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一九二O年创立辩(二)

1920年中共建立党的机构，开展多方面的工作

　　已往将1920年中国共产党创立时各地党组织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上海的组织称为“上海发起组”，显然是否认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具备一个政党的架构和形态，只是一个不成形的小组织，最重要的“上海发起组”，也只是做了一些创立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工作。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事实上，1920年七八月间中共已创立，建立了政党架构，开始有计划地开展多方面的工作。陈独秀联络在全国一些城市和海外发展党员，成立组织，并起草党的纲领，创办党刊《共产党》，开展宣传和政治活动，开展工人运动。这是中共已经作为一个政党存在的重要证据。

　　现在我们来分析，陈独秀在上海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结构如何？究竟开展了哪些方面的活动？它是不是一个简单的或地域性的小团体组织？

　　中共创立时即参与活动的陈望道回忆党的创立情况：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立时，以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名义，秘密组织，没有纲领，入会没有成文的手续。参加者：陈独秀、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先由陈独秀负责。不久陈到广州(孙中山叫他去)。1920年底以后，当时就称负责人为书记，要紧的事，由李汉俊、陈望道、杨明斋三四人讨论(不是全体同志参加)，组织仿苏联共产党。

　　中共创立时的骨干人物李达回顾党创立时的架构和活动为：

　　“一九二0年夏季，C. C. P.(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发起以后，经常在老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社内开会，到会的人数，包括国际代表威丁斯基(译名吴廷康)在内，约七、八人，讨论的项目是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问题。十一月间，书记陈独秀为应孙中山之邀，前往广东担作教育厅长，书记的职务交李汉俊代理。不久，威丁斯基也回到莫斯科去了。后来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往来通信，谈到党的组织，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问题，两人意见发生冲突，陈主张中央集权，李主张地方分权，愤而辞去代理书记的职务，交由李达代理书记。组党的集会，一直是在渔阳里二号举行的。”

　　“李达一直住在南成都路辅德里六二五号，他主编《中国CP》(共产党)月刊……”

　　“一九二0年夏间，内地有许多青年脱离了家庭，离开了学校，来到上海找《新青年》社的陈独秀和《民国日报·觉悟》栏编者邵力子。党在上海发起以后，决定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租定新渔阳里六号作为容纳青年的处所，并介绍他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 Y.)，派俞秀松同志(党的发起人之一)负责主持。”1920年8月，俞秀松离申去日本时，团的书记由施存统担任。俞1921年1月才从日本回来。

　　包惠僧回忆：1920年夏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推选陈独秀为临时中央书记，在中央工作的同志还有李汉俊、李达、俞秀松。

　　陈望道和李达都是中共创立的参与者，陈、李二人是学者，他们的记载和回忆写作较早，内容具体、实在，价值极高。他们的记述说明：尽管在建党之初，中共上海党部组织的人数不多，但当时政党的架构已经初具：

　　1.建立了党的领导机构：以陈独秀为书记，陈独秀不在，交李汉俊代理；李汉俊辞职，李达代理。领导人员始终是衔接的。遇事，李汉俊、陈望道、杨明斋等核心人物商量处理。

　　2.制定了党的政纲和组织原则。有关党的结构，是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发生争论。显然，这是建立一个全国性政党过程中发生的问题。

     3.确定了当前主要任务：一是党的组织发展，指导各地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一是宣传出版，组织翻译出版宣传马克思主义书籍；一是工人运动。上海和各地党组织都深入工人中组织工会，1920年上海组织机器工会和印刷工会。上海出版《劳动界》(1920年8月15日创刊)等刊物，开展各项活动。

     4.组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分派由俞秀松领导。

     5.建立了华俄通讯社，发行报纸。李达分工编辑《共产党》月刊，阐述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政治主张。李汉俊和陈望道负责编辑《新青年》理论刊物，从第八卷第一号(1920年9月1日发行)起，成为党主办的刊物，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对立政派论战。

　　此外，上海党总部还以外国语学社名义培养干部，后派送苏联留学，或往各地分派工作。

　　当时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固定的活动场所--渔阳里二号《新青年》杂志社。

　　从上述可知，中国共产党在1920年时虽然人数很少，但已经初步具备一个政党的形态，有相对比较完整的架构，绝不是一个不成形的松散小团体。而且一开始，党的工作比较全面展开了：组织，宣传，工运，建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或可谓此。

　　陈独秀起草党的纲领，指导上海和各地组建党部，发展党员，开展工人运动，开展宣传工作，在党内外进行联络工作，起着总指挥的作用。1921年新年，陈独秀命陈望道往大世界一带散发传单；办纺织、印刷、邮电工会，用办夜校接近工人；利用《新青年》《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与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笔战。“五一”劳动节开庆祝会，散发好几种传单。武汉把上海宣传“五一”劳动节的“克里空”作法搞得轰轰烈烈，发了好几十封油印品到外埠的报纸、学校，由外埠的报纸再反映到上海，这样起一些鼓动群众的作用。陈独秀曾制了一个工人状况调查表，让开展工人调查工作。武汉吸收的工人郑凯卿曾调查填表，在《新青年》杂志发表过。包惠僧写过一篇《武汉劳工状况及其活动》，1921年春夏之间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过。

　　陈独秀先后介绍维经斯基与孙中山、陈炯明相识。他应孙中山、陈炯明之邀赴广东任教育主管之职，与国民党人打交道，同时整顿了广东党部。1921年春，中国共产党已经派俞秀松等人赴俄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的会议。这都是中共在国内外所做的联络工作。

　　中共创立之始，人数很少，但是在几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内做出了许多重要的开创性工作，这说明，党一创立，活动能量就是相当大的。

上海中共总部指导各地支部结成统一的党

     1920年至1921年7月中共“一大”举行前，通常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上海发起组”，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构，它与各地党组织之间，不是平行关系，而是指导领导关系。

　　陈独秀创党时，不仅与上海诸同志商议，而且与北京的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等，或通信，或当面，进行酝酿磋商，包括党的名称、党的指导理论、政治纲领、组织原则、发展计划、开展活动的方式和步骤。在中共创立过程中，北京支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最重要的是，陈独秀和上海党的总部对全国各地党组织的创立和活动开展，起了领导作用。

　　据张国焘回忆：1920年夏(七八月间)，他在上海时，陈独秀与他谈起在全国各地发起成立共产党组织的计划：上海小组将担负苏、皖、浙等省的组织和发展。曾任浙江省参议会议长的沈定一，加上主办急(激)进周刊《浙江潮》的施存统和俞秀松三人负责发起浙江杭州一带的组织。陈独秀则担任在南京、安庆、芜湖等地物色一些青年发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陈的老朋友高语罕其时正在安徽教书，是最先响应者。陈独秀希望李大钊和张国焘在北方发动，先在北京，然后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如有可能，东北、蒙古和西北等广大地区也应注意发展。李汉俊原籍湖北，时在上海任教，可找湖北的董必武、恽代英联络，作为组织共产党支部的发起人。陈独秀与毛泽东通信，希望他在湖南发动成立共产党组织。陈还与正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通信，让其在德、法等国留学生中发起成立共产党组织。他派施存统到东京去，与日本社会主义者联络，并在留日学生中发展中共组织。

　　从张国焘的回忆可知，陈独秀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布局了在全国各地建立党组织，并在海外的青年知识分子留学生中发展党员，成立组织。陈独秀在上海建立的党组织，绝不是一个地方性的小团体小组织，而是一个全国性的政党。

     1920年至1921年7月，全国已有上海、北京、广州、武汉、济南、长沙等地和海外东京、巴黎创建了中共党的组织，发展了第一批党员。据记载：长沙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共“一大”后，1921年10月毛泽东将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为党。

　　首先创立的中共上海党组织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其他各地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支部，上海的党组织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部，它不仅在各地发起组建党组织的过程中，起了联络作用，实际上发挥了领导作用，提供各地党组织的理论宣传刊物，统一指导思想和政治纲领，后来负责召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全党的领导人。

　　包惠僧回忆道：“中国共产党是于一九二0年夏秋之交在上海成立的。紧接着党的成立，因为有特殊的人和事的关系，先后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连上海，全国共成立了六个支部。上海没有支部之称，各地党支部的成立都是由上海党发动组织起来的，各党员的物色，工作的分配，党纲的拟定，工作方针的决定，都由上海党负责，事实上它就形成了中央的作用，可是当时并没有中央这个名称。我为了写回忆录的方便，我常把上海党写成临时中央，各地方的组织叫做支部，并无共产主义小组之称。”“当时(中共'一大'前)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组织起来，连上海在内共有六个中国共产党的支部。但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地点，只称中国共产党，不称支部，其余各地党组织都称中国共产党支部。”

　　张申府回忆中也称：上海陈独秀家渔阳里二号就是“党的总部”。

　　陈独秀及党的上海中央机构，领导了在全国各地和海外建立党组织，并领导开展活动。这样的具体记载还有很多。包惠僧回忆：陈独秀吸收刘伯垂加入中共，派他到武汉发展组织。包惠僧任武汉支部书记后，临时中央曾写信给包，要他们吸收恽代英及他领导的利群书店(社)的分子。包和刘伯垂、陈潭秋执行了这一指示。据袁振英回忆：他1920年在上海参加共产党后，曾被派往武汉，同恽代英联系，劝他加入共产党，同时联络武汉三镇的农工学生，并进行调查。1921年初，陈独秀到广东，直接领导了广州党组织的重建(原先参加的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各地发展党员，建立支部，和工作情况都报告陈独秀批准。如张申府在巴黎发展刘清扬入党，后来张申府与刘清扬又介绍周恩来入党，并与赵世炎、陈公培(二人均在上海由陈独秀介绍入党)成立共产党支部，都报告了陈独秀。

　　中国共产党于1920年创立后，其成员开展党的工作和活动，要请示上海的中央批准。包惠僧回忆：1920年秋，他担任中共武汉支部的书记。第三国际代表之一俄国人马迈耶夫到武汉，向他介绍俄国革命后的情况。当时，他想到莫斯科去学习。他写信给上海中央，中央答应他的要求，待有人接替他的工作(武汉支部书记工作)可以成行。武汉工作结束后，包赴上海，做去莫斯科的准备。因赴俄交通不通，包滞留上海。代理陈独秀中央书记工作的李汉俊留包暂在中央工作，任党中央教育委员会主任(杨明斋副)，主要负责选派学生赴莫斯科留学。1921年5月，李汉俊又派包惠僧到广州见陈独秀，报告上海情形，请示有关中央如何开展工作，或将中央搬到广州去。因包在上海无工作可做，陈独秀乃留包在广州工作，住在《新青年》发行部，任中共指导下之《群报》之撰述，并派他到宣传员养成所当学监(未到差)，直到他与陈公博作为广州支部代表出席中共“一大”为止。从包氏的回忆可知，包惠僧入党后，自担任中共武汉支部书记起，其工作派遣调动，均服从中央的调遣。在上海的中央和中央领导人陈独秀如何领导全党的工作，于此可见一斑。

　　从上述可知，1920年中共创立后，党的上海中央总部与各地支部之间具有领导关系，全党已经结成为一个整体。

1920年7月19日可视为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标志

　　中共的创建，是在俄共代表的推动、指导和帮助下，由陈独秀于1920年在上海发起创立的。1920年春，设在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经共产国际批准，派代表威经斯基先到北京见过李大钊，经李大钊介绍到达上海，与陈独秀联系，推动建立共产党。

　　由于中共组织的创立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不同的文献资料中出现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社会主义者同盟”、“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社会共产党”、“革命局”等名称。究竟哪个日期可以作为中国共产党开始创立的标志，现在有不同认识。研究者一般认为，中共上海组织成立于1920年年中(六月至七八月间)。有位日本学者主张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发生在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宣言》文件之制定和《共产党》刊物的创办均为1920年11月，以此为依据，论证1920年11月为中共创立的时间，自然是有力的。然而，假如以此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又无以解释1920年11月之前，已经出现了“社会党”，和由它创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及8月《劳动界》的创办、《新青年》变为党的刊物和《共产党》的筹办，指导领导各地建立党的支部等一系列活动。因此，中共创立时间应早于1920年11月。

　　大致过程是：陈独秀于是年5月先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开始建党准备。据现存参加中共创建的俞秀松日记(1920年6月17日-7月25日)7月10日记载有：“经过前回我们所组织底共产党”。[33](P297)党史界有些人推断7月10日前，已经成立“社会共产党”。不过，俞氏6月17日-7月9日的日记中，俞在上海期间，并无参加组建党的活动的记载。而据施存统回忆，6月间，陈独秀、李汉俊等筹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这一过程中，陈独秀等人起草党的纲领，改良派张东荪和三民主义派戴季陶退出。

　　据推动中共创立的俄共代表维经斯基1920年8月17日报告记载：7月19日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五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他，下设三个部：出版部、宣传报道部、组织部。宣传报道部成立了华俄通讯社，出版报纸；组织部开展学生工作，并要派人开展工人、士兵工作；在各工业城市建立革命局(支部)；准备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苏联学者K. B.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苏联《远东问题》，1980年第4期)说：1920年7月19日，上海的“中国积极分子”会议上，陈独秀、李汉俊等赞成成立中国共产党，其后李达、施存统、周佛海、俞秀松等亦赞同。7月19日，“最积极的中国同志们”开会，成立“革命局”。

　　其后，即有8月15日《劳动界》创刊，22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9月1日《新青年》从同人刊物变为党的刊物。同时，陈独秀领导各地建立党的支部。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工作，于11月完成，党刊《共产党》11月7日创刊。

　　从以上简述中国共产党创立的过程可以看出，经过先前一段的酝酿，7月19日上海成立党的“革命局”，即由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和俄共代表维经斯基组成党的核心，并建立开展党的工作的几个部门，党的架构具备，党的各项工作由它部署安排。无疑，“革命局”这一党的核心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关键一步。有学者认为：7月19日会议成立的革命局，作为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指导中心，就是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实际上，1920年7月19日，可以作为中共创立的标志。

　　有学者引《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资料集(第38-39页)载：1920年7月初俄共远东事务全权代表威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从海参崴赶到北京，于7月5日-7日，召集派到中国来的俄共党员开会，就“即将举行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交换意见。与会的维经斯基委托陈独秀召集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开联合大会。这显然是催促成立共产党。有学者称，“这次会议发出了成立共产党的命令”。

      后来威经斯基与陈独秀等于7月19日开会成立革命局。恰巧，这一天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现在无法了解，莫斯科和上海这两个重要会议在同一天举行，是偶然巧合，还是事先有意安排。但1920年7月19日无论对于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都是一个重要日子。在7月28日共产国际“二大”第五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刘绍周(即刘泽荣，旅俄华人，曾创办中华旅俄联合会后改名旅俄华工联合会，任会长。他以俄共华员局代表身份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为共产国际“二大”大会委员会委员发言说：“就连中央位于上海的社会党，也在工人中享有越来越高的声誉。这个党是马克思主义党。根据它办的名称朴素的杂志《周报》，我们可以判定，这场运动确实很重要。”刘绍周发言的这句俄文原文为：

  “Но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центр которой наxодится в Шанхае，приобретаетвсе большую и большую популярность среди рабочих. Эта партия--маркситская.”

    他发言中的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партия有译为“社会主义党”的，非是，应译为“社会党”。刘绍周的这一发言可以证明：1920年7月28日前，中国共产党(起初称“社会党”)已经成立。

　　综合前述可知：

     1.中共创立日期上限为7月7日，下限为7月28日。以7月19日会议作中共创立的标志，与这个时间段是吻合的。

     2.中共创立酝酿过程中曾考虑“社会党”或“共产党”的名称，起初采用了社会党之名，后来征求李大钊意见，才改名“共产党”，  于是正式定名共产党。显然，这更符合俄共和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本质是俄共指导各国共产党、推进世界革命的机构)的要求(俄共代表就是来中国帮助组建共产党的)，避免与社会党第二国际相混淆。

     3.称党是“马克思主义党”，表明是按照俄共代表要求组建，得到俄共和共产国际认可的列宁主义党。

     4.1920年7月党已建立中央领导机构，设在上海。

　　至于党名，先称社会党，后来才改名为共产党，这并不影响中共创立时间的认定。试以俄国共产党的创立为例：俄国共产党于1898年成立时，由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叶加特林诺斯克等城几个“斗争协会”和崩得统一组党，其名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5年后，1903年该党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才制定党纲党章。其时党内出现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1912年该党代表会议(布拉格)，布尔什维克派与孟什维克派决裂，形成独立政党。至十月革命成功后，1918年该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才决定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后来又改名为联(苏维埃联邦)共(布)、苏联共产党。然而，这些演变并未斩断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源于1898年社会民主工党创立的事实。援引俄共创立之例说明，1920年7月19日，党的核心“革命局”建立，可以作为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标志，尽管当时还以“社会党”为党名，中共创立过程中，也曾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加入。

　　此后，陈独秀以个人名义在党刊《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发表《对于时局的我见》一文，阐发中共(先名社会党)的政治主张和立场，其中提到：“现在除俄罗斯外……所有国家都是资本家的国家……各国内只有阶级，阶级内复有党派。”“吾党对于法律底态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样迷信他，也不像无政府党根本排斥他。我们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久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本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本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后者胜利时，马上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对于他们的要求，除出版、结社两大自由及工厂劳动保护的立法外，别无希望，因为，吾党虽不像无政府党绝对否认政治的组织，也决不屑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利用资本阶级的政治机关和权力，作政治活动。”文中数次以“吾党”自称，透露了党已创立。这期刊物于1920年9月1日发行，文章当写于七八月间，与中共创立时间正好相符。

中国共产党一九二O年创立辩(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