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陈独秀——分道扬镳

分歧的产生、发展与分道扬镳

　　以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为基础的人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大大推动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在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并促进国民党在广州创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彭湃、毛泽东为所长培养了大批农运干部；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直接帮助下，国民党在广州开办了黄埔军校，建立了革命武装，建立了统一的广东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在我党领导的工农群众的支持下，北伐势如破竹，迅速占领长江中下游地区，解放大半个中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然而，也就是在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毛泽东与总书记陈独秀的分歧产生、发展以致分道扬镳了。

　　对中国社会的两种分析

　　由于中共中央秘书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繁重工作，1924年底，毛泽东终因劳累过度而病倒，经陈独秀同意，回湘疗养。但是，他是一个革命责任心很强而又闲不住的人，回到家乡韶山后，他一面帮助加强当地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发展组织，一面配合陈独秀党中央领导的“五卅”运动，发动领导了湖南的反帝爱国运动，同时他还化了很多精力，进行农村调查，在1925年8月青黄不接又遭大旱时，发动韶山农民开展“平祟阻禁”谷米斗争。从此外起，毛泽东开始了领导大规模农民运动的实践。

　　为了安全，陈独秀在成为中共领导人之后，一直在城市里过着隐居的生活，同时他也没有亲自到革命实践中去锻炼，却又肩负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因此，他的思想往往脱离革命的实际，带有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色彩。当时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来自遥远的莫斯科，本来就有许多脱离中国实际的因素，再经过陈独秀的理解和推行，问题就更多了。而毛泽东则不一样，他从湖南建党开始，一直在领导革命斗争的第一线，如湖南早期的工人运动、韶山农民运动，在上海、广州工作时期与国民党中、上层干部的合作与斗争等，深切了解革命的实际情况，了解工人、农民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生活状况和在革命中的作用。于是，随着阅历和经验的增长，毛泽东逐渐成熟起来，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开始与陈独秀发生分歧。

　　首先，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陈独秀在1923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两年后的同一个日子即1925年12月1日，两人分别写了一篇主题相同的文章，前者题为《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后者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其中主要是对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三个阶级的分析，两人的文章有明显的差别。

　　关于资产阶级，陈独秀在建党时以为中国可以直接进行十月革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后来经过共产国际的纠正，在党的“二大”上，接受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纲领，认识到当前只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他由此又走向“二次革命论”，认为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结果将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工农群众只是获得一些民主权利。同时，他又认为，既然“我们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要在民主革命以后才能进行，那就让我们来帮助资产阶级快点把民主革命搞成，以便早日进到下一个革命。于是，他在当前的国民革命中，始终把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放在“在野党”、客卿、助手，甚至“苦力”的位置上。为此，当资产阶级排挤共产党时，他就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国民革命“让他们去搞”，我们去准备“自己的革命”。这个主张遭到国际否定后，他就推行“退而不出，办而不包”的“苦力”政策。从这个思想出发，陈独秀在这篇文章中只看到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面。然而，与西方资产阶级相比，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力量幼稚”，再加上中国社会“阶级分化本尚未鲜明，阶级的冲突亦尚未剧烈，各阶级的势力也都尚未强大”，所以资产阶级“不能单独革命，他到了真要革命的时候，必然极力拉拢别的阶级，出来号召国民革命，以求达到他自身发展之目的”。他的结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在普通形势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

　　毛泽东则从自己三年来与国民党打交道的经验中，深刻地看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他在1924年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期间，曾与右派的破坏活动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并为此辞去了组织部秘书的职务，他认为：这个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因此，他断言：“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梦”；“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随着革命的深入，他们必然很快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即使其“颇有革命性的左翼”，因“其夙持之‘和平’观念极不易破，而且，对于‘赤化’时时怀着恐惧，故其对于革命极易妥协，不能持久。故中国的中产阶级，无论其右翼，即其左翼，也包含许多危险成分，断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跟着其余的阶级忠实地做革命事业。”

　　由此看到，两人对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估计和革命结局，完全是对立的。因此，毛泽东一贯主张对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反共反革命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而陈独秀在国际的指导下往往比较自觉地执行妥协让步的政策。

　　关于工人阶级，陈独秀则较多地看到其幼稚的一面，说：“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之需要与可能，而且连一般的政治争斗之需要甚至于连自己阶级经济的争斗之需要都不曾感觉的工人（如手工业工人），也并不是少数。”因此，他虽然承认它是“社会上有力的阶级”、革命中“重要的分子”和“急进的先锋”，但又凭想当然认为：“概括说起来，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起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在物质上他的力量自然远不及资产阶级雄厚”。因此，“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自然不是革命的领导者了。

　　毛泽东认为，中国工人阶级虽因经济落后，数量不多，但由于大多数在外资产业之下，经济地位低下，“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极残酷的待遇”，而且主要集中在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因此他们有两大优点：第一，集中，“无论那种人都不如他们的‘有组织的集中’”；第二，“特别能战斗”，“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从他在这前后发表的文章看，“主力”与“领导力量”是同一个意思。

　　关于农民，陈独秀只是笼统地认为：“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为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是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避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由于这样的认识，后来他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一直是矛盾的。一方面，当随着北伐战争的发展，南方数省的农民运动起来时，陈独秀也感到鼓舞，在1926年10月17日曾致函各级党部，谈到怎样大力发展党组织，使党早日走出小团体，成为“群众的政党”时指出：“最大部分的中国领土是农民世界，尤其是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这些省份，都已经有了农民运动，我们的党在这些省份应该喊出一个口号：‘党到农民中去！’”后来的中央局报告称：仲甫同志的“这个提议当然不是空想”。但是，当国民党起来攻击农民运动时，他为了执行国际维护国共合作的路线，又来限制农民运动，从而与毛泽东那样全力支持农民运动的党内同志发生冲突。（《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第133、13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

　　毛泽东则以他对农民特有的了解与感情，在党的三大讨论时，就特别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指出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样的局面。当时许多问题在会前已经再三提到过，只有农民问题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张国焘评论说：“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的极大的贡献。”在这篇文章中，他根据自己的调查，对农民的各个阶层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分析：他把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半自耕农（下中农）、半益农和贫农归为一类——“半无产阶级”，说“所谓农民问题，一大半就是他们的问题”。他们由于受地主高利贷者的剥削，都“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尤其是贫农，“乃农民中之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

对待农民运动的不同态度

　　中共三大虽然也通过了一个由毛泽东和谭平山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案》，却没有花力气去具体组织实施。担任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一时也无暇去做。1924年12月，毛泽东离上海回湖南养病。第二年春夏，在老家湘潭韶山冲发动农民运动，开展“平粜阻禁”和“减轻租额”等斗争，并调查了农村社会各阶级的情况。毛泽东的活动，引起土豪劣绅的忌恨，湖南省省长赵恒惕电令湘潭县团防局急速逮捕毛泽东。在群众的保护下，毛泽东到了广州，随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开展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经过调查和斗争，毛泽东于12月1日在《革命》第四期上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文章一开头就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写了这篇文章以后，即进入1926年。随着国共两党斗争的激化，特别是北伐战争的开展，和南方工农运动的蓬勃掀起，毛泽东与陈独秀的分歧也就逐渐尖锐起来。

　　1926年1月，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掌握的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与广东区委准备削弱右派的力量，在国民党中央委员的选举中，排挤右派。但陈独秀与国际代表执行莫斯科关于联合新右派反帝的路线否定了毛泽东等人的计划。结果，在选举出的国民党中委中，共产党员只有7名，左派14名，右派和中派却有15名。在中央监委中，共产党员只有一名，右派占了绝对优势，使国民党中委和监委联席会议时，造成左派孤立，右派势大，中派壮胆的局面。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排挤打击参加国民党军政部门的共产党员。毛泽东与当时在广州的陈延年、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广东区委，主张联合当时尚未附蒋的其他国民党军事力量进行反击，被在华访问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否定，满足了蒋的要求。陈独秀在上海得知消息后，起先束手无策，尔后一面根据党内群众广泛的要求，准备反蒋，一面请示莫斯科，再次要求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共产国际指示在京准备回国述职的鲍罗廷返回广州，执行向蒋妥协的方针，并批评陈独秀退出国民党的提议。陈独秀退而积极执行妥协政策，写了给蒋的信和文章，表示拥蒋，引起毛泽东及广东区委的不满。但毛泽东等也不得不表示服从国际和中央的方针。

　　由于毛泽东在研究和从事农民运动上的杰出贡献，1926年2月5日，他成为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11月上旬，他又成为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在他的指导下，当时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发展到打倒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武装和农民政权，突破减租减息，要求重新分配土地的阶段。因此，国共两党在农民问题上的矛盾也尖锐起来。在12月中旬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毛泽东支持湖南区委提出的进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主张。但掌握会议的陈独秀、鲍罗廷和维经斯基对形势的估计落后于实际，不赞成马上解决土地问题，认为“土地还未成问题，目前的农民问题是减租减息”，并提出不应以赞成不赞成解决土地问题作为是否革命的标准。会议最后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通过决议，强调为了改善国共关系，中共对于农民运动的指导，只能“向政府（尤在军事领袖）要求帮助农民斗争”；规定党在农民问题的策略是：限制农民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①之所以要这样做，其目的是想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领导地位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实际上，以牺牲工农根本利益去迁就蒋介石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要求。这次会议标志着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形成。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同陈独秀第一次进行了面对面的交锋。

　　毛泽东深深懂得，要求国民党“军事领袖帮助农民斗争”，只能是与虎谋皮。所以这次会议后，他没有被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错误路线所束缚。12月17日，他从汉口到长沙，仍按他的思想领导了湖南省第一次农工大会。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宣言和决议案，提出农民运动的根本目标是“根本铲除土豪劣绅的封建政权”。并指出：“农民在乡村中打击土豪劣绅，虽所取手段出于法律之外，其实这是革命争斗中所必取的手段。这时候，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怎能不严厉一点？若是骇怕‘纠纷’，采取怀疑或反对的态度，这不算是革命党”①。但在具体政策上，毛泽东又不得不执行中共中央12月会议的决议。他在大会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土豪劣绅，减少租额，减少利息，增加雇农工资。”②

①参见《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待国民党的策略的报告》，1926年。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389、401页。

　　为了回答国民党对农民运动的责备和刁难，同时也是为了说服党中央纠正右倾错误，192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一个多月之后，写报告给陈独秀，主张中央“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路线”，指出“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紧接着，他花了两天时间，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主题部分，即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前两节，以明确而尖锐的观点，歌颂农运“好得很”，不是“糟得很”；贫农是“革命先锋”，不是“痞子”，并论述了农民运动在完成这次伟大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指出“矫枉必须过正”，推翻封建阶级几千年积累的权力，农民的行动“过分一点也是对的”。18日，此报告即送给党中央机关报《向导》，紧接着又送了报告的其余部分，即14件大事。3月12日，《向导》即刊出报告的主题部分，而14件大事没有继续刊登出来。4月份，中央主管宣传的瞿秋白为毛泽东的全部报告出了单行本，并为此书写序，表示很赞赏。据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回忆：瞿秋白要彭述之将《考察报告》全部登完，彭不予同意，才在瞿的主持下出了单行本。五六月份，共产国际俄、英两种文字机关报《共产国际》先后转载了《向导》刊印的这个报告。应该说，共产国际是十分重视这个报告的。

　　接着，中共中央就任命毛泽东为中央农委书记，给了他领导全国特别是南方数省农民运动的权力和机会，使他很快成为全党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

　　但是，陈独秀由于他的特殊地位，必须执行国际的维持国共合作的路线，却处在一种极端矛盾的状态：一方面，广大农民群众和像毛泽东这样的农运干部要求彻底的土地革命；另一方面，是大多数地主家庭出身或与土豪劣绅有联系的国民党领导人和北伐军官因被冲击而反对土地革命。共产国际的指示也是，既要求支持土地革命，又要求不使国共合作破裂。陈独秀受到两面夹击，惶惶不可终日。

　　毛泽东于4月2日被国民党中常委第五次扩大会议确定为土地问题委员会成员。在出席土地委员会第一、二次会议后，19日又出席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听取湖南、广东和北方等代表关于农民运动状况和农民对土地要求的报告。毛泽东提出解决土地问题应有一个纲领，内容包括：（一）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二）土地没收的标准和分配的方法，这是解决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三）农民以什么政权机关来没收和分配土地；（四）禁止买卖土地和土地国有问题；（五）征收地税问题。在翌日举行的第二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言说，没收土地为解决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解放农民不仅包括现在耕种受痛苦的农民，也包括士兵在内。会议采纳毛泽东所提的意见，决定由邓演达、毛泽东、岳尔克（苏联顾问）和湖南、湖北两省农协代表各一人组成五人专门委员起草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

22日，毛泽东出席第三次扩大会议，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汪精卫、谭延闿等也出席。邓演达代表五人专门委员会作关于《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的报告。他说：解决土地问题“原则上是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以至土地国有”；为适应农民迫切要求使联合战线不受危害，在步骤上分为两步，第一步实行“政治的没收”，第二步实行“经济的没收”。毛泽东对草案作补充说明：土地问题必须解决，解决土地问题于全国革命有利益的。现在所决定的政治没收，是没收土豪劣绅军阀等等的土地，此为第一步；进一步再没收一切不耕种而出租于他人的土地，此为经济没收。经济没收在湖南已不成问题，农民已经自己分配。专就湖南的状况来说，用政治没收的形式是不够的，但就一般而论，只能用政治没收。所以，国民政府应明定一般的法规，同时又须颁行单行的法规，如湖南。毛泽东还说，自耕农、中农的土地不没收，富农是要没收的。参加会议的汪精卫表示反对“决议草案”，认为这个草案是以政治没收为名，行经济没收之实，因为一切大、中、小地主都可加以反革命头衔而没收其土地。24日的第四次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土地没收和分配问题，毛泽东发言只得同意全部（包括湖南）用政治没收的办法解决土地问题；同时指出，须再加以限制，说明界限，没收土豪劣绅军阀反革命派的土地是无人反对的。

　　然而，在26日举行的第五次扩大会议上，应邀出席的陈独秀和鲍罗廷只表示原则上赞成这个政治没收的办法，却提出还不能马上实行。他们强调，解决土地问题需先有农民政权；需先由国民政府农政部规定具体办法，由各省依据当地情况实施。这就等于连政治没收也取消了。因为国民党掌握的国民政府是不准备解决土地问题的。汪精卫则在第六次土地会议上表示，解决土地问题，必须在全国统一之后。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五大在武昌召开，大会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毛泽东向大会提出了一个农民运动决议案，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但是，未被采纳，甚至未予讨论。毛泽东后来归罪于陈独秀支配下的党中央。其实，陈独秀在五大上虽然与鲍罗廷共同主张“先扩大，后深入”的方针，即先北伐打到北京，再进行土地革命。但当时因国际准备撤换陈独秀，掌握五大领导权的不是陈独秀，而是国际代表罗易等人。因此大会通过的决议，否定了陈独秀的主张，确认了政治没收的方针，但又强调实行这个方针必须通过国民党。结果，因国民党反对而落空。

　　就这样，在土地问题没有得到任何解决的情况下，中共五大因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代替陈独秀，仍然选举他为总书记，毛泽东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两人虽然在对资产阶级国民党右派的斗争策略和农民问题上有分歧，但因都得服从国际的路线而没有决裂。

　　大革命面临失败危机，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会议，讨论如何保存农村革命力量，毛泽东列席会议。陈独秀在会上提出：农民协会会员和自卫武装可以利用国民军招兵机会加入，但要保存与农会的联系以维持其阶级性、革命性。毛泽东发言则说：关于省农协有两种策略：（一）改成安抚军合法存在，此条实难办到；（二）此外尚有两条路，（1）上山，（2）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紧接着，共产国际虽然采取新方法，也无法挽回大革命的失败。此后，毛泽东与陈独秀也终于分道扬镳了。

分道扬镳

　　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党实行“分共”，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国共合作的大革命终于失败。共产国际被迫改变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并寻找失败的替罪羊，派来代表罗明纳兹。在8月7日汉口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毛泽东出席，而陈独秀被阻止参加。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不指名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成立了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实际上正式解除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在会上思想得到一次大解放：破除了“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观念。这里道出了他过去虽然与陈独秀有分歧却总是服从中央的思想原因。国际的新路线符合他一贯主张的，他自然完全拥护，并从国共合作、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和党的组织四个方面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提出了“枪杆子中夺取政权”的著名论断。

　　“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和李维汉去看望陈独秀，传达会议精神，并劝他接受国际决定到莫斯科去讨论中国革命问题。陈对国际搞文过饰非不满，拒绝去苏，同时认为大革命已经失败，应该取退却方针，保护革命力量，反对“八七会议”制定的武装进攻的方针。后来，他进一步论证革命在“往下落”，进入“低潮”；国民党的统治已经稳固，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工农运动“应偏重经济的斗争”，以“四不”（不交祖，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为口号。接着，他在9月10日，由武汉秘密返回他熟悉的上海，利用华洋杂处的复杂环境，隐居起来，以躲避国民党政府的通缉。

　　毛泽东由此不仅在革命路线上与陈独秀完全对立，而且在个人走向上也背道而驰。“八七会议”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分工前，瞿秋白征求他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意见，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当时湖南代理省委书记何资深深知毛泽东的志向，送给毛泽东两样礼物：一本《水浒传》，一张大革命时期邮政工人提供给党的湖南农村“邮路图”。这图后来对他在农村打游击帮了大忙。

　　就这样，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到上海大城市隐居起来，后来主张中国革命走以城市为中心的国民会议运动的道路；毛泽东则到农村领导武装斗争。由于农村武装斗争是以后20多年中国革命的主要战场，所以，大革命失败后，实际上是毛泽东始终站在革命的第一线，而陈独秀则远离革命斗争的实践。这样，毛泽东与陈独秀彻底地分道扬镳了。而且，由于陈独秀那样的处境，他只能凭主观想象或书本上的教条来理解革命，因此一错再错；毛泽东则能在革命生动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把革命引向胜利。这就决定了两人完全不同的结局和命运。

　　大革命失败时，国际和党中央不承认革命失败，更不承认革命正走向低潮的形势，因此制订了不断进攻，连续在大城市发动武装暴动或以红军攻打大城市，企图很快夺取全国政权的路线，造成了连续三次的“左”倾路线统治中央。陈独秀在当时正确地认识到革命进入低潮的形势，但他因脱离革命第一线，尤其不了解广大农村的情况，主要在上海从国民党报纸的宣传上来主观地观察分析形势，因此主张革命全面退却，全盘否定党中央的武装斗争路线。而不是像毛泽东那样，深刻地看到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由此而决定的城市与农村、南方与北方、受过大革命影响与未受过大革命影响地区之间，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平衡，从而把城市的退却与农村的进攻结合起来。当时，陈独秀的思想路线虽然有正确的因素，但总的说来是在向错误的方向滑下去。他既反对党中央的错误路线，也反对正在形成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

　　1929年八九月份，陈独秀托派小组织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活动发展到高峰。一方面是由于在7月发生了国民党为适应帝国主义“反苏”要求而制造的“中东路事件”，中共中央不顾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根据国际要求错误地提出了“保卫苏联”的方针。陈独秀多次写信批评中央失策，要求中央改用“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但这个意见却引起国际和中央的强烈不满。同时，陈独秀在8月5日，给党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详细阐述上述托派路线，要求党改变六大路线，并要求在党报上公布他的信，在全党公开讨论。这显然是错误的，而且在当时对处在白色恐怖中的地下党来说也是不现实的，自然遭到中央的拒绝和批评。之后，他与彭述之等人竟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反对派”的旗帜，向党示威和挑战，终于在11月15日被开除出党。

　　这时毛泽东正在福建长汀、古田一带领导红军战争并总结两年多来的革命经验。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接读10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后，致函政治局常委李立三，表示：“独秀近来行动真岂有此理，中央的驳议文件已到此，我们当普遍地宣传”。这是至今发现的毛泽东第一次指名批评陈独秀。接着，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封长信中，第一次论述了在全国范围内“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基本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

　　陈独秀等人被开除后，成立了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托陈派小组织。1930年3月1日出版机关刊物《无产者》，宣传托洛茨基主义，批判中共路线，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长文，认为“国民党资产阶级政权”是“走向逐步统一与相当的稳定”，主张无产阶级应该力求参加资产阶级的国民会议，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对形势的估计和策略口号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4月13日，他又写《关于所谓“红军”问题》一文，从所谓西欧和俄国革命经验出发，攻击中共“领导农民做游击战争”是“背叛”中国工人运动；又以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眼光，说红军的成份“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其前途不外是被统治阶级击溃或收买变成“白军”，或内哄而溃散。无产阶级的政党长期在农村活动，也必然“农民意识化”，“蜕化变质”。 （《火花》，第7期。）

　　在托洛茨基多次来信的催促和指导下，1931年5月初，托陈派与其他三个归国留学生托派小组织统一，正式成立中国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接着就按托洛茨基规定的路线，在中国开展所谓“国民会议运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消息传到上海，陈独秀在其机关报《火花》上为托洛茨基的一篇文章写按语时，猛烈批判共和国的成立，批判《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告全国工农民众书》，攻击党始终不肯抛弃“工农民主专政”口号，“是为反地主的资产阶级在将来的新政权中留一席地”。①

　　但是，陈独秀毕竟是一个爱国者，当1931年底至1932年初，抗日民主运动走向高潮，发生十九路军上海抗战，蒋介石被迫下野，国民党发生统治危机时，他认为革命形势到来了，坚决排除内部极左派的反对，呼吁在国民会议政纲下，与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合作，进行抗日反蒋运动。但是，当时推行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党中央的回答是，把托陈派视为与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等一样的“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

客观地评价陈独秀

　　1929年陈独秀被开除出党以后，由于苏联和共产国际严厉打击托洛茨基为首的苏联托派的影响，特别是由于中共党内连续数年的“左”倾路线与“左”倾思想的统治，中共对陈独秀问题一直持十分严厉的态度。陈独秀去世时，在共产党的档案里，他还戴着“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叛徒”等一系列帽子。因此，如何公正地评价陈独秀，成为中国政治生活和学术领域里的一个重大问题。

　　历史公正地裁决了大革命失败后同时存在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三条路线的是非与成败。以三次“左”倾冒险主义为代表的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暴动路线、以陈独秀托派为代表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国民会议（即议会斗争）路线都是错误的，只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农村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路线是正确的。历史终于选择了毛泽东。

　　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共中央，改变了王明“左”倾宗派主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干部政策，对犯错误干部既严肃批评，又热情团结。同时，对以前受到错误打击的人进行平反，对陈独秀等也作出了公正的评价。

　　事实上，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正确评价是一贯的。毛泽东因为比陈小14岁，而且在他的探索救国道路中，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参与筹建中国共产党，调到中共中央工作，等等，主要受陈的指导和提携，相对说来，他受陈的影响较大，因此也很了解陈独秀。可以说，在所有中共领导人中，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最高最正确。五四运动时，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毛泽东曾参与营救活动，发表文章，称陈为“思想界的明星”，“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随后，在建党时期，毛泽东在与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通信时，称赞陈在上海的建党活动和陈在《共产党》月刊上写的发刊词“旗帜鲜明”。1936年，陈独秀因进行抗日反蒋活动而被捕，关在狱中。毛泽东在陕北接受斯诺采访，回忆自己成长的历史时，说自己受陈独秀及其主编的《新青年》的影响，一度把陈视为“楷模”，后来到北京拜访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他说陈“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毛泽东到上海再与他见面时，“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讲话中，给陈独秀以很高的评价：“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自然，对陈独秀在大革命中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毛泽东在中共领导人中也是批评最多的。几乎每次提到右的历史错误，都会点陈独秀的名，但都是从总结革命经验出发的，没有丝毫如王明那样“着重个人责任”、故意夸大和人身攻击的因素。特别在争夺革命领导权、在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时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建立强大的革命武装等一系列重大的革命问题上，毛泽东都极端珍视陈独秀提供的正、反两种经验；事实上，这些经验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这些经验大部分是反面的经验，但人的认识如果只有正面的经验而没有反面的经验，是不完善不深刻的。毛泽东深深懂得这个道理。“因此，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并非出于个人的恩怨，而是出于革命的利益，出于党的利益。

　　关于陈独秀后期转向托派的错误，除了王明、康生把陈视为“反革命”、“汉奸”之外，毛泽东虽然有时也用过“反革命”这个词，但实际上仍视他为犯错误的干部，因此在抗战初期有与陈独秀派合作抗日的响应，有后来把陈接到延安养起来的考虑，并且在1944年4月12日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总结党内对待陈独秀等历史上犯错误干部的方针时明确指出：反对错误路线是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为此，党制定了以后处理历史问题的方针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可以说，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态度是：吾爱吾师，亦爱真理。而王明等人对于陈独秀是一笔抹煞、一棍子打死。（《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8页。）

总之，民主革命时期，在中共领导人中，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是最高的，也是一贯的。

　　毛泽东所以能够比较公正地评价陈独秀，一是他采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二是从自己成长和共同战斗中，深切了解陈独秀的是非功过；三是出于公心，完全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有了这三条，毛泽东就可以坦然地肯定并公正客观地评价陈独秀的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