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陈独秀的无奈与困厄

1926年是个多事之秋。这一年，国民革命处在轰轰烈烈的高潮，也进入了大失败的前夜。即使在今天看来，当时的局面仍显得扑朔迷离，难以把握。这是历史上敏感而脆弱的时刻，各种矛盾和趋势交织在一起，事态发展总处于十分微妙的情境中，瞬息万变。因此，对那个年代的革命者而言，这是一个危险而困难的关口，或者说，是决定命运的时候。时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便是在这个时候陷入了重围。

一、进退两难

20年代国民革命是近代史上最错综复杂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的复杂性从当时理论上的混乱状况可以窥见一斑。

经过重新解释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自然是国民革命的政治基础。与此同时，各派政治力量还拥有自己的理论和信仰：中共的理论指导来自共产国际，主要是列宁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民族革命的理论；孙中山死后，蒋介石奉行的是戴季陶主义；列宁死后，斯大林又有一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此外，更有陈独秀独树一帜的「二次革命论」。

创建中共时，他与他的战友们，曾想在中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共二大时，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分两个阶段进行，当前只能与资产阶级联合，进行民主革命性质的国民革命。在他心中，就是建立民主政治而奋斗。但是，在这个革命中如何处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及国共关系，他既无思想准备，又无经验可以借鉴。在如何革命问题上，他虽然修正了过去理想主义的目标，却未能找到一条更客观而切合实际的思路。更其困难的是，他必须顾及国民革命中并行的各种理论主张，尤其是第三国际的旨意。他只能在自己的见解与各种主张的摩擦和冲突中，寻找折中调和的办法。因此，当1926年的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严峻的时候，他的政治生涯也变得越来越艰苦、困顿。

1926年元旦，国民党「二大」在广州隆重开幕。在表象上，这次大会呈现出国共之间亲密合作，团结奋斗的乐观局面；而实际上，两党关系已到了十分脆弱的境地。国民党内除了顽固的反共分子之外，相当一部分赞成国共合作的人士，也不能容忍中共在它内部的活动。至于两党间的政见分歧，一方面已使双方裂痕日深，另一方面与国民党内的政治斗争纠缠在一起，引出无穷的纷扰。因此，对于中共总书记陈独秀而言，国共关系已成为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他认为党内合作这种形式不能再坚持下去了，因而数度提议中共退出国民党。

当中共建立之初，共产国际的使者奔走于广州、上海、桂林之间，极力说服国共两党进行党内联合时，陈独秀就明确表示反对。他指出，两党的宗旨和和阶级基础不同，中共加入国民党将会「混合了阶级组织」，「在社会上信仰全失，永无发展之机会」；而国民党「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1）。但共产国际认为，这些顾虑是没有必要的。马林极力开导说，国民党并非单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由工人、农民、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共同组成的阶级联盟。中共加入进去正可以获得发展的机会。况且国民党组织松散，几乎是一个有领导没群众的空壳，中共的加入有利于改造国民党，使其更富于革命性。

然而事实表明，一个政党的阶级性不是轻易就能改造过来的，国民党也并不是一个可以随意容纳异己力量的空壳。在联共的问题上，一部分国民党人包括孙中山在内，一开始就有控制中共的意图，他们对「容共」的理解就是合并共产党。他们不能容忍中共在国民党内保持独立的政党地位。有鉴于此，陈独秀在1924年9月致函维经斯基，要求实行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联合的路线，遭到拒绝。其后，国民党内排共、反共的呼声此伏彼起。陈独秀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张继甚至要求孙中山开除自己，即是说你不退出我退出。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这种带感情色彩的摩擦很快上升为理论和政策上冲突。1925年夏季，戴季陶在上海抛出两本小册子，从理论上否定了国共合作的基础。不少国民党人对戴季陶的理论备极称赞，并付诸实践。

这样，陈独秀对改造国民党便失去了信心。他现在担心的是共产党会被国民党所控制和改造。此时正遭逢五卅运动的失败，他已得出资产阶级不革命的结论，对阶级联合的前途更不抱希望。因此，他认为无产阶级不应该再与资产阶级「混合」在一起，否则将无法执行独立的政策。1925年10月，陈独秀再一次提议退出国民党。

关于中共在国民党内的独立性问题，首先是共产国际提出来的。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一份关于国共关系的决议中指出，中共加入国民党之后，「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2）陈独秀关于退出国民党的要求，便是依据国际指示，融汇了自己的见解后提出来的，然而莫斯科再一次驳回了陈的提议。至于中共「独立性」的危机，它要求，通过联合国民党左派，共同孤立、反对右派，来推行反映共产党主张的革命政策，解决这一难题。

不妙的是右派似乎越反越多。1925年11月，西山会议派在北京另立中央，公然分裂国民党，致使广州的国民党要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议都难以凑足法定人数。更加不妙的是，致命的懮患并非来自右派而是「左派」。1926年3月20日，一向为中共及苏俄顾问所倚重的「左派」领袖蒋介石悍然发动了以反共排俄逼汪精卫为目的的「中山舰事件」，将国共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5月15日，国民党中央全会通过了《整理党务案》，对中共在国民党内的活动范围及方式作了严格的限定。这是一次通过「合法」程序而进行的大规模的排共行动，它使中共在几乎无从抵抗的情形下挨了一记闷棍。陈独秀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公开的强迫无产阶级服从它的领导与指挥」。他认为在此情形下要求中共在国民党内执行独立的政策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而坚持退出国民党的提议，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于是中共中央、苏共中央、共产国际就这一问题引起了一场争论。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发表论文，「最严厉的批评」中共中央的意见，共产国际则派远东局书记维经斯基来华，矫正中共退出国民党的倾向。陈独秀再次「痛陈必须退出国民党」的理由之后，表示服从国际决定。

后来陈独秀在反省这一段历史时后悔自己「主张不坚决」。其实，他当初之不坚决也是不得已。当时的实际情形是，只有在广东政权的范围内，中共才能有比较自由的空间，广东区委是当时中共地方组织中唯一能公开存在的机构。另外，留在国民党固然处处掣肘，难道退出之后国民党就能更宽容地允许中共的发展和壮大？这是党内同志反对退出国民党的关键理由。总书记无法在这一点上说服他的同志们，尤其不能说服广东的同志。他只好在留在国民党与退出国民党之间寻找折中的方案，以力求不退出国民党又不被国民党所左右。

二、沪粤之争

由于总书记陈独秀始终不愿意将中共中央机关迁往广州，国共合作建立后，中共广东区委便处在国民革命的最前沿阵地，在许多方面走在中共中央的前头。区委书记陈延年乃陈独秀长子，他精力充沛，才能卓越，自1924年夏天赴任广州后，就将广东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其它领导人如周恩来、罗亦农、张太雷、恽代英、彭湃、阮啸仙等都是血气方刚，才华出众的革命者，在艰难的1924和1925年当中，他们发动了60多万农民起来参加国民革命，组织了长达16个月的省港大罢工。他们帮助国民党平定商团叛乱，征讨陈炯明，驱逐杨、刘，为广东的统一作出了卓著的贡献。蒋介石说：「十个国民党人也不及一个共产党人的力量。」

在认识上，广东区委年轻的领导者们也没有陈独秀老头子那样的苦恼和顾虑。他们对革命怀着神圣而纯洁的使命感，对社会主义的苏联由衷地向往。他们一开始就不相信国民党那些争权夺利的昏朽官僚能领导国民革命，而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因此，他们在国民党内有种强烈的主体意识，比较能够接受鲍罗廷「革命专政」的思想和共产国际关于领导权问题的指示。他们与国民党左派合拢在一起，强迫推行左倾政策，并力图将右派驱逐出革命阵营，以实现政权的「革命化」。对于中共中央以客卿自居，一而再、再而三要求退出国民党的做法，广东区委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这是自动放弃争夺领导权的阵地，是要不得的退让政策。

在上海方面，陈独秀自五卅运动后就认定了无产阶级不能够领导资产阶级，即使中共有力支配国民党，也没有实力作后盾，如果按照广东的「进攻」政策硬干下去，包办国民党机关，争夺政权，则连国民党左派也会群起反对，中共必陷于形单势孤；而强迫推行左倾政策，势必会将「不革命」的资产阶级逼出革命阵营，给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以可乘之机。因此，他批评广东区委政策左倾，在国民党内以左派自居直接与右派冲突，致使统一战线中一切分歧都演变为共产党与国民党之争，并且使国民党左派放弃责任。他主张退出左、右派斗争的漩涡，让国民党左派同右派自己去斗，中共只在外围支持、赞助左派。1926年7月召开的中共四届三次扩大会议对此作了全面阐述，并制定了一个左派政策，即「扩大左派，与左派密切的联合，和他们共同的应付中派，而公开的反攻右派。」（3）也就是说，在国民党内扶起一个强有力的左派集团，作为中共的同盟军。

为了督促粤区切实执行上述左派政策，7月扩大会议之后，中共中央特地发出了一封给粤区的信，指示不可包办国民党，要尽量地让左派自己起来负责任，要让左派也有群众，有力量。粤区的反应迅速而激烈，他们在给中央的复信中表示异议。于是，沪粤之间由进攻和退让的争论又引出了一场关于国民党内究竟有没有左派的争论。这年10月，中共广东区委专门就左派问题进行了两次讨论，得出的结论是：第一，只有左派的群众，没有左派的领袖，将国民党上层某人某人当作左派领袖是滑稽不可靠的；第二，国民党内的所谓左派只是由于利害关系暂时地亲近共产党，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软弱动摇，我们若将革命的责任放在这些左派身上，是要大上其当的；第三，我们如果指望左派而自己不去积极领导群众，是于国民革命有危险的。

粤区讨论的结果，实际上否定了中共中央左派政策的可行性。陈独秀深感苦恼，他抱怨粤区受鲍罗廷错误观念的影响，自行其是，乃至有了鲍罗廷的意见就不尊重中央的意见了。他批评粤区的见解「非常危险」，认为其错误在于对左派领袖要求过高，以共产派的观点来要求他们。

这样的解释并不能说服粤区的同志，他们认为中央不了解具体情况，政策脱离实际。当时广东的政治形势已日趋恶化，在反击右派的进攻中，一向被认为是最好的左派领袖甘乃光态度暧昧，一般左派也发挥不了实际作用。因此广东区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坚持否认左派的存在，说：「至于左派呢，也没有这回事。」（4）

中共中央认为，如果否认左派的存在，按照广东的这种「谬误理论」发展下去，势必造成国共两党的直接对峙，其出路只有两条：「一是与右派合作，一是退出国民党而领导群众和国民党冲突，」（5）也就是说，要么被控制，要么闹翻。因此，中共中央在12月的特别会议上又通过了一个关于左派问题的决议案，「坚决的主张国民党中确有左派存在」，「坚决的主张要努力巩固和发展国民党左派的势力，帮助他们获得党和政府的领导地位，并且帮助他们获得他们的群众。」（6）

沪粤之间的争论，归根到底是领导权问题的争论。中共中央所推行的退让、以及左派政策，旨在从资产阶级争取小资产阶级，形成联合的左派力量，并避免革命阵营内的阶级冲突。这一政策有其现实的意义。然而放弃政权，以在野党自居，将希望寄托于各有怀抱的左派，显然是于自身有害的。粤区的一再质疑无非是说，中共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能寄希望于他人。

当沪粤之间在领导权问题上争论不休的同时，国民革命军已出师北伐，革命重心已由广东推进到长江流域。这期间政治形势的戏剧性变化给陈独秀实践其民主理想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与此同时，上海与广东的分歧开始演变为总书记与全党同志间的分歧。

三、倒蒋？扶蒋？

1926年7月，广州政局经过几个月的动荡之后又渐趋平静，国民党内的权力纷争已告一段落，蒋介石取得了党、政、军大权，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号令一切。此刻，蒋总司令大权在握，踌躇满志。在控制了广东的局面之后，他大张旗鼓，号令北伐，欲建立以他个人为中心的中国革命的局面。

北伐的军事行动带来了形势的急剧变化，给3月20日以后刚刚形成还未稳固的新秩序以巨大冲击。首先，蒋介石的总司令威信由于其嫡系第一军的恶劣表现而「一落千丈」；其次，左派要求恢复政治上的指导权发起了「迎汪运动」；同时又有军事实力派唐生智在迅速崛起。蒋介石因此十分不安，深恐中共依恃民众力量，拥汪联唐以报3月20日之仇，乃于9月中旬，派胡公冕到上海见陈独秀请帮助维持他总司令的地位，同时在政治上极力表现左倾。由此可见，在北伐出师后各派政治力量的角逐中，中共一时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中共自身的力量也在北伐中得到充实发展，处于比3月20日之前更为有利的形势。如若乘势倒蒋，是有机会的。

陈独秀在倒不倒蒋的问题上拿不定主意。以他对蒋介石军事独裁的防范以及他在中山舰事件后的部署看，他未尝不想倒蒋。但他认为在北伐途中倒蒋是十分危险的。权衡利弊之后，陈独秀决定拥汪联唐以制蒋，也就是使汪精卫的党权制裁蒋介石的军权；使蒋、唐之间的军权相互制衡；同时，以民众力量牵制蒋的独裁倾向。于是，中共中央先是作出了一系列关于汪、蒋问题的决定，指示广东区委积极地与国民党左派一起进行迎汪复职运动。同时，指示湖南区委帮助唐生智发展军队，取得两湖政权，不可抑唐。

然而，不论是拥汪，还是联唐，陈独秀都做得小心翼翼，要求以不倒蒋，不逼蒋离开北伐为前提。他一方面对蒋已不存幻想，认为其左倾表现「绝不是他已有丝毫觉悟非如此不可，完全是前敌将士及后方民众的反蒋空气，再加以军事的失败逼他不能不如此」。（7）另一方面，他又主张维持蒋介石的总司令地位。他似乎想通过权力制衡，使老蒋永远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左倾。这样，他的抑蒋举措实际上成了一面制裁一面姑息。尤为不得已的是，当蒋介石在江西战场四面楚歌之际，陈独秀为了北伐大局，还不得不扶了他一把。

这一扶，蒋介石便万分侥幸地逃过了灭顶之灾，陈独秀的麻烦则接踵而至。江西克服后，蒋介石在军事上站稳了脚跟，顿时扬眉吐气，从此结束了被迫左倾的历史。对于中共几个月以来拥汪联唐的制裁举措，他表面上陪着小心，心里痛恨不已，因此，在经历了一番倒运的体验之后，蒋介石反共和独裁的决心更其坚定。

陈独秀对蒋介石的无奈，说到底是对资产阶级的无奈。他明明知道蒋介石要反共，要军事独裁，但他还是眼睁睁地放过了一个倒蒋的良机，姑息了最危险的敌人，陷自己于被动。

不过话说回来，策略的失误毕竟不是最主要的。就算中共利用这个机会倒了蒋，也未必能从此摆脱实力派的控制。而倒蒋之后北伐的前途，则无法预测。因此，问题的要害始终在于中共自身的没有实力，需要依靠别人，请求别人来革命，便只好时时处处陪着小心，以维持脆弱的合作关系。

四、「左」「右」失措

民众运动，是中共在国民革命中唯一能掌握的比较实在的力量，也是中共作为无产阶政党参与领导国民革命所做的主要工作。可是，这一工作的开展，马上就引出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成为国共关系中解不开的死结，常使中共处于受打击、被防范的境地，两党不同的主义信仰也集中在这里交锋。陈独秀在这个问题上态度，也像对待其它问题一样，左右为难，又一心想在其中贯彻民主原则，结果陷自己于孤立。在党内看来是放弃领导权，讨好国民党；在国民党看来是煸动阶级斗争，破坏国民革命。

对于来自国民党的攻击，陈独秀历来针锋相对，同反对阶级斗争的新老右派缠斗不休。他强调，民众运动是使国民革命成就为一个民主革命而不只是民族革命的唯一保证，因此，他极力督促国民政府支持和保护工农运动，乃至于为此向「敬爱的国民党涕泣垂泪而道之」。

然而，陈独秀对民众运动又多有限制，时时注意纠正其中的过火行为，力图将阶级斗争局限于国民革命的范畴内。他说：「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8）他始终主张阶级斗争的宗旨在于「用强力发挥民主政治的精神」（9）。因此，在北伐出师后蓬勃发展的民众运动中，陈独秀没有拥民众力量以自重的打算。他的注意力放在提倡民权，防止军事独裁的问题上。他号召国民会议，号召民众直接参与地方政治的奋斗，并指示中共地方组织全力以赴开展这一运动。9月份中央局的政治报告说：「北伐军占领湘、鄂后，我们便乘此机会愈加迅速地扩大民众运动，发表当地民众对于政治的总要求，进行省民会议、县民会议、乡民会议，……取得人民最低限度之自由权力。」（10）这就是说，首先造成人民管理政权的事实，然后中共「以在野党的资格代表民众利益向政府发表主张」（11），从而迫使国民党政权所及之地与民权合作，实行民主政治。

这就是陈独秀为了实现武力与民众相结合而设计的方案，只要参照一下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以及民众运动的具体情形就知道，这种书生气的政治主张是断然行不通的。北伐开始后，国民政府在民众运动上的态度已急剧右倾。他们虽然还需要北伐道上的民众，在后方却已日行其高压政策。蒋介石打下南昌后，江西的工农也惨遭迫害。事实证明，政权始终是在军事势力的掌握下，通过民众运动使人民参与政权的管理和牵制军事独裁的倾向只能是一厢情愿。

另一方面，在军事力量比较左倾的地区，工农运动得到充份的发展后，也不可能与国民党政权合作共造民主，工农群众必将提出比参政更为彻底的经济解放的要求。一场由下而上的革命风暴不可能通过任何主观的努力被限制在一个严格的范畴内。北伐道上的民众运动，尤其是湖南农民运动很快就冲破了国民革命的界限，提出重新分配土地的要求。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的问题已上升为国民革命与土地革命的问题。如果说前者还能在民生主义的基础上含糊并存的话，后者则无论如何难以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所接受。总之，局面在失去控制，国共矛盾已到了最后解决的时候，中共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

陈独秀所坚持的国民会议在野党之类的主张，开始被党内同志所抛弃。他们提出了远为现实和急进的方案。广东区委在11月份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组织民众与政府对抗。他们认为，李济深辖下的广东是新军阀的政权，中共要及时改变以前与国民党的关系，站在民众方面与政府对抗并预备暴动。继广东之后，湖南区委从另一角度提出了急进的主张。他们建议迅速满足农民的一切要求，解决土地问题，将国民革命推向新的阶段。这同样意味要冲破联合战线的一切束缚，由中共领导农民向一切反赤力量包括国民党宣战。

陈独秀清醒地看到形势已到了十分危急的关头，但他没有接受湘区和粤区的意见，仍想尽一切努力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继续下去。192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又一次向大家说明：「中国目前的争斗是要继续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和反军阀地主劣绅土豪的民主运动」。他要求大家不要忽略了这个当前的主要目标，不要过早地陷自己于孤立。针对已经出现的危险局势，他提出「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12）。他认为，只有防右反左，使双方都作出妥协让步，才能拉近左右之间越跑越远的距离，防止革命阵营的崩裂。

汉口会议之后，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传到了中国。这个决议贯彻的是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最新理论。他要求中国共产党：（一）不能退出国民党；（二）要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前途。

这样，陈独秀防右反左的努力在遭到彻底失败前已宣告破产，他的一切理论、政策、实践至此也已宣告破产。1926年的历史是陈独秀政治生涯失败的总记录。当不幸的1927年到来之后，他除了在混乱当中，在更加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重复1926年的错误和失败之外，并不可能有更多的作为。

结语

在本世纪民主革命的潮流中，陈独秀是以领袖群伦的雄姿登上历史舞台的。他披荆斩棘、勇猛无畏的精神世无其匹。然而，在20年代国民革命中，他给世人留下了一个优柔寡断软弱无能的机会主义者形象，一个似乎不太光彩的失败者形象。他倡导了一场革命却被这场革命所淘汰，他缔造了一个党，最后被自己的党抛弃。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仅仅是陈独秀个人的不幸，只有那个时代以及那场革命可以解释这样的命运。

在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中，陈独秀充当了一个艰难而别扭的角色。他是一个肩负重任四面受敌而没有力量的总书记，在无法避免的困境中作着力不从心的努力。他大刀阔斧不计成败利钝的作风在这种力不从心的努力中表现为少谋难断，顾此失彼，或一意孤行。他呕心沥血夙夜勤劳最终功不抵过。

作为一个思想者，陈独秀始终是孤独的。他不顾当时「世界革命」的要求，固执地将国民革命的前途定格于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然而他那套既放弃无产阶级眼前利益，又不利于资产阶级的二次革命学说不为任何现实的社会阶级所需要。他于是在危机和挫折面前作着越来越主观的努力。他并非完全地无视现实，很多时候他能对现实作出极清醒客观的判断，但是为了理想，他所制定的决策就掺进了太多主观的成分。他不愿彻底依靠某种现实的社会力量，也不与外来力量合作，欲以一介书生之耿介与率真，在那样复杂的局面和血腥的纠纷中贯彻其民主政治的理念，这几乎是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失败的。

注释

（1）（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5、9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3）（5）（6）（10）（11）（1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117、120、385、393、250、309、381-38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4）（7）《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1-1926），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3、471页。

（8）陈独秀：《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1926年9月23日《向导》第172期。

（9）陈独秀：《说东问题与国民党觉悟》，1919年5月26日《每周评论》第2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