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遮蔽到凸显：五四纪念中的思想领袖陈独秀——以人民日报为中心

研究一个历史人物，总免不了要对他（她）进行评价；而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无论是官方的还是“坊间”的）总会引领研究者去重点研究他（她）的某些方面或不去研究他（她）的某些方面。历史人物有其生活的年代，研究者也脱离不了研究者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研究者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除了受研究者 “史识”、“史才”、“史德”等自身因素影响外，也受到研究者所处时代意识形态的影响，从长时段来看，这种影响可能更为重要。对“一生有过许多变化而成为复杂的历史人物”的陈独秀来说，更是如此。长期以来，对陈独秀很难做到“盖棺论定”。

“历史不会忘记，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具有留学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同毛泽东同志等革命青年一道，大力宣传并积极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面貌为之一新。”^[1] 新时代，习近平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态度看待陈独秀，在多个场合肯定了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和建党初期的历史贡献，成为本文研究的权威指引。本文研究的对象是“思想领袖陈独秀”。本文所说的“思想领袖”，主要针对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两方面的贡献而言。本文的研究思路是，以陈独秀为个案，以人民日报为中心，梳理（建国以来的）五四纪念文本中“思想领袖陈独秀”评价的前后变化，揭示变化的原因，以拓展陈独秀研究的领域；同时以小见大，认识改革开放对于新中国史、五四纪念史的里程碑意义，回顾新中国七十年历史和见证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与鲜明品格。

一、被遮蔽的思想领袖

改革开放前的五四纪念文本，整体呈现出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话语特征和话语逻辑。在“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语境中，因其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领袖陈独秀的贡献要么被人无视，要么只能被人以“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

早在延安时期，周扬就将陈独秀“政治上的动摇和变节”和其文学主张联系起来。周扬指出，“（陈独秀）主张作家不要对自己所描写的世界持一定的态度，结果只是招致艺术作品中思想价值之降低、现实主义力量之削弱而已。然而陈独秀却是以一个新思想运动的领袖、现实主义的热烈主张者而登场的。在他文学主张上的这个自相矛盾中，我们不是就可以看出他哲学见解上的二元论，和他后来政治上的动摇与变节的一脉相通的地方吗？”周扬很不客气地说，“历史有时会使一个凡庸的人成为英雄”，陈独秀对于文学革命的意义是“属于消极一面的居多”。^[2]

1949年五四青年节当天，人民日报4、5、6版刊登了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总计9篇，吴玉章、胡风、茅盾等人的文章亦在其中，没有一篇提到陈独秀的名字，对《新青年》也稍有涉及。例如，吴玉章说，李大钊既是马克思主义最早最有力的宣传者，也是五四运动真正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而对作为《新青年》创办人和《每周评论》发起人之一的陈独秀一字未提。^[3]同天，人民日报第3版刊发新华社《五四运动介绍》一文。该文指出，“在五四运动以前，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即向旧道德，旧文学，封建迷信思想展开进攻，提倡新道德，提倡民主，提倡科学，提倡白话文和平民文学。”^[4]只是没有提到陈独秀。

1950年，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在《谁领导了五四运动？》一文中明确指出，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但对同样作为领导者的陈独秀，邓拓却是借胡适之口说出的。“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和自称是被“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所逼而不得不谈政治的胡适，在《我的歧路》一文中说过，“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我的朋友陈独秀、李守常等发起每周评论，那是一个谈政治的报，但我在每周评论做的文字，总不过是小说文艺一类，不曾谈过政治。”^[5]351~352在引用了上述胡适的话之后，邓拓分析说，站在“歧路”上的胡适对人民大众的革命运动是害怕、消极、动摇的，“不但是不敢领导和不能领导，而且最初简直是不敢参加的”；“只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发起每周评论，谈政治，才是在这个革命运动中被公认的实际领导者。”^[6]邓拓还借胡适之口，强调了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谈到，他本人对于文学的态度只是“历史进化的态度”；他的《文学改良刍议》是“很和平的讨论”。^[5]247接着，胡适重点强调了陈独秀对于文学革命的重要意义。“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他（原文如此，胡适用第三人称指称自己；笔者注）的朋友陈独秀。陈独秀接着《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发表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子。”^[5]248 1951年，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中，胡乔木对陈独秀有一个总体评价：“陈独秀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7]应该说这一评价“贬中有褒”，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陈独秀在历史上的贡献：“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以前和‘五四’运动中间以中国最急进的民主派著名；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他成了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7]胡乔木用“中国最激进的民主派”来形容陈独秀，隐晦得指出“思想领袖陈独秀”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并正面付予陈独秀“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的身份。这是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评价。但因“陈独秀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总体评价，人们往往忽略胡乔木对“思想领袖”陈独秀的上述评价。

1959年，彭明在《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一文中指出，《新青年》是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对《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只字未提。^[8]同年，卫里在《五四运动前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介绍》 一文，提到《新青年》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和《每周评论》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积极意义，只是提到了李大钊，对创办《新青年》和发起“每周评论”的陈独秀亦是只字未提。^[9]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思想领袖陈独秀和被陈独秀“唤醒”的鲁迅则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赏。1936年，毛泽东特别提到了思想领袖陈独秀对自己的影响。毛泽东称陈独秀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并说陈独秀对自己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1919年3月中下旬至4月初，笔者注），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0]“七大”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中，毛泽东指出，陈独秀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多，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11]294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实际提到了“思想领袖陈独秀”的历史贡献——既包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方面的贡献。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间内，毛泽东的上述谈话很少被人提及。这也是“思想领袖陈独秀”被遮蔽的表现之一。

“文革”期间，五四运动作为文化革命的意义被突出强调，说其“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来对孔家店的迷信”。^[12]但陈独秀则作为“混进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被批判，他的信徒和战友鲁迅则作为“榜样”被讴歌。早在1937年，毛泽东称鲁迅是“民族解放的急先锋”、“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和“现代中国的圣人”；^[13]42-431940年，毛泽东又称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文化新军的旗手”和“民族英雄”。但鲁迅自己投身文化革命则是尊奉了陈独秀的命令。1932年，鲁迅说，他在“五四”时期的作品，是“遵命文学”，不过他所尊奉的是自己愿意尊奉的命令；这命令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而是“那时革命先驱者的命令”。^[14]468-469这里鲁迅说的革命先驱者实际上就是陈独秀。陈独秀所领导的思想变革，“把怀疑、失望、颓唐的鲁迅重新唤起，重新投入炽热的战斗”。^[15]鲁迅在谈到自己怎样做起小说来，曾明白地说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14]525陈独秀和鲁迅的这层关系，在改革开放之前，往往被人遗忘。这亦是“思想领袖陈独秀”被遮蔽的表现之一。

改革开放前，在五四纪念中，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由陈独秀所发起的文学革命，还有被陈独秀的“将令”所唤起的鲁迅都被赋予崇高的地位。思想领袖陈独秀大多时候是不在场的“在场”。即使“政治领袖陈独秀”被当作负面教材被批判，批判者也不得不提一下五四时期因编辑《新青年》而著名的“思想领袖陈独秀”。比如，1949年陈伯达说，“五四运动中以编辑‘新青年’杂志而著名的陈独秀，在一九二七年就发展了对于资产阶级的投降主义，并在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反动派血洗革命之后，叛变了革命的阵营，变成了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派，当了法西斯的走狗。”^[16]1974年史众说，“混进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陈独秀，‘五四’时期也曾以‘反孔’的姿态出现。”^[17]但因“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政治标签，总体来说，“思想领袖陈独秀”的历史贡献是被遮蔽的。                                                                                                                                                                                                            

二、被冠以“第一个”、“发起者”、“旗手”的思想领袖

改革开放新时期，相比改革开放之前，对思想领袖陈独秀的评价有两个特点：第一，思想领袖陈独秀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旗手”的历史地位得以确认；第二，思想领袖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方面的贡献得到重视和发掘。

（一）作为“发起者”和“旗手”的思想领袖陈独秀

思想领袖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起者。1979年，丁守和指出，1915年，在文化思想领域里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这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一部分急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反映这种不满，发动了一个强大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这个运动的兴起。”^[18]同年，周扬指出，1915年，“一次空前未有过的思想解放运动，在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上，以一种大概并不引人注目的形式开始了。” ^[19]1982年，郑则民指出，“早在1915年9月，陈独秀便创刊了《青年》（后改名《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向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发动了猛烈进攻。”^[20]1989年，汪澍白指出，“新文化运动对封建礼治秩序与传统文化的批判，陈独秀是发起者，而鲁迅则取得更辉煌的战果。”^[21]1999年，教育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撰文指出，“五四以前，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创刊时称《青年》杂志）为标志，中国兴起了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基本口号的新文化运动。这个新文化运动实际上为五四运动的发生作了思想上的准备。”^[22]

思想领袖陈独秀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第一个竖起对封建传统思想批判的旗帜，并影响最大。1999年，金冲及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旗手陈独秀，在他创办的风靡一时的《新青年》杂志上喊出的最响亮口号，是民主和科学。”^[23]同年，陈涌指出，“是陈独秀第一个站出来，在全中国面前树起对过去封建传统思想批判的旗帜，并且进行毫不反顾的斗争”，“他以如椽之笔，激切的言词，直捣孔子封建思想的巢穴，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而且他的文章条理清晰，说理透彻，简要，不但有强烈的战斗性，同时又有学问，有识见，很可以代表‘五四’时期那种生气蓬勃的文风”，“陈独秀当时的影响最大”。^[15]李希凡也说，“陈独秀和李大钊对于‘文学革命’与‘新文学’思想启蒙宗旨的阐发，实可称之为文学革命运动的战斗宣言和战斗纲领，立即受到了当时‘五四’新文学代表者们的响应与实践。”^[24]

2018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韩毓海《坚定走中国文学自己的道路》一文，高度评价了思想领袖陈独秀和由其领导的新文化运动。该文指出，“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中国文明现代转化‘关键一招’”；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和《文学革命论》是“划时代文献”，“《新青年》不仅是一本思想性刊物，更是思想、情感、意志和价值观的完整呈现，用今天的话来说，它讲述、呼唤的是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和中国文化”。^[25]

应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思想领袖陈独秀倡导和推崇的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和资产阶级“共和国体”。十月革命爆发后，思想领袖陈独秀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准备。

（二）思想领袖陈独秀在马克主义传播方面的贡献

1979年，丁守和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陈独秀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宣称，“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指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笔者注）已造成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了” ^[26]506，“我承认用革命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27]39-40陈独秀还指出，像当年共和政治代替封建制度一样，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按诸新陈代谢的公例，都是不可逃的运命”。^[27]57丁守和也谈到《新青年》同胡适派、张东荪等研究系分子的论战。“《新青年》驳斥了这些人的非难，批判了他们的反动观点。”^[18]1980年，周养儒更为全面阐述了以陈独秀为守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同研究系分子的论战。“陈独秀、李达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有力地批判了梁启超、张东荪等人鼓吹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反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谬论；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鼓吹的不要任何政府和绝对自由的荒谬主张；揭露了第二国际领袖们的罪恶活动和修正主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本质。”^[28]1982年，在郑则民《五四运动》一文中，陈独秀首次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出场。1917年后，“《新青年》杂志逐渐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向马克思主义者的方向转变”。^[20]2009年，金冲及指出，1920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有两个地方：一个是以李大钊为首的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个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29]正是在1920年，陈独秀委托陈望道、李汉俊、恽代英分别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阶级斗争》等；同年陈独秀还创办了《共产党月刊》。

2016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肯定了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方面的贡献，并把陈独秀放在了李大钊的前面：“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30]

实际上，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紧密联系的。1979年，周扬指出，“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是通过‘五四’思想解放运动实现的。”^[19]1999年，邵华泽指出，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从宣传资产阶级新文化和推崇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到怀疑和放弃这一切，再到接受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 “是符合中国社会规律的”。^[31]从这个角度来看，以思想领袖陈独秀为首的五四知识分子群体引领了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

三、从遮蔽到凸显的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新时期，在中共新的话语体系中，“阶级斗争”被“经济建设”所取代，“革命”被“发展”所取代，中共的“五四话语”亦随之改变。同时，“两个凡是”的冲破，对毛泽东一分为二的评价，为正确评价党史人物树立了“标杆”和营造了舆论环境，导致陈独秀研究逐渐升温，对思想领袖陈独秀的评价逐渐回归历史原貌。

（一）中共中心任务和五四阐释的变化

建国以来的五四阐释以改革开放为界，大致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之前，五四阐释主要体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话语特征和话语逻辑。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的建构是“塑造”与“被塑造”的关系。延安时期，五四纪念助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建构；反过来，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为新中国时期的五四纪念提供了核心概念和框定了表达逻辑。“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发生的”、“五四运动具有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等等，这些经典论述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特征和话语逻辑的具体表现。在革命语境下，中共主要强调五四运动彻底的反帝反封的革命精神，无论是在政治领域或者思想文化领域。陈独秀因其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过是个投降派；而且在革命语境中，人们往往把陈独秀的政治错误归结到其思想认识中来。思想领袖陈独秀被无视、遮蔽甚至抹杀。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共中心任务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其话语体系也由“革命话语”转向“发展话语”。在发展语境下，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的新选择、新起点、新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的不是文化的破坏，而是文化的“再造”即新文化的建设。简单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为批判而批判”而是“为建设而批判”。而这种批判和“文化再造”离不开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和由其发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领袖陈独秀在民主、科学等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两方面的贡献得以凸显。

（二）中共关于党史人物研究的意见

改革开放以前，在革命语境中，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是基于其对革命贡献的大小。这样一种取向，是为推动革命发展的需要，本也无可厚非，但存在“好就一切都好、坏就一切都坏”的形式主义偏向，难以对历史人物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进行了一分为二的客观评价。“他（毛泽东）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 ^[32]125因毛泽东的错误，否定他的功绩；或因他的功绩，不承认他的错误，都是不可取的。正确评价毛泽东为正确评价党史人物树立了标杆。1983年，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的王首道就如何研究党史人物提出了几点意见。王首道指出，“‘四人帮’时期那种盲目夸大、别有用心的捧场，说抬谁，一下子就上了天，是超人，是神人；说贬谁，一下子就打入十八层地狱，一无是处，无地自容。这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是违反马列主义的”，应该“尊重历史，尊重历史人物，客观地、辩证地、有分析地写历史人物”。^[33]王首道还特别提到了陈独秀等人。“比如说陈独秀、王明、林彪等这样的党史人物，曾作过好事，也曾作过错事，还曾作过坏事，那你就得实事求是地评价他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评价他们的功过是非。”^[33]

在陈独秀评价问题上，作为中共机关报的人民日报迅速反应，不但如前文所述，高度评价了思想领袖陈独秀，而且高度肯定了陈独秀的政治贡献。1980年，人民日报发表周养儒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一文，全面、详尽阐述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上海发起组为中共成立做出的贡献。“上海党组织为筹建党的‘一大’的召开，做了大量工作，在上海党组织的发起下，1921年7月，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了。”^[28]就这一问题，李忠杰也曾指出，以陈独秀为首的上海党组织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直接负责了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筹备工作”。^[34]1981年，吴信忠指出，陈独秀和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35]1986年，彭明撰文详细论证了“为什么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作者指出，陈独秀不但是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阵营的总司令，且综合他1919至1921年的言行来看，他也是五四爱国政治运动的总司令。^[36]2006年人民日报指出，陈独秀和李大钊是五四爱国运动的重要领袖，也是中国共产党公认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37]2018年五四青年节前夕，马海亭在人民日报发文，将陈独秀和李大钊、毛泽东并列，统称他们为无产阶级革命家。^[38]

（三）“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研究的进展

在上述背景之下，改革开放之前被视为冷门的陈独秀研究逐渐升温，以往被视为研究禁区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研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取得不断突破，有力推动了学术界“思想领袖陈独秀”研究向纵深发展。

学界的结论是不能把右倾机会主义归咎于陈独秀一个人。以陈独秀领衔的中共中央之所以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除了陈独秀个人性格等主观因素外，还有其他客观原因。

第一、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错误指示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有直接影响。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二者是上下级、领导被领导的关系。1979年，向青首先提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错误指示，而不应将全部过错放在陈独秀一人身上。^[39]1988年，唐宝林指出，“大革命时期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将大革命的失败完全归结为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这里有个内外因的问题。^[40]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界是在承认陈独秀犯有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前提下，探讨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学界利用俄罗斯解密的苏共历史档案，在这一问题上继续掘进，在新旧世纪之际取得进一步突破——提出了为陈独秀摘去“右倾投降主义”帽子的问题。1999年，杨奎松指出，陈独秀在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的退让，都是在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指示及其在中国的顾问代表劝告下实行的，“陈独秀未必应当为此承担多少责任”。^[41]2000年，唐宝林指出，“指导中国大革命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并且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亲自执行；只有一小部分是在他们的代表严密监督下由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执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路线’成为莫斯科造成大革命失败的替罪羊”。^[42]就此问题，李颖于2005年10月出版了专著《陈独秀与共产国际》（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陈铁健称此书“多有新义，不同凡响”，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可以休矣。^[43]

2016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借鉴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的新成果，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改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指出，之所以犯这种错误，是无法摆脱共产国际那些错误思想的指导。^[44]2019年陈独秀140周年诞辰之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撰文指出，“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难以摆脱共产国际的错误领导和指导。这对酿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有直接影响。”^[45]

第二、当时处于幼年的中共力量弱小、经验不足。

学界认为，1927年，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稚时期，此时的中共各级干部仍以知识分子为主，对中国的社会状况、革命特点缺乏深入了解；因缺乏具体的革命实践，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尚未深刻，没能掌握中国革命的规律；党的领导机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动摇不定，既无法制定出成熟的政策，也无法建立对工农群众的有效领导。“当面对夺取政权的血战时，难免要遭受挫折。”^[46]因此，认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要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全面认识，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45]  

综上，学界对“政治领袖陈独秀”所犯错误抱着同情和理解的态度，从而助推“思想领袖陈独秀”研究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得以拓展，日益深入其生平经历、思想理论、学术成就，研究成果亦可谓蔚为壮观。这为五四纪念评价思想领袖陈独秀提供了学术支撑。

四、结语

陈独秀集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领袖之功和中共早期领导人右倾机会主义之过于一身，对思想领袖陈独秀的评价受到其政治错误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从长时间来看是次要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中共中心任务和话语体系的转变带来的政治气候和政治环境的转变。首先，改革开放以后，中共的中心任务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其话语体系也由“革命话语”转向“发展话语”，由此带来中共五四阐释的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再是“革命的批判”而是“建设的批判”，重点强调五四运动在民主、科学和马克思主义两方面的启蒙，作为思想领袖和为中共创立创造了“三个基础”的陈独秀得到正面的肯定。其次，中共在反思“文革”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何正确评价党史人物的问题。“尊重历史，尊重历史人物，客观地、辩证地、有分析地写历史人物”成为评价党史人物的基本遵循。不但思想领袖陈独秀的贡献得以凸显，作为中共创始人和早期领袖的陈独秀也得到肯定。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共最鲜明的品格。习近平指出，要以自我革命的气魄，坚决冲破思想观念束缚。^[47]3511978年实践标准大讨论引爆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实际是对“两个凡是”的一次革命。这次革命是中共在思想领域里的一次自我革命。这次革命为中共和研究者正确评价毛泽东和其他党史人物创造了思想条件。“对陈独秀的研究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是随着党的思想路线愈来愈趋向于实事求是而愈来愈接近于历史真实的。”^[48]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是党和国家的政治喉舌，在陈独秀评价问题上迅速跟进，无疑是这次中共思想领域自我革命的具体表现。

将“五四纪念中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并以陈独秀为个案，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前后，对思想领袖陈独秀的评价存在强烈的反差。一叶知秋，以小见大。改革开放作为一场伟大的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也影响了人们对党史人物的评价。由“思想领袖陈独秀的评价”这“一叶”，既可聆听中华人民共和国前进的足音，也可静听改革开放在人内心深处的革命回声，亦可见证中共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政治风度和大党风范。 

参考文献：因系统篇幅限制在此省略。

（文章来源：《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作者郭祥，系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安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