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陈独秀——亲密合作

携手转向马克思主义

　　“我第二次去上海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这样评价自己在转向马克思主义过程中，陈独秀对他的影响。客观地考察当时二人的关系，这个评价是十分中肯的。

　　1919、1920年，继李大钊、陈独秀先后由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也紧接着实现了这个转变。而这个转变是在陈独秀直接指导下进行的。

　　继五四运动后，毛泽东受陈独秀影响，对社会进行革命实践的第二个大行动是领导湖南的“驱张运动”。当时，湖南督军反动军阀张敬尧对湖南的统治极其昏庸而残暴，激起人民群众的无比愤恨，一致呼声：“张毒不除，湖南无望。”张的三个弟弟（敬舜、敬禹、敬汤），与他一样荒淫无耻，专横残暴，民谣说：“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在青年学生和部分教育界人士中，这个怒潮的酝酿最为迅速。1919年7月7日，湖南学联曾发动过一次大举焚烧日货运动。之后，张敬尧对各校的学生代表和一些教职员训话，竟粗鲁地说：不准开会，“你们不准游街，不准检查商店，否则，本帅就要办人。”引起广大师生的极大愤慨。毛泽东正确地估量了当时湖南省内外形势和群众的愤怒情绪，决心将五四运动中形成的反日反北洋卖国政府为中心的群众爱国斗争，引向以驱逐张敬尧为中心的运动。12月，毛泽东以新民学会和湖南学联为骨干掀起的驱张运动，终于在湖南全省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他们从坚决抵制并焚烧日货、对抗张的禁令入手，遭到张的镇压后，即大张旗鼓地向社会公开揭露张的种种罪恶。12月6日，长沙主要学校陆续罢课后，毛泽东与运动骨干商量决定在本地加强斗争的同时，向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派出“驱张代表团”，进行请愿活动，以扩大驱张的宣传，争取外省力量的支持。毛泽东负责赴北京代表团的工作，不料这次行动与他同陈独秀的接触，成了他一生最伟大的转折点。
　　毛泽东于12月18日到达北京，除了向总统府、国务院递呈文，向各界宣传，揭露张敬尧祸湘罪恶，要求“将湖南督军张敬尧明令罢职，提交法庭依律处办，以全国法而救湘民”外，他与正在向社会主义者急进的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密切联系，开始较系统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罗章龙回忆说，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庞大的翻译组，大量翻译外文书籍，《共产党宣言》就是其中一本。我们还自己誊写、油印。没有铅印稿，只有油印稿。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后看到了。毛泽东自己也说：“在我第二次游北京期间，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书。我热烈地搜寻一切能找到的中文的共产主义文献，使我对马克思主义建立起完全的信仰。”自然，这里有一个过程，开始时，他把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潮甚至当作马克思主义来接受，而且，如上所述，原来的思想如康有为的大同思想，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以及他没有意识到的封建思想的影响等，也并未肃清。正如他在当时即1920年3月14日给周士钊的信中所自述的：“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在后来与斯诺的谈话中，他更明确地承认：“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

　　毛泽东这种思想状况是完全正常的。因为被称为中国信仰马克思主义“第一人”的李大钊，当时也刚接受马克思主义不久；陈独秀则还处在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过程中。而且两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并不完全正确，夹有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成分。但是，把毛泽东从以上思想“大杂烩”中导引出来、只信马克思主义一家的主要导师是陈独秀。他甚至说是陈最早告诉他“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西行漫记》第132—133页。）

　　陈独秀通过与毛泽东的接触，从他组织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领导湖南五四运动等一系列的活动中，看到了毛泽东非凡的革命精神、领导才华和组织能力，对毛泽东十分赞赏。陈独秀在1919年12月《新青年》上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欢迎湖南人底精神》的文章，以支持毛泽东等的驱张运动。文章一开头写道：“在我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之前，要说几句抱歉的话，因为我们安徽人在湖南地方造的罪孽太多了，我也是安徽人之一，所以对着湖南人非常地惭愧。”这里，在湖南造孽的“安徽人”就是指张敬尧。接着，文章在歌颂了湖南历史上著名人物王船山、黄克强、蔡松坡等的奋斗精神后，写道：“我曾坐在黑暗室中，忽然想到湖南人死气沉沉的景况，不觉说道，湖南人底精神哪里去了？仿佛有一种微细而悲壮的声音，从无穷深的地底下答道：我们奋斗不息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后来我出了暗室，虽然听说湖南人精神复活底消息，但是我盼望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他们真实的复活，不仅仅是一个复活底消息，不使我的欢喜是一场空梦。”这段话显然是指他在出狱前后对于湖南斗争情况的认识。文章最后，以蝗虫自杀堆尸成桥让后者过河的寓言，盛赞这些湖南青年为了后人和未来牺牲自我的伟大精神。

　　在上述多种思想“大杂烩”的状况下，1920年4月毛泽东离开北京，5月5日来到上海。一方面为一些新民学会会员赴法送行，另一方面，进一步宣传湖南的驱张运动。由于利用北洋军阀内直、皖两系的矛盾打击张敬尧取得成功，张倒台在即，这时的驱张运动已经深入发展到驱张之后湖南怎么办的讨论。毛泽东在各种驱张文件和书信中，提出了“湖南自治”，建立“湖南共和国”，“和北京政府脱离关系”的政治主张，并且广泛进行宣传，实际是主张中国实行美国式的联邦制。他认为这样“可以更加迅速地现代化”。

　　在此期间，毛泽东再次拜访陈独秀，两人进行了一次对毛泽东的一生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交谈。他在后来对斯诺回忆说：“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又说：“我第二次去上海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原来，从巴黎和会召开开始，陈独秀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和对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经验的学习思考，经过近一年的紧张、激烈、复杂、痛苦的思想斗争，大约在1920年初，终于抛弃了他曾热烈信仰、鼓吹过的“法兰西文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

　　在政治上，过去他热衷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如今他说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也不过“少数人得着幸福”，“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政治？陈独秀接受了俄国革命后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同时宣布：“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了。”

　　从陈独秀当时的思想状况和发表的这些言论来看，他对毛泽东“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就是这些内容。这些思想，对于陈独秀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是几十年奋斗后思想重大转折的产物。对于刚刚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苦苦思索还未得要领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起了“茅塞顿开”，“画龙点睛”，“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作用。所以，毛泽东才有“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这样的评价。

　　接着，毛泽东就读了三本书，在这年夏天，表明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冬天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这三本书也是与陈独秀有关系的。

　　毛泽东自己对斯诺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据查，第一本书是陈独秀请陈望道翻译并由陈独秀和李汉俊校对的，第二本书是陈独秀请恽代英翻译的，第三本书也是陈独秀请李季翻译的。而且这三本书都是陈独秀主持的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在这年夏天出版的。毛泽东说看了这三本书，“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是这年7月初离开上海的，而这三本书是8月开始陆续出版的。可以想象毛泽东读这三本书与陈独秀的关系了。因为在当时上海共产党发起组中，除了陈独秀，没有任何人比他与毛泽东的关系更深切了。如果给毛泽东寄这三本书，只可能是陈独秀或是陈独秀所吩咐的人。据当时毛泽东最亲近的朋友张文亮的日记记载，9月10日晚上，即毛泽东从上海回来后两个月，也是这三本书出版的时候，毛泽东与张在第一师范谈话，次日，张就给陈独秀发信，要求介绍俄国情况，并寄些书报来。实际上，当时陈独秀与毛泽东的关系，不限于寄书报和思想影响，还在于组织上的联系。因为这时陈独秀已委托毛泽东在湖南建党，毛泽东即使不开口，陈独秀和他为首的上海的共产党发起组也会主动把马克思主义的书报寄给他。关于这一点，下节将具体叙述。

　　毛泽东与陈独秀交谈并且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后，思想行动发生重大转折，首先在当时正在进行的湖南改造运动中表现出来。

　　毛泽东在上海与陈独秀谈湖南改造问题内容是什么？从当时他的书信和文章来看，是这样的：6月，即在他与陈独秀交谈的这月23日，他以湖南改造促成会的名义复信湘籍老同盟会员、上海报人曾毅时，提出湖南改造的要义在于“废督裁兵”、“建设民治”。说中国20年内没有实现“民治之总建设”的希望，在此期间，湖南应实行“自决自治”，“自办教育，自兴产业，自筑铁路、汽车路，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之内”。信中向继张敬尧倒台后打着“湘事湘人自治”的谭延闿、赵恒惕省政府，提出两点要求：“第一、能遵守自决主义，不引虎入室；第二、能遵守民治主义，一以三千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三千万人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显然这是一个民主的、改良主义的纲领。但是，从上海回长沙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明显升华，从改良走向革命，从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当时，他发现湖南舆论界对湖南的自治运动的认识十分混乱，有的被谭、赵的“湘人治湘”的旗号所迷惑，盲目乐观，并且认为政治只是少数特殊阶级的事，要学了政治法律的人才有资格谈；草拟“自治法”更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也有人认为中国政治腐败，自治任务艰巨，没有信心，等等。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从9月3日至10月3日，连续在《大公报》上发表十篇文章，评论湖南的自治运动，主要强调三点：

　　第一，自治运动是由人民当家作主。湖南究竟需要怎样的一种自治运动？他认为这种自治运动，必须是由人民——种田的农人、做工的工人、转运贸易的商人，以及殷勤向学的学生等为主体的；否则，自治是虚伪的、腐败的、空洞的，不能持久的。

　　第二，以俄国十月革命的方式，“根本解决”中国问题。以前，他对自己的湖南自治计划也不满意，认为湖南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国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湖南当然不容易有独立的改变；有觉悟的革命者，应该从事“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工作，不能作改良派，“枝枝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但是，到底如何“根本解决”？他和他的朋友们是偶然的。现在，他从陈独秀那儿得到启发，从马克思主义和苏维埃俄罗斯得到了方向。他说俄国革命成功的原因主要由于：一是有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武装的强大的布尔什维克党，二是有真正可靠的广大群众的拥护，占全国百分之八九十人口的工人、农民都一呼而起。

　　第三，革命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才能成功。毛泽东认为像俄国革命成功那样的条件，中国还没有具备。中国目前应先做打基础的工作，各地革命力量应努力推动当地一般的民主运动和工农群众运动，争取到群众多数，壮大革命力量。这就需要大家坚决地耐心地从近及远，从少至多，从小到大做去，不因目前人数少而动摇。于是，他把现实的湖南改造运动与将来中国“根本解决”的远大目标结合了起来，使当前的运动有了坚实的基础和正确的方向。

　　话虽如此说，在当时反动军阀的统治下，湖南的自治运动毕竟是搞不下去了。而毛泽东等人既然已经找到了根本解决湖南和中国问题的道路——十月革命之路，再加上陈独秀委托他在湖南建党，于是他就自然而然地把奋斗的重点移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中国革命上来。

实干家与总书记

　　受命在湖南建党

　　毛泽东与陈独秀上海交谈后最重大的行动是，不再满足新民学会的组织，开始受陈的委托，筹备湖南的共产党组织。于是，两人同时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为党的诞生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两人之间关系，在师生的基础上，又加上一层革命工作中的同志关系和党组织内部的上下级关系。

　　正是从毛泽东到上海的5月起，陈独秀在列宁派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人的指导下，开始发起筹备中国共产党，并且不久便成立了共产党发起组。他们决定，通过派人、通信等方法，与北京、武汉、广州、济南、长沙、东京、巴黎等地的社会主义者联系，建立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因为正如毛泽东所说，当时与毛泽东及湖南的情况一样，由于几年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影响和教育，各地都有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并且正在转变为社会主义者，还成立了相应的团体。“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的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毛泽东因此特别强调：“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这段话表明，当时整个中国共产党包括各地党组织是在陈独秀等人的指导影响下建立的，湖南的党组织也不例外。（《“七大”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人民日报》1981年7月17日。）

　　但是，与各地不同的是，湖南党组织的筹备，是在陈独秀亲自关怀与帮助下进行的。在毛泽东7月初离开上海时，陈独秀等人酝酿共产党的筹备已有近两个月。毛泽东在此期间多次与陈独秀交谈，而且深谈到信仰与改造中国的政治主张。他离沪时，极有可能陈独秀委托他筹备湖南党组织。由于中共发起组在8月才正式成立，也不能排除是毛泽东回到长沙后，陈独秀函约进行这项工作。

　　陈独秀在上海组党经过了召集社会主义者座谈，讨论，分化，统一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历程；在工作上，则采取了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青年团，组织和训练干部到俄国去学习，开展对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批判等一系列措施。在陈独秀的指导与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榜样的影响下，这些历程和措施，在毛泽东湖南建党的过程中，得到重演。由此表明：上海交谈后，毛泽东对陈独秀结下了不解之缘。

　　首先，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由于种种原因，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直到五四运动后才挟着十月革命胜利的雄风传到中国，真正了解它的人还不多，大多数先进分子还在民主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迷惘之中，因此陈独秀为首的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把传播马克思主义放在首位，在群众中，特别在先进分子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为此，《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起，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理论机关报，大量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的文稿；同时组织翻译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著和通俗读物。毛泽东读了这些书刊，特别是上述三本书就迅速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与此同时，毛泽东运用新民学会的力量，利用这些书刊，也在湖南进行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

　　毛泽东一回到长沙，就筹备文化书社。8月1日，毛泽东在《文化书社缘起》一文中说：“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①名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实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因为在实际营业时，如书社的一个敬告所说：销售的书报杂志，“曾经严格的选择，尽是较有价值的新出版物（思想陈旧的都不要）”②。8月2日，文化书社成立，9月9日开始营业。但是，在筹备过程中，资金严重困难。毛泽东就向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求助。后者立即响应。在与书社正式约定进行出版物交易的11家出版社中，陈独秀为它作“信用介绍，免去押金”的有新青年社、亚东图书馆、群益书社等好几家。文化书社营业范围有图书、杂志、日报等。据毛泽东起草的开业后一个月的营业报告统计，在已经销的书刊杂志中，陈独秀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理论机关刊物《新青年》和指导工人运动的《劳动界》（周刊）最受欢迎，销量最多，半年后统计，这两种刊物分别售出二千册和五千册。③这样大的销售量，在当时全国是少有的。这表明他们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这个资料还表明，毛泽东回湘后，上海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发起组出版的一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都可及时提供给毛泽东与他组织的机构、团体。

　　第二，成立“俄罗斯研究会”。为了掌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李大钊在北京、陈独秀在上海的建党过程中，都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社”等组织，以团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也在8月22日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9月15日，正式成立于文化书社内。毛泽东任研究会的书记干事。参加研究会的都是新民学会骨干。由于陈独秀已在上海建立了培训去苏联学习的“外国语学校”，所以毛泽东领导的这个“俄罗斯研究会”定的三大宗旨之一是，“派人赴俄实地调查”。结果，研究会成立不久，任弼时、萧劲光等6人，便由毛泽东派往上海，进入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然后赴苏进东方大学深造。

①长沙《大公报》，1920年8月24日。
　　②《新民学会资料》第277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③《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2期。

　　第三，成立青年团。陈独秀在上海成立共产党发起组的同时，也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把进步青年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来培训（任弼时和萧劲光等到上海后就加入了青年团）。然后，就向北京、长沙等各地寄发团章，指导各地建团。但是，由于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开始收团员较松，不少如无政府主义者这样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也加入进来，结果造成无穷的纷争，到1921年不得不重组。毛泽东在陈独秀的直接指导下，对湖南的建团工作一开始就取十分慎重的方针，强调要“找真同志”。陈独秀对这项工作关心至深，曾计划要从上海到长沙亲自参加团的成立大会。当时受毛泽东委托在长沙第一师范进行建团工作的学生张文亮的日记，生动地记载了1920年11、12月毛泽东与陈独秀在这个问题上的亲密关系：

　　11月17日，接泽东一信，送来青年团章程十份，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约我星期日去会他，并托我代觅同志。
　　11月21日，会见泽东（在通俗馆），云不日将赴醛陵考察教育，并嘱青年团此时宜注意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12月2日，泽东来时，他说，青年团等仲甫（即陈独秀——引者）来再开成立会，可分两步进行：一、研究，二、实行。并嘱我多找真同志。

　　后来，陈独秀因要到广州任职，并征得李大钊和上海党内同志的意见，加强广州这个重要城市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建党工作，未能去长沙参加青年团的成立会。所以日记记载：

　　12月16日（正是陈独秀动身去广州的前一天——引者），泽东来此。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

　　1921年1月13日，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

　　陈独秀十分支持毛泽东发展青年团的正确方针。这年春天，他在广州特地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在湖南大大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

　　第四，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决裂。陈独秀在上海发起建党时，曾把当时宣传过社会主义思潮的各派系的人物邀在一起，进行座谈讨论，协商按照马克思主义思想组织革命党。但是，在讨论中，很快就发生分歧、分化，最后沉淀出拥护马克思主义的同志，成立了共产党发起组（自然，有些人后来又不断分化出去）。毛泽东在陈独秀的帮助下，在长沙建党过程中，也主动进行了这项工作，在清理自身受到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同时，也引导周围同志学习讨论，加速新民学会会员的分化，以纯洁党的队伍。

　　首先是清除“工读主义”影响。1918、1919年，在进步青年中流行的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工读主义”，毛泽东也一度深受影响，曾在湖南、北京、上海试行。1920年5月第二次到上海时，应新民学会会员彭璜的邀请，与另一会员张文亮，一起参加了该互助团的活动——“试验工读生活”。但是，一个月后，终于难以维持，以失败而告终。因此，毛泽东在上海与陈独秀交谈之后，就彻底抛弃了这种中国式的“空想社会主义”。

　　其次是抛弃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当时进步青年中影响最大的一种思潮。陈独秀在建党初期曾带领上海发起组成员花很大力气批判它，把无政府主义者清理出党的队伍。毛泽东自述，第一次到北京时，他一度对无政府主义很感兴趣。他说：“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叫朱谦之（当时一个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引者）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他也彻底抛弃了无政府主义。1920年秋，毛泽东回信给蔡和森明确表示，那种没有权威、没有组织的社会状态是不可想象的，绝对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都是“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那些倡导无政府主义的人，如果不是“故为曲说”，便是“愚陋不明事理”。不仅如此，他还积极清除湖南革命队伍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教育争取了两个工运领袖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即黄爱、庞人铨。经过毛泽东等人的教育争取，后来二人都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1月，在领导长沙第一纱厂罢工斗争中，二人被赵恒惕的军队逮捕，英勇牺牲。他们牺牲后，毛泽东在长沙船山学社先后两次为他们举行追悼会，并印发纪念特刊。

　　当时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的战友蔡和森也在此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于是，毛泽东在完成这个转变后，与蔡合作引导新民学会会员们分清各种思想界线，团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为湖南建党作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激烈动荡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新民学会内部也早已发生分化。因此，毛泽东认为要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展开思想斗争。他在当时给会友的一封信中指出：“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换过来。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比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新民学会通信集》第2集，1920年12月出版。）

　　在这个工作中，陈独秀等人在1920年11月7日创刊的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政治机关报、也是具体指导各地建党的内部刊物《共产党》月刊，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帮助。该刊内容主要介绍俄国共产党历史，登载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以及报道共产国际和欧美各国共产党的情况等，还有批判无政府主义以及如何在中国实行马克思学说的通俗文章。创刊号发刊词《短言》，实际是中共最早的“党纲”，明确宣布“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我们不可听议会派的欺骗，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底制度，拥护劳动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这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没有丝毫机会主义的色彩。这个刊物创刊后，立即寄往长沙。张文亮12月27日日记写道：“泽东送来《共产党》九本。”

　　有了这个思想武器，1921年1月1日至3日，毛泽东就在文化书社，约集在长沙的会员召开了新年大会。会议主题是“改造中国与世界”采取何种方法？从何入手？毛泽东首先介绍旅法会友提出的解决社会问题的五种方法，供大家讨论：一是社会政策，二是社会民主主义，三是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主义），四是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五是无政府主义。毛泽东明确表示：“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①与会者各抒已见，热烈讨论达两个多小时。最后表决，毛泽东、何叔衡等12人赞成第三种，二人赞成第二种，一人赞成第四种，三人未定。

　　1920年10月，英国人罗素由张东苏陪同，到长沙讲学，反对马克思主义，宣传实为资本主义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一度使其成为无政府主义之外的另一种在先进分子中影响很大的思潮，因此陈独秀等人也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对其进行了批判。毛泽东也在新民学会集会及通信中，对其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批判。（以上参见《毛泽东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新民学会通信集》第3集，1921年1月31日出版。）

　　同样的过程也在旅法的新民学会会友中进行着。蔡和森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组织共产党的主张。但是，由于会友中无政府主义势力强大，他的主张得不到多数人的拥护。他把这种情况分别写信给陈独秀和毛泽东。陈把他的信发表在《新青年》上，并答信表示支持，称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骨髓”，还解释了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又是“人为的革命说”又是“唯物史观”是“自相矛盾”的怀疑，指出“革命是我们创造将来历史之最努力最有效的方法”，但“我们对于改造社会底主张，不可蔑视现社会经济的事实”。毛泽东也复信表示：“你这一封信里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又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并重申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批判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观点。关于建党步骤，毛泽东明确告诉他：“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还特别说明“宣言即仲甫所为”。《共产党》在当时是秘密刊物，“宣言”即创刊词“短言”并未署名。此信表明当时毛泽东与陈独秀关系之深。

区委书记与中央局书记

　　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等一行人到上海，了解中共筹备情况后，催促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员李达写信与陈独秀商量后，邀请正在筹备党组织的各地各派两名代表赴上海参加一大。毛泽东即与何叔衡代表湖南，参加了7月23日至8月初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陈独秀因在广州忙于教育改革，没有参加大会，但大家仍选举他和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中共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9月，陈辞去广东的职务，到上海主持党中央的工作。11月，他起草向各地发出第一个中央“通告”①，布置明年7月以前党在发展组织、青年团、工人运动和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四方面的任务。从此正式拉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序幕。毛泽东于8月中旬回到长沙，10月10日建立起第一个湖南党支部，任书记。然后，把湖南的工作完全纳入中央领导的轨道，贯彻执行中央“通告”中布置的任务，毛泽东湖南党组织与陈独秀党中央之间，也就建立起下级与上级的关系。当时这种关系是相当融洽的：陈独秀十分关心并支持湖南的工作，毛泽东则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政策，高质量地完成一切任务，并积极争取中央对湖南工作的帮助。例如：10月下旬，中央指示各地派代表参加明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即派共产党员夏曦、湖南劳工会代表王光辉等前往参加。（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1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12月中旬，马林前往桂林与孙中山会谈途经长沙时，毛泽东与支委易礼容等热情接待，并请他向工人和青年介绍俄国革命情况。

　　12月25日，毛泽东和湖南党支部又根据中央指示精神，通过劳工会和省学联，发动长沙工人和各界群众近万人，举行集会游行，反对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在华盛顿召开损害中国主权的太平洋会议。

　　1922年5月5日，湖南党支部根据中央关于纪念马克思诞生104周年的部署，通过长沙马克思学说研究社举办纪念会。到会二千余人，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共产主义与中国”的演讲。自然，双方彼此最大的合作和支持是围绕着党的中心工作进行的。根据中央“通告”，毛泽东把当时湖南党的工作重点放在以下三方面：一、积极而慎重地发展党员，提前完成建立长沙区执行委员会的任务。

　　上述中央“通告”规定，上海、长沙等五区，明年7月以前，必须各发展30位同志，成立区委，“以便开大会（即二大——引者）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湖南党支部成立后，毛泽东就努力突破新民学会的范围，在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较好的单位，积极发展党员。例如，他们先在由毛泽东创办的带有“党校”性质的自修大学和第一师范等发展了一批党员，接着便在长沙第一纱厂、电灯公司、粤汉铁路工人及泥木、印刷等行业工人中发展党员。终于在1922年5月底，提前使本区的党员发展到30多人（到1923年初，达到40多名党员，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长沙区执行委员会的机构，为党的二大的召开与及时建立中央委员会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本来是要参加党的二大的，但因忘记了开会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

　　在党的二大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则任中共湘区区委书记。

　　同时，在上述湖南建党的过程中，陈独秀和党中央也给了毛泽东必要的帮助。如为了帮助解决缺少有理论有经验的党的干部问题，1921年，旅法的蔡和森、李立三回到上海时，陈独秀在中央干部也感奇缺的情况下，只留下蔡，派李赴湘工作。毛泽东对李特别倚重，立即派他到当时最重要的工运中心安源去工作，李到那里后建立起湖南第一个产业工人党支部，紧接着就发动起轰轰烈烈的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湘区区委建立时，李立三当选为委员，同时也是长沙青年团区委三位领导人之一。

　　衡阳省立第三师范是湘南五四运动的中心，校内有蒋先云等先进青年组织的团体“心社”，早就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921年10月就在该校发展党员。第二年5月，该校教师屈子健带领一些教员和实习生去江浙一带考察教育，并聘请一名英语教师。毛泽东即写介绍信让屈在上海拜见陈独秀，请陈给以帮助，并以中共湘区区委书记的名义，要求陈派在团中央工作的张秋人来湘工作。陈答应了他的要求。张到湘后，毛泽东即派他到三师，表面上为英语教员，实际上，按区委的要求，很快建立起湘南地区党的组织，加强了该地区党对学生运动的领导。1923年春，终于发动起震动全省的“三师学潮”。

　　在陈独秀和党中央的关心支持和毛泽东等同志的努力下，中共湘区区委在当时全国五大区委中，思想最纯正，队伍最整齐，工作最出色。

　　二、认真发展青年团，成为全国青运工作的一面旗帜。由于1920年8月陈独秀筹备社会主义青年团时，混进了一些思想备异的分子，党的一大后，中央决定改组青年团。上述陈独秀签署的中央“通告”即向各地通报了这个决定。1922年5月5日，陈独秀指导召开了团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订了团的章程和纲领，强调“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同时鉴于团的群众性，“通告”又要求各地大力发展团员。毛泽东完全拥护中央的决定，并在湖南积极贯彻。（《先驱》第8号，1922年5月15日。）

　　早在1922年3月下旬，毛泽东到上海与陈独秀一起参加黄爱、庞人铨的追悼大会时，陈独秀刚刚与专程来华考察青年工作的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及筹备团的“一大”的张太雷、刘仁静等商量落实好团的“一大”议程。4月中，毛泽东一回长沙，就派易札容、陈子博去广州参加了这次大会。接着，就趁热打铁集中一段时间，贯彻落实大会精神和任务。6月7日至15日，毛泽东三次致信团中央，汇报情况：长沙团的改组，两周内可办妥：衡阳团员“现有50余人，都是好的”；团“一大”议决的纲领、章程及其他要案，除已在《先驱》（团中央机关报）登载外，宜速印成小册子，“寄长沙千份以便应用”，等等。中央“通告”要求全国团员在7月份达到2000人。而小小的衡阳已有50余人，而且“都是好的”；仅仅长沙一区，索要团章就达“千份”。可见他们当时工作之优秀。终于，17日，青年团长沙改组大会召开，通过了毛泽东修改定稿的《长沙S.Y执行委员会细则》，推选了由毛泽东（书记）、李立三、罗君强三人组成的团区委。接着，衡阳、常德、萍乡、醴陵等各县分团相继成立。

　　鉴于此，陈独秀和党中央十分赞赏长沙区委的团的工作，曾决定1923年召开的团的“二大”拟在长沙举行。后因长沙发生“六一惨案”，局势恶化，大会改在该年8月南京召开。

　　三、大力开展工人运动，成为第一次工运高潮中的模范。鉴于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党成立后，把革命活动方面的重点放在工人运动上。1921年8月11日，即党的一大后，立即成立了专门领导全国工运的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时的中国工人阶级正处在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化，斗争也由无组织向有组织转化的阶段。党在工人中的活动也主要是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组织工会。陈独秀签署的中央“通告”的要求是：大力开展劳动运动。但是，工人群众只有看到与自身的解放有利时，才会接受马克思主义，才会组织工会。所以在工人中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必须与发动他们向资本家斗争结合起来，在斗争中，提出反映他们利益的要求，并使他们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于是，很快就在全国掀起持续高涨达一年多的工人运动，这在国际工运史上实属罕见。在这个过程中，陈独秀坐镇中央，指导全国的运动，除了及时发出中央文件之外，从1921年11月至第二年5月，在《劳动界》、《新青年》和《民国日报》等报刊上，他发表了十多篇专门论述工运的文章，阐明这次工运的目标、政策策略、注意事项等。5月，他又指导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及时总结经验，统一步伐，终于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据不完全统计，1922年全国罢工一百多次，罢工工人达21万。而且，由于统治阶级初次面临这种局势，一时未找到对策，工人罢工多数胜利。所以这年被称为“中华劳动运动纪元年”。在中国共产党最初领导的这一章工运史中，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是重要的一页。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时，毛泽东任湖南分部主任。然后，根据中央部署，首先抓各地各业工人的工会组织。他说开完一大，回到湖南就“猛烈地推动工会工作”。他亲自指导改组了湖南最大的工会组织“湖南劳工会”，并被邀担任该工会的会务助理；他亲自指导成立了长沙的泥木工会、铅字活版工会、理发工会、安源工人俱乐部、粤汉铁路总工会、岳州铁路工会、新河铁路工会、株萍铁路工会等等。

　　由于这时陈独秀签署的中央“通告”指示全党全力组织影响全局的全国铁道工会，所以毛泽东在粤汉铁路上几个工会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建设中，化了较多的精力。早在1921年10月，他就到粤汉铁路工人中了解生活情况，然后，就派党的干部到长沙新河总站办工人夜校，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12月，毛泽东又到安源煤矿考察，然后，他先后派李立三、蒋先云、刘少奇等重要干部到安源，办工人补习学校，建立党团组织和工会性质的工人俱乐部。李立三出任安源俱乐部主任。毛泽东还派郭亮等党的干部，组织了岳州、新河等铁路工会，并任领导。1922年11月1日，他亲自主持召开了粤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并在会上代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发表演说。5日，毛泽东作为粤汉铁路总工会的代表，主持召开了全省各工团第二次代表会议，正式成立全省工团联合会，毛泽东当选为总干事。

　　如此，1922年至1923年初，随着全国工运的高涨，湖南的工运有了极大的发展，一共建立了二十多个工会，会员四五万人。当时的中央“通告”要求“各区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也须有切实的联络”。这样，湘区就大大超额完成了中央布置的任务。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湘区区委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湖南工人运动。最著名的有1922年9月举行的安源煤矿工人1.7万多人的大罢工，毛泽东为这次罢工提出了正确的策略和口号；10月，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毛泽东亲自指挥了2000多泥木工人21日的请愿大会和23日的请愿游行；11月，长沙笔业工人大罢工、长沙印刷工人大罢工和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大罢工；1923年2月8日，粤汉铁路全体工人大罢工，等等。

　　这些罢工，与当时其他地区的情况比较，其特点是，由于得到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湘区区委的正确领导，提出了有理有利的罢工口号和工人要求，使用了巧妙的有节制的斗争策略，防止右的或“左”的干扰，团结了工人群众的大多数，粉碎了反动派的一切破坏阴谋，因此都取得了胜利。而且，由于在胜利的基础上注意巩固成果，一般都派党的得力干部担任各个工会的领导，又同时在工人中发展党团员，建立党、团支部。在建立工会的同时，一般都开办工人夜校、工人补习学校等，在普及文化知识同时，利用党中央提供的《劳动界》、《新青年》等书报，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毛泽东还亲自担任几个工会的秘书，经常到工人中演讲，有时甚至当罢工工人的代表，与资本家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所以，在1923年“二•七”惨案以后全国反动、各地工运成果丧失时，湖南的工运红旗却安然不动。安源工人俱乐部曾被誉为“小莫斯科”。这种情况，使湖南成为当时全国工运的模范。

　　1922年1月，黄爱、庞人拴在第一纱厂的罢工斗争中被反动军阀赵恒惕杀害后，毛泽东除在长沙开展大规模的追悼活动，以示抗议外，同时派李立三到常德，动员黄爱的父亲同去上海，向社会各界控诉赵恒惕的罪行。陈独秀和党中央完全支持毛泽东的建议，不仅决定在上海，而且指示天津、北京、广州等地也开这两位烈士的追悼大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分别为此事件发表宣言。3月26日，上海的追悼大会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发起召开，并由原先毛泽东派往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最早加入青年团，继之在上海与陈独秀一起开辟工人运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劳动界》编辑李启汉主持，陈独秀亲自参加，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指出追悼死者应把斗争矛头指向整个旧社会，再次赞扬了湖南人“最富于革命的反抗精神”。接着，陈独秀向毛泽东布置了5月初在广州举行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的任务。毛泽东回湘后，立即派易礼容、陈子博、张理全参加“劳大”。陈独秀指导并参加的这次大会特别关照湖南的运动，通过了“湖南劳工会黄、庞二君被杀及香港罢工沙田海员被杀案”，决定每年1月17日为黄、庞纪念日。

　　毛泽东湘区区委上述贯彻中央“通告”取得的杰出成绩，引起党中央的特别注意。在紧接着召开的党的三大上，陈独秀在代表中央做的工作总结报告中，批评了上海、北京、湖北等地的工作，唯独表扬了湖南。他说：“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湖南几乎所有拥有三万人以上的工会，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中央秘书与委员长

　　湖南工作的杰出成绩，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于是，陈独秀拟调毛泽东到中央工作。当时由于全国工作的开展，干部缺少的矛盾尖锐起来。再加上马林提出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引起党内一些领导同志的坚决反对，有的还退党，陈独秀觉得身边能做团结工作的干部的稀少问题更加严重起来，补充刻不容缓。所以他一方面在1922年11月参加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四大”时，要求在国外的同志尽快回国工作，另一方面，则在国内从基层上调干部。这时赴法的李维汉正好回国，年底加入共产党。1923年1月，中央作出决定，派李去湖南担任中共湘区区委书记，接替即将调中央工作的毛泽东。

　　显然，除了湖南工作出色之外，陈独秀所以对毛泽东情有独钟，还因为二人在当时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思想一致。

　　当时在党内引起重大分歧的是国共合作问题。马林在1921年底至1922年初视察中国南方并拜见孙中山后，于3月到达上海，提出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行国共合作的建议，没有为中共领导所理解。所以陈独秀在4月6日给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维经斯基的信中说反对这个建议的第六条理由是：“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无加入之可能。”陈独秀反对加入国民党的理由，主要是认为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革命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另外又认为国民党不纯，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层，勾结土匪，军事投机，成分复杂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15页。）

　　接着，在7月份马林亲自参加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议上，把中共加入国民党作为共产国际的决议，硬要中共接受再次来华的马林指导贯彻。8月22日，在杭州西湖举行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陈独秀等中央多数委员表示服从。然后，陈独秀就在行动上积极加以贯彻，写文章，作报告，热情宣传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亲自参加国民党的改组行列，做了大量工作。西湖会议没有形成文字决议，会后，陈独秀派张国煮到长沙传达会议精神。毛泽东和区委接受中央关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并在行动上表示拥护。1923年4月10日，毛泽东在《新时代》创刊号上发表《外力、军阀与革命》文章，提出国内有三派势力：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包括研究系、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和新兴的商人派。文章主张“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

　　当时党的主要工作是准备中共三大和与国民党建立合作，并帮助国民党改组。6月上旬，陈独秀和毛泽东等人，离沪到广州，参加三大预备会议。会议由陈主持，讨论了起草各项决议案和新的中央人选问题。6月12—20日，三大在广州召开。会上，对国共要不要合作并没有什么异议。但围绕国共合作的具体组织形式却发生了争论。张国焘认为，工人阶级只能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下进行革命，不同意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去搞党内合作，否则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也不同意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组织。毛泽东在发言中根据湖南工人运动的经验，说明搞联合战线的必要性，认为大批工农加入国民党，正可以改造它的阶级成分，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阵线，是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经过讨论，多数人不同意张国焘的观点，会议通过了党内合作的主张，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仍保持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会议还通过了党纲、党章和工、农、青、妇等各项决议案，并成立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其中又选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五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共同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当时的秘书毛泽东，具有相当大的权力，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

　　但是，对于委员长来说，毛泽东毕竟是秘书，是陈独秀的助手。尤其在当时，由于存在小党领导大国的矛盾，中央领导干部经常分散在各地，有四名中委常驻京、粤、鄂、湘，蔡和森因对国共合作政策持保留态度，只埋头写作，不多过问政策方面的事；瞿秋白除在广州帮助国民党改组耽搁一个长时期，又忙于上海大学的工作；毛泽东也由于做国民党的工作，奔走于沪湘之间，多半时间不在中央，因此中枢往往是陈独秀一人驻守，许多事不经过会议便由他直接决策。为此，在1924年5月的中共中央三届三次会议上，他也曾表示：三大后中央决策多取决于他个人，难免偏差，要求会议予以检讨。这种情况，决定了毛泽东这个秘书，主要是协助陈独秀的工作，而在重大问题上，他的思想是与陈独秀一致或基本一致的，陈独秀对他也是信任的。

　　因此，三大结束后，两人共同签发了《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关于开展“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纪念和宣传活动）、第十四号（关于一致戮力申讨卖国殃民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第十五号（关于反对国民党右派反共排共的措施）、第十七号（关于揭露江浙军阀战争的反动性质）、第二十一号（关于加强党内组织工作）等一系列文件。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经常代表中央独立签发文件，指导地方工作，可见陈独秀对他的信任。例如，这年8月，他曾代表中央指导中共上海地委的工作；9月受中共中央和国民党本部总务部的委托，到长沙筹建湖南国民党省党部，同时又代表中央指导团中央的工作。尤其在1924年5月兼任中央组织部长以后，他与陈独秀的关系更是密切，这年八九月份，又多次代表中央签发关于筹备中共四大的文件。

　　从两人在三大上的发言，和他们写的文章及签发的文件看，陈独秀和毛泽东在执行国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总的来说是一致的，正如两人在7月2日共同署名致信共产国际报告所述：“目前党内存在的一些困难已经在这次会议上获得解决。”但在有些问题上，两人与共产国际的认识有差距。

　　自从接受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方针后，陈独秀的思想又走向另一极端。当时国际（实际是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的总方针是：国共紧密合作，实行北伐，迅速推翻对苏不友好的北洋政权，从而在它的远东边界上出现一个强大的亲苏的邻邦，使它摆脱被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孤立与包围的困境。因此，他们不仅向国民党提供大量资金和军火，派来大批顾问，还要求中共中央机关定在广州，以便与国民党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陈独秀由于把当前的国民革命视为资产阶级的革命，把下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才视为“我们自己的革命”，所以，总以客卿、助手的身份，对国民革命持消极态度，在三大上提出了“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没有阶级斗争，只有民族斗争”的观点，甚至说“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独立性此时是鬼话”，中国共产党诞生早了，“等待和国民党分家后，再组织共产党不迟”。

　　在革命的重大问题上，三大后，毛泽东与陈独秀密切配合主持党中央工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积极贯彻共产国际指示，帮助国民党改组并大力发展国民党组织；坚决维护国共合作，打击右派的破坏活动；纠正国民党传统的革命方式。

　　关于纠正国民党传统的革命方式。毛泽东同意陈独秀反对孙中山历来只依靠南方军阀军事北伐的方针，主张应依靠民众、搞民众运动的方针。三大后的第五天（6月25日），他们两人与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一起，以国民党党员身份，致函孙中山，表示：“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的方针。这会给人们造成我们与军阀是一脉相承的印象。用旧方法旧军队去建立新中国不仅不合逻辑，而且在实践中也绝对行不通。我们只能用新手段，采取新方针，建立新的力量。对于国民，我们应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我们要求先生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因此，在7月2日，毛泽东与陈独秀联名致函共产国际，抵制对方要求把中央机关定在广州的指示，仍迁回上海，信中说：“这不仅因为上海是工业最发展的中心区，而且也便于对全国工作进行指导和传达。”共产国际是希望中共中央在广州与国民党密切合作，尽快发动北伐。

　　但是，在革命方式上，陈独秀所以有上述思想，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欧洲革命方式亦即十月革命方式——以城市为中心，平时发动组织群众，最后发动全国武装总暴动，一举夺取政权——出发的，因此他后来竭力反对国民政府发动北伐战争，一度掀起轩然大波。毛泽东则受了历史上农民战争的影响，又看到北伐战争摧垮地方上的旧政权，认为对发动工农运动有利，而是支持北伐战争的。

　　关于大力发展国民党。原先国民党在湖南基本上是个空白。在9月中旬中共中央迁到上海后，毛泽东即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并受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的委托，回到长沙，在湖南筹建国民党。他以当初筹建湖南共产党那样的满腔热情工作，到10月初，就建立起国民党长沙支部，进而在长沙、宁乡、安源建立国民党分部和湖南总支部。后来，湖南成为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国民党一大后，毛泽东受陈独秀和党中央的委派，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出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文书科代理主任（主任是邵元冲）和组织部秘书（部长是胡汉民）。但上海执行部的重大问题，则由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与中共中央委员长陈独秀协商决定。毛泽东在陈独秀和孙中山的指导下，为国民党重点地区上海的组织建设，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1925年10月初，经中共中央批准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常务会议通过，毛泽东又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部长汪精卫因是国民政府主席事繁，不胜兼理）。所有这些，为加强国民党中央、上海和广东国民党组织，他又付出了巨大精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国共合作和国民党的发展史上，毛泽东都占有重要的一页。

　　关于坚决与破坏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斗争。自从1922年孙中山确立容共方针起，国民党内以谢持、邹鲁、邓泽如等人为首的老右派，一直持反对态度，进行种种破坏活动。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他们公开进行分裂活动，11月在北京西山举行会议，另立国民党“中央”，进行反苏反共活动。而以中派面目出现的戴季陶等也暗中帮助，发表小册子，宣称两党“共信不立”，要共产党放弃阶级斗争理论，或者退出国民党。陈独秀执行国际指示领导全党对右派的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并多次发表文章，批判上述右派言论。毛泽东与陈独秀保持完全一致。在国民党一大上，他配合李大钊等人粉碎了右派提出的共产党员不能“跨党”的提案。1924年7月21日，就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策略问题，他与陈独秀联署发出《中央通告第十五号》，指出：“我们在国民党的工作，甚重要而又极困难，各地同志应有不断的注意与努力。”接着，在列数右派错误后，指示“为国民党革命的使命计，对于非革命的右倾政策，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一）应由我们所指导的各团体或国民党党部，对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表示不满于右派的意见”；“（二）我们同志应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开会时提出左右派政见不同之讨论”；“（三）今年凡非表示左倾的分子，我们不应介绍他入国民党”；“（四）须努力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在我们手里，以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之力量，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五）各地急宜组织‘国民对外协会’，一方面是建筑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中坚，一方面是形成国民党左翼或未来的新国民党之结合。此会为社会运动一种独立团体不可与国民党团体混合，尤不可受国民党支配；协会内万不能容留右倾观念的分子在内”。（《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223页。）

　　这个“通告”表明，国共合作初期，毛泽东与陈独秀执行的是“团结左派，打击右派，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与党对民众运动的领导权”的方针，这是完全正确的。

　　在以后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过程中，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是决定革命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陈独秀后来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因素，违背了这个方针，导致了他自己犯错误和大革命的失败。毛泽东则一直坚持并不断完善这个方针，加速了革命的进程。

　　遵照这个方针，1925年10月，毛泽东在广州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时，配合陈独秀对戴季陶反共小册子的批判，促使国民党中央开会作出决定，指出戴书只是“个人意思，并未经中央鉴定”，并通告各级组织，“凡关于党之主义与政策之根本原则之言论，非先经党部决议，不能发表”。会议还通过毛泽东提议，调戴来广州工作。正在成为蒋介石智囊的戴季陶以及叶楚枪、孙科等人，与西山会议派者右派思想上一致，策略上有分歧。因为他们在反帝反北洋军阀以争夺权利上，还需要苏联和共产党的支援，只想控制中共，还不想公开反苏反共。而陈独秀当时执行共产国际指示，企图以妥协拉拢这个中派式的新右派。用斯大林的话说，利用他们的反帝积极性。为此，他在国际驻上海代表维经斯基的赞助下，与蔡和森、张国焘一起，在当时上海苏联领事馆内，与孙科、叶楚伦等人谈判，表示中共没有包办国民党事务的企图，并“保驾”对方回粤工作。所以，主张拉住“中派”这一点上，毛泽东与陈独秀是一致的，但出发点可能有区别，毛泽东是为了领导他们，陈独秀是为了向他们让步。从这里，毛泽东开始与陈独秀有分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