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宝林：陈独秀的晚年反思

　　从辛亥革命时安徽省都督府的秘书长，到风行天下的《新青年》杂志创办人；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到“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再到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到第五任最高领导人，这位从皖南名城安庆走出来的读书人曾经叱咤风云，可是晚年却落魄川东江边，寂寞度日。

　　死后的陈独秀仍然难得安宁。反党、反共产国际、反苏、反革命、汉奸、叛徒……各种罪名被强加于他的头上，几成十恶不赦的罪人，子女备受牵连，唯一的女儿被逼偷渡香港，而后亡命美国。

　　整整七十年过去了，被歪曲的中国现代史渐渐恢复了本来面目，真实的陈独秀也回到人们的视野中。“多年来戴在陈独秀头上种种不实指责被推翻，十顶帽子摘去九顶，还剩下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一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唐宝林在接受采访时说。

　　唐宝林是著名的陈独秀研究专家，对陈独秀进行了30年的深入研究。2010年他推出七十多万字的《陈独秀传》，被《亚洲周刊》评为非小说类“十大好书”第二名。

　　在他看来，“陈独秀一生有两个思想高峰，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二是最后民主见解。陈独秀晚年关于民主的思考，与今天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完全一致。”

　　“陈独秀一代人走了许多弯路，直到晚年才找到了民主政治的道路，”唐宝林先生说，“中国要实现这些目标，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要坚守民主思想，坚持启蒙价值，致力于推动中国的民主进步。”

　　寂寞的一生

　　《投资者报》：陈独秀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一生起伏跌宕，后人评价不一。作为陈独秀的研究专家，您认为陈独秀是什么样的人？

　　唐宝林：陈独秀首先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经历曲折，思想也不断变化，但是他最终得出一个结论：救国救民的唯一道路是民主主义。所以终其一生，陈独秀是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他的目标就是实现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的幸福。

　　但是，由于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自古以来历代统治者（包括皇帝、北洋军阀以及政党的统治）的专制、残暴、腐败、掠夺和愚民政策，以及因此而造成的落后、愚昧、自私、冷血、散漫的国民性，陈独秀一生奋斗和思想却很少找到同情者。因此，他的一生是寂寞的，并且自认是失败的。但是他留下的思想遗产是睿智而有预见性的。不管还要多么漫长的时间，中国最终将走上他指引的民主化道路。

　　《投资者报》：陈独秀的民主思想是从哪里得来的？

　　唐宝林：年轻的时候，陈独秀看到中国被列强屡屡入侵，割地赔款，受到强烈刺激。1901年，22岁的陈独秀到日本留学，不是去研究学问，而是寻找“中国为什么衰弱，人民为什么苦难”的答案。当时日本是开放的，既可以看到世界的先进技术，也可以了解世界的先进思想。他在日本接触到了法兰西早期的民主主义，认为非常好。

　　《投资者报》：当时许多中国留日学生拥护孙中山倡导的革命学说，陈独秀是否也深受革命的影响呢？

　　唐宝林：陈独秀和革命者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他一直没有加入同盟会，因为他不满意革命党内部的勾心斗角，对于狭隘排满的种族革命，对于革命党只依靠华侨和会党（不依靠国内资产阶级和民众）的做法，他也有自己的看法。

　　陈独秀既不认同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也不认同梁启超的立宪派，而是独树一帜地提出从改善国民性入手。在他看来，中国国民思想太落后，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养成的奴性思想太严重，最紧迫的是改变国民性。所以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思想界的旗手。

　　《投资者报》：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陈独秀一直是中国思想界的风云人物，但是为什么“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开始转向实际政治运动，组建共产党，走向一条激进革命的道路呢？

　　唐宝林：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危机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随后发生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格局。在巴黎和会上，战败国德国本来应该将侵占我国山东的权利归还中国，可是却被转给日本，这使中国对西方宣传的民主自由平等产生了怀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列宁政府两次发表声明，宣布放弃沙俄在中国掠夺的权利（事实上并未放弃），受到了中国的欢迎。这些事件改变了包括陈独秀在内的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他们认为苏俄提供了一条新的道路。在苏俄的鼓舞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陈独秀开始组建中国共产党。

　　《投资者报》：同样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陈独秀的选择完全不同，胡适一直主张温和的改良。

　　唐宝林：性格决定人的命运。陈独秀属于激进型、跳跃型的，在十月革命以后的世界形势影响下，陈独秀听信列宁的说教，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要“高百万倍”，于是迅速转向无产阶级革命。对于陈独秀来说，民主追求并没有改变。可是性格激进的他总是企图找到较快取得成功的道路，对于缓慢的改良主义方法不予重视，在政治革命与思想启蒙之间跳来跳去，最后被激进的革命思想和方法所吸引。他真心地认为无产阶级的专政要高于资产阶级民主，由此步入了列宁主义。

　　在反对专制统治和改造国民性上，胡适和陈独秀是一致的。可是胡适的性格属于保守型、稳定型的。例如1915年，在美留学生对于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义愤填膺，纷纷集会抗议，胡适非但不与会，反而写了一个便条称：“吾辈远去祖国，爱莫能助，纷扰无益于实际，徒乱求学之心。电函交驰，何裨国难？不如以镇静处之。”胡适在美国留学多年，后来与美国一直保持很密切的联系，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有近距离的观察和深刻的体会，认定只有欧美民主政治才是中国最好的出路。他抱定国民性不改变则中国永远没有希望的认识，一生主要重视思想学术上的启蒙运动，反对激进躁动，更反对流血的阶级革命，坚持改良主义。

　　晚年反思

　　《投资者报》：在领导共产党与托派的革命运动失败后，陈独秀对于斯大林体制有什么样的反思？

　　唐宝林：大革命失败以后，陈独秀一直坚持反蒋抗日，1932年被投入监狱。在监狱里，他思考了五六年时间，对于斯大林体制有以下三方面的深刻反思。

　　第一，“没有阶级的独裁，只有个人独裁”。陈独秀说，任何专制独裁，都是领袖个人独裁；任何独裁，都是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不能分离的。

　　第二，“个人独裁的国家不是社会主义。”斯大林自称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可是陈独秀认为，政治上的民主主义与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辅相成的。托派认为，虽然有斯大林的罪恶，但是苏联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他们的口号是“打倒斯大林，保卫苏维埃”。陈独秀则认为，苏联早已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说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工人国家，就是在糟蹋社会主义。

　　第三，斯大林的罪恶是制度造成的。如果不在制度上反对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许多斯大林在苏联和别的国家产生出来。

　　《投资者报》：陈独秀早年就说过，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陈独秀将监狱作为“研究室”，对斯大林体制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对照陈独秀去世后的世界变化，人们不能不感叹陈独秀的思想是多么富有预见性。问题是，陈独秀只去过苏联一次，而且是短期逗留，他是如何认识到斯大林体制的本质的？为什么他能够进行如此深刻的反思呢？

　　唐宝林：陈独秀不是理论家，他是从自己亲身经历和惨痛体验中得到的教训，进而提出惊世骇俗的思想。

　　五四之后，陈独秀满腔热忱接受列宁主义，可是中国共产党组建之日起就在共产国际的严格控制下，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制定的决议。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对国民党的几次屈辱性让步都是共产国际的决定，强加给中国共产党，或者由共产国际代表监督陈独秀执行。陈独秀在斯大林的共产国际控制下受尽屈辱，大革命失败了，责任又推到他身上，把他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亲身经历使他认识到共产国际里没有丝毫民主可言。1934年“基洛夫事件”以后，苏联又开始大清洗，托洛茨基和列宁的其他战友都被斯大林从肉体上无情消灭，陈独秀看到了斯大林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个人独裁及残暴。

　　《投资者报》：可是，陈独秀是怎么了解到大清洗内幕的呢？

　　唐宝林：国内的报纸都有报道，另外托洛茨基流亡后仍和苏联国内有联系，陈独秀又和托洛茨基有联系，所以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做的每一项事情。

　　《投资者报》：从对斯大林体制的反思出发，陈独秀晚年对于民主有哪些深入思考？

　　唐宝林：陈独秀晚年思考和总结了人类民主发展的历史，得出几个结论：

　　第一，他认为民主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另一重要动力是经济）。从古代罗马、希腊至今天、明天、后天，民主是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对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民主不是某一特殊时代的历史现象，把民主视为资产阶级专利品是最浅薄的见解。换句话说，对于民主的普世性，早在70多年前陈独秀就已经论证过了。

　　第二，民主是被压迫大众通过斗争得来的，不能靠统治者恩赐。

　　第三，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是有具体内容的。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

　　《投资者报》：那么，在陈独秀看来，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有哪些区别？

　　唐宝林：陈独秀对二者进行过对比，总结出四个方面。

　　第一，在民主国家，国家领导人是各党派——政府党与在野党竞选，由人民选举，开会时有相当的讨论和争辩；专制国家由政府党指定，开会时只举手，没有争辩。

　　第二，民主国家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专制国家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杀人。

　　第三，民主国家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罢工的自由，专制国家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罢工的自由。

　　第四，民主国家反对党合法存在，专制国家不允许存在反对党。陈独秀特别强调反对党自由的重要性，因为如果没有反对党的监督和竞争，一党专政就会无法无天。胡适对陈独秀的这一观点也非常赞赏。

　　《投资者报》：陈独秀总结的这四条标准，至今仍然是衡量一个国家是民主还是专制的试金石。

　　唐宝林：陈独秀对民主信仰了一辈子，思考了一辈子，走了一个“之”字形的大弯路。他从反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引进法兰西的民主主义开始，经过误入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最后升华到人民民主主义和全民民主主义。陈独秀关于民主的这些思考，与今天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完全一致。他的思考对于今天的中国仍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