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以宏大叙事再现建党前史

　作者：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江飞

　　那是救亡图存、破旧立新的革命年代，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政治革命环环相扣，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各种思潮激烈碰撞；那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觉醒年代，先进知识分子追求真理、探索道路、启蒙大众、改造社会，“爱国”是他们共有的思想底色和实践动力。

　　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和安徽省广播电视局联合摄制的《觉醒年代》，正是这样一部献礼建党百年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一部让老中青三代都交口称赞的“建党伟业”。其意义在于第一次全面集中地再现了一百年前那段风云激荡、波澜壮阔的历史，那是新文化运动在曲折中前进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应时而生的“前史”，更是中国和人民从迷茫走向觉醒、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历史。

　　历史是真实的，鲜活的，也是最易被遗忘或被遮蔽的。《觉醒年代》首要的成功在于，依托大量史实，以一种严谨客观的态度，重述历史事件，重评历史人物。面对晚清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觉醒年代》虽只截取了从1915年到1921年这短短六年，却非常完整细致地呈现出各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因果关联。

　　可以说，这部宏大叙事的革命史诗，始终尊重历史逻辑和文化逻辑，紧紧围绕一群人、一本杂志、一所大学做文章，旁涉南北政府各个部门，兼及社会各个阶层，点线面相结合，全景式地勾画出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社会和历史图景，尤其是深刻揭示出新文化运动的艰难历程和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不仅向大众普及了《共产党宣言》《狂人日记》等党史和新文学的知识，更让人们如临其境地回到历史深处进行思考，反思“如何才能正确救国”“公理如何战胜强权”“新文化运动何以能成功”“共产党何以能领导中国”等重大问题，其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无论是电视剧，还是其他艺术形式，塑造人物，难；塑造人物群像，更难；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群像，难上加难。《觉醒年代》之所以引人入胜，让人欲罢不能，关键就在于成功塑造了一大批性格鲜明的人物群像，将宏大历史形象化，将人物形象个性化。正如清代评点家金圣叹所言:“《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陈独秀的真诚热烈，李大钊的亲和果敢，蔡元培的睿智包容，他们的性情、气质、形状、声口各有特色，立体动人。

　　概括而言，《觉醒年代》着力塑造了“三类两派”人物群像：一是教授群像，以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为代表的革新派，以林纾、辜鸿铭、黄侃、刘师培等为代表的复古派；二是青年群像，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郭心刚、赵世炎、邓中夏、傅斯年等为代表的革命派，以张丰载、刘一品等为代表的投机派；三是政界群像，以汪大燮、傅增湘、顾维钧等为代表的正义派，以徐世昌、钱能训、吴炳湘等为代表的反动派。通过人物之间的关联、对立和冲突，比照映衬，呈现出强烈的戏剧性和个体性，尤其是通过陈独秀、李大钊与胡适的性格对照、思想冲突与道路选择，表明新文化运动和先进知识分子内部其实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充满着复杂性，这既是对人物的尊重，也是对历史的尊重。

　　这些人物群像之所以能塑造得栩栩如生，主要得益于典型化，即遵从现实主义原则，“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一方面，循序渐进地刻画出典型人物在典型环境中的性格特征、思想变化和觉醒历程。比如李大钊，留日时开始接触《共产党宣言》，立志寻找救国之路；回国后投身新文化运动，抨击旧礼教、旧道德，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最终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发动工人农民革命，成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他们是寻找救国救民科学道路的先进典型，甘做持续呐喊的“闹钟”，“虽九死其犹未悔”，表现得强烈、集中、富有个性。另一方面，用日常生活细节塑造人物，表现人性的丰富性。在雨中亭间，李大钊与赵纫兰临别之际互诉衷肠，两个人最后都默默背过身去，泪流满面；在黄埔码头，陈独秀赶来为即将赴法勤工俭学的陈延年、陈乔年送行，递上亲自炒的南瓜子，深情拥抱两个儿子，含泪目送他们渐行渐远。夫妻情、父子情以及同志情、师生情等感情的自然流露，真实真挚，感人至深，让观众看到英勇无畏的革命者其实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有情有义、有爱有恨、有血有肉的人。

　　相较于某些胡编乱造、粗制滥造的“抗日神剧”“穿越剧”，这部历时六年精心打造的《觉醒年代》，无疑是一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良心剧。无论是演员的精彩表演，还是服装道具的精益求精，每一个镜头都精雕细刻，体现出精准逼真、寓意深远的艺术追求，形神兼备地传达出那个时代的历史氛围、社会风貌和人物个性。比如，毛泽东出场时，腋下夹着《新青年》在雨中奔跑，底层民众的惨状交替闪现；鲁迅出场时，一群愚民围观砍头大声叫好，几个妇人争抢人血馒头；以及陈独秀演讲时话筒上的蚂蚁、《新青年》编辑部门前那条泥泞的道路和骆驼、蚂蚁、青蛙、鸭子、金鱼、车辙、枣树、风沙等各种意象，这些或明喻或暗喻的镜头语言，以蒙太奇的剪接呈现出言近旨远的深长意味，大大增强了整部剧作的阐释空间，拓展了观众的想象空间。尤其是与影像有机融合的黑白版画，简朴雄劲，深沉厚重，在五四时期就是反抗封建主义、引领人民思想的重要艺术形式，在剧中更是发挥了交代历史背景、叙述故事情节、营造革命氛围、彰显斗争精神等诸多作用：这显然是一种匠心独具的艺术创新，还原了新文化运动和建党历程的历史质感，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艺术享受。

　　“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讲述一百年前那段可悲可叹又可歌可泣的中国故事，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同样处在一个世界大变局的新时代。新时代造就新青年，新青年创造新时代，新时代的“新青年”更应当坚定理想信念，自觉继承和发扬“觉醒年代”的爱国精神、求真精神、斗争精神和红船精神，以那些先觉者、先行者们为榜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上下求索，努力奋斗！（江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