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却曾经走在时代前列的皖籍新文化人物群

安大网讯（融媒体中心 宗诺妍 王炳贺）9月24日下午，“亚东图书馆遗珍——陈独秀、胡适重要文献特展”在安徽大学磬苑校区文典阁开幕。北京大学安徽校友会名誉会长、原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秦德文，副校长周飞出席开幕式。

周飞首先向与会专家学者以及媒体朋友表示欢迎，他表示，值新文化运动105周年之际，陈独秀、胡适珍贵手稿穿越时空重回安徽，回到安徽大学，意义重大。两位文化巨擎、一座出版丰碑，直接推动大时代的思想解放、闪烁着一代学人智慧的光芒和学术的力量。希望专家学者们能够充分挖掘解读这批珍藏蕴含的历史价值、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取得更多研究成果，为学校的“双一流”建设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开幕式上，华艺国际及在艺向学校图书馆捐赠了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复制件，周飞代表学校接受捐赠。

开幕式结束后，专家学者围绕陈独秀、胡适重要文献开展了交流研讨。

“亚东图书馆遗珍—陈独秀、胡适重要文献特展”是从北京、上海、杭州、南京一路巡展过来的，这一站是本次巡展的最后一站安徽，是亚东图书馆出版人的始发地，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陈独秀和胡适的故乡。今天这个展览在安徽大学举办，不仅因为安徽大学的“陈独秀胡适研究中心”是国内高校研究陈独秀与胡适的重要机构之一，同时也因为安徽大学的诞生和校史与陈独秀、胡适紧密相关。

陈独秀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在省会安庆曾办过高等院校，后来夭折了。由历史史实来看，1920年初，陈独秀、胡适支持受新文化思潮哺育成长的北大同事蔡晓舟，为设立安徽大学事宜在北京与皖、沪之间奔波运筹，1921年8月胡适到省会安庆出席暑期演讲会，在8月6日《对于安徽教育界的一点意见》演讲中，公开提出安徽要“创办安徽大学”，这是五四之后在国内知识界享有很大声誉的学者，首次在公开场合面向大众倡设安徽大学，对省内政商学界凝聚建设“”安徽大学”共识，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当月27日陈独秀由上海写信给在北大的胡适，支持胡适主张，并建议胡适1922年能返回故乡安徽，“到安徽去办教育”，革新安徽教育事业。刘文典教授就是在陈独秀、胡适支持下，1928年返皖筹办安徽大学。胡适不仅列名支持安徽大学筹备处，还积极联络蔡元培等营救因顶撞蒋介石被扣押的安徽大学筹备主任刘文典。1933年因组织中国革命被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的陈独秀，由狱中给时任省立安徽大学校长的程演生，关心安大兴办情况，要程演生校长寄送安大学术刊物《安徽大学月刊》便于他狱中阅读。

安徽大学诞生于风云变幻、新旧交替的历史年代，是陈独秀、胡适们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催生的教育结晶，由此，今天这个展览在安徽大学举办，并且在文典阁陈列展览，应该说是纪念前贤一个再合适不过的地方。

一 日记和书信是胡适研究重要历史文献。

我本人是从事历史学研究工作的，过去指导我们课业的老师们都叮嘱我们，做历史研究一定要看原始资料，通过研究原始资料，会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和体会。所以真正从事历史学研究的人，都非常看重史料的来源问题。这次展览陈列映射的胡适日记、书信，也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例如亚东后人所藏的胡适给许怡荪1917年4月至7月的信，可以帮助我们准确了解胡适被聘请到北京大学任职变化情况。胡适结识陈独秀，是通过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胡适好友许怡荪等，1917年初陈独秀把胡适推荐给蔡元培，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但是胡适不愿意。我们通过1917年7月12日夜里胡适给许怡荪信，胡适在信文里明确说他7月10日由日本乘船到上海，在上海等了几天，专门等着将要南来上海的陈独秀，但是找不到陈独秀，没有陈独秀在天津地址。为此很着急。

“适今在此拟小住几日。闻仲甫将南来，故拟待其来谈大学事，庶可稍知适所应筹画预备之事。今仲甫尚未来，适又不知其天津住址，无从函询电问。仲甫不到，则适一日不能归。兄若知仲甫所在，望告以此情。若彼此时不能南来，则望兄请其作书。”（原文引见 梁勤峰、杨永平、梁正坤整理：《胡适许怡荪通信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版，以下同）

胡适找陈独秀，要谈的几件事中，最重要的是“适辞文科学长之任，已有书与仲甫及蔡先生，但不曾得有回信，不知何故？”（胡适致许怡荪信 1917年7月12日）。7月14日，胡适在上海见到了陈独秀，这也是陈独秀、胡适第一次见面，此时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已经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2卷6号发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吹响文学革命号角的二位志同道合者第一次在上海聚首，但是两人第一次关于胡适在北大任职问题的交谈看来并不融洽：“仲甫已到上海，昨夜与谈，其言不甚直截了当，今日当再细谈。”“仲甫言但欲适教授英文学，此殊非所料。”（胡适致许怡荪信  1917年7月14日，） 

当我们把胡适1916年6月以后，胡适准备返国找寻职业问题给许怡荪的系列信文，会发现系列证据。例如佐证之一由1916年7月17日给许怡荪信，就会明白1917年胡适返国时，他说不干政治，绝非诓言。因为他不必要对私人朋友发誓说“适已决计十年内不入政界”。并且说“此时政客已多，而学者太少，故自誓以著一良善完全之’中国哲学史’为十年事业。倘能有所成就，则终身作学者事业，终身不入政界矣”。（胡适致许怡荪 1917年4月11日夜）。

我们过去都知道胡适回国后不想介入政治，不愿意做官，但很难找到他在公开场合此类发言记录或曰此类话语的直接凭据。1917年4月11日致许怡荪信文，就可以作为一条重要佐证。而且还帮我们澄清了一个问题：陈独秀最早向蔡元培推荐胡适，是要他任职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确实很推奖胡适。我们从胡适致许怡荪1917年5月29日信文中了解，胡适返国赴职北大之前，明确向北大校方表示不愿意做文科学长，不仅给陈独秀写信说原因，还给蔡元培校长写信说自己不愿意做的缘故。“前已有书寄独秀，言不愿当文科学长。此次与蔡先生书亦言此事。今察兄来书，似独秀尚未以此举为然。适以为国立大学中乃使新进少年作文科学长，似非大学之福，故不敢当之。兄倘再见独秀时，乞为我达此意，何如？”（胡适致许怡荪信 1917年5月29日）。

 展览的胡适日记、信文，有重要史料、文献价值，可以帮助我们澄清陈独秀、胡适早期经历，尤其对了解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阶段因缘际合，提供重要史料支撑。

二、重温历史才能更好地展望未来。

十多年前，我发表过一篇文章《一场新文化，多半安徽人》，说的是在新文化运动起始阶段以陈独秀、胡适为中心的安徽新文化运动人才群体，在运动初期起到了关键性推进作用。那么今天在这个展览的现场，结合我当时写那个文章的心情，我想说的是：安徽这块土地上曾经走出陈独秀、胡适和亚东图书馆出版编辑群的一系列历史人物，给我们今天带来了无尽的新文化遗产。这些遗产，有的是以物化的形式，比如我们今天看到的手稿；有的是以精神的方式，从一百多年前开始到今天，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这两个遗产，不论是物质形式的，或者精神文化形式的，都是值得我们在此前、当下和未来要认真的承继和发扬。

我们看到陈独秀在1923年《<科学与人生观>序》手稿中提到：新文化运动要用物质运动来解释。这也是陈独秀和胡适思想最大的不同之处——胡适谈科学，讲的是科学实践的方法论；陈独秀谈科学，所发挥的是刚引入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去论证。陈独秀为亚东图书馆编辑的《科学与人生观》书籍作序，这篇序文是反映中共早期领袖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篇重要历史文献！文中陈独秀公开提出“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并希望同样作序的信仰科学方法论人生观的胡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向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靠拢。

回首这段论争发生前后历史，可以说这篇历史文献已经与亚东图书馆对“科玄论战”书籍编印过程，整体化作中国现代科学发展史、思想文化史上的公案典例，记录于历史，影响力甚至及于当代。手稿反映了陈独秀撰稿前后思想的变化，凝固了历史重要瞬间。喜欢陈独秀书法作品的参观者，可以进一步了解他的手书特征。

1915年是上个世纪不平凡的一个关键年代，梁启超、蔡锷等掀起反对复辟帝制的政治上反袁运动，陈独秀出版《青年》杂志，是在文化上创新。政治上去旧、文化上开新，都是必须的，还是相辅相成的。105年过去，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的社会历史观和文化观早已经将“物质性”、“精神性”、“科学实践”与人文性都融于一体了，因此当我们在今天再来看这些文献手稿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仅仅是来凭吊或者简单观摩的，而应该如前贤所言，在今天的时代语境里，更深入地去认知历史，然后在深入认知和思考的基础上继续往前走。

李银德

安庆市陈独秀研究会会长、《陈独秀著作选编》主编

2003年我编的《陈独秀诗存》时，第一首诗是《哭汪希颜》，这也是至今为止所能明确找到的陈独秀最早的一首古体诗。标题中的“汪希颜”是谁？他是亚东图书馆创始人汪孟邹的胞兄，也是出版人汪原放的父亲。而陈独秀哭汪希颜，因为他们两人是非常好的朋友。1902年3月，陈独秀由日本回安庆，途经南京江南陆师学堂时，认识了汪希颜，谊属同乡，两人一见如故，并且相互讨论教育问题、社会理想，彼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然而不久之后，汪希颜因病过世，为悼念故友，陈独秀写下了这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