物”栏内撰文介绍，说《湘江评论》是自己的朋友，“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他特别重视《民众大联合》一文，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这些情况，陈独秀在9月出狱后，当然是注意到了。所以他接着主编的第七期《新青年》中，收登一篇文章《长沙社会面面观》，在介绍长沙五四运动中出现了十多种白话新思潮周刊时说：“最有力的就是《湘江评论》。”

　　特别是陈独秀出狱时，《湘江评论》出了五期后被查封，毛泽东接着主编第七期以后的《新湖南》杂志，他一改该杂志原来保守的风格，继承《湘江评论》的精神，对张敬尧的残暴统治开始作正面的攻击，并宣称：“本报第七号以后的宗旨是：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第七号以后的本报，同人尽共力所能，本着这四个宗旨去做；‘成败利钝’，自然非我们所顾。因为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这年12月出版的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立即予以介绍，全文刊登上述宗旨，并介绍第七期的内容，评论说：“其中精彩真是不少。最要的如《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洋洋数千言，说的很透。又有评假冒新招牌的《新中国》杂志，及《哭每周评论》、《工读问题》等，都是很好的。”上述毛泽东写的办该杂志的“信条”其精神与语气，与陈独秀写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是一样的。（《每周评论》第36期。）

　　毛泽东这时受陈独秀、李大钊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影响之深，还表现在他发表在与《湘江评论》第二期同日出版的《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一号上《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健学会也是当时受新文化运动影响产生的进步组织，由湖南教育会长陈润霖邀集湖南省学校教职员徐特立（孤儿院院长）、朱剑凡（周南女校校长）等发起，成立于这年6月。孩会“以输入世界新思潮，共同研究择要传播为宗旨”。毛泽东的文章借介绍“健学会”为名，发挥上期《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的思想和陈独秀批判孔子之道“扼杀自主自由之人格”，使人人沦为”奴隶”，因此“不适用于现代生活”的论断，宣传民主与科学，集中批判孔子和迷信。文章借赞扬戊戌维新时期湖南思想活跃为名，指出中国思想界存在着自大、空虚、以孔子为中心等弊端，批评这种思想“多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不容易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特别是孔子，单就其统治中国思想界不能自由、使人们做了两千年偶像的奴隶这一点来说，也是不能不反对的。因此，文章大力提倡“研究”和“批评”的精神和学术的自由讨论，认为没有批评的精神，就会做人的奴隶。

　　由此看到，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紧随陈独秀、李大钊的思想，刻意模仿《新青年》和《每周评论》，而陈独秀又反过来提携和支持毛泽东。南与北互相照应。这时的毛泽东，把陈独秀当作“楷模”来模仿，当作“明星”和“大哲学革命家”来崇敬，是他思想的最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