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领袖陈独秀

      南方网讯  “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毛泽东语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袖，陈独秀赫赫有名。但是，长时期来，政治领袖的陈独秀遮蔽了文化领袖的陈独秀。我国新时期到来后，主要是党史学者、现代史学者对政治领袖的陈独秀作了全方位、多角度的辩正和研究，陈独秀作为政治领袖的功过、是非，基本上弄清楚了。在此情况下，十分需要对长期被遮蔽的文化领袖的陈独秀来一番深入、具体、全面的研究。石钟扬教授 以下直呼其名 用自己的一部新著，在这桩陈独秀研究的大事上做了开辟草莱的拓荒工作。

    首先，钟扬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富有说服力地将陈独秀定位为文化领袖。第一，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中国进步人士，莫不景然从之，影响之大，影响之深远，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第二，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与胡适一起，发动了“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又是全国响应，开创了“五四”新文学的新局面。第三，陈独秀“神圣施（耐庵）曹（雪芹），土芥归（有光）方（苞）”，为白话小说树正宗地位。经过陈独秀以及胡适等人的努力，白话小说果然在其后的中国文学史上取得了正宗地位。而他的小说创作《惨世界》和《黑天国》，“那初结的苞蕾，仍在中国近代小说史上透露出一缕明媚的春光。”第四，陈独秀亦为白话新诗的有力倡导者、写作者，“更重要的是他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实为中国白话诗最早的试验园地。没有这块理想的园地，就很难有中国新诗的迅速的尝试成功。”陈独秀爱新诗，提倡新诗，但他不薄旧体诗，他的旧体诗，具有很高的思想和艺术水平，陈诗“以盛唐诗风为底色，上染魏晋风度，下着宋诗色泽，兼有欧诗调剂”，“成为中国诗坛一枝独秀之奇葩。”陈独秀又是诗界领袖。第五，陈独秀的杂文，即“陈仲甫体”杂文，呼唤“德、赛两先生” 民主和科学 ；提出“偶像破坏论”，抨击“野蛮的军人、腐败的官僚”，说他们“都是国民的仇敌”；注重改造国民性中的劣根性：“于古今中外的文化资源，皆有所借鉴”，“成为中国报界与文坛一道令人难以忘怀的文化风景线”。陈独秀是中国现代新杂文的开创者之一。第六，陈独秀又是我国戏曲改革的先行者。20世纪之初，中国戏曲经历了两次较大的改革，一次是辛亥革命前后，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陈独秀两次均居领先地位，以其敏锐的理论触角与雄辩的理论力量，推动着中国戏曲改革的奋然前行。”

    其辛亥革命时期的戏曲改革理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准备，五四运动中的戏曲改革理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陈独秀的戏曲理论不仅在当年有强大的理论指导意义，其精彩处对今天的戏曲改革仍能提供深刻的历史启迪。”而他所创作的戏曲作品，则是其戏曲理论之实践，是“开通民智、鼓吹爱国、反帝反清的重要途径”。第七，“书法由来见性真”，陈独秀对书法美学也开一代新风，有他独特的本质的把握。以人格作为书道之灵魂，是陈独秀最根本的书法观。他的书法艺术，特别是他在狱中挥毫，气贯长虹。他送给刘海粟的亲笔书写的对联：“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见情见性见风骨，纵横恣肆，大气磅礴，足耀千秋。在现代书法史上，陈独秀是一绝。第八，陈独秀对中国绘画艺术，力倡美术革命，其一以写实主义改造主观写意画法，其二以创造精神改变抄摹复古之风，其本质以现实主义改造中国国民性，旨在创新求变。第九，陈独秀在文字学／音韵学方面的成就，更是自成一家，卓然独立，值得后人做系统深入的研究。第十，陈独秀与西方文化，“可另写一部专著”。钟扬从以上十方面 按：陈独秀对传统文化的态度，陈独秀作为编辑家，作为教育家，也都具有开拓的性质 ，将陈独秀定位为文化领袖，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和陈独秀的实际的。由于钟扬的“文化领袖陈独秀”论，是从历史事实中提炼出来的，论从史出，所以能够彻底地说服读者。

    其次，钟扬不只原创性地提出了“文化领袖陈独秀”论，而且具体分析了陈独秀之所以能成为文化领袖的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

    就客观原因来说，“五四”前后是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时期。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能够产生巨人的时代，有点类似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在这一时期产生的巨人不止陈独秀一个。梁启超、李大钊、毛泽东、鲁迅、胡适等等，一批巨人都在这一时期崛起。

    就主观原因说，陈独秀之所以成为文化领袖也有他属于个人的因素。第一，陈独秀是多元文化积淀、融合的产物。他家学渊源，对中国古典文化有深厚的素养。他留学日本，受到上升时期资本主义文化的熏陶。在“五四”前后他扛起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并不是偶然的。后来，陈独秀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文化。陈独秀是爱国者，他毕生爱国，主张抗日，爱国主义文化、民族文化对他有深刻的影响。这种多元文化的积淀和融合，使陈独秀视野开阔，高屋建瓴，善于从高处看问题，“一览众山小”，眼光独到，气度非凡。其次，陈独秀有魅人的人格力量。“我很佩服他的毅力和责任心。” 蔡元培 高语罕将陈独秀的坚毅秉性具体为吃苦耐劳与不怕死的精神。陈中凡对陈独秀“高翔不可驯”的铮铮铁骨与冲天豪情表示了衷心的敬仰之情。鲁迅以形象的语言写了陈独秀性格中的光明磊落的特性。傅斯年称陈独秀“在思想上是胆子最大，分解力最透彻的人”，是“中国革命史的光焰万丈的大彗星”。……正是陈独秀的人格力量，促使五四前后的知识分子如众星捧月般地心甘情愿地把陈独秀奉为文化领袖。再次，是陈独秀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晚清时期，他虽然17岁就考中秀才第一名，但他蔑视科举，成了“康 有为 党”。及至康有为成了孔教会的首领，复辟党的帮闲，陈独秀又独立思考，觉悟到“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姻缘”，击中其尊孔即为复辟的要害。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后，一方面因为中共为共产国际的一支部，不能不听从、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命令，另一方面他对共产国际的许多不切实际的指令表示怀疑，进行抵制。他后来成了托派，但他在晚年又大彻大悟地宣告：“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时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胡适称陈独秀为“终身的反对派”，其源盖出于他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知识界、文化界、学术界把陈独秀尊为文化领袖，很大程度上也在于这一点。

    当然，作为文化领袖陈独秀，也有重大缺失。钟扬指出，陈独秀“不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理论上的不彻底，为陈独秀的事业与日后的影响，带来的副作用是难以估计的”。他的号召力大于从理论上掌握群众所产生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