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陈独秀

       陈独秀一生坐过五次牢。坐的当然都是民国政府的牢，所犯罪行都是因政治原因。政治犯是任何文明社会的耻辱，对民众思想言论的打压，都是专制暴政的体现。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最后被以“危害民国罪”判处徒刑13年。

       这次是陈独秀牢狱生涯的最后一次，也没有坐满13年。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8月，日军轰炸机空袭南京。这次轰炸，把陈独秀的牢房炸了。

       当时不管学界政界，还是有许多人敢替陈独秀说话的，没有考虑立场问题，更不知道和这个政治犯划清界限。

       胡适、张伯苓等担心陈独秀的安全，万一被日本人炸死了，所以到处奔走托人，要求提前释放陈独秀。

       胡适、张伯苓他们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这个国民党的最大敌人和政治犯被减了刑，不久即被释放。

        这年，陈独秀59岁，进入了他的人生晚年。

       出狱后的陈独秀，也需要生存。

       当时的社会环境还是比较宽松。像陈独秀这样的政治犯出狱也就出狱了，没有行动的限制，也没有职业的限制。

        陈独秀当时有多种选择：

       第一种，当然是去延安。此时国共合作，陈独秀回归中共自然是最合适的选择。双方也有过一些接触，但思想上的分歧已经无法消除，最后没有结果，陈独秀也就没有做这个选择。

       第二种，蒋介石想对他招安，特地派朱家骅同他联络，邀请他加入国民政府，充当劳动部部长。这种情况确实也只有民国政府特有，一个犯有“危害民国罪”的政治犯，一出狱居然可以去当部长。但陈独秀信奉共产主义，不愿和国民党合作，一口回绝了。

       第三种，陈独秀的好友王星拱此时在武汉大学当校长，当时应该不需要政审，既然部长都能做，当老师应该没有问题，所以邀请他去武汉大学任教，还是被陈独秀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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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种，去美国。陈独秀是胡适的伯乐，胡适能在国内迅速崛起和陈独秀的赏识并在《新青年》杂志上大力推荐有关。胡适觉得自己有义务和责任帮助陈独秀，所以除了大力营救以外，胡适设法让美国一家出版公司邀请陈独秀去美国写自传。陈独秀对此安排予以拒绝。胡适任驻美大使时知道陈独秀生活困难，又邀请他去美国教书疗养，也被陈独秀拒绝。

       1938年，武汉沦陷，应老乡邓仲纯邀赴四川江津鹤山坪隐居。

       陈独秀选择隐居，体现了他对自己信仰的坚守。对于同志，他觉得思想不合，不愿附和；对于朋友，他觉得受人以惠不能接受；对于政敌，他不愿屈从，不改初心。

       陈独秀这样的性格，不管我们认同，还是不认同他的信仰，都值得我们尊重和敬仰。

       我觉得真正的信仰是没有功利的，真正的信仰都是为了成就自己的理想，而实现理想的目的首先不是为了自己。

       否则，把信仰说得最好听，也不过是投机和生意，让人无法尊重。

       只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活着是现实的。理想和信仰无法填饱肚子，回到江津的陈独秀生活遇到了困难。

       我虽然是个无神论者，但有时也不得不相信报应不爽。

       一个坏事做绝的人，尽管可以予取予夺，最终还是会有报应，有的是现世报，有的是隔世报。像明朝的朱家，朱元璋机关算尽，想保他的子孙后代生活无忧，最后他的子孙都没有好结果，最惨的都被煮了吃了。

       但一个人只要秉性善良为人正直，还是能得到上天的眷顾，所谓瞎眼小鸡天照应。

       陈独秀正是在生活最困难的晚年，出现了照顾他生活的人。

       杨鹏升也是四川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经蔡元培介绍他们很早就认识了。

       杨鹏升真正和陈独秀深交的时候，即陈独秀隐居江津的时候，当时他刚好任成都川康绥靖公署少将参谋。

        这年，杨鹏升38岁，陈独秀60岁。

        一个国民党少将和一个中共创始人成了好朋友，在那个时代居然不受有关组织的阻挠，居然能成为忘年交，成为至交，这在现在看来简直就是奇迹。

       我无法判断，杨鹏升和陈独秀之间是不是信仰上也一致，但当时的社会能够包容这种关系的存在，就非常美好。

       本来人和人的相处就不能只局限于立场，把不同立场的人当成你死我活的敌人，这样的社会肯定让人感觉很紧张。

       陈独秀是个性格高傲，律己很严的人。这从他教育自己的两个儿子的态度上就能看出来。同样，陈独秀如果能接受朋友的照顾，他的晚年完全能过得很舒服。

       所以，要从经济上照顾陈独秀，还是件技术活。

       杨鹏升和陈独秀的交往就是从学问、书画、印章、拓片、诗词、文章着手。陈独秀是这方面的大家，杨鹏升在这方面的学养也不浅，特别是书画，杨鹏升可谓已经登堂入室。

       这样的朋友，对于一个隐居在江津小城寂寞无奈的陈独秀自然是难得的知音。

       杨鹏升知道陈独秀的性格，倔强要面子。所以他资助陈独秀的方法，经常是向他求字、索文。

       这样满足了陈独秀“无功不受禄”的心理，杨鹏升也达到了资助陈独秀的目的。

       据学者陈明远考证，从1939年5月到1942年4月，即陈独秀死的前一个月。杨鹏升资助现金法币2200元，其他实物不计。

       杨鹏升未在成都工作时，陈独秀生病住院，他还委托章士钊给陈独秀转钱。

       陈独秀是性情中人，虽然外表峻刻，但内心柔软。他不是不知道杨鹏升对他的照顾。

       1942年4月，陈独秀在给杨鹏升的信里写道：“内心极度不安，却之不恭而受之有愧”。说明，陈独秀是知道杨鹏升对他的照顾的。

        一个月后，5月27日，陈独秀在江津病逝，终年63岁。

       这也是陈独秀给杨鹏升的最后一封信。

       和陈独秀有关的事件值得一记的是，这年，他创办的中共在延安的整风运动刚进入一年，处于关键时刻。

       杨鹏升1949年起义，1954年以反革命罪逮捕。1960年被判刑20年，1968年死亡，终年68岁。

       1983年，杨鹏升的判决被撤销，承认其起义身份。

        报应不爽，没有体现在杨鹏升身上，这也是我对这说法抱有怀疑的原因。

        或许，杨鹏升的后人都生活幸福。

        那是我希望的，也是我愿意相信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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