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再探讨

1920年2月，李大钊保护陈独秀出京，二人先回李大钊老家乐亭县，再由天津搭船至上海。患难同志在这一期间对中国形势做了分析，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并相约组建政党，“南陈北李”格局形成。其后二人为党的创建做了大量工作，并率先在上海和北京成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指导了国内外各地早期党组织的组建，是当之无愧的党的创始人。在以往的考证中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本文对此史实做出考证，非为辩论，只求提供一丝线索。

一、李大钊送陈独秀出京至上海，南陈北李格局形成。

南陈北李的格局形成于1920年2月，这便是高一涵记述过的李大钊送陈独秀出京到上海。

1927年，在武昌中山大学集会追悼李大钊等烈士大会上，高一涵报告《李守常事略》，讲道：“（陈独秀）返京后则化装同行辟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1]

1963年10月，高一涵在回忆文章《李大钊送陈独秀出险》中做了更细致的描写：“我们得到这个消息，就同李大钊商议，派人先到西车站，把他接到王星拱家里，暂避一避，再设法送他离开北京。当时同李大钊计划：想保护陈独秀出京的安全，万万不能乘坐火车或小汽车出京。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因李大钊是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就这样在王星拱家里准备一切。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发亮。

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张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李大钊回京后，等到陈独秀从上海来信，才向我们报告此行的经过。”[2]

油画《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高一涵的回忆为我们描述了李大钊送陈独秀出京到上海的基本过程。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过程中被捕，虽经各方努力于9月16日被保释出狱，但其行为受到限制（离京需要警署报备）。1920年初，陈独秀受汪精卫、章士钊的邀请由北京去上海为西南军政府筹办西南大学，后又至武汉，应湖北省教育厅长李汉俊的邀请做公开演讲。陈独秀的演讲引起舆论哗然，当地报纸对做了详细报道：“湖北官吏对于陈氏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演讲，速（离）去武汉”。

北京警察厅见了这些报道才知道陈独秀离京，大为恼火，立即派军警监视陈独秀在北京的寓所――北池子箭杆胡同。2月8日，陈独秀乘夜车由武汉回北京，军警也找上门来。“查于2月9日下午一时余，见陈独秀乘人力车出门，声言至缎库后身胡适宅拜访，是日并未回。复经调查数日，并未回家，闻系确赴上海。”[3]北大同人知道这一情况后，知道陈独秀环境危险，大家共同商议营救方法，要他离开北京寓所，最后，李大钊担任了护送陈独秀出京的任务。

曾有学者以高一涵并未与李大钊同行，无从知道二人谈话内容提出过质疑——是否就建党事宜交换意见。笔者是乐亭人，也曾因其是孤证而对陈独秀真的同李大钊到过乐亭这一记述有过怀疑，但通过一段时间的查考，觉得高一涵的回忆基本是可以信赖的，并做出以下判断：李大钊送陈独秀出京是肯定的，到过乐亭也是肯定的；二人就成立政党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佐证有三点：

1、朱务善[4]回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1960年，中共党史专家、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常务副主任朱乔森先生为编写《李大钊传》曾三次采访朱务善，《李大钊传》这样记录：1920年1月，大钊同志送陈独秀去天津以转往上海……他们化装成下乡讨账的商人，坐骡车出朝阳门，走了好几天才到天津。陈独秀北方话说不好，沿途遇到军警检查，都是大钊同志对付，一直把他送上轮船。路上，大钊同志也与他商讨了有关建党的问题。[5]

以上记述，2011年，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教授萧超然先生在接受《京华周刊》记者郭田珍采访时再次确认真实性：“就这段材料，我在1998年2月9日、10日两次电话询问《李大钊传》作者之一朱乔森教授，朱教授告我：1960年他曾三次访问朱务善，记录了大量有关回忆李大钊的材料。我问朱教授，这是否是高一涵的回忆？朱教授说：不是，因为他没有访问高一涵。”[6]也就是说，朱乔森《李大钊传》对这一事件的记写是根据朱务善的回忆而来。

2、胡适先生对于李大钊送陈独秀出京到乐亭老家的记载。

1920年2月8日陈独秀由武汉乘夜车回到北京家中。2月9日，陈独秀正在自己家里写请柬之时，警察突然到家里“造访询问”，陈独秀才意识到自己又面临被捕的危险。于是匆匆忙忙跑到胡适的家里。做为当事人的胡适有这样的回忆：“独秀知道大事不好。……便偷偷地跑到我的家里来。警察局当然知道陈君和我的关系，所以他在我的家里是躲不住的。因而他又跑到李大钊家里去。

警察不知他逃往何处，只好一连两三天在他门口巡逻，等他回来。陈独秀知道家是回不成了，他乃和李大钊一起离开了北京，从此便一去不复返了。

他二人离开北京之后，为避免追捕人的跟踪，乃故意向北方逃去，躲在离滦州不远的李大钊的老家乐亭县，住了几天之后风声渐息，他二人乃乘车南下去上海。”[7]

3、朱树村先生对于李大钊、陈独秀回乐亭的回忆。

朱树村先生现居住在天津，祖籍河北乐亭人，祖父母是宋仲斌[8]家里的长工，祖母被宋家人称作朱妈，负责照顾宋仲斌兄弟起居生活，李大钊在宋家学馆求学期间，与宋仲斌同吃同住，所以李大钊也得到朱妈照顾。李大钊感激宋家，且与宋仲斌有结拜之交，与宋家多名子弟同窗，如与宋毓璋[9]同时到日本留学，后来又同在北京工作，所以交往频繁，李大钊每次回乡都要到宋家探望。朱树村的父亲朱万瑞自幼跟随母亲在宋家生活，在宋仲斌的引导下学习知识，协助宋仲斌革命活动，所以对李大钊与宋仲斌的交往比较熟悉。后来朱万瑞要求儿子朱树村给自己写回忆录，把自己了解的情况都讲给儿子。朱树村是有心之人，一方面记录父亲的口述，另一方面走访宋家子弟及相关人士，多年以来积累了很多珍贵材料。2014年，笔者因寻访李大钊在宋家私塾的学习情况，有幸与朱树村先生交谈，并看到朱先生写的《李大钊给我父亲起名字》一文，了解到相关情况。因该文还不曾发表过，所以不能附上全文，仅就相关内容摘录说明。该文开篇写道：1920年春节刚过，我父亲在乐亭宋家大院曾看到过李大钊冒雪赶车来到这里。车上还坐着一个人披着被窝挡雪。当时李大钊本想找四哥宋毓璋（字崧生），借宋家的大篷车去滦县。宋毓璋见了李大钊便问：“咱不是说好了吗，年跟一块回家。我到住处找你不在，又到北大找你，学校已放寒假、幸好遇上胡适、王星拱。他们说你小年就走了，我只好和二哥回家过年”。李大钊回答他说：“这不都是为了仲甫吗？还得请你海涵……”

接下来朱树村又介绍了这一次李大钊到宋家来的主要目的是要送陈独秀到滦县火车站乘车到天津，再由天津转道上海。

在宋家停留期间，李大钊、陈独秀与宋仲斌、宋毓璋兄弟共同谈了建党的想法，后来便由宋仲斌派人护送李大钊、陈独秀到滦县坐火车到天津，这是宋仲斌后来跟朱万瑞讲过的。关于谈话内容，朱文这样记载：宋仲斌跟朱万瑞说：“就在此地宋家大院，我们议论了将来成立政党时的走向。那就是“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建立民主共和，人人平等的选举制。当选票代替战争改朝换代的赤旗世界时，百姓就会安居乐业，社稷也不会遭重创，我国还会成为世界强国”。

朱树村文章对这一事件做了详细的描述，对于他的可信度，有两个细节是较为突出的。一是陈独秀的南方口音给朱万瑞留下深刻印象。“我父亲朱万瑞说他们谈话时听口音仲甫还是个南蛮子。[10]”；二是李大钊为朱树村父亲起了名字－朱万瑞。送走陈独秀后，李大钊又回到了宋家，一进门时正遇上在宋家帮母亲扫雪的朱万瑞，干活儿的小孩很是讨人喜欢，李大钊知道孩子的小名叫“肥厮”，便问了朱万瑞的年龄，11岁，与自己的长子葆华一样大的年纪，随即问了孩子的大名，朱妈告诉他孩子还没有起大名，并请李大钊帮忙起名。李大钊依当时朱家辈份排行“万”字，应雪景，取名“瑞”，寄托“瑞雪兆丰年”的美好期盼，“万瑞”就成了这孩子的大名，朱家母子连忙称谢。对于一个11岁的孩子来说，大人物给取了新名字，应当是多么值得记忆的一件事！所以不去考虑一些枝节问题，如究竟是从王星拱家出发还是从李大钊家里出发，走了南门还是北门等，笔者认为，朱树村的记录是对高一涵和胡适回忆的补正，又与高一涵、朱务善的回忆相呼应，说明了李大钊送陈独秀出京，由乐亭再至天津、上海的过程，至于胡适回忆中没有涉及到陈、李二人的谈话内容，考虑到他们之间政治理想的差异，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此基础上，笔者还想从李大钊与陈独秀这次出走京城的背景及相处的时间等方面做以下分析：

1、李大钊与陈独秀单独相处十天，有足够时间进行商谈。

李大钊与陈独秀离开北京的时间。朱树村文章中提到的“王星拱、胡适说李大钊小年就走了。”1920年的除夕是2月19日，这里所讲小年便是2月12日，也就是说李大钊、陈独秀2月12日离开北京。

李大钊送陈独秀到天津的时间。朱树村文中记载时间是“大年刚过”。另从周作人日记里可以看到以下线索，1920年2月的天气情况，“21日阴、22日雪”，又据1920年2月27日记，收到“仲甫廿三日上海函”[11]，可以说明陈独秀不晚于23日到达上海。北京距乐亭二百余公里，同属北方，天气状况相访，且朱树村文中也提到雪，因此推断李大钊与陈独秀是在2月21日、22日前后赴天津的，那么李大钊和陈独秀共同生活时间应有十天左右。

2、李大钊送陈独秀出京的背景及陈独秀思想的变化。上文已有交待，陈独秀在武汉的演讲倍受政府及媒体的关注。陈独秀演讲的题目是《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新教育的精神》，他公开宣传：“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不使无产业的苦，有产业的安享”；“打破遗产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不种田地的人，不应该享有田地权利。”[12]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三个多月的狱中生活，陈独秀通过反思和比较，接受马克思主义，把目光转移到对俄国革命的关注之中，他在演讲中明确提出了阶级、社会主义的实行等概念，这是陈独秀的进步。演讲中公然对政府的挑衅，引起北京政府的惊恐，也导致陈独秀面临再次被捕的危险，这也促使他沉寂下来思索中国未来的道路。与李大钊的这一次同行，正是思想交流的好时机。

李大钊是北大同人中较早宣传苏俄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人。他为人谦逊，很少表白自己的心迹，但我们可以从以下李大钊颇怀愧疚写给胡适的信中了解到当时北大同人的思想倾向和真实情形：“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或者因为我这篇论文，给《新青年》的同人惹出麻烦，仲甫先生今犹幽闭狱中，而先生又横被过激党的诬名，这真是我的罪过了。不过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13]他的这一段坦白，虽不免歉疚，但他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决心是坚定的。同样关心政治的二人在长达十天的时间里，在一起讨论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政治制度，讨论马克思主义，商议建立一个如布尔什维克一样的政党，探讨中国出路，这些都是再合理不过了。

事实上，陈独秀到达上海之后更加浓厚了宣传马克思主义色彩，较为显著的表现便是主编《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陈独秀花费大量力气、大费周折并不惜与合作多年的群益书店翻脸，将这一期《新青年》编成了“劳动节纪念专号”并赶在1920年5月1日这一天出版。在这一期刊中，陈独秀公开打出“劳工神圣”的旗帜，大造声势宣传“五一劳动节”，这体现了他思想的变化。这时，他将视线转移到劳工群众之中，并且亲自到工人中开展调研做演讲活动，促进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的结合。

3、李大钊在天津积极与苏俄党人的接触。李大钊在送走陈独秀后，与天津章志等人约见了俄籍党人鲍立威等。这一史实可以从以下三份文件当中得到证明：

（1）章志回忆：“次日晚间，李、姜、山西同志、南开胡维宪同学连我到特别一区某苏联同志家中集会商谈京津地下工作情况约一小时。第二天天津《益世报》登载‘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同志急忙到姜先生家中通知我们防患未然。他立刻搭车回京，我与姜先生及山西同志搭津浦车去上海转福建漳州从事新文化工作。陈独秀先生因事已提前去上海，未能参加集会。”[14]

（2）郑佩刚的回忆：“1920年3月间，我接到黄凌霜来信，说他到天津与俄国朋友Broway接洽，并约同陈独秀、李大钊等开会，成立了“社会主义者同盟”，推举陈独秀为领导。并说陈独秀将至沪活动，要我返沪相助。”[15]

（3）黄凌霜回忆：“其后与李君大钊会露人于天津，余复携露人某君南到广州设立通信社，遂开露党在中国活动之局。”[16]

鲍立威（又译为柏烈伟、百烈威等）1918年－1924年先后在天津北洋大学、北京大学任教。居住在天津，每周五周六到北京大学上课。1918年夏，他遵照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指示，充当文化联络员。因在北京上课，与李大钊相识，向李大钊介绍苏俄情况，提供《共产主义ABC》等小册子。1919年9月，引荐李大钊会见了俄共（布）党员布尔特曼；1920年初，引荐李大钊会见了俄共（布）党员荷荷诺夫金；1920年4月，引荐李大钊会见了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海参崴分局负责人威连斯基派遣的全权代表吴廷康及助手，为共产党的建立作出过贡献。李大钊与鲍立威的这一次相见，商谈内容因为资料缺少，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从梁冰弦的文章中得到一点信息――就组建社团事宜交换意见。梁在回忆里说道：“1920年春间，接到一封用世界语写的信，署名是布鲁威（即鲍立威——编者），信则发自天津，布氏自我介绍，说他是布尔什维克人而居华北，他又说由阅读《民声》世界语版，知道自1912年紧跟辛亥革命后即有自由社会主义一群，在华南努力宣传…他相信中国的自由社会主义者对苏联的革命领导者布尔什维克党人不会生疏，或许乐于携手，这是他发来这封信的缘故。那时留守学舍的郑佩刚，把布氏的信寄于北大黄超海（即黄凌霜），让他们就近接洽。黄氏约陈独秀、李大钊与布氏在京叙话几回，结果产生‘社会主义者同盟’。”[17]成立“社会主义者同盟”是后话，但由此信可以看出，鲍立威在与李大钊等中国知识分子的接触过程中对组建中国布尔什维克政党的引导。

由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在相处近十天里，李大钊与陈独秀就建党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二、南北呼应，组建早期共产党组织。

1920年3月12日前后，李大钊离乡回京，迅速开展北大工作和建党的筹备工作。

1、在吴廷康[18]的指导下，成立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组织。

舍维廖夫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记载：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领导的同意，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处的领导人之一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派遣苏共党员维经斯基、其妻库兹涅佐娃和翻译杨明斋等一行赴中国。他们的任务是了解中国国内的情况，与中国的进步力量建立联系，同时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

在鲍立威的协助下，吴廷康等一行首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和其他急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但北京是反动派的堡垒，没有发达的工业，也就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队伍，当时很难成为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基地。因此，他们就带着李大钊的介绍信去上海会见陈独秀。[19]

1920年4月吴廷康与助手肩负使命来到北京，对中国的情况还非常陌生的他首先找到了鲍立威，并通过鲍立威了解了北京和上海的情况，了解到“南陈北李”。在鲍的介绍下，吴廷康在北京大学会见了李大钊。他们之间的谈话进行得很融洽，通过这些谈话和交往，李大钊给吴廷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李大钊安排参加过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部分学生与吴廷康见面，并开展了多次会谈，在谈话中，吴廷康启发同学们组建一个“象苏联共产党那样的组织”，他的谈话入情入理，同学们对此产生了极大的认同感，组建共产党组织的愿望也更加迫切。罗章龙对于这一段历史曾回忆说“李大钊先生常常说：‘我们组织要扩大，要吸收很多人，事业要求我们这样做。’下边许多同学向往苏联十月革命，向往苏共组织，也迫切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真正组织起小组，还是在1920年5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到北京来，在李大钊办公室召集了几次座谈会之后。”[20]另一位与吴廷康多次接触的当事人张申府在回忆里讲的也很清楚：“第三国际的代表魏金斯基[21]当时来华，首先到北京，对我们讲，要我们建党。以后，魏金斯基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22]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之后，1920年4月下旬，李大钊介绍吴廷康到上海找陈独秀，因为途经山东时做了短暂停留，5月初，吴廷康携带李大钊的介绍信与陈独秀见面，陈独秀又介绍上海沈玄庐、戴季陶、李汉俊等同志与吴廷康见面，说明建党议项，邀请同志积极筹划建党。上海党组织的早期成员袁振英回忆：“维经斯基到中国后，宣传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共产党……维经斯基常到这里同陈独秀密商组织共产党问题”[23]。

经过多次会议的筹备，1920年8月，在吴廷康的帮助之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召开成立大会，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沈玄庐、俞秀松、施存统等人。

之后，李大钊加紧在北京党组织的筹建工作。8、9月间，李大钊与张申府、张国焘等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办公室商谈组建北京早期党组织的问题，这是北京最早的三位党员。10月，李大钊在自己的图书馆主任办公室召开北京早期党组织的成立会议，邓中夏，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以及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参加会议。11月份，因为党的组织问题和信仰问题，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发生分歧退出，又吸收了高君宇、何孟雄等进步青年入党，由此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完善起来，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两个组织成立。

2、听取李大钊意见，为党确定名字。

关于党的名字是叫共产党还是社会党，当时有很多的意见。上海党组织刚刚成立之时，陈独秀曾一度把党的名称命名为“社会党”。“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本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本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24]这里提到的“社会党”是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对于时局之我见》时对刚刚成立的上海早期党组织的称呼。对于这个名称开始他还是拿不定主意的，所以写信征求了李大钊和张申府的意见。“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信写得很长，主要讲创党的事，信中说：‘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大意如此）。……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我们回了信。’”[25]陈独秀听取李大钊和张申府的意见，确定党的名称叫“共产党”。后来上海早期党组织改名“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国共产党宣言》，公布收纳党员的标准。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纪念日这一天，出版上海共产党机关刊物《共产党》。11月，北京早期党组织更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此，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指导下，武汉、长沙、广东、山东、日本等地共产党组织纷纷成立。

3、陈李二人保持密切联系，步调一致。

陈独秀和李大钊虽一南一北相隔两地，但他们之间通信不断，联系不断，保持着步调和思想的一致性。在这期间，张国焘和张申府也较好地做了沟通，起到了桥梁作用。

（1）张国焘的桥梁作用。

从1919年到1921年间，张国焘曾频繁地来往与北京和上海之间，得以与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密切接触和商谈，成为李大钊与陈独秀沟通的桥梁。

1919年12月，张国焘因为警察的干预，第二次到上海避难，在上海期间多次到陈独秀居所会谈。1920年5月，张国焘由上海回京第二天就拜访了大钊。“李先生特别关心陈独秀先生在上海的情形，以及上海方面的社会主义活动……他（陈独秀）常向人高谈马克思主义，表示中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李先生说曾接到陈先生的信，信中也流露出这种思想。[26]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前夕，为安全起见，李大钊通知张国焘离京，张国焘愿意到上海避难并与陈独秀商谈“马克思研究会和进行工人运动的步骤”得到了李大钊的同意，第三次到上海。“李大钊赞成我到上海去，对于他的不能同行有些怅惘。他提到陈独秀先生最近的来信更急进了，主张采取实际行动，大干一场，但没有明白说出如何干法，也许是信上不便多说。他认为我去一趟，正可和他当面商讨。他要我向陈先生表达他的意思，大意是他虽主张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入手，但陈先生如有进一步的计划，他也很赞成。”[27]抵达上海后，张国焘立即到陈独秀的家里拜访，在谈话中，张国焘首先向陈独秀告知了临行前与李大钊的谈话内容，陈独秀非常高兴，“表示正要找我商谈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事。”在陈独秀的邀请之下，张国焘住进了陈独秀的家里，直至1920年8月底归京。在这近两个月期间，陈独秀和张国焘对筹建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做了多次长时间的商谈，陈独秀向张国焘介绍了上海创建党组织的情况，甚至谈过党的章程、党纲等，并且希望张国焘回北京以后从速与李大钊先生一起开展组建党的工作。

回到北京以后，张国焘向李大钊转述了与陈独秀的谈话情况，李大钊表示赞成，并致信陈独秀做了答复，之后，又多次通信，商谈建党的方法。“此后我们与陈独秀先生多次的通信，都是我与李先生共同签名的，内容多半是具体进行方法的商讨。”[28]。

就张国焘的以上回忆可以看出，张国焘南来北往穿行与李大钊与陈独秀之间，很好地起到了桥梁作用。同时，陈、李二人信件不断，为筹备组建党做了多次商谈，并在党的指导理论、党员条件、党的性质以及党的任务和实际工作等方面，做过讨论。尽管在党的初创时期，他们的建党理论和工作还不成熟，出现了对无政府主义的过分包容，造成分裂，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和恢复，党的队伍更加精干，工作也更迅速的开展起来。

（2）张申府的联系。

张申府因为在北大学习期间对哲学、尤其是罗素的解析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所以当罗素到中国讲学时，张申府到上海接罗素期间住在陈独秀的家里。“一九二0年九月十几号，因罗素来中国讲学，我去接罗素，到了上海，就住在渔阳里二号陈独秀家里。九月下旬，我就回北京了。在上海时，我同陈独秀谈过建党的事，我们认为既然组织起来了，就要发展，能入党的人最好都吸取到党内来。从上海回京后，我把和陈独秀谈的情况告诉了李守常。”[29]于是李大钊和张申府开始着手发展北京进步青年入党，进入正式组党的程序，北京共产党早期党组织很快诞生了。

三、“南陈北李”陈独秀对李大钊的历史评价。

1933年4月23日李大钊牺牲六年之后，北京各界为李大钊举行公葬。学生群众300多人参加公葬仪式，北京学界缅怀先烈，也悲愤陈独秀入狱的遭遇，写下挽联：“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那用我辈哭先烈？”这幅挽联是对当时情形的真实描绘。翻阅1933年4月24日的《京报》，第五版登载的是陈独秀在江宁接受庭审的消息，陈独秀虽据理力争却不得不接受六年的牢狱之灾，第七版上登着的便是《李大钊昨出殡发生纷扰》，因为公葬声势浩大，军警逮捕了公葬学生，迫害了公葬活动。同一时刻，一南一北，生者受到审判，死者遭此荼毒，“南陈北李”党的两个主要创始人，在黑暗的政治环境下遭受着同样的迫害。

入狱后的陈独秀对李大钊非常敬佩，当他与濮清泉谈起李大钊时，感慨说道：“非常钦佩，十分敬仰，守常是一位坚贞卓绝的社会主义战士。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位好好先生，像个教私塾的人，从实质上看，他生平的言行，诚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30]当濮清泉请教他对“南陈北李”的评价时，陈独秀说道：“差之远矣，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尽管陈独秀否认自谦的成分，但这该是他对李大钊敬佩之情的自然流露，在思想的先进上、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在道德的纯粹高尚上，李大钊恰如北斗，指引着光明的方向。

李大钊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一生追求，在道德文章上是无可挑剔的。他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为所信奉的主义而献出自己的一切，舍生取义，慷慨赴死。他的一生不计较功名，在党的初创时期，他没有担任党的重要职务，默默服从着党的安排，坚定地执行着党的决议，坦诚地接受党的批评，探索着中国革命的道路，在北方地区开展革命工作，推进党组织的发展建设和北方的工农斗争，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钜”，回顾“南陈北李”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奠定的坚实基础，战友“北李确如北斗”的评价是如此的贴切和准确。

[1]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4日，第2张新闻第3页。

[]《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中华书局，1979年，54页。

[3]转引自黄修荣 黄黎《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1月，北京，224页。

[4]朱务善，（1896－1971），湖南津市人，1919年入北京大学，曾担任北大学生会主席和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李大钊吸收加入北京早期党组织成员，1925年受党组织委派赴苏联学习。1955年回国任中科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科学出版社副社长。

[5]李大钊传编写组：《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81页。

[6]《京华周刊》2011年第8期。

[7]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华文出版社，1992年，北京，209页。

[8]宋毓璘，字仲斌，河北乐亭县井家坨村人，李大钊幼年读书宋家学馆即是宋仲斌爷爷开设。宋仲斌与李大钊感情深厚，结拜为兄弟，因宋在家排行老二，故李大钊称二哥。宋仲斌尚武，李大钊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宋入保定讲武堂学习，毕业后跟随孙中山，后来李大钊与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事宜，宋仲斌出力颇多。

[9]宋毓璋，字崧生，宋仲斌胞弟，与李大钊一起读私塾、永平府中学，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别科第一班同学，后与李大钊同时期赴日本留学，就读明治大学，李大钊牺牲之时在北京捐款，参与料理后事。

[10]乐亭当地的土语，因乐亭属北方，对南方人的称呼。

[11]鲁迅博物馆：《周作人日记》大象出版社，1996年12月，107页。

[12]黄修荣 黄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223页。

[13]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北京，5页。

[14]北京大学图书馆 北京大学研究会：《实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4月，544页。

[15]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 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北京，482页。

[16]《实事综录》545页。

[17]《实事综录》545页。

[18]吴廷康（1893－1953），李玉贞老师著《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59页第一个注释讲明：1925年3月15日在吴廷康在《真理报》上发表《我与孙中山的会见》一文，译文发表于《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一书，因为这本书的广泛使用，吴廷康被改名维金斯基。

[19]《“一大”前后》（三）151页。

[20]《“一大”前后》（二），第198页。

[21]即吴廷康。

[22]《“一大”前后》（二），第220页。

[23]《“一大”前后》（二），第472页。

[24]任建树 张统模 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上海，第167页。

[25]《“一大”前后》（二），第220－221页。

[26]张国焘《我的回忆》125页。

[27]张国焘《我的回忆》131页。

[28]张国焘《我的回忆》104页。

[29]《“一大”前后》（二）221页。

[30]《陈独秀评论选编》（下）第371－372页。

（来源：《领导之友》。作者系李大钊纪念馆文博副研究员、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理事。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编辑删除）

原标题：《【知党史】“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再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