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陈独秀由重庆迁到江津，这里是他生命旅程的最后驿站。江津四年，他度过一生中最为寂寥、艰难的岁月。正是这样的日子，他得以静下心来阅读和写作，除完成文字学著作外，还吟哦书写了二十多首诗和对联。这些诗作，既是他斐然文采的诗意才情的自然流露，更是他傲然不屈的人格魅力的真实体现。 战时江津成为中国的大后方，这里集中很多从安徽逃难来的文化人。世交晚辈葛康素正是此时前往探访，多年不见，相见后不禁惊讶：“先生老矣，着布衣，须发斑白，惟精神矍铄，尚未失少年豪俊之气”。陈独秀已是衰飒老者，山河破碎后的颠沛流离，已使他疲于奔命，而在江津竟能与那么多的故交相逢相聚，又使他的破碎的心多少获取欣悦的抚慰。他与老友方孝远相逢，并有感而作《与孝远兄同寓江津出纸索书辄赋一绝》，所抒发的正是劫后余生的感慨：
何处乡关感乱离，蜀山如几好栖迟。
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 乱世之中的江津，对于飘泊无依的老人，就像身体凭依的几案一样，是仆仆风尘的流难人的最好的栖迟地。处此苦难岁月，他乡遇故知，其心情的愉悦，自是难以言表，而更让诗人欣慰的是，各自个性都没因岁月的困顿而有些许的改变。“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白居易有诗：“疏狂属年少，闲散为官卑。”这里的“疏狂”也就是葛康素所说的“少年豪俊之气”。陈独秀老矣，且又历经坎坷曲折，然其刚烈豪放的个性，并没因此而有所收敛，反是越挫越超凡脱俗，越挫越特立独行。他的“疏狂”就是贯穿一生的怀疑与批判的精神，也就是他挂在嘴边常说的：“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疼不痒的话”，“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绝对不怕孤立。”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受此刺激，他愤然而作《告少年》。他的学生何之瑜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这首诗，是陈仲甫先生在四川江津鹤山坪听见史大林（斯大林）和希特拉（希特勒）成立了‘德苏协定’的消息，那正是一个无月的黑夜，他‘有感而作’的。”这是陈独秀晚年最长的一首古风体诗。他从进化论的角度指出：“局此小宇内，人力终难轻。吾身诚渺小，傲然长百灵。食以保躯命，色以延种姓。”这是人类生衍发展的基本路径，同时，又对几千年的弱肉强食的极权政治进行鞭笞，“相役复相斫，事惯无人惊。”人类社会不就是生活在这种相互奴役、相互厮杀的永久的大黑暗之中吗？谁是人类社会黑暗的罪魁祸首？“伯强今昼出，拍手市上行。”“食人及其类，勋旧一朝烹。”“高踞万民上，万民齐屏营。”“是非旦暮变，黑白任其情。云雨翻覆手，信义鸿毛轻。”他在诗后作了批注：“伯强，古传说中的大疫厉鬼也，以此喻斯大林。今日悲愤作此歌，知己者，可予一观。”何谓大疫厉鬼，乃瘟神，类似今天的非典、口蹄疫和甲型H1N1流感。这个凶神竟在青天白日之下,横行世间,坏事做绝,劣迹斑斑。苏德协定的签约,莫斯科大审判的结束,一大批当年列宁的战友的被迫害,对陈独秀是如此的触目惊心，匪夷所思。已在云南的濮清泉得到这首诗后，曾去信质疑：“《告少年》是对一般独裁者而言，还是专指斯大林。”他复信说：“我给所有独夫画像，尤着重斯大林。”诗人又写道：“哲人间出世，吐辞律以诚。忤众非所忌，坎坷终其生。”一年前，他在南京蹲大狱时，就给前来探望的汪原放写下了这样的话：“天才贡献于社会甚大，而社会每迫害天才。成功愈缓愈少者，天才愈大；此人类进步之所以为蚁行而非龙飞。”如此前后联系，我们就会看出，他对天才或哲人不能为社会俗众所容纳，是多么的忧虑和不平。一方面越是伟大的天才或哲人，在全社会的压迫下，“成功愈缓愈少”，“忤众非所忌，坎坷终其生。”另一方面则是压抑、迫害天才或哲人的最直接后果是，人类社会的进步迟缓，“为蚁行而非龙飞”。当然，他是以天才或哲人自况。尽管“善非恶之敌，事倍功半成。”诗人却从不言败，从不放弃。“毋轻涓涓水，积之江河盈。”而更重要的是诗人对青年寄与希望，早在《新青年》初创时，诗人就“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几十年过去了，他仍然希望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就是诗中所说：“亦有星星火，燎原势竟成。作歌告少年，努力与天争。”不信天由命，不得过且过，敢于与天斗与地斗，与极权政治斗。一个人的力量是微薄的，众人的力量是强大的，全民族的觉醒就足可“燎原势竟成。”他的一生极富悲剧色彩，因此，在检讨一生的行止时，不免惆怅和唏嘘：“我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竟未能给贪官污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击，说起来实在惭愧和愤怒”。他十分清楚自己已是个独行客，但他又“绝对不怕孤立”，更加注重“自己独立的思想”，“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他的《寒夜醉成》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
孤桑好勇独撑风，乱叶狂颠舞太空。
寒幸万家蚕缩茧，暖偷一室雀趋丛。 他执着于“自己独立的思想”，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开除出党，又为年轻的托派所不容，就是这样，他仍然坚守而奋斗着，就似那“乱叶颠舞”之中，一棵独力撑持的“好勇”的“孤桑”。在寒潮袭来，大家趋暖而居时，诗人纵论天下，常常忘形于身外，以酒谈慨，依旧是心雄万夫，傲视天下，“自得酒兵鏖百战，醉乡老子是元戎。”这种沉郁悲壮的情绪，在他的另一首诗中似有同样的表现：“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在陈独秀结识的诸多文友中，与沈尹默的相识相交，颇有戏剧性。当年，他在杭州陆小任教时，曾在无意中看到沈尹默所书写的诗，此时他们并不认识，而对其诗作，心中已自有评论。第二天，他找到沈尹默，直截了当，开门见山地批评道，诗好而字俗。沈尹默多少有些惊诧,此公直率的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是,仔细一想,却又不失为“药石之言”，说的确有道理。这一当头棒喝,使沈尹默重新调整自己的书法技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终于成就著名的书法家。这段颇具喜剧色彩的经历,使他们成为莫逆之交。后来,他们又共在北大,因《新青年》而成为志同道合的同人。再后来,他们就天各一方,疏于音讯。如今，当他获悉沈尹默的消息,便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欣然作《寄沈尹默绝句四首》：在第一首诗中,他饶有兴味地回忆当年旧事.杭州西子湖畔饮酒作诗,好不自在。十年风雨,各自单枪匹马奔燕走吴,天各一方。急景流年,如今都已是衰病缠身的冉冉老者,又值山河破碎,干戈日起。此时此刻,多想与你重逢,浊酒一壶,共话情谊。在第二首诗中,他说自己之所以选择住在乡下，为的是可以看到绵亘的群山,可以听到潺潺的溪水。读书倦乏了,可就书而枕,听着杜鹃的啁啾.这是一幅多么怡人的图画。“不辞选懦事丹铅”。韩愈有诗:“不如觑文字,丹铅时点勘。”古人常将文字考订称之为“丹铅”。“选懦”犹懦怯。诗人在这里告诉老友，他正大着胆子，在撰写文字学专著《小学识字教本》。诗人接着感叹溯江西上以来，一直是病骨支离。时代大潮，社会风云都已与自己渐行渐远，渐被边缘化的感觉是，得失是非，哀乐荣辱的观念，已越来越平淡，再也不像年轻时那样的诗兴勃发，雄心万丈。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终究不是个消沉的人，“小诗聊写胸中意，垂老文章气益卑。”不平和不甘，正是他晚年的挥之不去的心结。最后，诗人对唐宋诗的审美，表现出独有的艺术观。所谓“天宝”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这里泛指盛唐时期的诗坛，这是唐诗最为繁荣、兴盛的黄金期，出现李白、杜甫、王之涣、崔颢、贺之章等著名的诗人。“无那心情属晚唐。”所谓“无那”乃无可奈何也。唐诗发展到晚唐，虽然余音回响，也出过“小李杜”，即李商隐、杜牧等，然终究是空洞贫弱，情调颓丧，与盛唐相比，自是“无可奈何花落去。”艺术的通达和发展，不在于你去追求“薄苏黄”，即接近于当时代表宋诗最高标准的苏轼、黄庭坚，而在于你因时而变，与时俱进，而这正是诗人所孜孜追求而不怠，并不仅仅局限于艺术了。他虽是著名的新派人物，然旧学功底极为扎实。当年在北大，除却蔡元培的支持外，如无文字学的专长，谅也是很难立足的。他的文章学问，知识圈内有目共睹。江津的暮年生活，给他留下空闲的时间，因此而得以挥毫赋诗写联。他和著名的佛学大师欧阳竟无过从甚密，在得知欧阳竟无藏有《武荣碑》帖时，艳羡之余，乃以诗代柬，向之借阅。
贯休入蜀惟瓶钵，卧病山中生事微。
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 贯休是唐代的大和尚，有诗：“一瓶一钵垂垂老，万水千山得得来。”故又称得得来和尚。诗人以贯休自喻入蜀的艰辛，卧病山中且家计匮乏，眼看年关将近，家家都已备足猪肉和鸡鱼鸭，准备着过年了。自己虽已是又老又馋，却不为“家家足豚鸭”而心动，只想借得《武荣碑》独自欣赏观摩，如能遂愿，那么这个年也就过的比任何人都有滋有味，让人羡慕了。他在江津题写了很多诗联，这些诗联的艺术价值，诚如叶尚志先生所云：“真是意飘于诗联之外，育蕴于书法之中，这便是诗家倡言诗贵含蓄，意在言外，余音袅袅，韵味无穷。书法家张扬功在书外，品蕴其中。所以文人书法讲究表现丰富的内涵、深厚的教养和多姿的文采，与专业书匠只会写字不讲内涵不同。陈独秀先生的书法、诗词、对联，形式和内容水乳交融，艺术性和思想性高度统一，高超卓越，非但与写字匠不可同日而语，且与一般市井书法家大异其趣，给人以真善美的高层次享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切无常，万有不空。”是他书赠太虚法师。其间富含哲理，内蕴禅机妙思。“坐起忽惊诗在眼，醉归每见月沉楼。”是他题赠台静农父子。更见其云水襟怀，学者风范。他为清末民初学者、教育家方守敦撰写的挽联：“先生老死无乡长，小子偷生亦病夫。”真诚地表现出自己对前贤长辈的崇敬和追思。他对捐款兴学的邓蟾秋尤为敬重，先生七十大寿，他不仅篆书“大德必寿”、“寿考作仁”，而且还书写寿联：“火学从衡称卓彦，事功耀赫当寿铭。”同乡医生程里鸣是他的好友，常借串门之机，给他问脉诊治。一日，程里鸣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人们都说你老先生是半截子革命。”他听罢摇头叹息：“你行医，不懂政治，你为我治好了病，无以答谢，给你写幅对联。”这幅对联是：“美酒饮到微醉处，好花看到半开时。”这就是他对“半截子革命”的回答，比喻贴切，自嘲中不乏调侃和慨叹的意蕴。他留下的最后一幅诗联，当是给江津县长罗宗文，诗联是：“还师自西旅，祖道出东门。”据罗宗文回忆：“1942年3月下旬，我调任铜梁，在离开江津之前，求他写了这幅对联：‘还师自西旅，祖道出东门。’……殊知我刚一到铜梁，即在报纸上看到他逝世的消息，乃将对联裱好珍藏留作纪念。”
日白云黄欲暮天，更无多剩此残年。
病如垣雪销难尽，愁似池冰结愈坚。 这是一个冬日的黄昏，雪后的天气更为阴冷肃杀。望着矮墙上的皑皑积雪，瞅着池塘上的厚厚冻冰，多像自己日益严重的病体和难以排解的愁绪。入川后，他的高血压病日益严重，以至发展到“不能用脑，写作稍久，头部即感觉涨痛，耳轰亦加剧耳。”他曾打算去成都、贵阳一游，都因为病体不支而作罢。心仪已久的成都、贵阳之行，成为他永远的遗憾。他自幼丧父，过继给叔叔陈衍庶为子，婶母谢氏视为己出，养育之恩，胜过亲母。到江津后，他让三子松年将谢氏接来，以养老送终，尽人子之责。看着老人双目失明，步履蹒跚的惨然晚景，也是多病之身的他，又怎能不触景生情，感慨伤怀呢？谢氏到江津不久便去世，他的深切的思念之情，一直郁结于心，在给友人的信中悲痛地说：“先母抚我之恩尊于生母，心丧何止三年，……弟遭丧以后，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轰鸣，几于半聋”。悼念慈母的哀思未减，又增老友蔡元培逝世的噩耗。蔡元培对他有知遇之恩，想当年，蔡元培长北大的第一件事就是聘他为文科学长，放手让他进行文科改革，其间关爱呵护，才使他在北大立足，且使改革圆满成功。后来，虽然他们一为国民党元老，一为中共领袖，政治上已成水火。但是，每当他被国民党逮捕时，蔡元培都能伸出援手，给予帮助。此恩此情，令他终生难忘。他在回首往事时，动情地说：“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蔡先生照拂，今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痛矣！”1941年，对于他来说是极为哀惋凄楚的一年。他早已听说老友李光炯避难成都，几次欲往拜访，都因病体而不能成行。谁曾想老友竟在成都逝世，闻此噩耗，凄然作《悼老友李光炯先生》：六年前，老友李光炯先生视余于金陵狱中，别时余有奇感，以为永诀。其时，余生死未卜，先生亦体弱多病。抗日军兴，余出狱避寇入蜀，卜居江津，嗣闻光炯先生亦至成都，久病颇动归思。闻耗后数日，梦中见先生推户而入。余惊曰：“闻君病已笃，何遽至此？”彼但握余手笑而不言。觉而作此诗寄余光烺君以纪哀思.光烺笃行好学,足继先生之志。先生无子而有婿矣。
自古谁无死,于君独怆神。
撄心为教育,抑气历风尘。
江津有他的故友新交，而故人的凋谢辞世，往往使他陷入悲切的怅惘之中，处此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他更有“少年乐新知，衰暮思故友”的感觉。他写道： 刚刚悼念过老友李光炯，大姐又病逝于江津上游的油溪镇，终年69岁。他兄弟四人，长兄、二姐已经过世。惟有这一长一幼相为扶持，跋涉于漫漫的人生旅程。在这荡析离居的艰难岁月，大姐竟殁于异地他乡，实在令他肠断魂消，痛心入骨，遂长歌当哭，作《挽大姊》。这是他晚年所写的一首较长的古风体诗，全诗三百言，仅次于《告少年》。诗意悱恻缠绵，字字情真意切，读来哀娩动人，是他晚年诗作的佳篇。他在诗中回顾手足分离的痛苦，不禁叹息：“大姊今又亡，微身且苟延。”自己一生奔走，与家人聚少离多，“余壮志四方，所亲常别离。”只是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沦陷区人民逃难，他才和家人一起溶入“避寇群西移”的人流之中。他和大姐相聚于汉口时，大姐还没有多少衰老的容颜。三十年前姐弟离别，三十年后乱世相逢，那种亦喜亦悲的感觉，是难以言表的。短时的相聚已然忘却身在乱世之中，后来，又都居住在江津，姐弟又像往昔那样的相随相从。这是一段珍贵而又愉悦的记忆。他在诗中缅怀大姐勤俭、孝顺、贤惠的一生。“相夫营市贾，勤俭意拳拳。”“纨素不被体，兼味素所訾。家人奉甘旨，尽食孙与儿。”“生存为后人，信念不可移。肥甘既失养，身心复交疲。”这些美德给他留下不尽的思念，而姐弟的最后一别，更是永远地留在他的记忆之中，那是1941年春，他由江津回鹤山坪时，大姐相送于西城外，姐弟相对无言，似有万语千言，又不知从何而说，一种不祥的征兆隐然于心。“斩爱力穷翻入梦，炼诗心豁猛通禅。邻家藏有中山酿，乞取深卮疗不眠。”亲友迭逝，给他的穷愁潦倒的残年以沉重的打击，那丧失亲友的悲哀，使他整夜整夜的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想起邻居藏有名酒中山酿，这可是疗治失眠的最好药方。如能讨得深深的一杯，便可在醺然大醉中麻醉自己，以忘却痛苦的哀愁；在炼诗锻句中心胸豁然，以求得自我解脱。他的江津诗作中不乏病、愁的诗句：“西来病骨日支离”，“病如垣雪销难尽，愁似池冰结愈坚”，“卧病山中生事微”，“干戈今满地，何处着孤身”。这是他在江津生活的真情实状。在他最为严峻的困难时期，一个名叫杨朋升的青年军官，给了他最为关键的帮助。从1939年5月至他去世，他致杨朋升的信就有四十多封，凡世事、人事、家事，信中都是畅开心扉，无话不谈。1939年11月11日，他的信中有这样的话：“夫人命书，率尔寄达，不恭之至。”这个“率尔寄达”的就是《朋升夫人和平女士寄纸嘱书手册，即奉一绝》：他和杨朋升的相识是在1937年，也就是他出狱后不久。杨朋升，四川渠县平安乡人，生于1900年，比陈独秀小21岁。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以卖字刻章维持生计。一次偶然的机会，被四川军阀杨森赏识，即带回军中器用，后又资助他去北京大学读书。后来，又两次留学日本，进入军界。他爱好书法，尤长于篆刻。陈独秀出狱后到武汉，杨朋升已是武汉警备司令部领衔少将参谋，兼武汉防空司令部筹备处办公厅副主任。就他们的年龄差距，陈独秀完全有理由摆谱拿架势，可从他给杨朋升的信中不难看出，他对杨十分尊重，每封信都以“老兄”相称，而自称“弟”。这固是一种谦逊的自称，但也可见杨在他心中的位置。至于他们经何人介绍，怎样相识，比之他们之间山高水长的友谊，已经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了。武汉在他记忆中有着过多的酸楚和屈辱。八七会议时，国际代表拒绝他参加会议，剥夺他自我辩说的权力。辛苦狱中五年，出狱后，本打算集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谁曾想王明、康生等反诬他是“托派汉奸”，蒙受着有生以来的不白之冤。如此无中生有，黑白颠倒，令他无比的愤怒，所谓“不堪回忆武昌城”，当指此羞此辱。这一切，他都与杨朋升有所讨论。1939年，他批评斯大林的长诗《告少年》，分赠几位朋友，其中就送给了杨朋升。次年6月12日，他致信杨朋升：“彼等对弟造谣污蔑，无所不至，真无理取闹。”这里所说的“造谣污蔑”，指的就是不白之冤——“托派汉奸”的事，可见，他对杨朋升的信任，已超过一般朋友的范畴。这样一个“老病之异乡人”，如果没有杨朋升等的经济援助，那一定是穷途末路，不可终日了。他对杨朋升的援助，无以言表，只是在心中时时感念，关心他和家人在战时的安危。这在他给杨朋升的信中触目可见：“闻成都前昨两日被炸，兄处平安否？”“尊寓平安否，至以为念”。“连日闻成都有警报，致函询问又不得复，正惶恐时”等，可见其关切之殷。他所作《寄杨朋升成都》，更是把这种思念之情跃然于纸上。武昌是他“不堪回忆”的地方，而他一生行迹所至的诸多地方，却给他留下难忘乃至美好的回忆。他的学生陈中凡受广州中山大学之聘，将去文学院任职，来函相商于他，他复信“极表赞同”，并给陈中凡寄去《春日忆广州绝句》：那已是二十年前的往事，当年受陈炯明之聘来到广州，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在广州不到一年，就被中共一大选出的中央局召回上海。逗留的时间虽然短促，而广州却给他留下美丽的记忆。罗浮山隐隐约约，仿佛是海外仙山。每当春潮初上，放眼望去，盈盈汪汪的珠江春水，姹紫嫣红的湾畔花草，真有“白荷红荔半塘西”的风韵。他提醒陈中凡，再去广州时，可千万要游览胜景，别耽误了好山好水好风景。“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大凡秋月能勾起人们的忧忧心事，尤其是文人更有对月遐思的情愫。那些已然逝去的往事，总是纠缠在他的心头。他重新挥毫书写三年前所作《对月忆金陵旧游》：诗的落款：“壬午暮春写寄静农兄，独秀自鹤山坪”。夏历壬午年为公元1942年，也是这一年的一月七日，他又作《漫游》：诗后写道：“录近作一绝以寄静农兄
民卅一年一月七日
独秀书蜀之鹤山坪”。陈独秀逝世后不久，台静农在诗尾附记：“先生逝世于五月二十七日，距是诗之作才四个月又二十日耳。”可谓陈独秀的绝笔。与同年誊写旧作《对月忆金陵旧游》相比，他的心境可谓真的“豁然猛同禅”，生命态度是那么的达观乐天，再也不愿为老而多病发愁忧心，而是从“峰峦出没”、“胜景多门”中寻找生命的意义，生活的情趣。他多少有些“老夫聊发少年狂”，在年轻人新婚之喜的欢乐场合，你同样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忘却了自己的年龄，和青年人一起调笑、打闹。一首《闹新房》，足可看出他天真快乐的赤子情怀：从长江尾至长江头的流放，从南京到江津的奔走，不知不觉中，生命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远离尘嚣，告别了轰轰烈烈，生活中多了份平凡和恬静。春耕时节，大地被嫩绿的秧苗所覆盖，晚霞衔着半边山如彤彤烈焰。这红红绿绿的世界，诱使诗人倚靠柴门，放目远眺，将所有的忧伤和不快，统统置之度外。他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更热爱脚下的这方热土，晚年所作《郊行》，正是他留连美景的抒情之作：江津晚年贫病交迫，他没被艰难困苦所压垮，反以坚韧的毅力，足音蛩然的走完自己的人生之旅。诚如陈中凡哭陈独秀《哀词》所云：“生不遭当世骂，不能开一代风气之先声；死不为天下惜，不足见确尔不拔之坚贞。生死皭然斯何人，怀宁仲甫陈先生。”【原载《书屋》2014年11期、《读书文摘》2017年12期】张家康，文史作者。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会员。福建《党史月刊》特约作者。著有《新青年时代巨变中的人与事》（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了诸多文章。这些文章中，多篇被《新华文摘（网络版）》《新华月报》《作家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等文摘报刊和香港《文汇报》、美国《侨报》等报刊转载。多篇被一些丛书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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