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史》与中国社会理想探索

（一）一位带有时代伤痕的昔人

不经意间，又接触到《创业史》。

最初接触到《创业史》是在中学时代，有篇文章叫《梁生宝买稻种》，节选自这本书，描写了梁生宝在湿漉漉的火车站寻找过夜地方的情景。为了节约买稻种的成本，他吃着从家带来的干粮,顶着准备装稻种的麻袋当雨披，在有些灯光却昏暗斑驳的街道上终于寻到一块免费的可以避雨、可以躺下的地方。在整个过程中，除了买稻种，一切都不重要，梁生宝心中充满着热情的希望之火，这火正在熊熊燃烧，它能浇灭前进道路上出现的任何困难。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间节点上，一个时代轰轰烈烈却渐行渐远，而另一个时代的车轮声已在不远处隆隆响起。

前一个时代开启时，中华大地到处都充满着对未来的期待，一切似乎都欣欣然，刚张开了眼，似乎天堂就在不远处，剩下的，就只需将满腔的热情付诸行动。《创业史》应运而生，准备永恒地记录一个伟大的时代。但当历史的车轮滚到八十年末九十年代初时，《创业史》已被定格成永远的历史。出现在中学教本中的节选《梁生宝买稻种》，不知不觉其教学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刘立金，一位很特别的老师，五十左右的年纪， 清瘦，黝黑，戴着一副粗黑边框眼镜。不知这眼镜是近视还是老光，很少看到他摘下。粗黑边框的眼镜覆盖在他清瘦的面上，有些显眼，但更显眼的却是他的头发。这头发很长，整齐地向后梳去，发梢也是整齐，低于耳垂，在颈部形成一圈。这种发式，犹如女性“二头毛”，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交替之际，极为罕见，可谓特立独行，自然是引来同学们关注和猜测。

据说他曾是“牛鬼蛇神” ，住过牛棚。那时的学生规矩，师生界线明晰，不敢套近乎乱打听。刘老师平时喜欢穿中山装，青灰色，笔挺，走起路来也是腰板直立，目视前方，一脸严肃，很少有同学去接近他。

据说他私塾出身， 上课喜欢摇头晃脑，一头长发经常随着他脑袋的晃动而摆动。他是唯一曾伴着节拍韵律，摇头晃脑地给我们吟唱唐诗的人，使我们更加觉得他怪异。

当他给我们上《梁生宝买稻种》时，引导我们根据文字在脑海中复原梁生宝顶着麻袋在车站找地方睡觉的情景，但那时的我们对文字的敏感程度实在不敢恭维。

后来他就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当时的情景，并聊到了曾有一位老师在上公开课时，穿着破衣，披着麻袋，在听课老师和同学们众目睽睽之下，从教室外面一路寻找着进来。刘老师说，当时听课老师们很惊讶，对这种行为褒贬不一。作为懵懂的我们，对文字的敏感性不强，对这些八卦却是挺感兴趣。

接下来，刘老师开始表现的愤慨了。他指责那位上公开课的老师，不顾教师的尊严和体面，是在给全体教师丢脸， 是教师自己不尊重自己的表现。

刘老师的这个态度使我们疑惑了好一阵。

（二）一本无法完成的书

“续写！续写！一定要续写……”

朦胧中，有个声音在那不甘而含期待地喊着，不知是来自百度上柳青粉丝的跟帖留言，还是来自内心的某个角落。我知道，续写已经是不可能了，它会毁了柳青，使他万劫不复。但不可能的挑战往往挑动着人们探寻的欲望，至少可以意淫一下。

《创业史》是为新中国而生的。它想让人们看到，旧中国富农们是如何创业成功的，而贫农们又是如何创业失败的。它还想让人们看到，梁生宝是如何创业的，他那一伙贫农们是如何创业的。它更想让人们看到，当社会重新洗牌，旧的社会体系和积淀被推翻，几乎是完全弃之不用的情况下，新中国是如何摸索着重建一套社会体系，是如何创业的。被丢弃的前者有着几千年的演化和禅变，而人们却在热切地期待着用几十年甚至十几年去完成整个社会的探索、重建、调整和稳定这一过程。其间政治主流与乡村伦理纠葛冲突在所难免，最终是政治主流荡涤乡村伦理，还是乡村伦理消融政治主流，柳青没有去想，《创业史》也就没有去想。带着柏拉图式的情感，柳青和他的《创业史》已准备好了为一个即将到来的伟大时代做记录。

《创业史》 计划写四部，但实际只完成了前两部，其文学价值较为突出的部分在第一部。这部主要写秦岭脚下一个小村庄在完成土改之后，贫下中农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对未来充满希冀，纷纷用农人的思维方式规划未来，紧接着进入集体化过渡时期时所发生的一系列冲突和变化。

到1953年，当新的政权在全国绝大部分（除台湾）地区得以站稳脚跟，社会逐渐趋于平稳时，政治理想在中国大地借助政权的力量被不可阻挡地推行。这块热土上的人，特别是几千年才逐步形成自己农村伦理的农人，先是期待中有所观望，随着经济上的好转，情绪被调动起来。1956年前后，随着整个社会经济在经过长期战乱摧毁后，触底反弹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充满希望的人们开始兴奋，并在政治理想的推行中逐步变得热情高涨，走向狂热，最终被自己的热情烧坏了思考能力。而政治理想借助政权不可阻挡地推行，使整个事情的发展逐步走向表面化，而生存的根本逐渐被抽空，被漠视，最终弄出个带有总结性的“三面红旗”。

这第一部《创业史》自1953年开始动笔，到1959年开始在《延河》上连载，其完稿时间刚好是整个社会经济上升时期，此时的政治理想也似乎前途无量。后期修改时，虽然政治理想的实施已出现一些问题，但不影响《创业史》第一部的全篇大局，它的单行本于1960年出版发行，发行量达到十万册，稿费一万六千多元。

有人说可以把这第一部当作历史书来读，因为它朴实地记录了当时当地的情况。当时指全国土改、互助组、农业合作社进程情况；当地指渭河边上特有的风俗人情，特别是那富有地方特色的语言、农人思维方式。如果没有对生活的亲身体验，是无法这样细致入微地走进小农们的内心世界的，是不可能活灵活现地描写出那些农人们质朴的小九九的。

《创业史》第二部自1961年开始动笔写，其时已处于“三年自然灾害”尾期。“三年自然灾害”无疑动摇了《创业史》创作的根基，整个社会的事情已不是按照人们美好的期待发展下去的。狂热之后是迎头痛击，底层面临的问题是生存，上层面临的问题是设法使经济不要崩溃，创业史再也不是最初预设的那样。接着是“文革”十年，写作基本搁笔。直到1977年6月，《创业史》第二部上卷才得以出版。而《创业史》第二部下卷是在作者去世后1979年6月才出版。但这第二部再也无法达到第一部的高度了，因为它写的是合作社时期，接下来它无法面对也无法逾越“三面红旗”的挫折。就连这第二部也是带着许多政治的烙印才得以出版的。

随着当时社会形势的发展，即使不考虑作者当时的身体状况，第三部、第四部也只能永远停留在计划中。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创业史》的写作整体是意淫。只能说，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建国初期，随着军事上的绝对胜利，整个中国被当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理想的实验场所。既然是实验，有失败、有曲折是正常的。但当时的社会形势只认可成功不认可失败，甚至去粉饰失败，掩盖失败。那些承认失败、反思失败的人，往往遭到打击，甚至从肉体上被消灭。然后，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仅非正常死亡人数，建国初期30年就以千万计。

时过境迁，当我们的国家走过了70年的征程，经过了艰难曲折，回环反复，政治逐渐成熟自信，已是今非昔比。而今我们再续前缘，怀揣着中国梦，一边前进一边磨砺，虽是高歌猛进，却也是一种寻路、探索和实践的过程。

这，是不是就是《创业史》又逐渐火起来的原因呢？

（三） 一位聪慧却殒于时代的作家

柳青，一位写农村，扎根于农村，把自己与农村农民融为一体的作家，也是一位敏锐的、有远见的作家。

中国在1952年底到1953年春完成土地改革。1953年3月，柳青定居皇甫村，开始《创业史》的写作。从时间节点上可以看出，柳青对时代的变化具有特殊的敏锐感。加上他自此长期混迹于农村，过着农民生活，外表与农民毫无区别，是一个生活实践型的作家。《创业史》第一部达到很高水准，具有无可争议的文学价值和史学参考价值。

当第一部完成出版后，柳青就开始纠结了。他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和“三面红旗”的挫折，已明确地看到社会出现了问题。未来，他的史笔该如何行走，成为了摆在面前的问题，他无法回避地要去思考。在这种情况下，1961年《创业史》第二部动笔了。虽然内心很纠结，但是初级社的前期状况还是可以写一写。不幸的是，十年文革又打断了他的写作，他被批判，被折磨，身心受到摧残。

当1972年周恩来出面开始要求地方保护病重的他时，作为一个作家，自然是倍受鼓舞。他对《创业史》第二部进行了精心修改，并于1977年出版第二部上卷。但因病情严重，柳青于1978年6月去世。第二部的下卷于1979年出版。

逝者已矣，但令人好奇的是，如果柳青挺过那个时期，他会写第三部、第四部吗？他能写第三部、第四部吗？他又如何去写第三部、第四部呢？