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鲁迅小说的引路人

1917年初，陈独秀来到北京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随后《新青年》杂志也由上海移到北京。

4月，鲁迅的弟弟周作人进入北大，担任文科教授、国史编纂处编纂员，成为陈独秀与鲁迅之间的牵线人。

当时的鲁迅看到辛亥革命及其后一系列斗争的失败，就“用了种种办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钞古碑”使自己“回到古代去”，让生命“暗暗的消去”。陈独秀知道鲁迅的才华后，即派周作人、钱玄同多次前去启发，并一次次约稿、催稿，将鲁迅从消沉中唤醒，写出了一篇篇“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的小说。

《新青年》

1917年8月9日，陈独秀委派《新青年》编辑部成员钱玄同来到位于北京宣武门外绍兴会馆的鲁迅寓所，拜访埋头“钞古碑”的鲁迅，并向他约稿。鲁迅起先想拒绝，痛苦地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物，不久就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中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回答鲁迅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无毁坏这铁屋的希望。”于是，鲁迅抱着这一线希望，试着写了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并第一次用“鲁迅”的笔名向《新青年》投稿。

陈独秀看到鲁迅的稿子以白话小说的形式，内容又“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字字渗透着血和泪，悲愤地控诉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完全与自己的思想相吻合，“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从1918年1月起，陈独秀特邀鲁迅参加《新青年》编辑部会议。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及1920年陈独秀筹组共产党后，新文化阵营分裂，《新青年》成为中共中央机关刊，陈独秀还是一遍又一遍地表示“很盼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急切诚恳之情溢于言表。

正是在陈独秀的催促下，鲁迅“便一发不可收”，写下了大量“小说模样的文章”，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号开始，到1921年8月1日第9卷第4号止，在该杂志上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风波》《故乡》等五部小说，还有四部翻译日本和俄国的小说，以及多则随感录、通信等。尤其是这五部小说，奠定了鲁迅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文学巨匠的地位。

位于重庆市江津区的陈独秀旧居

1920年9月28日，陈独秀在给周启明（周作人）的信中，还表示要为鲁迅出版小说集：“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鲁迅感其热诚，采纳陈独秀的建议，集拢了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14篇短篇小说，编成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并于1923年8月出版。

鲁迅也毫不掩饰自己对陈独秀的崇敬之情，他把自己这一时期创作的小说称为“遵命文学”，把陈独秀视为“革命的前驱者”和“主将”。鲁迅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

1933年，陈独秀因进行抗日反蒋被国民党关进监狱里。3月5日，鲁迅在撰写《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时，谈到自己怎样做起小说来时说：“《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马玉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