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急急忙忙地从一个会场赶到另一个会场，听一位美籍华人作陈独秀问题的学术报告。这位外宾讲了两个小时，我除了因为迟到，没有听见报告的开场白以外，一直听到外宾在掌声中走下了讲台。报告人对研究陈独秀曾经下过多少功夫，我不了解，对他的学术观点，我也不想评论，因为我们不能要求外国人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观点，去评价历史人物，我惟一的希望是想从他的报告了解有关陈独秀资料的线索。报告的结果，使我的惟一的希望失望了。陈独秀一生有四次被捕、坐牢，他说只有三次，这显然是由于占有资料不够完备所造成的疏漏。至于他把达林当作帮助中国建党的首要人物，这就不是疏漏的问题，而是常识性的错误了。
然而，使我感到惊异的，并不是这位外宾台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演说，而是台下的听众（多数是学生，少数是教师），他们那种殷切的求知欲，促使他们连续地传递纸条，向报告人提出问题，请求解答，对演说中的错误、却置若罔闻，处之泰然。这也许是出于对外宾的礼貌，或是其他什么原因，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也是主要的，就是我们对陈独秀的生平事迹也不甚了了，对他的功过是非的评价，也有待于作深入系统的研究。我们既然知之不多，青年人又很想了解，那就难怪外国人在台上吹得天花乱坠，青年人在台下听得津津有味。据说这位外宾还要到其他几个城市去讲演，我真难以想像别处的台下听众的情形，但又不禁想起一些有关的事。
过去在“左”的思想支配下，很少有人研究陈独秀的，有几个胆大的从事陈独秀研究的学者，到了十年动乱时期，没有一个不吃足苦头。三中全会以后，这种不正常的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变，研究陈独秀的人多了，报刊发表有关陈独秀的论文和资料，也多起来了。可是有的同志对此竟大为惊异：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对陈独秀感兴趣？这是什么原因？这里有什么问题？你们的刊物为什么登载那么多的有关陈独秀的东西？有的同志还以指示的口吻说：陈独秀问题早已有了结论，你们别研究了，要研究也是研究他早期的问题。我在想……，这些同志所感到的惊异是不是产生上文所说的我所感到惊异的原因呢？
陈独秀于同盟会成立之前，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组织秘密的军事性的团体“岳王会”，以推翻清朝封建专制为目的。随后又创办《新青年》宣传科学、民主，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接着又筹建中国共产党，并连续担任一至五届中央书记。对这样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我们对他的研究是否达到了应有的重视呢？
就以陈独秀的生平来说罢。《辞海》和《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里的陈独秀注释，都说他生于1880年。笔者看到的资料，陈独秀生于1879年10月9日（光绪五年，己卯八月二十四日辰时）。胡适当年曾说过北京大学成名于三只兔子（生年属相），大兔蔡元培生于同治六年，丁卯十二月十七日（1868年1月11日）。小兔胡适生于辛卯年（1891）。据此推算也不难知道陈独秀的生年。过去把李大钊的生年搞错了，现在又把党的另一个主要创始人的生年搞错了。笔者不惜篇幅唠叨这件琐事，并无小题大做，借题发挥之意，不过是想说明对陈独秀的研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对陈独秀研究的现状，同他在历史上所处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对他犯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开除党以后成为托派首领，以及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思想言行等等问题的来龙去脉和主客观的因素，也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其中有些问题还是新课题，才刚刚开始研究哩。
至于说有的问题已经有了结论，可以不必研究了。这种把结论同科研对立起来的说法，显然是把科研的目的误认为是推翻现有的结论，这对于结论和科研工作都是不利的。正确的结论，来自于科学实践，并对实践起指导作用，进而在实践中使之丰富充实，更加完备起来。真正的科学研究是为宣传和维护正确的结论而服务的。至于有人抓住一件回忆材料，如获至宝，不经核实分析，就挥毫成章，随意褒贬，这种轻率的治学态度，理应得到批评、纠正。若因此，竟因噎废食，认为凡有了结论的，就可以不要研究了，这岂不是取消了科学，或把科学变为信仰的奴婢？因为，即使是正确的结论，如果人们对它缺乏科学的认识，也会变成为迷信的。
党史学界还流传着对陈独秀在某些问题上的评论。对那些有根有据的评论，可以为此基础，作更深入的探讨；对有分歧意见的问题，可继续进行讨论；对一些缺乏第一手资料证明的论断，则只能抱存疑态度。有这样一种说法：陈独秀是反对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因为中央某些领导同志和上海区委的坚持，才胜利地举行了这次起义。这一论断的根据是什么呢？陈独秀为什么反对，他是怎样反对的，其他同志又是怎样坚持的，双方的论点是什么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件第一手的资料，可是陈独秀反对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论断，却长期地存留在一些同志的脑海里。
笔者有幸，看到了上海区委关于第三次武装起义的会议记录，白纸黑字，有案可稽。陈独秀不仅没有反对这次起义，还积极地参与制定了发动这次起义的根本决策。在这件事上，陈独秀的主要错误，不发生在起义的发动过程中，而发生在起义胜利之后，特别是蒋介石来到上海以后。如果我们对夺取起义的胜利，论功行赏的话，那么陈独秀该有他应得的一分（份）；如果总结失败的教训，从中国党内讲，陈独秀应当首先检讨。
任何一位重要历史人物的功劳和过错，都不单单是他个人作用的结果。把过错归咎于一个人，如同把功劳归属于一个人一样，都来源于同一种史观——英雄史观，不过是表现的形式不同罢了。这两种不同的表现，一个好似另一个影子，总是结伴相随的，随意拔高一个人，自然而然地要贬低其他人，这是英雄史观的必然逻辑。党史学界的一些同志对研究陈独秀所以会发生兴趣，这自然同陈独秀本人思想领域宽广、复杂有关，但更主要的是由于他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居于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他的影响的广泛与深刻。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中国民主革命为我们造就了陈独秀这样如此复杂的历史人物，他以他的思想和实践又深深地反作用于中国革命。尤其是从“五四”到大革命失败这一历史时期的陈独秀研究，实际上是整个党史研究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与其说人们对研究陈独秀有兴趣，不如说是对研究中共党史有浓厚的兴趣，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 （原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史学情况》第24期，1982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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