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造者和第一任总书记。在中国近代史上，特别是文化史与政治史，老一代的知识分子中，陈独秀是叱□风云、名震遐迩的人物。无论是他的友人还是他的敌人，都承认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杰出的思想家与政治家。 离经叛道，卓尔不群 陈独秀生于一八七九年。一八八四年，独秀五岁，在祖父的严格管教下开始读书。独秀思想敏捷，智慧过人，幼年对于古训，即有离经叛道的倾向。一八九六年，独秀应考中秀才，他谑称科举制度是统治阶级「玩猴子」。所以他的祖父断言独秀「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五四前后，陈独秀提倡新思想时，保守人士诋毁陈独秀为「陈毒兽」，甚至说陈独秀主张杀父的。陈独秀在自传中说：「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我在广东时，有一次宴会席上，陈炯明正正经经的问我：『外间说你们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我也正正经经的回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一九○○年，陈独秀留学日本，他在东京与苏曼殊、章士钊同居一室，这同住的三个人，后来都成为中国著名人物。陈独秀在思想文化政治活动中独领风骚；苏曼殊是一位终生为情所困的和尚；章士钊成为一位善于翻云覆雨的政治不倒翁。苏曼殊曾赠诗独秀，诗句有「行云流水一孤僧」「纵有欢肠已似冰」，表示自己对人生的悲观。而当时的独秀，生命像一把火，所以章士钊陈独秀是「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山弗上，回头之草不啮。」 独秀年轻时，有过一次成为千万富翁的机会，而他不屑一顾。陈独秀是叔父陈衍庶的嗣子。陈衍庶有田产、巨宅和投资上万□银子的生意。一九一三年逝世时，独秀是这笔巨大遗产唯一合法的继承人。社会上都说陈氏家财万贯，可是独秀视家产如敝履，不闻不管。胡适在北大演讲中曾提到，有一次，独秀到北京，他家在北京一间大铺子的掌柜请「小东人」去看一看。独秀却说：「这铺子不是我的。」 在中共的公开资料中，毛泽东说过「陈独秀曾经是我的老师」，「我的革命思想最初是受到陈独秀的影响」，「陈独秀曾经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等等。但是，有一段重要史实却不见中共官方党史引用，毛曾祝陈独秀万岁。 五四运动时，陈独秀被捕。当时毛泽东在湖南办《湘江评论》，他以自己的名字写过一篇《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文中说：「陈君之被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此文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湘江评论》创刊号。 陈独秀早期的民主思想 陈独秀学问渊博，日、英、法文都很有根底，诗词书法及文字学的造诣皆深，才思敏捷，笔锋犀利，长于政论，但演说缺乏吸引力。他的性格明朗、刚直，爱憎分明，嫉恶如仇，有棱有角，但固执而缺少亲和力。他对于玩权术的人十分讨厌，有时脾气暴躁，有时与人搞得很僵。 甲午之战中国战败后，独秀立志投身救国。此后是康梁维新、辛亥革命、驱袁世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的创立，直到北伐战争，独秀或积极参与，或站立潮头。 二十世纪初，陈独秀组织爱国团体，屡败屡起。他的思想也在不断与时俱进，他从爱国运动进而认识欲救中国必须革新中国政治；欲革新中国政治必先革新中国文化。早在民国以前，他就在安徽办了一份《安徽白话报》，提倡白话文，并宣传民主与科学。陈独秀当时写道：「国家『是全国人民的国家』，『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的国家』，『国家的权力来自人民』，『行使之权的乃归全国国民的政府』，所以『国民第一步当争就是政治参与权，即民主立宪的政治』。」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陈独秀在章士钊办的《甲寅杂志》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认为「爱国者何？爱其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 一九一五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文史哲兼容并包，主要作者是当时北方知识分子精英，如胡适、李大钊、高一涵、陶孟和等。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中「敬告青年」，提出青年的六条标准：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像的。 《敬告青年》一文是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贯穿于六项标准中的红线是科学与民主。 一九一七年，陈独秀继胡适后，发表「文学革命论」；一九一八年发表「偶像破坏论」；一九一九年一月，发表《新青年》的《本志罪案答辩书》等等。当时，陈独秀的基本思想是倾向民主主义的。 五四前后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由胡适和陈独秀共同领导。陈独秀与胡适的人生观、世界观不同，他们有时争论，有时相容，但终生彼此相敬。当时两人同被称为中国思想界的大彗星。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思想是民主与科学。陈独秀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民主和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陈独秀说：「民主国家，真国家也，国民之公产也。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者也。」他并提出由人民制定宪法，选举国会议员，依法治国。 陈独秀认为，中国要生存于世界，国民必须自由自治，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实行人的解放，一切言行，不听命于他人，不从属于他人，国民必须居于国家主人的地位。 在新文化运动中批评儒家，提出「打倒孔家店」时，陈独秀当时也是反孔的，他在答吴虞一文中说：「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以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陈独秀此说，胡适也表示信服。 陈独秀与中共的初期活动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日，陈独秀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是他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同年十二月一日，陈独秀发表《『新青年』宣言》，是他开始接近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但不是没有保留的。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较陈独秀为早，他在一九一九年十月发表《庶民的胜利》与《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二文，欢呼俄国十月革命。 一九二○年三月，共产国际代表维丁斯基来华，他在北京访李大钊，提出要李领导组织中国共产党。李说：「我的号召力不及陈独秀。」维丁斯基根据李大钊的建议，五月到上海见了陈独秀。陈独秀同意了维丁斯基的建议，他言必信，行必果。一九二○年六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研究小组，在陈独秀领导下在上海成立，当时又称中共临时中央，与李大钊在北京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遥相呼应，时称「南陈北李」。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共正式建党（一大）时，因为陈独秀在广州，李大钊在北京，都没有直接参加。在一大中，陈独秀众望所归，被选为书记，后称总书记。附带一说，中共一大的正式日期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八月五日，后来中共订七月一日为党庆，是因为毛泽东在延安的一句话：「我们从七月一日庆祝一个月」。既属「毛语」，日后中共也就无人敢改了。 陈独秀于九月间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陈与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双方话不投机，发生严重争执。陈独秀说中国革命要按自己的国情摸索。马林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命令。陈独秀认为，他不能接受这一观点：凡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条都要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命令都要执行。陈独秀是中共的创建者，也是中共「反对两个凡是」的第一人。同年十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出狱后知道是马林以巨款贿赂租界当局而获释。陈独秀素重感情，从此改善了与马林的关系。 一九二二年三月，马林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陈独秀加以反对。马林认为，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一个小团体，领导不了中国革命，不如钻进国民党，打国民党的旗帜，才能有作用。陈独秀认为，他不反对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但必须光明正大，建立党对党的「党外合作」；如果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又在国民党内发展自己的组织，这是很危险的。七月间，中共举行二大，马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认为中共对上级（共产国际）的指示，除了服从以外，没有别的选择，陈独秀在此压力下终于屈服。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三大通过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议。但是陈独秀认为，形势既然如此，中国只有走「二次革命」的道路，第一阶段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第二阶段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中共三大的宣言中说：「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宣言为陈独秀起草，他用心良苦，认为国共既然实行「党内合作」，共产党人必须坦诚说出自己奋斗的目标。后来中共认为，陈独秀这一观点是「右倾机会主义」。 所谓「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认为，俄国共产党政权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下是不能单独存在的。在欧洲连续发动德国和匈牙利的暴动，不久以失败告终。因此，俄共的东方政策，如何利用中国革命以摆脱俄共的孤立，遂成为俄共领导人争论的重心。 一九二四年一月，列宁逝世，俄共（包括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两条路线斗争白热化。当时俄共有两个中国问题的核心，一个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另一个是斯（大林）、布（哈林）联盟。托季联盟主张中国共产党要旗帜鲜明，不断革命。斯布联盟主张，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一定要拖住国民党一起干，打国民党的旗帜，争取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夺取国民党的群众。例如当时的毛泽东与国民党领袖之一汪精卫密切合作，汪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毛为副部长并一度代理部长。中共当时对国共合作是明一套、暗一套，明的一套是对国民党笑脸相迎，陈独秀以党的领袖的身份，不能不担任这个「卖笑政策」的主角。当时，斯大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演讲中说：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必须像榨柠檬一样，把它榨乾，然后丢掉。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共执行了斯大林路线。 但是，共产党暗的一套，如分化国民党为左中右三派，工会农会的极左行动，黄埔军校及军队中的秘密小组等等，也引起了国民党的警觉。一九二六年五月，国民党中央通过整党案，蒋介石公开表明，国民党内不能容许有小党派的活动。一九二七年三月，共产国际命令周恩来、罗亦农等在上海组织暴动，企图夺取中国这个最大都市，结果失败。继之国民党在上海、广州清党。当时汪精卫在武汉与南京的蒋介石对抗，共产国际又严令陈独秀与汪精卫合作反蒋。在这同时，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接到不同指示，要中共广泛展开农民运动，准备农民起义，指示中又说，汪精卫是革命的，罗易就把这份文件给汪看了。汪精卫这时才明白共产党的「两手策略」，于是决定分共。 中国的第一次国共合作，陈独秀对国民党的「卖笑」已经不能再发生作用，斯大林对中共的指导路线也证明破产。陈独秀执行的是斯大林的政策，因此他成了斯大林的替罪羊。 一九二七年四月，中共五大，七月，共产国际下令改组中共中央。八月，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直正式宣布，解除陈独秀的职务，并清算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共产国际要陈独秀悔过，陈答以「所谓悔过，过从何来，如何悔之？现在应该悔过的是斯大林，而不是我。」陈独秀又拍著桌子大骂：「我们应该有独立自主的权力，如今被那些乳臭未乾的小猴儿（指国际代表）牵著鼻子走了。」 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一再要求陈独秀去俄。他知道此行必然挨斗，坚决拒绝参加六大。他说：「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大会，应在中国，怎么要到莫斯科去呢？」他又说：「我坚决不去，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同志最了解……他们要我去苏联，并非真的让我去研究讨论中国问题，而是要我承担罪责。」 一九二九年七月，中苏为中东铁路事件发生冲突。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提出「武装保卫苏联」、「拥护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的口号。陈独秀致函中共中央，反对上述口号。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开除陈独秀和他的支持者。十二月十日，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他承认中共的领导的确有很多错误，他个人要负主要的责任。而事实上每一个错误都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 陈独秀等被开除后，组织「无产者社」，发行《无产者》杂志，刊载托洛茨基文章。一九二九年底，中国四个托派组织召开大会，成立「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陈独秀被推为总书记。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被捕。 陈独秀一生五次被捕，一九一三年，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等共四次，这一回是第五次被捕。正如他自己说的「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他的若干著作是在监狱中写的。这次在狱中致力中国文字学的研究。 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 陈独秀第五次被捕后，一九三三年十月受审讯，章士钊以律师身份为陈辩护。章士钊在辩护词中说，陈一向主张议会政治，是民主的急先锋。陈在国共合作期间对国民党有功，认真实行三民主义，他的托派活动与国民党的反共目标一致。章士钊宣读辩词后，陈独秀拍案而起，愤怒指出：「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之意见。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并将章的答辩词中的「误信共产主义」改为「坚信共产主义」。陈独秀当时既为中共所排斥，又在国民党法庭上正气凛然，令人尊敬。 从一九三二年起，陈独秀在监狱住了五年。一九三五年刘海粟从欧洲回国，到监狱去探视，见陈的独立牢房堆满了书，陈在狱中潜心做学问，刘说：「你伟大」。陈独秀提笔给刘海粟写了一副对联： 行无愧怍心常坦 身处艰难气若虹 这副对联表达了当时陈独秀心情泰然，豪气未消。后来，抗战发生，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时，铁窗五年，读书万卷，使陈独秀的思想更成熟，更升华，更进步了。他扬弃了共产主义，认为只有施行民主政治，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陈独秀出狱后，说自己不再属于任何党派，他的思想独立，也不代表任何人。由于他的学术地位依然受人敬重，他的密友罗汉与叶剑英有过接触。叶代表中共提出，如陈独秀接受三个条件可以恢复组织关系，三条件为：一，公开声明脱离托派组织；二，拥护党的路线；三，以行动表示诚意。陈认为不能接受。其后，康生、徐冰、章汉夫相继发表斥骂「托派汉奸陈独秀」的文章。陈独秀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给新华日报的信》中说：「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让你们牵著鼻子走的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如此吗？」（此信《新华日报》未刊出，同月二十七日在《扫荡报》上发表。）中共给陈独秀扣上「汉奸」帽子，当时激怒了很多被认为是中共朋友的著名学者如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等发表公开声明，指责中共对陈独秀的诽谤，「此事殊出常理之外，独秀先生平生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国人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诸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加诸异己……」沈钧儒也表示不满。 陈独秀在抗战期间的主要言论，包括拥护抗战，赞成各党派合作，支持全民动员和政府改革，反对任何形式的专政；在国际问题上，他认为英美法的民主代表人类的希望。 陈独秀说：「『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陈独秀说：「民主主义是……人民反抗少数特权的旗帜。无产阶级……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是反对党派之自由。」（一九四○年十一月，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 陈独秀说：「我只注重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陈独秀给陈其昌的信） 陈独秀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观点是：「若胜利属于英美法，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陈独秀给西流等的信）。陈独秀认为，「人类要前进，必须首先打倒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德国纳粹主义和苏联的格别乌（秘密警察）政治。」 陈独秀还有一个重要见解，他反对斯大林，但是，他不同意「把苏联的一切罪恶都归罪于斯大林」，因为「是独裁制度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独裁。」「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他说托洛茨基直至「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他自己时」，才有所觉悟，「然而太晚了」。（一九四○年十二月，陈独秀给西流的信。） 胡适在《陈独秀的最后见解》一书「序言」中说：「我觉得他的最后思想……特别是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深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想想。」 中国知识分子的榜样 陈独秀的一生，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代史，他从康梁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共的创立、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分裂，到最后回到民主主义。他的不断探索与寻求真理的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榜样。 陈独秀所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一生坎坷。他个人的基本气质是爱好自由，倾向民主。五四以后，他在思想上一度迷失方向，他的长期冷静的思考，从苏联与中共的实际经验中理解，民主主义是世界政治的主流，唯有民主能解决中国和世界的根本问题。陈独秀晚年形成了以民主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就陈独秀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功业而言，他是一位大思想家、大政治家，而不是政客。胡适说，陈独秀是一个终生的反对派。我更感到，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绝代巨人」。 对「爱国」的卓越见解 末了，我引用一段陈独秀论爱国的文章作为本文的结束。陈独秀说：「爱国大部分是感情的产物，理性不过占一小部份，有时不合乎理性。」「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我们爱的国家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作牺牲的国家」（一九一九年六月八日《每周评论》，原题为《我们究竟应不应当爱国》，陈独秀用的笔名是「只眼」）。 伟哉，此为八十年前，中国一代思想巨人陈独秀对爱国之卓见也！此所以陈独秀成为中共历史上的「绝代巨人」也。 陈独秀于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病逝四川江津，享年六十三岁。他长期贫病交迫，坚拒国共两党显赫人士的馈赠。蒋介石送钱，他退了；周恩来说，如果陈独秀接受两个条件，一不对外讲话，二不发表文章，中共可以把他的生活和医疗包起来，陈独秀当然也拒绝了。峥峥风骨，令人肃然起敬。 巨人已逝近六十年矣，长留风范与哀思在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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